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军进京崇祯吊死煤山

农民军进京　崇祯吊死煤山

明崇祯元年（1628）七月，府谷人王嘉胤聚饥民起义，正式拉开了明末农民起义的序幕。稍后起义的有汉南的王大梁和高迎祥。同年，二十二岁的张献忠也参加了王嘉胤的农民军，成为青年将领之一，被称为“八大王”。农民军在王嘉胤的率领下，已壮大到七八千人。崇祯三年（1630），驿卒李自成也在西川参加了王嘉胤的部将不沾泥的队伍，成了该队伍中的青年将领之一。后不沾泥牺牲，他又投在闯王高迎祥的部下，号称“闯将”。次年春，陕西农民军大批向山西转移，王嘉胤、高迎祥、张献忠、王自用等相继在山西河曲会师。王嘉胤在此称主，任命王自用、白玉柱为左右丞相，以高迎祥、张献忠等为大将，山西农民军皆听其号令。是年六月，王嘉胤牺牲，王自用被推为统帅，联合山西各地农民军三十六营，统一号令，联手与明朝官军作战。张献忠、高迎祥、李自成皆为三十六营中的主要首领。明廷对农民军采取先安抚后围剿的政策，任命延绥巡抚洪承畴为陕西三边总督，对农民军展开激烈的围剿。盟主王自用在战斗中牺牲，高迎祥被推举为统帅。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农民军自豫北渡黄河南进中原，从渑池县登陆，史称“渑池渡”。之后，农民军广泛活动于豫、楚、川、陕各省及江淮、江南各地，使明朝剿杀农民军的企图破灭。这标志着农民起义战争进入了第二个发展阶段。

明崇祯帝画像

崇祯七年（1634）六月，农民军主力四万人在汉南兴安县车厢峡地方，陷入明将陈奇瑜大军的重围之中，李自成使以诈降的计谋，农民军以计安全突围。崇祯皇帝为此大失所望，将陈奇瑜革职问罪，任命洪承畴代替陈奇瑜总督五省军务，负责剿杀农民军。农民军在车厢峡突围后，分几路向关中进军，张献忠与李自成率兵二十余万联合攻下邠州、庆阳，待洪承畴调集人马进入陕西围剿时，农民军已东出潼关，于十二月进入河南，组成“十三家七十二营”，屯驻在伊、嵩、宛、洛之间。崇祯八年（1635）正月，起义军首领在荥阳计议，一致赞同李自成提出的“分兵定所向”的主张，即：以一路农民军对付四川、湖广明军，一路扼守黄河渡口，主力东征，另以一路往来策应。荥阳大会确定的主力东进的战略，标志着农民军的发展进入了新的阶段：即组织上由各自为战趋于联合，军事上由盲目流动改为重点进攻，开始向明王朝的名都大邑进攻，以期摧毁明军的重要基地。(www.guayunfan.com)荥阳大会后，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率主力东下，连克固始（今河南固始）、颍州（今安徽阜阳），于正月十五日攻克明中都凤阳（今安徽凤阳），歼灭中都留守明军四千人，焚毁明王朝皇陵，摧毁了明王朝的精神堡垒，在政治上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崇祯皇帝一听说帝乡龙兴之地被农民军占领，祖陵被烧，不禁痛哭流涕，下“罪己诏”，急忙调遣各路兵马赴河南，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限期六个月消灭农民军。

凤阳之战后，农民军主力兵分两路，李自成和高迎祥率部西走河南，张献忠率部南下。不幸高迎祥在向汉中和陕西进军中在黑水峡（今固始县东）被明军陕西巡抚孙传庭俘获，并押送京师处死。李自成收编了高迎祥的余部，继称“闯王”。从此，张献忠和李自成，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成了统帅农民军的两名主要领袖。

崇祯十四年（1641）正月十三日，张献忠在四川取得黄陵城之战的胜利，宣告了镇压农民军的湖广总督杨嗣昌“逼贼入蜀，歼尽蜀中”的计划彻底破灭，为农民军东进湖广，再取襄阳，扫除了后顾之忧。襄阳城不仅是明朝的军事重镇，同时也是明朝的政治、经济重镇。杨嗣昌为巩固这个大本营，不惜花重金加以修浚，令士兵在襄阳城四周挖出了又深又宽的护城河，河外再挖深沟方洫加以环卫，造巨梁，设吊门，架于护城河及沟洫之上，凡巨梁、吊门之上都陈列重火器，驻守精兵，没有符牌勘合者，一律不准出入。经过重新修缮，加上东、西、北三面又被浩渺的汉水环抱，南面的一脉大山形成自然屏障，襄阳城成为“其险足固，其土足食”、固若金汤之坚城，江汉间数十座列城，都倚仗襄阳为天险。因此它的得失，将关系到整个农民战争局势的扭转，甚至关系到明王朝的命运。

为了保障奇袭襄阳的成功，张献忠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严密封锁消息。派兵将明军湖广与四川七百里邮传驿站全部焚断，使川楚两地官军完全失去了联络。当农民军取得黄陵大捷，出樊门、过白帝城到达当阳、襄阳附近时，杨嗣昌则还在重庆，刚要动身顺江东下。二是声东击西。张献忠声称农民军回兵四川大昌，之后却迅速折回郧西，经保康苦水河绕道当阳。在从当阳向襄阳进军的途中，张献忠杀死了杨嗣昌的特使，查缴了杨嗣昌送往襄阳的文书、军符及有关情报，得知襄阳防守甚严。张献忠将大军潜伏在山谷，派遣部下扮成商人乘夜过江，盗取城内杨嗣昌的告示，将告示上的印信拓下来，依样刊刻伪印，假发杨嗣昌的调兵文书，文书中说张献忠已死，余党皆散，只剩李自成在河南猖獗，命襄阳守兵迅速出兵河南，云云。襄阳守将接到调令，核对印符，完全符合，信以为真，不数日便领兵北发，致使襄阳城防守官军少了一多半。三是里应外合。张献忠命数十人化装成商贩、乞丐等，偷偷潜入襄阳城，以便从城里接应。遂又派养子刘文秀挑选骁骑两千人，化装成明官军，持截获的杨嗣昌令箭、文书先入襄阳城，以便占据城中军事要害。之后，张献忠再派农民军袭杀去襄阳送蜀鞘银的押运队，穿上明军押运队的服装，以押运鞘银为名进入襄阳城。

