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保中纵论辛亥革命_《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考

周保中纵论辛亥革命_《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考

东北抗日联军是一支文明的队伍。在紧张激烈的战斗和军事训练中，他们仍不放松学习革命理论、研究中外历史、洞察世界风云，用以提高指战员的思想政治素质和文化品位。《汇集》甲65所载周保中在抗联教导旅中共党组织全体党员和青年团员代表谈话会上的报告纲要《为辛亥革命三十三周年而作》，就是他们重视这方面工作的佐证。

报告纲要写作时间是“1944年10月9日”也就是“民国33年”双十节的前一天。地点是抗联教导旅旅部所在地，也就是设在前苏联境内伯力城附近的北野营。周保中他早年投身革命，参加过“靖国护法”和北伐战争，因战功数擢至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师少将副师长。九一八事变后受党中央派遣到东北发动和领导抗日游击战争，时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抗联教导旅旅长，是抗联后期的主要领导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

周保中学识渊博、经验丰富，是一员“儒将”。他的这篇报告纲要写得很精彩。纲要分两大部分，前面是总结过去，分析辛亥革命以来33年的是非得失；后面是面对现实，分析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发展前途。通篇有理有据，堪称是以史鉴今、古为今用的佳作。(www.guayunfan.com)在纲要的第一部分，作者开宗明义，指出包括当时的抗日战争在内的以往33年的历史是“中华民族为独立解放和自由进步而斗争的三十三年”。

这不仅是对辛亥革命的性质和意义的高度概括，而且也是对当时抗联所从事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恰当的历史定位，明确告诉人们，抗联的斗争，归根到底是辛亥革命的继续。

谈到辛亥前的中国，作者写道：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进到新时代，自己是不甘落后的”。“然而昏庸腐败的满清贵族封建主统治着中国，束缚着中国的文明进步，排斥科学进化，压制人民意志，企图把中国的历史进步与世界分隔开来。”就是说他们完全背离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背离了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当人民起而反抗他们的倒行逆施时，他们又“残酷镇压”（如太平天国运动），“甚至连稍有的改良都不肯实行”（如康梁变法运动）。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辛亥革命崛起了”。

作者对辛亥革命的悲壮场面进行了生动描述：“优秀的黄帝子孙、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独立自由而洒满鲜血。从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到黄兴、宋教仁、秋瑾、陈其美、廖仲恺、苏兆徽和千千万万的工农先烈一往直前地为推翻专政建立民主自由而奋斗。”“旧历八月十九日夜武昌驻军暴动推翻反动的满清官僚，揭起大汉光复的旗帜。这个运动很快遍及长江流域及西南各省，并且在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民主革命运动的先驱者、导师孙中山先生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宣布了五族共和与临时约法。”[214]辛亥革命虽然因内外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而陷于失败，但它赶跑了封建皇帝，开创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新纪元，其意义是极其伟大的。

因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谈论辛亥革命，话题的重点自然不能少了日本。于是作者笔锋一转，提出并论证了“日寇是中国人民革新进步和生存的敌人”这一命题。作者指出：“独有日本强盗、军阀帝国主义者，既在辛亥革命以前以战争屈服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勾结中国民族败类，保皇党、军阀官僚政客，帮助他们复辟。”纲要列举了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张勋抬出宣统皇帝复辟以及连年不断的军阀内战等事实，指出这一切都“使我中华民国五族共和、民主宪政的国体无由完整实现”，可见“东邻日寇实为祸首”。由此得出结论，“日寇是中国人民之世仇死敌，远在九一八以前已经铸就。”

作者进一步指出：“伟大的孙中山先生，领会了辛亥革命以来历次失败的教训”，“相信只有依靠广大群众；并且要有适合中国现状的政纲；要有意志统一、思想纯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利益，肯自我牺牲的党员而团结起来的党来领导革命，革命才有成功之可能之保证”。基于以上三个方面的基本经验，孙中山于1924年改组了国民党，规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召开了国民党一大。于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同盟合作，结成人民统一战线，揭起反封建反帝国主义斗争旗帜”，掀起了1925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高潮，促成了“北伐军顺利进展”，“如果不是像今天民族叛徒、人民公敌汪精卫和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国民党人，盘踞国民革命的领导，动摇革命的营垒。那么，国民革命必不至于中途破产；不致于迫得中国共产党单独去领导中国工农继续革命斗争； 不致于造成日寇占领东北的侵略条件的藉口和机会。”

