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可秀的历史故事

苗可秀的历史故事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苗景墨，号而农。1906年生于辽宁省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的一农民家庭，1926年中学毕业后，考进东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预科读书，1929年预科毕业升入本科。在此期间，他精勤奋勉，孜孜不倦，潜心探求学问，学习中理解问题常有独到之处。他曾致力于先秦诸子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20余万言，文中立意颇得师友们信服。同时他还主办过文学刊物，并经常发表一些进步诗歌。因为学习成绩优异，稳重老成，深受同学们爱戴。

苗可秀

苗可秀在大学读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各地进行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十分气愤。他提倡使用国货，抵制日货。192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借口日商被抢，在济南大肆杀戮中国官民，并且非法攫取吉会筑路权，引起东北人民的愤怒反抗。这年暑假返回本溪时，为了表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他宁肯徒步，也不乘坐日本经营的安奉路线火车。对此，同学们都称赞他的爱国精神。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强占沈阳，东北大学在遭到日军大肆搜捕和破坏后被迫解散，各院系师生1000余人相继离沈他去。9月下旬，苗可秀和车向忱等人一起到了北平，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借读，便国难当头，日军步步进逼，使他无法平静地读书。因此，在北大借读期间，除听课外，他日夜为抗日救国事业而奔走。(www.guayunfan.com)1931年9月27日，同阎宝航、卢广绩、高祟民、王化一等人发起组织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址设在北平旧刑部街奉天会馆内，东北各界流亡人士聚集在这里，共谋民众抗日救国之策。苗可秀和一大批流亡学生经常到抗日救国会活动。为了集中人才，以备东北民众抗日之需，车向忱、苗可秀、张希尧、高鹏等人组织了东北学生军，在北平江西会馆设了总部，苗可秀任学生军大队长，属救国会直接领导。

1931年11月5日，苗可秀和一部分东北学生军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并是请愿团的负责人之一。请愿团制定了宣言和请愿书，苗可秀作为负责人之一在宣言上签了字。书中指责南京政府“在此国家危亡关头，喧嚣月余不闻有对外办法，实力准备，徒依赖于国联决议”。“自不努力，空望人助，为自覆亡之道”。并提出“克日收复东北，准备对日宣战，缉拿汉奸，惩治失地负责官吏”等八项要求。

苗可秀在这次参加请愿活动中，进一步看清了南京政府妥协、投降的真面目。他原来曾迷信过国家主义，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收复东北还有一定幻想，南京之行使他认识到必须依靠民众自己的力量，组织起来，东北青年更要作全国青年的先声，奔赴东北抗日前线，杀敌救国。请愿团返回北平之后，东北抗日救国会为充实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的领导骨干，选拔一大批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各大、中学的学生，分派到各部义勇军中工作。1932年2月末，苗可秀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三角地带邓铁梅所部义勇军中了解情况，观察形势。

苗可秀于同年3月初到达邓铁梅司令部，他与邓铁梅都是辽宁省本溪县人，苗可秀少年老成，文质彬彬，谈吐文雅，很受邓铁梅尊重。他们彻夜长谈抗日大计，可谓志同道合，相见恨晚。邓铁梅欢迎苗可秀到东北民众自卫军任职，苗可秀表示回北平请示救国会后即来投效。1932年5月末，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情况。这时东北大学已经在北平彰义门正式复校，苗可秀在北大借读的王尧庚等同学回东大参加了6月份的毕业考试。毕业后，许多同学在京、津两地谋职，而苗可秀却马上返回东北，从事抗日活动。