待天色已近傍晚，张献忠令李定国率领二十八骑伪装成官军，带着杨嗣昌特使的军符文书飞抵襄阳城门外，驻守襄阳的监军副使张克俭亲自检验信符无误，才允进入城内，并安排他们在城内奉天寺住宿。李定国迅速与刘文秀取得了联系，约定深夜三更在内发动袭击，配合城外大部队攻城。待至三更时分，监军副使张克俭正在召集襄阳知府王承曾等人讨论城防事宜，突然听说奉天寺起火，待他们出门口一看，襄阳城的南门、端礼门以及城东南的襄王府均已火光冲天，城内军民乱作一团，纷纷传言是监军家丁造反，还不知道是农民军开始攻城。

城中火光四起，守候在城内的农民军立即强攻襄王府，并分头打开城门，放下吊桥飞梁，使城外农民军迅速进城，内外夹击，二月五日天刚亮，农民军就占领了整个襄阳城，逮捕了襄王朱翊铭和明廷驻在襄阳的大部分官吏。监军副使张克俭及原襄阳知县蔡邦瑞等在混战中被杀，襄阳知府王承曾、福清王朱常澄、进贤王朱常等趁乱化装逃脱，襄阳知县李大觉自杀。张献忠进城后，立即派人打开监狱，救出了被明军俘虏的谋士徐以显、潘独鳌及其妻妾人等。

吃过早饭，张献忠坐进襄王府王宫正殿，命部下清点杨嗣昌积存在襄阳的五省饷金，以及宗室、藩王、左良玉等人储存在襄阳的金银财宝。除留归军用外，发银五十万两以赈饥民，同时收编了襄阳官军数千人，全城人心大快，军民同庆。

中午，张献忠设宴“招待”襄王朱翊铭。朱翊铭见到张献忠，吓得面如土色，跪在地上不停地叩头叫喊：“求千岁爷饶命！”张献忠命他坐于堂下，“劝之以卮酒”。酒过之后，张献忠面露难色，以商量的口吻对朱翊铭说：“吾欲断杨嗣昌头，而他远在蜀，今当借王头，使杨嗣昌陷藩伏法。”说罢，张献忠亲手一连三刀，将那哀哭干号的朱翊铭杀死在西门城楼上，随即下令火烧襄王府。二月十一日，湖广总督杨嗣昌在夷陵正扶病在床上，一个名叫王自成的襄阳府差役，步行送来了襄阳失守、襄王被杀的噩耗。杨嗣昌被人从床上叫起，他接过塘报，刚读了一半，便口吐鲜血，号啕大哭起来。

杨嗣昌一边大哭，一边给崇祯帝朱由检上疏，请罪请死，并开始绝食。他深知襄阳丢失，等于失去了中南战场的核心基础，军资甲仗全被农民军抢走，官军军饷物资无从供应。更为重要的是襄王朱翊铭是明仁宗皇帝的嫡传后裔，也是崇祯帝的至亲藩王，他的被杀等于宣判了杨嗣昌的死刑。二月十五日，杨嗣昌自夷陵顺江而下，抵江陵县沙市，在沙市的徐家花园扎下了行辕大营，准备来一次对张献忠的大围剿。

正当张献忠攻占襄阳，杨嗣昌再举之际，李自成率领的农民军向河南进军，并乘河南明军官兵防务空虚之机，迅速占领了洛阳东、南、西三面的永宁、偃师和宜阳三城，对洛阳实行三面包围，迅即攻破洛阳城，占领洛阳全城，俘获了福王、崇祯帝朱由检的叔父朱常洵和前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李自成下令抄没福王府的金银和粮米，同时宣布朱常洵的死罪，当即斩首。农民军将福王砍碎，把他的肉与鹿肉和在一起当菜吃，把他的血与酒和在一起喝，欢呼痛饮，名；“福禄宴”。农民军攻取洛阳后，开仓济民，中州百姓纷纷参加农民军，日夜不绝，一呼百应。李自成正式打起了李闯王的旗帜，并提出了“均田免赋”的土地政策和“平买平卖”的商业政策。募兵设官留守洛阳，自己则率大军向开封开拔。

襄阳、洛阳的失陷，对明朝打击十分沉重，所谓“洛阳国帑”“襄阳军资”，现在这两城都被农民军所得。明朝兵科给事中张缙彦说：“襄阳再陷，南北咽喉，拱手资贼，中原腹心，千里流血。”朝廷内外不少要员向负责剿杀农民军、“请剿自效”和“率师南讨”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发动猛烈攻击，出现了交章论列的局面。刑部主事雷演祚列举了杨嗣昌六条可以处死的罪状，说他狡诈欺公，说谎欺君，使张献忠入川，罪不可赦；兵科给事中左懋第说杨嗣昌领兵虚伪欺诈，在楚则征巴蜀之精兵自卫，使张献忠得入川，在川则征楚豫之精兵自卫，造成“藩封死亡，社稷阽危”，罪莫大焉。其他如吏科给事中章正宸、河南道御史《初春等，无不上疏弹劾，列举杨嗣昌种种罪行，弄得明思宗崇祯帝不知所措，杨嗣昌自己也又气又怕，深感末日已经降临。

