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斌的历史故事

程斌的历史故事

程斌，吉林省伊通县人，1912年生。1929年毕业于长春市自强中学。1930年在长春市大恒钟表店学徒。1932年4月，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宣传干事江滨来伊通街秘密建立学生反日救国会，从事抗日救国宣传活动。同年五月，经中共磐石县委刘明山介绍加入共青团。8月，参加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10月4日，在攻打三道沟何家大院地主武装据点时，左手负伤归家治疗，伤愈后归队，在政治部保安连当队员。同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整顿磐石工农义勇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程斌任第二大队第四小队队长。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2年9月18日，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程斌任政治部保安连政治委员。1934年任柳河县游击队政治部主任。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程斌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一师政治部主任。1935年8月13日，一师第二任师长韩浩牺牲，9月13日程斌被任命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

程斌

自1935年开始，日寇在全东北范围内实行“集家并屯”的恶毒政策，一方面是为了控制、压迫和奴役老百姓，更主要是为了割断抗联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从经济上封锁抗联，从政治上孤立抗联，进而消灭抗联。在本溪地区，日寇把一师游击根据地的山村民房全部烧毁，强迫群众并到大屯里去。同时又纠集兵力，对抗联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讨伐。日寇从1938年2月起，开始重点讨伐抗联一军一师。他们调集了岩松、米岗、福本、石津等各主力部队及黑崎游击队和长岛工作班，配合驻各地的守备队、满洲兵和警察队，向一师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企图置一师于死地。此时，活动在本溪地区的抗联一师陷入极端困难的局面，抗联根据地不断遭洗劫，军事密营陆续被破坏，给养发生极大的困难，活动区域逐渐缩小，部队屡次受挫。

日寇在军事进攻的同时采用招降纳叛的政治手段，以瓦解抗联。1936年7月，驻桓仁日本军指导官赖户和通化日本宪兵队长岛玉次郎分别组成工作部、工作班，专门对一师进行策反和诱降活动。长岛在桓仁县挑选了一批日本人和汉奸、特务，组成了“长岛工作班”，有计划地对一师下毒手。他们胁迫城镇绅士下乡做保，采用封官许愿的办法进行诱降，还强迫抗联家属以及受抗联改编的土匪家属去山里往回找人或捎信召回自己的亲人。使受一师改编的土匪、义勇军四五百人在同年冬到翌年春投降了日寇，直接动摇和削弱了一师的战斗力。1937年1月，长岛跟踪一师主力部队到了本溪县，将工作班设在碱厂。(www.guayunfan.com)正当日寇实行讨伐和怀柔两手政策，抗联的武装斗争处于最艰苦的阶段，一些混入革命队伍中的意志不坚定者开始动摇，有的逃跑，有的甚至公然叛变，成为中华民族的败类。1937年12月21日，一军军需部长兼一师政治部主任胡国臣被捕叛变。翌年2月13日，一军政治部主任兼参谋长安光勋被俘叛变。

在安光勋和胡国臣投降后，日寇对一师主力部队加紧策反和诱降活动，指使安、胡直接向程斌发出劝降信；军事上施加压力，疯狂围剿，以迫使程斌就范。此时，一师已与军部失去联系，又因南满省委已经被破坏，活动在桓仁的一些游击队也与一师断绝联系，一师在本溪县一带孤军奋战，干部战士思想情绪有些低落。1938年3月20日至24日，日寇长岛工作班所属部队九十余人在朴家堡子一带接连袭击一师，并由叛徒胡国臣讲演和散发劝降宣传品，引起了一师少部分人的思想动摇，开始出现开小差的战士。同年6月，一师三团团长侯俊山产生畏难情绪，散布离队回家言论，程斌为了稳定军心，主持全师指战员进行讨论，一致决定处死侯俊山。为了迫使程斌投降，叛徒安光勋、胡国臣积极向日寇献计献策：程斌对母亲十分孝顺，可秘密逮捕程斌母亲、哥哥，以逼使程斌归顺。1938年夏，当长岛工作班特务沈亚东（新中国成立后被镇压）探知程斌的家属住址后，长岛工作班沙山伍长和叛徒胡国臣等人前往伊通县城东上坎抓到程母张氏，又到公主岭抓到程斌哥哥程恩。敌人将二人带到本溪县碱厂后，将程斌母亲、哥哥的照片印在传单上，到处张贴，散发，要挟程斌投降。