需要说明的是，作者这里所说的像汪精卫一样的盘踞国民革命领导的“反动分子”恰恰就是蒋介石。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大众，实为葬送大革命运动的罪魁。但作者写纲要时蒋介石已是全国抗战的领袖，党对他采取的是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因此批评过去的错误时往往不点出他的名字。据老一辈回忆说，当年在私下议论国民党政要时，常说“草字头”如何，“三滴水”如何，前者指蒋，后者指汪，大家都知道，心照不宣就是了。周保中在抗战关键时刻提醒人们重视蒋介石当年反共反人民，“动摇革命的营垒”，造成大革命运动的夭折和强敌入侵的惨痛教训，这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纲要第二部分，分析抗战形势，是报告的重点。作者充分估计了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的进步。指出：“虽然我们缺乏现代的国防和国防工业，我们军队技术程度低微。但是从中华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抗战爆发那天起，我们的军队在长城线、在山西——特别著名战役如平型关、忻口镇战役……在台儿庄、在上海、在徐州、在武汉各次会议中打击了日寇、削弱了日寇，破坏了日寇‘速战速决’的全盘战略计划。”“从一九三九年秋，长沙首次大战以后，我们在北方战线、在南部战线、在中央战线都屡屡获胜。论理论势都不是消极防守了，而是转换着敌强我弱，由敌我相持过渡向反攻的时期”。作者还论述了苏德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世界战局的变化，指出：“中国已不是孤立作战，而成了联合国反侵略重心之一，位居四大列强之一。”“英美和其他反侵略国家放弃了在华特权，就国际环境来说，中国不但有了抗战胜利的外部的完全保证，并且开始解除着半殖民地的枷锁。”这些变化都是令人高兴的。

但也有令人担忧的问题。那就是从长沙会战以来有4年多的时间国民党政府不但没有抓住时机主动进攻，而且被敌人着了先鞭。“今年夏初反被日寇先发制人，而举行了有决定性的全面进攻”，长沙、衡阳等重镇相继失守，日军已封锁潼关，围攻桂林，登陆于福建海岸，“打通了平汉线而联络中部战线和北方战线”。作者指出，出现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不利局面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拖延观望政策，坐误时机”；二是“有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王克敏之流民族叛卖者危害国家民族”；三是类似汪精卫之类的反动分子仍然“潜伏在抗战阵营，甚至盘踞要津”，他们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干着“贻害战局”的勾当。中国战局的这种严重危机，“不但震动着全国抗战人心的不安，而且也引起了反侵略的联合国各国朝野人士的极大关怀，甚至有人提出这样的疑问，中国是否要退出战团呢？日本在它覆灭以前是否会先征服中国来垂延它的死亡呢？”

面对时局提出的挑战，周保中代表东北抗联全体指战员做出了明确的回答：“中国抗战是不会被日寇屈服而退出战团的。”战争的结局是中国必胜，日本必败。作者从以下三个方面“证明上述答案”：

第一，中国人民能够在共产党领导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抵抗敌人。”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比起大革命时代已经强大了不知多少倍，“中国共产党抗战政策得到全国绝大多数人的拥护；他掌握的一定的抗战力量，能负担艰巨；他愿意改善与国民党合作来动员人力物力增强战力。”

第二，“直到今天中国还有很大的后方幅员和资源”，足以坚持长期抗战。而“日寇即使能实现横断中国，它要再前进的力量是不够而且困难的，它也不能消灭中国作战军队和后方游击运动。”

第三，“日寇虽支配着陆海军四百万，海军船舰七百万吨以上，每月能赶造飞机一千架到一千五百架，但这不是完整的力量”。这种力量同反侵略的联合国相比明显逊色，“美国一国就有陆海军一千一百万人，单是海军飞机就有七万架”。“今天在反侵略营垒中所讨论和进行着的是不但如何击败日寇，而且是如何占领日本本土。”[215]

根据以上分析，作者最后表示：“我们有信心，有根据断言：辛亥革命未竟事业，争取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人民是能在这次世界反侵略阵营中去完成无疑的。”历史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位抗日名将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