刘少奇和陈潭秋的关系

刘少奇陈潭秋对张学良的精辟分析_《满洲政治决议案草案》有关内容考

收录在《汇集》甲种本第3册的《中共满洲省委政治任务决议案草案》（以下简称《草案》）是刘少奇主持满委工作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关于这份文件的形成，《汇集》编者标明为1929年“十月十八日”，但这是收文戳记上的时间，实际成文比这要早半个多月。据考察，1929年9月中旬刘少奇出狱后曾不断接到哈尔滨市委的告急信，急需省委主要领导人前去指导中东路工人斗争。[22]但考虑到通过政治任务决议案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没有立刻去哈，而是先把孟坚派去，自己用半个月时间处理决议案有关事宜，包括主持起草和初稿的讨论、修改以及征求意见等项工作。等这一切忙完了他才于10月初匆匆赶赴哈尔滨。不过《草案》的具体执笔人还另有其人。据《汇集》同册所载的“令生”对《草案》的意见书中称：这个“决议草案”，“经过省委几次的讨论和争论，经过中央巡视员两次起草”。这个“中央巡视员”是谁呢？在1929年八九月间来沈阳的中央巡视员只有陈潭秋一人。陈是8月下旬抵沈的，正赶上刘少奇和孟坚被捕入狱，他以中央代表身份召集并主持省委紧急会议，确定丁君羊[23]、任国桢、饶漱石三人组成临时常委会，领导营救刘、孟出狱和省委其他日常工作。刘、孟“煽动工潮”案，“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24]刘少奇出狱后在考虑起草决议时感到自己分身无术，秘书长廖如愿限于水平又难于胜任，于是就将起草决议案的任务委托给陈潭秋。陈这次来满主要任务是调研，起草决议工作与之并无矛盾且易收相得益彰之效，因此他也就欣然接受了。由此我们可以认定现在的《草案》实际上是刘少奇和陈潭秋两位党的资深的革命家联袂起草的。

陈潭秋

《草案》洋洋万言，共有五项内容，前四项是分别对世界、中国和满洲政治、经济形势的分析，最后一项是对党的任务和工作策略的规定，是一部全面的纲领性文件。这里，我们只就其中有关张学良将军的一段分析加以考察：

满洲的统治阶级是买办地主的阶级出身，但在满洲的客观的经济环境之下，他已在由买办地主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蜕化的过程中（不过，这种蜕化同在日本帝国主义独占之下是非常困难的），他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所以他不得不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指挥，执行日本帝国主义的命令，虽然在日本帝国主义之强力压迫之下，但因最近日本对满洲侵略的加紧，感受深切的痛苦，尤其在政治上与经济上的发展，每每遇到极严酷的打击。因此，满洲统治阶级与日本帝国主义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国际形势的开展，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积极侵略的状态之下，只有一天天的加紧。[25](www.guayunfan.com)以上这段话是我们从《草案》第四项即《满洲经济发展及其前途》部分中摘引下来的。在这里，刘、陈二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原理对当时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当局的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进行了深刻分析，作出了张学良正在由“买办地主阶级”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他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与日本矛盾正在“一天天加紧”等这样一些科学论断。查遍当时中央和省委的全部文件和领导人言论，这样的论断确实未曾有过。有的只是所谓“张学良和乃父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反苏反共的军阀”、“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类通行说法。《草案》的论断，确实让人有耳目一新之感。

基于上述分析，《草案》在第五部分中又提出在东北以“反日为主”的方针和“扩大地发动群众工作”的策略路线。就是说，不仅要发展工农兵学各种群众斗争，还要开展上层的工作，例如兵士运动，不仅要发动士兵进行改善待遇等项斗争，还要注意争取“长官和民团领袖”的工作，甚至“对日本驻军的工作”党组织也要“决定适当的策略与办法去进行”。省委派郭任民等参加辽宁省国民外交协会和创建反帝大同盟及其在各地支部等项措施，都是上述“扩大”精神的具体应用。当然，类似中肯分析论断《草案》还有许多，本文就不一一介绍了。