一师从宽甸返回本溪县和尚帽子密营途中，程斌从日寇散发的传单上得知母亲和哥哥被关押在本溪县碱厂，心里万分焦急，深为母兄安危担心。面对日寇重兵的讨伐，环境的险恶，斗争的残酷，以及与军部联系的中断，程斌思想动摇了，对抗日救国的前途产生了怀疑，失败、悲观的情绪在程斌头脑中逐渐占了上风。

1938年6月27日上午，一师行军至本溪和凤城两县交界处分水岭以东十华里的一山沟里休息。下午，程斌召集六团政委茨苏和保安连政委李向前（又名金钟汉）开会，以研究去碱厂“赶给养”为由，试探他们对投降的态度。此时，六团政委茨苏对程斌投敌预谋已有察觉，因此对程投敌意图进行了抵制。两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程斌不耐烦地说：“我们没有给养，你说怎么办？”茨苏坚定地回答：“就是三天三夜吃不上饭，我们也要革命，投降敌人是可耻的！”程斌做贼心虚，见李茨苏已明其意，深恐自己投降计划受阻，就在李站起身来回走动时，乘其不备，开枪将茨苏打死。然后又向李向前开枪，因李胸前衣兜里装有厚笔记本，子弹未能打透；李转身就跑，程又开一枪，将李脖子打伤，李带伤逃走。周围正在采野菜的战士们听见枪响，急忙奔来，程斌对战士们慌骗说：“这两个政委都是叛徒，他俩要叛变，六团政委被我打死了，那一个受伤逃跑了。”战士们听了，半信半疑，默默散去。傍晚，程斌带队伍继续向黄柏峪方向前进。二十二点，六团机枪连连长甄旭光在搞给养时携枪逃跑，到碱厂投降了长岛工作班，并供述了一师的全部情况及程斌准备投降的动向。6月28日，一师队伍行军到黄柏峪村沟里吃早饭时，程斌写了一封亲笔信，由送给养的一个老乡带到当地警察所，再转交碱厂长岛工作班，策划投敌事宜。六月二十九日，一师队伍在向孙李沟方向行军途中，程斌又派保安连连长何贵有和战士袁玉喜带着他的亲笔信，分别送到碱厂长岛工作班和八楞树村警察所，进一步密谋投降事宜。

下午二时许，程斌召集班长以上干部会议，会上程斌公开亮相说：“这些天的情况，你们大家都看见了，军部那边联系不上了，日本人已经把汽车道修到老和尚帽子山顶上了。现在山下到处是日本人帐篷，他们对我们追逼得又很紧，我们是没希望了，我要领着你们投降去。”程斌的话一出，立时乱了营。有的说：“我们抗战这么多年，下去还不叫日本人杀了头啊！”程斌一听大家的议论，觉得不好，他眼一瞪，气势汹汹地威逼说：“你们打算怎么的！”并且亮出手枪，大家一看程斌火了，又看到他身后保安连战士手中的长短枪、机枪对着他们，立时谁也不吱声了。程斌为了缓和气氛，就自找台阶下：“你们都知道我的母亲和哥哥都落在日本人手里了。自古忠孝不能两全，我为国已尽忠了，现在我要为母亲尽孝，我不投降，他们就活不了……”这时，哨兵报告山下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随李万荣投降的叛徒韩荣好，另一个是程斌的哥哥程恩。程恩见到程斌后按日寇的旨意劝程斌投降：“你革命还要妈不?”程斌说：“不革命也得要妈！”程斌与程恩他们密谈后，二人顺原路下山，与日方派出人员接头，所部留驻双岔头山上。与此同时，日寇指使密探给程斌送去了叛徒安光勋和胡国臣的劝降信。程斌此时竟然置党和民族的利益不顾，答应了日寇的一切要求。