是年二月二十八日，正值杨嗣昌五十四岁生日。为了强作镇静，他摆出了祝寿的宴席，一些地方官僚被邀请前来祝寿，不料四川总兵左良玉却派人送来了一份特殊的生日贺礼——一封痛诋“督师辅臣”的长信，信中左良玉将杨嗣昌在军事上的错误予以罗列，历数其失，毫不留情，最后以“玩寇贻患”四个字给杨嗣昌下定论。杨嗣昌读过此信后，不觉仰天长叹，心中无限痛楚，不知从何说起，只有绝望的感觉不时地袭上心头。气息奄奄的杨嗣昌，想通过求见惠王朱常润来探得朝廷的态度，同时也希望惠王能在崇祯皇帝面前替他说情。不想朱常润非但拒绝接见，反而派人传话说：“老先生要见我，还是先到襄阳去谒见襄王吧！”受到苛刻的揶揄和谴责。杨嗣昌更感到事态的严重性，除羞愧难堪之外，便是进一步的憔悴和绝望。他给湖广巡抚宋一鹤写信，宣泄了心中的委屈和最后的哀鸣，说天降奇祸，突中襄樊，叫他无面目以见天子，只有一死了之。三月初一日，他把军政事务暂时委托给督师、行辕、平事万元吉代办，然后在沙市徐家园服毒自杀。

杨嗣昌的死讯传到京师，满朝文武议论纷纷，很多人主张：其人虽死，其罪难逃，应该以律治罪，开棺戮尸。因杨嗣昌是崇祯帝朱由检当时力排众议钦点委以重任的大臣，所以崇祯帝对大小官员的非难极为不满。果真将杨嗣昌开棺戮尸，那皇上知人善任的圣明将何以存在？因此崇祯帝首先诏谕兵部，说襄阳失守，文武官员都罪不可逃！四川总兵左良玉、湖广巡抚宋一鹤和巡按汪承诏，以不听调遣，剿杀不力，处以革职立功自赎；河南巡抚李仙凤、总兵王绍禹、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皆因配合杨嗣昌不力而被逮杀。杨嗣昌是明廷中一个具有很高的政治、军事素养的能臣，他的势穷自杀，是明朝失败的象征。

明崇祯十五年（1642）五月二十五日，李自成率军包围了开封城，采取围而不打、长期围困的战略战术，将开封城围困了近五个月，城中粮草不继，骡马也全被杀光了，普通百姓大都饿死，守将高名衡无计可施，与周王一起密奏朝廷，请求炸开黄河大堤，借暮秋洪水袭击农民军解围。九月十四日深夜，朱家寨、马家口两处大堤同时溃决，河水横溢，汹涌无比，百里之间，波涛一片。农民军火速向高处转移，溺死数万人。九月十六日，洪水冲破开封城北门，以一丈多高的巨浪冲进城内，全城顿时汪洋一片，周王府及其他各王府也全部淹入水中，周王搭船北渡逃命，高名衡和文武官员也纷纷偷渡逃走，只有那无数的百姓爬在屋顶上嗷嗷待毙。农民军奋力抢救难民，明军却乘机炮击，使大批无辜的难民死于洪水之中。明军水淹开封的暴行激起了巨大的民愤，崇祯帝朱由检却下令奖赏开封守城将官，高名衡加封兵部右侍郎，赏银四十两，其他各官也俱因护藩决堤守汴有功而升赏有加，而那古老繁荣的开封城，百万人口葬身鱼腹，残存者不到十万，这些人纷纷投身到农民军中，去推翻明王朝。那“勤政爱民”的崇祯帝，除了自己灭亡外，就是在营造一条不得好死的通道。

明崇祯十六年（1643）正月初一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回师襄阳，攻克承天（湖北钟祥县），明湖广巡抚宋一鹤自杀身亡，巡按御史李振生被俘，总兵钱中选被击毙。接着，农民军又攻克汉阳府、襄阳府。改襄阳府为襄京，在此建立新顺政权，开科取士，整顿军队，进军关中，去消灭明朝陕西总督孙传庭部的有生力量。与此同时，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占领武昌，称大西王，也建立了农民军政权，准备西进巴蜀。至此明末农民战争进入了鼎盛时期。

中原明军的连连败讯，使崇祯帝朱由检感到形势极为不妙，他于四月下令，要求全国各地的地方武装杀“贼”录功，企图调动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与农民军决战到底。六月，崇祯帝又任命陕西总督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总制三边及豫、楚、川、黔各省军务，称“督师”，赐尚方宝剑，令其火速统兵出潼关入河南与农民军主力进行决战。孙传庭八月初一日到达西安，在西安关帝庙召开誓师大会，然后发兵分路开出潼关、雒关，于八月二十日到达洛阳，开始进攻汝州、宝丰。李自成为了诱敌深入，自洛阳经龙门、汝州到宝丰，一路佯装“败走”。当孙传庭攻进到宝丰时，官军粮秣不能接济，士马饥饿，又赶上天降大雨，军心一片恐慌。李自成便乘机及时组织反攻，派轻骑出汝州，阻截官军粮草。孙传庭为了保护粮草不被农民军掠去，被迫退还汝州迎粮，不料，前军一退，后军即刻大乱，争向汝州逃跑。李自成乘机率军猛追猛杀。农民军万骑驰驱，锐不可当，明朝官军拼命向西溃逃，愈逃愈狂，一路上丢盔弃甲，人仰马翻，农民军追至孟津，明军十余万人只剩下数千人。孙传庭惊慌失措，由孟津北渡黄河，走河南阌乡，转奔陕西潼关。李自成命部将李过率兵追杀孙传庭，自己率部十万人直取潼关，同时命大将，宗第、刘体纯等领十万人马，从南阳出发，过内乡、淅川，南取陕西商州。十月初六日，孙传庭陷入农民军重重包围之中，最后被杀身亡。崇祯帝朱由检与农民军李自成的决战以失败告终。接着，农民军乘胜长驱入关，迅速攻克关中各地，于十月十一日占领西安城，张贴安民告示，改西安为长安，以秦王府为新顺王府。