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种正确的认识，在开始时并不被多数人所理解和接受，只有经过很长时间并付出了沉重代价之后，它才为多数人所认可，成为全党的财富。《草案》对张学良的分析和“扩大”反日运动的策略就遭遇了这样的命运。经过了两次起草和讨论修改的这份决议案并没有被正式通过，始终是个“草案”。对《草案》提出不同意见的不仅有现职省委委员、省委各机关干部和普通党员，还有曾在省委工作的老同志。例如，曾在东北长期工作并为中共满洲省委的主要创建人之一的吴丽石就是《草案》的激烈反对者。吴丽石于1929年7月经组织营救出狱后，在沈阳待分配期间，也收到了《草案》的征求意见稿。他认真地审阅了初稿，并写出了长篇书面意见，现在将他的意见有关对张学良评价部摘录于下：

满洲的统治者——军阀官僚本身就是极大的地主，主要的依靠封建式的垄断和剥削而生存壮大。他与帝国主义有极深厚的关系，在阶级利益上，自然是代表满洲的买办地主阶级……因此，不能因为统治阶级有点倾向资本主义的剥削，就决定“他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他感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深切痛苦”，“他与日本帝国主义间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矛盾”和“这种矛盾……只有一天天的加深”……这种结论显然是极大的错误。[26]

为什么是“极大的错误”呢？这位在东北工作已经4年之久的前省委领导人认为：

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对满洲的垄断和侵略是无地不入，民族资产阶级愈加不能独立，在经济上和日本帝国主义的联系及共同利害比较更加浓厚。民族资本家的余款存在日本银行，倚靠日本银行的接济，倚靠日本的运输机关，倚靠日本的机器材料，甚至倚靠日本帝国主义的顾主等等，日本帝国主义随便在任何方面都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死敌，民族资产阶级大部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虎口下吃取小牙空里漏下来的血肉屑。因此，他的民族性比较薄弱，“愈加不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愈加丧失他的革命意识，愈加增进他反革命的作用”。比关内资产阶级只有更加无耻的投降帝国主义。而且他在将来一定会要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来参加进攻苏联战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草案上单凭日本帝国主义对于满洲民族资本的严重压迫，就做出“满洲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意识逐渐加强”及“与日本帝国主义间的矛盾一天天的加紧”的结论，显然是错误的。[27]

在吴丽石看来，东北的民族资产阶级只是拾人牙慧的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附庸，对国计民生没有益处，而且是帝国主义的帮凶。他完全无视了肇新窑业为民族工业的进步作用和杜重远[28]这样实业家的爱国意识和行动。吴丽石对东北地区民族资产阶级成见之深、怨恨之重，并不是他个人的过错。这是当时党内普遍存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思潮的反映。大革命失败后关内资产阶级跟随国民党新军阀走向反动，奉系军阀张作霖乘机以防止“赤化”为名杀害李大钊等革命志士，张学良子继父业后又制造中东路事件，这一切都助长了党内的盲目仇视资产阶级和对蒋张政权的复仇心理，这是这种错误思潮产生的思想政治根源之一；中东路事件发生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对世界革命的形势作了错误的判断，并且要求中国共产党站在保卫苏联的立场上同进攻苏联的蒋介石、张学良政府作坚决的斗争，这种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消极影响是上述错误思潮在党内产生的思想政治根源之二。刚刚从张学良东北当局的监狱中被营救出来的这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没有摆脱这种错误思潮的影响，他在写给党中央的意见书中仍然认为《草案》对张学良的论断是“极大的错误”，并要求“重新起草”。以刘少奇为首的满洲省委对于前任领导人的意见非常尊重，同时送交中央，这就是这两份重要文件至今仍保存在中央档案馆的原因。但是一直到1930年3月刘少奇奉令调回上海，也没有见到重新起草的决议案。待到同年4月初，李子芬来沈接任省委书记后，则明确否定了《草案》的观点，并把这些观点视为前省委“右倾”的主要表现，“打人”国民外交协会的策略也被“打倒”国民外交协会的策略所代替。再后，在李立三和王明“左”倾错误时期，《草案》的观点更一再被指控为“关外主义”、“东北特殊论”、“上层勾结”而不断受到口诛笔伐。一直到1935年12月党中央瓦窑堡会议以后，才逐渐受到全党的承认。屈指算来已经是6年时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