长岛玉次郎得知程斌将于29日傍晚带队伍下山投降后，为防止有变，立即调兵遣将，做了严密的军事部署。黑崎游击队长带八十人，长岛带工作班八十七人，统由日寇黑崎游击队长统一指挥。封锁了程斌与其兄约定的会面地点碱厂孙李沟里附近的交通要道，设下埋伏，包围了程斌带领的一师主力部队。

傍晚六时，程斌带领师部人员和机枪班、保安连六十一人下山，与其兄程恩等会面，留下保安连长何贵有监视留在山上的六团战士。这时，敌潜伏部队按黑崎发出的信号收缩包围圈。叛徒胡国臣向程斌喊话说：“程师长，我是胡国臣，大部队已经把你们包围了，再抵抗也没用了，放下武器投降吧！”精神高度紧张，一直处于戒备状态的程斌犹豫了一阵以后，终于对其部队下令不抵抗。晚八时，程斌裹胁一师师部及保安连六十一人，到达本溪县第四区八楞树村，向长岛工作班投降。6月30日上午，程斌派吕永祥等人前往双岔头六团宿营地，将六团三十三人带下山到八楞树村投降。7月1日拂晓前，程斌派保安连连长何贵有在兰河峪西侧五道沟找到军需部三分队，同三分队指导员孟海芝密谋后，由孟率全队21人，当日上午十时到碱厂向长岛工作班投降。这样，6月29日到7月1日，在程斌的胁迫下，一师115人投降日寇。程斌等人投敌时，携带平射炮一门，炮弹三十余发、轻机枪五挺、自动步枪两支、步枪八十二支、手枪七十二支、子弹六千二百余发。1938年7月31日上午10时，在日寇精心策划下，程斌等叛变投敌的115人，于本溪湖日本小学校举行“归顺”仪式。程斌等按仪式程序向伪满洲国国旗敬礼，接着日寇给每个投降的人发放“归顺认可证”。程斌代表“归顺”者“感谢皇军”的宽宏，表示“以感皇恩之可待，悔前非而归顺”愿“随长岛工作班从事工作，以对付其他匪团，并誓赎前罪，无再为费之虞目”等。彻底暴露了程斌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叛徒面目。

程斌的叛变投敌，客观上有敌人大军压境，我方孤立无援等原因，但更主要的是程斌本人革命意志不坚定，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等主观原因所致。程斌的叛变，使他成为东北抗日联军最可恶的民族败类之一。

程斌投敌事件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和严重后果。日伪许多报纸大肆宣扬这次投降事件，还刊登了程斌等人的照片，借以进行反共宣传。不久，原一师后方队长邓义有带19人，于7月12日在本溪县赛马集（现属凤城市）向日寇本溪县特别工作班投降。8月15日，原一师副官常伯英等十六人在沈阳县第三区南长岭子向日寇福本部队谷村工作班提出无条件投降。由于程斌、常伯英、邓义有等一连串投敌事件的影响，受一师统一编制以及结盟的义勇军，几乎一哄而散，亦有向日寇屈膝投降的。

程斌投降后，一师剩余部队，仍高举抗日大旗，坚持游击战争。就在6月29日程斌召集干部开会决定投降以后，三十多名坚决不投降的战士在六团祁排长和宣传科长常靖带领下离开程斌，继续坚持在本溪县境内同日寇斗争。