明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日，李自成在西安建国，国号“大顺”，建元“永昌”，以该年为永昌元年，造《甲申历》，追尊先祖谥号，拜宋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天佑殿大学士，增定六部为六政府，置各部尚书、侍郎。设弘文馆、文谕院、尚契司、验马寺、书写房、谏议使、直指使、知政使等官职。分封功臣，颁布新政。在赋税上，对百姓三年免征，对明朝官绅追赃逐饷。铸“永昌通宝”为大钱，每枚值白银一两，另铸当十钱和当五钱为小钱，平抑物价。另外进行开科取士，以“定鼎长安赋”为题，考试选拔人才，中试者授府、州、县官。同时，李自成颁发《登基诏书》；：

上帝鉴观，实惟求莫，下民归命，袛切来苏。命既靡常，情尤可见，粤嵇往代，爰知得失之由；鉴往识今，每悉治怱之故。兹尔明朝，久席太宁，浸池纲纪，君非甚暗，孤立而炀蔽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赂通官府，朝端之威福日移；利擅宗绅，闾左之脂膏殆尽。肆昊天聿穷乎仁爱，致兆民受苦于祲灾。

朕起布衣，目击憔悴之形，身切恫瘝之痛。念兹普天率土，咸罹困穷，讵忍易水、燕山，未苏汤火浴躬于恒、冀，绥靖黔黎。犹虑尔君若臣，未达帝心，未喻朕志，是以言正告。尔能体天念祖，度德审几，朕将嘉惠前人，不吝异数。

如杞如宋，享杞永延，用彰尔之孝；有室有家，民人胥庆，用彰尔之仁。凡兹百工，勉保乃辟，抑商孙之后禄，庆嘉客之休声，克殚厥猷，臣谊靡忒。

惟今诏令，允布腹心。君其念哉浴罔怨恫于宗工，勿阽危于臣庶；臣其慎哉浴尚效忠于君父，赓诒谷于身家。永昌元年谨诏。

这份诏书指斥了明朝统治的黑暗腐朽，论证了新顺政权取代大明王朝的合理性，表达了农民军救民于水火的决心。

公元1644年，春节已经来到，北京紫禁城里却没有半点儿欢乐。崇祯帝朱由检接到一封封明军与农民起义军作战的前线奏报，心里充满了悲凉和恐慌。

说来也不凑巧，正月初一春节这一天，显得格外的悲凉。北风呼啸，刮得起瓦震屋，沙石横飞，人们咫尺之间都看不清楚。

春节朝班，礼数一般都比常年隆重。这一天，崇祯帝朱由检起得很早，等待百官前来朝贺，却见只有仪仗，不见大臣。负责朝贺的内官奏称：“群臣不闻钟鼓声，谓圣驾未出，来者益迟。如果皇上令再鸣钟，启东、西门，远近闻之，自皆马上急来上朝。”朱由检令立即鸣钟，不要停歇，开启东、西门，但是仍然久久不见大臣们的影子。直到散朝时间，朝臣们才姗姗而来，个个仪容不整，猥猥琐琐。朱由检见状，不觉顿生一阵无名之火。

早朝完了后，朱由检强压心头之火，叫朝臣们留下来喝茶。朝臣们议论说：“库藏久虚，外饷不至，一切经费刻不容缓，所恃者皇上的内帑耳。”朱由检半晌没说话，后来才有气无力地说：“今日内帑有难以告先生者。”看来他确有难言之隐。为了筹饷，他曾想过许多办法，先是加派于民间，后来又叫官员助饷，最后还动员皇亲国戚出饷。他还曾把万历宫中积攒下来的上好人参拿出让人卖钱筹饷。无奈之下，他又下令暂借民间筹租款一年。这些无奈之举致使民怨沸腾，民间给崇祯帝朱由检送了一个“重征”的绰号。

自从正月初一空朝后，崇祯帝一直处于一种大难将至的灰色情绪中，他向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发出紧急诏书，并拨出三十万两白银送到山海关、宁远前线。他认为，只要军饷一到，山海关、宁远铁军月余之后肯定能到达京师，而李自成眼下刚过黄河，一个月无论如何也攻不到北京城下，只要关宁铁骑劲旅一到京畿，北京城就可变成金城汤池。

然而，所发生的一切打破了崇祯帝的梦想。甲申年（1644）正月初三，李自成在西安誓师讨明，前锋部队是刘宗敏、李过率领的两万精锐骑兵。李自成则率大军二十万，东渡黄河北上。与此同时，李自成还派出特使，疾驰北京向明朝兵部下战书一封，相约进行总决战，书中断言，三月初十将打到北京城下！

崇祯帝得知后，急召左中允李明睿进朝商议抵御贼寇之国策。李明睿提出：“唯有南迁，可缓目前之急。”并建议立即迁都南京，沿江设防，确保江南，后再图恢复北方……”但在崇祯帝看来，这是比弃地更为重大的南逃责任，是丢弃社稷宗庙的大罪，崇祯帝虽然内心也认为这不失为一条根本大计，但他依旧不敢承担其中的重大责任。

正月十八日，崇祯帝在接到李自成战书的第十天，发动廷议，讨论对策。李明睿首先上疏说：“立即南迁。以皇上亲征为名，先撤入山东，再退入南京；皇上行营驻扎凤阳以待勤王之师，而后西征李自成。”这一奏疏遭到主战派的反对，他们甚至主张杀掉李明睿以安民心军心！崇祯帝看众议中主战派气势汹汹，便默然不语，只是将主战派责备几句，便不再提南迁之事。