1932年7月，苗可秀回到辽东三角地带，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东北民众自卫军的总参议，辅佐邓铁梅参赞军务。苗可秀清楚地认识到，要想提高部队战斗力，必须迅速培养训练大批骨干。于是在部队打完岫岩之后，便提出成立军官学校的建议，邓铁梅欣然同意了，于是东北民众自卫军军官学校于1932年7月建立了。校址在邓部义勇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尖山窑（今属岫岩大营子镇），邓铁梅亲任校长，苗可秀任教育长，实际工作同苗可秀主持。学员是中、小学学生和中学小学教员及一部分青年农民，主要是培养训练自卫军中的下级军官。学员大队约有400余人，分3个中队，第一学期开学是1932年7月份。军官学校内容以军事训练为主，也进行政治教育，每周安排两个半天讲政治课，由苗可秀亲自任教。他尖锐批评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鼓励学员发扬中华民族的正气，坚持抗日到底。军官学校为义勇军培养了一批人才，其中不少后来成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和少年铁血军的领导骨干。

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一贯施行武力围剿与招抚诱降的两面手段。1932年8月间，日军指使伪凤城县长康选三出面对邓铁梅进行劝降，并要求派人谈判。为麻痹敌人，争取一些时间休整部队，补充力量，经东北民众自卫军高级领导人会议决定，苗可秀与参谋处长王者兴为谈判代表与敌伪代表假意周旋。

1932年8月17日，苗可秀、王者兴与敌伪代表伪凤城县参事官友田俊章、秘书西辰喜在凤城西南方向40里的红旗堡举办行第一次谈判。谈判中，民众自卫军提出了不能拆编缩减、部队不能外调，不准更换长官等苛刻条件，敌方当然是不可能接受，但又表示可以再研究、商量。邓铁梅、苗可秀则利用敌人招抚心切之机，也采取不即不离的战术，继续与敌伪进行周旋，以争取时间使部队进行休整和补充。9月4日，双方在凤城再次进行谈判。谈判中日方提出要自卫军代表去奉天协商，苗可秀与王者兴请示邓铁梅总司令后，于9月5日随日军代表及伪县康选三到奉。在奉天，苗可秀将这几个人带到凤城以西70里的刁窝堡住下，星夜直到龙王庙司令部所在地，向邓司令报告情况。邓铁梅司令马上召开了紧急军事会议研究对策。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将计就计的反投降政策行不通，这样拖下去，势必混乱人心，瓦解斗志，失信于群众，幸喜苗、王二位谈判代表安然归来，可以采取断然措施挫败敌伪“招抚”的阴谋。同时司令部已得到确实情报，敌人在搞所谓“招抚”的同时，一方面在调兵遣将，伺机向自卫军实行大规模的进剿；另一方面制造谣言，说邓铁梅将接受“招抚”并有意通过报纸、广播大肆宣扬，以蛊惑人心。有鉴于此，苗可秀力主将日本代表处决，以昭示自卫军坚决抗日的决心，安定军民情绪，鼓舞斗志。邓司令及其他领导人极表赞同，并派苗可秀全权处理此事。10月10日，苗可秀命令把日本谈判代表绑到刁窝堡西北沟枪决。至此，敌伪方面多日的“招抚”丑剧随着友田俊章等人的被处决而告终。

反对诱降斗争的胜利，大长了民众抗日的志气，也震怒了敌伪政权。日本帝国主义对民众自卫军更加恨之入骨，疯狂地调动大批日伪军向抗区进剿。此后一个阶段，苗可秀佐助总司令邓铁梅指挥了许多战斗。

东北民众自卫军在1932年7月将司令部移驻龙王庙后，附近的黄土坎在自卫军的占据和控制之下。1932年9月末，伪军李寿山部千余人从大孤山出动，攻占黄土坎，对民众自卫军司令部形成了严重威胁。为保卫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安全，夺回被侵占之地，给伪军以打击，苗可秀于10月下旬亲自率一团、十团、十五团、十八团并武术队一部夜袭黄土坎。战斗进行大半夜，在自卫军猛烈攻击下，至次日清晨，伪军败退大孤山，李寿山的弟弟伪军营长李怀忱被击毙。伪军士兵伤亡甚重。我方缴获步枪、手枪30余支，子弹万余发。