7月中旬，祁排长同其他十几名战士在与敌人战斗中牺牲。还有一师军需部一分队长甄宝昌率三十余人的队伍，一师四团四连在连长马广福的带领下，特务连在指导员权秀花的领导下，一师游击连李双录，一师所属的几支游击队都分别在田、马、于等指导员的领导下，仍然坚持斗争，出没在本、桓的大山里，谱写着抗联一师在本溪地区抗日斗争的续曲。

程斌等115人投降后，经过日寇挑选80人，编入伪通化省警务厅富森警察大队（又称程斌讨伐大队），程斌充任副大队长。该队在吉林省通化训练三个月以后，专门从事瓦解、捕杀我抗联军政人员的罪恶活动，成为死心塌地的汉奸卖国贼。从1938年10月开始，程斌率领富森警察大队，对辑安、临江等地的杨靖宇将军领导的抗日联军，进行了疯狂的讨伐。程斌还带人破坏抗联建立在密林中的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和粮食、武器弹药等储藏点，使抗联受到重大损失，他的叛变给杨靖宇将军及所领导的部队造成极大威胁和严重危害。

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将军牺牲后，伪通化省警察厅长岸谷隆一郎将程斌由前线调回濛江县城，经他辨认肯定牺牲者是杨靖宇后，日寇残忍地割下了杨靖宇将军的头颅。程斌还率大队全体警察参加了日寇在濛江县举行的“讨伐杨靖宇胜利庆功大会”。这年四月程斌大队被调往牡丹江一带讨伐抗联部队。

1941年8月，程斌大队被调至热河省增援日寇扫荡，驻守安匠屯一带，配合日寇“集家并屯”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1942年，程斌升任热河省伪警察大队警政大队长，率三个中队驻鹰首营子一带，看守“集团部落”，封锁八路军，并经常率队扫荡我松树峪、将军关、王平石、下兴房、兴城镇等边区，围攻我抗日部队，残害群众，1944年9月，程斌所率警察大队，又在“一心警察讨伐大队”总指挥部指挥下，进入冀热边区的长城内外一带，同八路军作战。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程斌自知叛变投敌以后，对祖国和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共产党、八路军不会轻饶他，遂于1945年9月，率部投靠蒋军，被改编为东北行辖直属第三纵队，任副总司令，驻守在遵化县城。程斌令其部下拆房扒庙，修筑工事，同八路军顽抗四个月之久。在程斌指挥下，仅在我军进攻遵化的一次战斗中就打死打伤我军一营之多，并在城市残杀我区村干部，无辜百姓二十余人，并将尸体扔入井中。后来，我军解放遵化县城，程斌率残部在飞机掩护下逃到唐山，被陈明仁改编为第六师，任上校副师长，继续向我东北解放区进犯，并侵占新民、彰武等县。

1946年6月6日，“国共双方停战协定”生效后，程斌背信弃义，指挥部下一千七百余人，于6月7日向我军占领的法库县城进犯，当日十一时侵占法库县城，俘我方人员三十余名。进城后，凶狠地杀害我工作人员。因程斌侵占法库有功，当即提升为少将副师长。当“三人调查小组”前往法库了解事实真相时，程斌以卑鄙阴谋手段，多方设置障碍，破坏调查正常进行，并阴谋杀害调查组人员，企图嫁祸于我方，掩盖非法侵占法库，逃脱破坏停线协定的罪行。

1948年2月，程斌被调任第五十三军上校高级参谋。同年11月，沈阳被我军解放，程斌见蒋政权已在土崩瓦解之中，遂带其母张氏、妻尤贤贤及两个男孩逃往北平匿局，暗中继续同国民党长沙市警备司令部办公厅主任陈天喜勾结，准备乘机去长沙，继续为蒋政权卖命。

北平解放后，程斌隐瞒其罪恶历史，伪装进步，于1949年2月混入我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工作。1951年4月28日，程斌在北京东单牌楼胡同十一号住处被逮捕归案，经北京市公安局核准批复，将其解至热河省。1951年5月12日，程斌被我热河省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处决于承德市。罪大恶极的叛徒程斌，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