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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浩抵制王明“左”倾错误一例

时间:2023-03-20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张浩抵制王明“左”倾错误一例_《振鹏自满洲归来的报告》考《汇集》甲种本第9册第387页有一篇《振鹏自满归来的报告》,作者的本意是向党中央告发张浩[28]反对“国际路线”的错误,然而今天谈它,我们却从中看到了张浩作为共产党员的坚强的党性和令人敬佩的革命家的风范。[29]张浩究竟是不是坚持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呢?比如第一条罪状是说张浩“否认了四中全会的结论”。这件事也被认为是张浩“冒险主义”的一大表现。

张浩抵制王明“左”倾错误一例_《振鹏自满洲归来的报告》考

《汇集》甲种本第9册第387页有一篇《振鹏自满归来的报告》,作者的本意是向党中央告发张浩[28]反对“国际路线”的错误,然而今天谈它,我们却从中看到了张浩作为共产党员的坚强的党性和令人敬佩的革命家的风范。

1931年1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全党占据了支配地位。为了执行他们的主张,王明一伙打着“反对立三主义”、“贯彻国际路线”的旗号,打击和排斥持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振鹏这份小报告,也反映了这一特征。报告开头煞有介事地断言:

在奉天的看守所中,发展着严重的两条路线的斗争,而立三主义在看守所中的代表,就是仲丹同志。[29]

张浩究竟是不是坚持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呢?对此他自己的回答是:

我因为理论基础的薄弱,对于党的全部工作及情形的不了解,以及对组织上的过度信任,以致我没有能如韶玉同志等一样,能够对整个的立三路线作战……但是,我在个别策略上是反立三主义的……一九二九年在广东,一九二八年在湖南与贺昌同志的争论,在全总特派员会议中……一直到三中全会,我都在不断的与党的立三路线争斗。在满委我提出白色农村中应以组织五抗运动为中心策略,在三中全会我反对了兵士暴动及强迫罢工……因此,我是反立三主义的,只是未能在总路线上去反对,而只是在策略上,这只是程度上的差别。[30](www.guayunfan.com)特别是在1930年全国总工会党团节第五次会议上,他以特派员身份参加,会上李立三提出所谓职工运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政治罢工和同盟罢工”的错误主张时,张浩和林育南[31]当即表示反对,认为大革命失败后形成的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局面还没有根本改变,“武装暴动和同盟罢工的时机还不成熟”,即使组织普通的罢工也应该“肃清委派制度”和“命令主义”,防止“强迫罢工”。[32]他还说:“在满委我提出白色农村中应以组织五抗运动为中心的策略,在三中全会我反对了兵士暴动及强迫罢工”,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因此,我是反立三主义的”。附带说明,张浩所提到的“韶玉”正是王明本人。王明原名陈绍禹,因口音上的差别有时也唤作“韶玉”、“少宇”等等。当时他正红得发紫,张浩敢于直呼其名,对这位大名鼎鼎理论权威说“不”,也是需要勇气的。

张 浩

接下来,小报告比较详细地讲述了他们与张浩的“斗争”过程。据说,从1931年7月作者从哈尔滨到奉天监狱一直到1932年初出狱返沪,大约半年多的时间里,他和监狱中党组织“干事会”的负责人李子芬、饶漱石等通过书面和口头等方式,同张浩进行多次争论,但是张浩的立场和态度始终“没有丝毫的改变”。透过作者歪曲的叙述,我们仍可看到,在半年多的辩论中,一面是扣帽子、打棍子、无限上纲;一面是摆事实、讲道理,双方的是非曲直,不言自明。在激烈争论中张浩没有忘记党的组织原则,作为党员他一方面表示无条件服从党的中央全会的决议,另一方面在党的会议和与党组织负责人谈话中他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与王明等人的不同意见。小报告中说他“采取了巧妙的方式(逃开正面的回答和结论,专在枝节问题上发展……)来掩护他的错误”,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可见张浩不仅是敢于坚持真理的勇士,而且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模范。

在小报告的结论部分,作者一口气罗列了张浩坚持“立三主义”的错误的六大罪状和反对“国际路线”的四大表现,但是经过历史的沉淀再看这些“罪状”和“表现”,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脚。

比如第一条罪状是说张浩“否认了四中全会的结论”。因为“四中全会指出党的立三路线的错误由六月十一日决议起正式开始”,而张浩认为“从一九二八年就有了”。尽人皆知,1930年6月11日通过的《争取一省数省革命首先胜利》的决议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的标志,但是党内冒险主义的错误倾向在此以前是早就有了的。张浩根据切身的实践经验得出“1928年就有了”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再比如,作者指责张浩反对“列宁说的‘监狱是革命者的修养所’的原则”,“以为监狱对于政治犯如监狱外面一样是我们的战场”。列宁的话本意是要求革命者以乐观态度对待入狱问题,张浩是说革命者应该将监狱作为特殊的战场,坚持革命斗争,两者是针对不同的思想倾向而说的,其基本精神并不矛盾。怎么能上反对列宁原则的“纲”呢?

再比如,据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次日,即19日凌晨,张浩曾向监狱中党的干事会提出“应当准备冒险的突狱”,干事会认为情况不明,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这件事也被认为是张浩“冒险主义”的一大表现。其实从历史上看,张浩就是一位智勇双全的地下工作者,他曾多次靠自己的勇敢机智,化险为夷,这一点已在同志中传为佳话。试想,当时日军突然发动进攻,国民党当局不知所措,监狱一时陷入混乱状态,这一组织越狱的良好时机,他怎么肯放过呢?事后张浩对作者说:“你是否觉得今天上午我们失去一个很好的机会?”“听说有一两点钟,没有警察守大门。”如此看来,干事会果真采纳他的意见乘乱越狱,狱中的这批“政治犯”至少提前三个月就已经跨出奉天监狱的大门了,这还不足以证明张浩的主张是正确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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