1932年12月，伪军向三角抗区进行空前规模的大讨伐，几天之内，白旗堡、沙里寨、尖山窑等几个据点先后被敌人攻占，民众自卫军司令部所在地龙王庙也即将被敌人攻占。中旬，苗可秀率学生大队第一营、第三营及一部分大刀队共300余人，到龙王庙以北30余里的一带进行外线游击，探知有六七百日伪军从凤城向龙王庙方向开来。苗可秀率部在窝后面的大山沟里严阵以待。敌人中午12点左右行至窝的后山沟，苗呆秀率部占据有利地形，伏击敌人，日伪军虽多次发起攻击，也未能通过山沟。天黑以后，敌人后续部队赶来增援，民众自卫军自行退出战斗，此战共打死打伤敌人100多名。

就在这同时，日伪军从岫岩、凤城、安东几个方向大举进犯龙王庙，来势凶猛，邓铁梅已于12月20日率司令部撤出龙王庙，往西北向凤、岫交界的山区转移。行至马道沟附近与苗可秀相遇，兵合一处，民众自卫军在马道沟附近一带山林里与日伪展开激烈的战斗。国12月下旬的一天夜里，苗可秀随邓铁梅北主力突然袭击驻文家街红花岭之敌，打死日伪军50多人，12月下旬又一举收复尖山窑，敌军向白旗堡逃窜。尖山窑一战，自卫军重创敌人，凤城四区大部分得以收复，从而粉碎了敌人第一次大讨伐。

1933年1月，民众自卫军司令部回师尖山窑，苗可秀在此举办了第二期军官学校，并协助邓铁梅整顿队伍，到战士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以振奋自卫军战士的斗争精神。同年4月，日军对三角地区进行了第二次大讨伐。敌军分多路进击，频繁扫荡，尖山窑等几个据点又陷敌手，自卫军实力大受损失。此后大部队行动颇感困难，1934年春自卫军化整为零分散活动，坚持小股游击，在深山密林里同敌人周旋。

苗可秀在几年的抗日斗争中，不断地总结经验教训，试图摸索到一条更好的组织形式，以适应抗日斗争的需要。鉴于过去东北各地义勇军瓦解失败的教训，他认为主要是义勇军的组织松散，目标太大，无力对付敌人强大兵力围剿，以致挫败。要想使抗日组织更坚实，有力，必须在义勇军中另外组织一个秘密团体，并以此为核心，培养骨干，坚持长期斗争。于是1934年2月，他另创了一种抗日武装组织。这个组织政治上叫少年团，军事上叫少年铁血军。其宗旨是：“用黑铁赤血精神，采取全民革命手段，收复东北，振兴中国。”公推苗可秀任少年铁血军总司令，下设6个大队，12个分队。铁血军的主要成员是邓铁梅部队中的学生队和凤城、岫岩、庄河、安东几个县境内的中小学生，中小学教员和青年农民。

少年铁血军的口号是：“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指伪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少年铁血军发展很快，到1934年末人员已有300名，这期间曾与日伪军进行过多次战斗。1934年4月，铁血军刚建不久，苗可秀、刘壮飞在凤城境内沙里寨与日伪军相遇，双方激战两小时，敌军伤亡10余名，匆忙逃窜。同年5月，苗可秀率一、二大队150多人在大岔沟与敌军300多人遭遇，铁血军占据有利地形，猛击敌人，激战半日，敌军伤亡20余人，内有中尉军官一名，铁血军以少胜多，未受损失。

1934年5月，民众自卫军总司令邓铁梅被捕，9月间牺牲。噩耗传来，苗可秀和全体铁血军战士无不痛心疾首，他下决心支撑三角抗区的艰难局面。翌年春，苗可秀派出精干队员四处查访出卖邓铁梅司令的坏人，首先找到了汉奸宁善一，把他枪决；不久又处死了沈吉五。消息传出，三角地带民心大快，投敌变节的叛徒和汉奸惊恐万状，纷纷把自己的家眷迁至城里躲藏起来。