二月初，李自成大军由山西一路攻关而来，初三日攻陷怀庆，初八日攻克太原，初十日攻克忻州，十一日攻克代州。之后，由于宁武守城将领、明朝三关总兵周遇吉死守宁武关，大顺军与其展开惨烈战斗，二十天没能攻克，双方伤亡重大。这时，崇祯帝又沾沾自喜，以为贼兵不足虑。立即派内监高起潜、杜勋等十人前往京南十关监军力战，遭到兵部尚书张缙彦上疏反对，说：“内臣十员监军，不惟空耗物力，且事权分散，使督抚将军难以指挥，恳请撤回！”但崇祯帝不同意，因为他此时最相信监军的作用，认为只有监军可靠！

监军到达宁武关，使守关将领周遇吉的指挥受制，造成李自成大军于三月初攻破宁武关，周遇吉被擒后不降被杀。战局急转直下。另一路自河南向北进军直隶的农民起义大军，攻克彰德、真定、大名。两路大军对北京形成夹击之势。三月初一日，李自成大军进抵宣化府，大同总兵姜襄投降农民军。

三月初六日，明帝朱由检以“代朕亲征”的名义令李建泰督师迎敌，并急令太监谢文举星驰赴镇，召吴三桂、唐通、刘泽清火急入援京师。李建泰兵至邯郸，见农民军势大，吓得掉头逃跑；刘泽清接到勤王诏令，不由山东北来，反而南逃；吴三桂路远，鞭长莫及；只有唐通奉调前来，但因不买监军宦官杜之秩的账，把队伍拉到了居庸关。没有一路兵马入援京师。

三月初八日，宣化监军杜勋、总兵王承允开宣化城门投降李自成。宣化人民热烈欢迎农民军进城。

三月十一日，崇祯帝再颁《罪己诏》，宣布有能擒李自成者封伯爵、奖万金；又下诏令司礼太监王承恩任提督内外京城，有生杀大权。

三月十五日，李自成另路大军攻克居庸关，明总兵唐通投降。大顺权将刘宗敏布告京师，宣布于三月十八日入京！随着明将李建泰被困死在保定，李自成的农民大军对北京形成了全面围困之势。

当这一惊人的凶讯传来时，京师上下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人人恐慌不安，坐卧不宁。在无人堪当重任的窘况下，崇祯帝只有亲自部署京城防守，老少勋戚一齐上阵。城内实行宵禁，昼夜巡逻，严缉奸细。由于外饷不至，太仓久虚，他又下令百官捐赞助银。太监王永祚、王德化、曹化淳各捐五万两，但其他太监却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值此生死存亡关头，崇祯帝再不顾什么颜面，竟亲自向皇亲、太监们讨起钱来。太监们却舍不得已到手的白花花的银子，干脆题诗墙壁：“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竟一跑了之。有的太监甚至偷偷给农民军报信，另谋明主。奉命戴罪守城的太监曹化淳竟阴阳怪气地对崇祯帝发牢骚：“魏公若在，事必不至此！”

三月十六日，大顺军攻克昌平。李自成大军进占昌平，焚烧大明十三陵陵园；同日大败明朝京师的三大营数万军队于沙河；大顺军自西山至沙河，连营于北京城外，当夜前锋数百骑直抵平则门（阜成门）。昌平失守的消息传来，群臣大惊失色，崇祯帝更是难以自控，竟一下从龙椅上跌下，昏死过去。

狂风像洪水一般来回冲撞着，裹着草木，卷着尘土，夹着碎石和沙子，盘旋冲突于大街小巷，呼呼作响，嗷嗷直叫，使老树截枝断头，令湖水腾浪拍岸，直刮得黄沙弥漫、天昏地暗，使整个京城笼罩在一片飞沙走石的迷茫中。忽然，一道闪电刺穿了压城的黑云，沉默片刻，一声异常激烈、干燥而又尖厉的霹雳炸彻全城，跟着便下起了滂沱大雨。也就在这个时候，明王朝的发祥地及祖陵所在地凤阳地区发生了地震。

沉闷的雷声撕破了黑幕重重的天空，瓢泼的大雨冲打着麻木的地面，异样的猖狂放肆。俄而，强劲的雨点变成了冰雹，冰雹借着风势，沉重地、兽性地、急剧地向下攒射着，击碎在房顶和地面上，噼里啪啦地交响成一片。一阵冰雹过后，又是电闪雷鸣，又是横风斜雨，雨中又夹带着冰雹——如此这般，从早晨直到午后，一阵紧似一阵。

三月十七日，李自成农民军列队攻城，分三路攻打平则门、彰义门和西直门，守在门外的明军三大营全线溃散，阵地上战车、火炮、铁蒺藜等构成的道道屏障，丝毫未能阻挡大顺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三月十八日上午，北京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亲临彰义门。为减少攻城伤亡，他派在宣府投降的太监杜勋缒城入见明帝朱由检，劝其退位，并表示愿意赴关外打击清军。崇祯帝对和谈之事难以启齿，但负责守城事宜的襄城伯李国桢，看到京城当时的危难，擅自答应了李自成谈判的倡议。于是，一场既无诚意又无可能的谈判开始了。

李自成在彰义门外以红毡席地，临时设殿发号施令。他首先命俘虏来的明晋王朱求桂和秦王朱存枢陪侍其左右，让他俩代农民军喊话，劝文武百官早早出降。之后他又派宣府投降来的明太监和监军杜勋等人进城，转达农民军“割地讲和”的谈判方案。

上午巳刻，杜勋来到城下喊话，明襄城伯李国桢答；：“我入你营为质，你当遣人与圣上面讲。”杜勋回答：“我杜勋一无所谓，何质为？”提督太监王承恩本来和杜勋是同事，现在一见杜勋代表李自成来和皇上谈判，立即放下吊绳将杜勋拉上城，然后送到皇宫见朱由检去了。