苗可秀从义勇军斗争失败受挫的教训中逐渐认识到，抗日军队各部必须联合起来共同作战，形成一个拳头，才有力量打击敌人。三角地区的各部义勇军到1934年除邓铁梅的东北民众自卫军余部少年铁血军外，其他如刘景文、李春润、李子荣部均已溃散。而此时在杨靖宇将军领导下的抗日部队已由长白山区转移到安奉路以东的宽甸、桓仁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34年秋冬，苗可秀曾派赵同、刘壮飞等人过安奉铁路东找杨靖宇将军联系。翌年春，杨靖宇派金参谋带20多名战士化装成日军，过安奉路到岫岩县三道沟街会见苗可秀，就如何坚持抗日斗争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约定联合协同作战，拟订攻打鸡冠山车站的计划。金参谋离开岫岩以后，安奉路西侧敌人加紧了讨伐，致使两军联合作战的计划未能实现。铁血军决定单独劫打火车，战斗中打死打伤日伪军40余名。后因日军铁甲车增援，铁血军撤出战斗。

1935年8月，苗可秀率部在凤城县田家堡子一带活动。一天清晨，哨兵发现村西沟有伪军500余名向田家堡子进犯，铁血军当时议定，为了促使伪军反正，遇到伪军后一般不主动攻击。而是先呼口号、唱歌、加强政治攻势。这次发现伪军后，铁血军先往山后撤退，在山冈向伪军喊话，唱《唤醒伪军歌》。歌词是：

“想，大家想，伪军未必无心肠。眼光短小，勇气不足，才到这下场。几元薪饷，背卖祖国，丧尽天良。快快唤醒，快快联合，共争荣光。”

歌声使伪军整个队伍徘徊不前。但在身着伪军服装的日军淫威下，伪军被迫开枪射击。苗可秀率300余名战士边还击边后退。行抵猞猁沟附近，已把伪军甩掉很远了。刚坐下不久，哨兵匆匆跑来，向苗可秀报告：“南边汽车道上有汽车开来，距此大约10里左右。”苗可秀迅速把兵力配置好，埋伏在两个山头上。不一会儿，满载日伪军的两辆汽车接近射程，苗可秀一声令下：“打！”一刹那弹飞如雨，日伪军纷纷落下车来，血肉横飞，当场死伤20余人。1935年3月中旬，日军又对三角抗区进行了大讨伐。敌军每到一处便大肆杀戮群众，烧房毁村。苗可秀率领铁军避开敌人主力，沿岫岩、盖平、海城等县交界的山区迂回活动。4月21日下午，队伍开到岫岩西北部沟汤，这是一个天然温泉，部队放出警戒后，一面埋锅造饭，一面轮流洗澡，苗可秀不顾行军的劳累，到村里小学校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他讲得生动，群众听得入神。突然南山鸣枪数响，接着弹如连珠响个不停。苗可秀迅速把群众分散开，命令部队往北山撤退。不一会儿，敌骑兵200多人赶到沟汤村里，见村内没有抗日军，以为被吓跑，当晚，敌人便就地宿营。

苗可秀率200余名战士爬过北山后，派人去侦察，得知当晚在沟汤的大部分是伪军。大约200人左右，还有一小部分日军，由大石桥守备队的西泽中尉率领。敌人分住东、西两个大院，东院住100多伪军，西院住日军及少数伪军。苗可秀决定当夜对敌人发动袭击。二更时分，铁血军从沟汤后山上悄悄摸下来，一举消灭了两个大院的敌人。共打死日军7人，一部分伪军被击毙，大部分逃散。此次战斗共缴获三式马枪100余支、手枪4支、机枪2挺。天明以后，敌人赶来增援，铁血军已走出60多里了。

在日寇不断派重兵讨伐和残暴统治下，三角抗区的斗争形势越来越紧，部队在白天活动非常困难，只能在夜里行军。

1935年6月13日晚，苗可秀率部队由凤城界渡大洋河向岫岩方面转移。来到羊角沟村，战士们经过大半夜的行军都已困倦，很快便分散到各家休息。苗可秀布置了岗哨后，进到一间房子里和其他几位领导人商量行军路线。由于汉奸告密，敌人慢慢包围了羊角沟村。天快放亮时，苗可秀刚刚躺下休息，蓦地枪声四起。苗可秀迅速将队伍集合好，往北山上撤。苗可秀带一部分战士掩护部队转移，刚出院外，不料一颗炮弹飞来，炸伤苗可秀臀部，当即倒地。卫士王德才奋力背起他，绕过山坡逃出敌围，在山后的一个大树林里和部队会合。苗可秀因伤势很重不能行走，决定由赵伟及四个战士保护在密林里医治，部队由白君实率领继续向凤城方向游动。

负伤后，苗可秀只好隐蔽在密林深处，晚上找可靠的群众家里吃些东西。当时没有医生和药物，治伤很困难。敌人知道苗可秀已受重伤不能随军行动，便派日伪军到处搜捕。6月21日，一天夜里，赵伟率战士抬着苗可秀，过哨子河到凤城县界的胡家沟小南台老朱家，进屋后刚休息，突然被50多名日军包围了。情况十分危急，苗可秀沉着地命令战士们服从指挥，赶快撤走。刚出院，敌人已经从大门涌了进来。苗可秀不幸落入魔掌。

敌人把苗可秀逮捕之后，押解到凤城，囚在狱中。日伪官员以委任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归顺”，苗可秀不为所动。继之，又搬出了所谓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反动说教。一个日本军官对苗可秀说：“我们是不忍你们东北民从呻吟于旧政权之下，辛辛苦苦来帮你们求解放，替你们争自由，你反倒打我们，也太没有良心了。”苗可秀力驳敌人的强盗逻辑：“你们是残暴不仁的帝国主义，是吃人如麻的饿鬼，是贪得无厌的猪狗，你们要灭绝我们的生路，糟蹋我们的人格，还要以假面具来欺骗我们，请问自由在哪里？解放在何时？现在我所见到的不过是些满目焦土、妻离子散的凄惨景象罢了。”那个日本军官碰了一鼻子灰，只得悻悻而去。

敌人拉拢诱惑不成，又日夜拷打并以处死相威胁。一个日本高级官员说：“你打那么日本人，他们的家属都要求处死你，你要归顺，还能享受高官厚禄，不然必死无疑。”苗可秀斩钉截铁回答：“我愿意死，死是我最后的归。”敌人见其志不可夺，便决定将他处死。当时，有一个日本翻译叫前山，有一定正义感，对苗可秀的爱国行为很是敬佩，他请苗可秀题字留念，并劝告他快给家属、友人写信，愿意代为邮寄。苗可秀知道死期已近，于是书写了“正气千秋”四个字赠给前山，并书“誓扫匈奴不顾身”诗一首，以明其与侵略者不共戴天之志。

苗可秀入狱后，先后写过两封信，均由前山代邮。一封是6月23日给他的老师王卓然及东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卢广绩、车向忱等人，信中请他们代为照顾遗属，并给他6岁的儿子命名为“苗抗生”。情殷意切，大义昭昭，感人肺腑，信中最后说：“古语谓，慷慨就死易，从容赴义难，自生观之两者皆易耳，予视其真知义与否。”表现了他为中华民族正义而战，视死如归的伟大气魄。另一封信是给他的同学张雅轩（即张金辉），宋忱（即宋黎）写的，他在信中谈及自己为国捐躯一事时说：“伏床自思，尚堪自慰，慰者死得其所。”他还嘱托好友在他死之后，“凡国有可庆之事，弟当为文告我；国有可痛可耻之事，弟亦当为文告我……”表现了他对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

1935年7月25日上午，民族英雄苗可秀为抗日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时年仅29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