此时，崇祯帝朱由检正在奉先殿中坐立不安，听说杜勋前来，立即命于平台召见。杜勋来到宫中，跪倒在崇祯帝脚下，奏称：“臣奉了秦、晋二王令旨前来拜见陛下，尚乞陛下赐臣死罪。”接着转达了李自成的三项谈判条件：一是请思宗封李自成为王，割西北地归大顺军管辖；二是发给大顺军犒赏银百万两，大顺军随即退守河南；三是大顺军不听明朝调派，不奉思宗召觐，但可为朝廷平定内乱，并以强兵劲旅阻止辽东清军南下。

崇祯帝朱由检自知大势已去，除了接受李自成的条件以外只有死路一条，但又不能自己背了投降的恶名，便转身问大学士魏藻德：“此议如何？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谁知老奸巨猾的魏藻德竟是一声不吱，只是一个劲地鞠躬俯首。朱由检忧惑不解，起身站到龙椅背后，再三征询魏藻德意见，那魏藻德只是叩头谢罪，守口如瓶，不发一言。朱由检万般无奈，只好另派亲信宦官代表自己继续与李自成谈判，同时让杜勋向李自成传话说：“朕计定，另有旨。”企图拖延谈判时间，以等待各路勤王兵马的到来。

谈判持续到下午仍无丝毫实质性进展，李自成的等待是有限度的，他最后又派在昌平收降的守陵太监申芝秀进城，“备述贼犯上不道语，请逊位”。意思就是对崇祯帝朱由检进行挑战和痛骂，让他举手投降，让出皇位。

在这种情况下，崇祯帝朱由检只好拿出引火自焚的招数，大声怒叱道：“秦、晋二王，乃太祖高皇帝封建懿亲，以屏藩王家，不图嗣王不肖，既不能御扞患，丧厥守土，又复腼颜降贼，尚敢以巧言导朕偷生，祖宗天潢之裔，何其不知自爱如此？朕已决定一死，以殉社稷，岂能低首屈辱，以遗祖宗羞耶？”杜勋、申芝秀一见龙颜大怒，马上伏地叩头，口中阿谀奉承之辞说了一大堆：“奴才愚昧无知，哪里知道天礼大义，只是身蒙圣恩，诚恐圣上有个三长两短，所以才在情急之中胡说八道。今闻圣谕，忽然开朗，回去只说城中尚有精兵十万，各地勤王兵马指日可到，届时内外夹击不在话下。料闯贼听了此言也会吓个半死，唯恐退兵不及，哪里还敢围攻王城？”崇祯帝心中顿时生出了几分慰藉，欲哭无泪的眼中有了几丝亮光，身心也稍稍轻松几许，君临天下、至高无上的感觉又回来了，他仿佛看到了李自成慌忙撤退的场面，当即说道：“尔等尽力去办吧，倘能骇退贼兵，将来援兵到了，社稷转危为安，尔等功在国家，朕不吝封侯之赏。”只有王承恩等几个忠心的宦官臣子明白，杜勋和申芝秀是在蒙骗皇上，请求将他俩扣押下来。杜勋急中生智说：“有秦、晋二王在城下为质，我等不返，则二王性命难保。”说完乘机抽身，急忙下城，王则、等一帮太监问他和谈结果如何？杜勋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我们的富贵总没不了。”此话传出后，众太监暗中纷纷与农民军约定开门内应。

和谈已彻底破灭，崇祯帝朱由检唯有负隅顽抗、垂死挣扎，方可博得个“国君死于社稷”的美名。

申时刚到，李自成就下令全线攻城，守城太监曹化淳首先打开彰义门投降，德胜门、平则门也相继开启，大顺军迅速占领了北京城外城。崇祯帝真正感到了亡国的威胁，他宣布了自己亲笔起草的《亲征诏书》，；：“朕以渺躬，上承祖宗之丕业，下临亿兆于万方，十有七年于兹。政不加修，祸乱日至，抑贤人在下位欤？抑不肖者未远欤？至于天怒，积怨民心，赤子化为盗贼，陵寝震惊，亲王屠戮，国家之耻莫大于此。朕今亲率六师以往，国家重务悉委太子。告尔臣民，有能奋发忠勇，或助粮草器械、骡马舟车，悉诣军前听用，以迁丑逆。分茅胙土之赏，决不食言！”

北京德胜门旧景

《亲征诏书》下过，崇祯帝又于内廷召见内阁大臣，问：“卿等知外城破乎？”阁臣回答：“不知。”又问及：“事急矣，今出何策？”阁臣们回答：“陛下之富自当无虑，如其不测，臣等巷战，誓不负国。”这些大臣的表态，使崇祯帝深受宽慰，但他也知道，这些全是自欺欺人的空话，于抗战救亡一无所补，真正用得上、信得过的还是自家的皇亲国戚，所以他命令大臣们各自去守城，急命驸马都尉巩永固来见，要巩永固率自己的家丁护送太子去南京监国。巩永固回奏：“臣等安敢私蓄家丁，即便有少量家丁，也不足以保卫太子冲出重围。”

正说话间，忽见九岁的永王朱慈照（田贵妃所生）和七岁的定王朱慈炯（周皇后所生）两人手拉着手，蹦蹦跳跳地跟着十六岁的太子朱慈烺走进大内。崇祯帝见这三个皇子依然穿着往日宫中的衣服，便大声责问：“这是什么时候，你们还不知道更衣改装吗？”立即命太监取来破旧衣帽，亲手给他们穿到身上，系上鞋、帽带子，然后谆谆告诫：“汝等今日为太子皇子，明日皇城一破，就是普通小民了，赶快逃生去吧！朕与母后都将以身殉国，自愧有何面目去见列祖列宗于地下？汝等乘乱逃走，须改名换姓，见到年老者要呼之以老爹，见到年轻者要呼之以伯叔，见到年幼者要兄弟相称，其他如文人、军人、官人等各有称呼，务必谨慎小心地加以区别。万一将来保全性命，不要忘了回来为你父母报仇雪恨。”言毕，呜咽不能成声，左右宫女太监无不痛哭失声。正所谓：“影匿名理气莫高，今从霄汉坠蓬蒿，缠绵衣带心同系，珍重蒙尘一布袍。”此四句诗即崇祯帝父子生死离别之景。

当时周皇后哭着建议说：“乘此时贼兵未到，请陛下放我母子三人一条生路，我母子暂住妾的兄（周奎）家，好给朱家留一脉香火。”崇祯帝擦干眼泪，起身牵着太子朱慈烺和永王朱慈照、定王朱慈炯，命太监王承恩引路，迅速往国丈周王府奔去。出宫城不远，便见周王府大门紧闭，门两边空无一人。走近门前，方才听到管乐之声从内堂隐隐透出，敲门半晌，才有一仆人出来说道：“今日国丈八十寿辰，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得进内！”说罢又将大门合上。崇祯帝无奈，只得领太子等人回宫，不料经过庆云巷时，正好遇上田贵妃的父亲田宏遇骑马过来。田宏遇下马行礼，叩问圣上贵干，崇祯帝便概要介绍了托孤的意思。田宏遇二话没说，当即请将永王、定王及太子交他抚养，并当场扶三皇子上马奔田府去了。崇祯帝目送三皇子走远，才转身回宫。

酉时，李自成指挥百路人马加紧攻打内城，一时间鼓声如雷，喊杀声连天。大顺军将士，人人奋勇当先，个个冲锋陷阵，一架架云梯从墙根竖起，一门门火炮向城内轰击，李过、俞彬、马世耀、马维兴、高一功、高立功、周凤梧、李达、，宗第十员大顺战将，各率大军，分头攻打九门城楼。城内文武大臣大学士范景文、户部尚书倪元璐、左都御史李邦华等百余人，各率精兵家丁，分头向月城、角楼、城壕闸桥及各门、各巷短兵接战。攻打声、喊杀声、马蹄声、刀剑声，同时并作。就在这激战的关头，守宣武门的太监王相、、守正阳门的兵部尚书张缙彦、守齐化门的成国公朱纯臣等，同时打开城门投降。可怜那些誓不负国的“忠臣义士”，或死于矢石之下，或亡于乱箭之中，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作了维护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鬼。

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17世纪法国绘画

崇祯帝在宫内，只听得炮声隆隆，喊杀声阵阵紧逼，知内城顷刻即破，连忙传旨，召见群臣商议最后办法，谁知那些文武大臣，忠义者死亡殆尽，偷生者非逃即降，能应召议事的已是所剩无几。他感到自己是真正的孤家寡人了，只好独自在宫中思考着如何不当瓮中之鳖。

自申时外城沦陷后，李自成一面派人和谈，一面组织围攻内城，崇祯帝借以负隅顽抗的地方，实际上只剩下皇城和紫禁城了。到了夜间，内城被攻破。正在这时，太监王承恩惊惶失措地冲进来，连声大喊：“大事不好了，内城已破！”闻听此言，崇祯帝再也无法坐等了。他走下龙座，绕殿环走，捶胸顿足，仰天长号，大呼：“大营兵安在？李国桢安在？”得到的回答是：“大营兵已作鸟兽散，京营总督李国桢早已独自逃命，请皇上急走为宜。”意思是劝皇上赶快突围逃跑。接下来崇祯帝朱由检便在皇城和紫禁城中展开了一场“急走”加“困兽斗”的运动。

说也奇怪，崇祯帝这时反倒不再慌乱。他提起笔，写下最后一道谕旨：“谕：成国公朱纯臣提督内外诸军事，夹辅东宫。”然后，他收起这道谕旨，又从一小方盒中拿出早已写好的绝命书，命王承恩缝在内袍衣襟上……

内城失陷后，崇祯帝朱由检与太监王承恩一道，悄悄地走出宫门，登上紫禁城后面的景山（亦称万岁山、煤山）。这主仆二人爬到景山山顶，走进新建于山顶上的寿皇亭，放眼四望，但见满城烽火烛天，伴随着一团团跳动的火光，一座座殿堂楼阁变成焦土，一个个无辜的生灵死于非命。崇祯帝泪珠满面，泣不成声，哽咽着向王承恩说道：“朕心已碎，不忍再看，卿扶朕下山吧！”于是主仆二人又匆匆下山，悄悄回到紫禁城内乾清宫中。

此时，震天的号炮声已将整个大明皇宫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中，崇祯帝一脸惨白，凄苦无助地对周皇后说：“贼势甚众，城内防御甚虚，看来是难逃此劫了。”言毕，潸然泪下。周皇后也动了感情，呜咽凄楚。夫妻俩相对而泣，情景至为悲惨。

突然，崇祯收泪向左右内侍们言道：“尔等侍朕有年，今日大难临头，朕不忍心让你们一起陪着朕去死，各去收拾东西，赶紧逃生去吧！”太监们闻听此言，恰似死囚遇赦，随即一哄而散。只有宫女们迟迟不愿离去，其中魏、费二宫人挺身言道：“奴婢们蒙皇上和皇后厚恩，无一回报，愿舍身相随，虽死无悔！”崇祯帝闻言，惨然说道：“尔等女流之辈，犹存忠义之心，那班王公大臣，高官厚禄，贼兵困城，却毫无策略，甚至弃城而遁，这都是朕之不明，近佞拒贤，豢养这些吃里爬外的奸人，如今悔之莫及。”之后不禁放声大哭：“朕若成了亡国之君，有何颜面与列祖列宗九泉相会？”

周皇后伏在案上，与贵妃，氏相对哀恸，满皇室之中，但见阴风窜动，鬼气扑面。哭过一阵，周皇后凄然相谏：“事已至此，陛下不如潜出京师，南下调兵，然后挥师剿贼，或可使社稷转危为安！”话音未落，突遭崇祯帝叱责：“朕自昏瞀，致招此祸，宁可以身殉国，亦不愿苟且偷生。”左右宫女见状，无不失声痛哭。

大哭一场之后，崇祯帝突然收泪对周皇后说：“大势去矣，尔为天下母，宜砒！”周皇后起身说道：“妾侍陛下十八年，卒不听一语，今日同死社稷，亦复何恨？”言毕大哭着走进坤宁宫，悬梁自尽了。

想起贤惠文静的周皇后，自幼聪颖端庄，勤劳好学，恪尽妇道，才德过人，治理后宫有方。她那“员分百二领璇宫，撙节咸资内教劝；三酒亲吞重浣服，拟将恭俭赞王风”的为人和十八年以来的夫妻情感，让崇祯帝凄怆得再不敢回首，他令内侍取酒来，自斟自饮，一连喝了几大觥，方觉意气自如，转问，贵妃待何时自尽。，贵妃连忙哭拜道：“妾请死在陛下之前！”说罢系鸾于庭柱上，伸头自缢，不料鸾带中断，，贵妃堕地未死。崇祯帝立即从墙上取下宝剑，向，贵妃身上连砍数下方止。可怜这妩媚无比的，贵妃，昔日荣华富贵不知如何享受，今日却落得这般下场，岂不哀哉！

砍杀，贵妃后，崇祯帝借着酒劲，又一口气杀了另外几个妃嫔，然后大声对着南宫仁寿殿传旨：“莫坏皇祖爷体面！通宫中的懿安皇太后张娘娘速死。”说完再挥剑闯入坤宁宫，见周皇后已吊死在梁上，连声说：“好！好！”十五岁的长平公主在一旁痛哭不已，崇祯帝对她说：“汝何故生我家？”言毕，用左手挥袖遮面，右手挥剑砍去，公主本能地用左臂一挡，手臂折断，顿时昏厥过去。

崇祯帝手刃长平公主后，又搜寻至昭仁殿，见年方六岁的昭仁公主正快步向自己走来，便咬了咬牙根，一剑砍将过去，这幼小的娇女还未哭出声来，便倒在地上，鲜血直流。真是“云条无复剩根芽，此夕摧残一剑加。惊魄与魂应共语，有生莫坠帝王家”。

看着两位玉容娇艳的公主倒卧血泊、呻吟挣扎的惨状，崇祯帝浑身颤个不停，他扔掉宝剑，让太监王承恩再拿酒来，二人对饮起来。二人挥泪痛饮，一切尽在不言之中。饮过数杯后，崇祯帝命王承恩召集未逃走的太监，分发武器，准备强行突围。

半夜三更时分，崇祯帝身着便衣，脚穿王承恩的鞋靴，手持三眼枪，骑着快马，夹在数十名太监之中，一路朝东华门奔去。谁知刚到东华门，守城的内监以为宫中有了内变，便喝令放箭射杀，吓得太监们四散逃亡。王承恩冒死上前对守门官史呈度说：“这是当今圣上，还不快开城门？”史呈度说：“皇上有令，无令箭者一律不准出门！这位长官一无令箭，二无皇上衣帽，真假难分，门是决不会开的！”眼见得无法商量，王承恩又领着崇祯帝循墙向北而去。到了东直门，又被守门的挡了回来。君、臣二人无奈，只好再向安定门、崇文门、正阳门等走去，仍旧一一遭挡如前。眼看天快要亮了，他们只好又折回宫内。

回到宫内一看，三殿两宫一片寂静，自愿留下来的宫女内侍也大多不知去向。崇祯帝突然想到了那些从未开启过的内库，现在该是开视的时候了。他前去查看时，守库太监按籍具报库存，崇祯帝逐一查看，库库满藏金银宝物，其数目皆同册籍记载相符。直看到最后一库，门上注有“永不开验”四字，崇祯帝已顾不得许多了，急令开门验查。谁知开锁一看，库中空无一物，再入库查看，发现其中有一小铁柜，铁柜外加漆封，上有符篆与“洪武三十一年正月十三日铁冠子拜封”字样。崇祯帝问：“铁冠子是何人？”有一位老太监解释，铁冠子姓张名中，字景华，江西临川人，因受神人传道，能知前后几百年世事，是国初太祖帝请的一位神仙。崇祯帝又问：“柜中装的是何物？”老太监又解释，此柜原藏于南京的内库，历世禁人开看，武宗正德时移至北京内库，世宗嘉靖帝时用铅灌锁，贴上“永不开验”封条。崇祯帝越听越想开视，便令砸开铁锁。当看守太监砸开铁锁一看，柜内原是一巨幅画轴，绫绢外套上题有“二百四十年后开视”八字。崇祯帝掐指一算，自洪武三十一年至今已有二百四十余年，正是开视的时候了，便命打开画轴，原来是几幅绢画装在一起：第一幅画了一个高踞中坐的太监，四周恶鬼群立，仔细辨认，那太监正是魏忠贤面貌。揭开第二幅，乃是一帝王中坐，全身光芒千丈，四周群臣跪伏。揭开第三幅，仍是一帝王高坐，百丈光芒四射，四周是饥民与官军打斗。揭开第四幅，仍是帝王上坐，光芒渐短，饥民增多。揭开第五幅，帝王被满地白骨包围，身上光芒渐弱。揭开第六幅，帝王形体缩小，光芒全无。揭开第七幅，帝王变成一团黑影。崇祯帝不愿细看，匆匆打开最后一幅，只见一人黑素绸袍，披发跣脚，吊死在一角亭上。瞧其面目，不是别人，正是自己容颜，不觉惊愕，呆立如痴，良久方醒，命烧毁画轴，默然回宫。

由内库走向宫中，一路上阴风惨惨，崇祯帝料定了自己的归宿，他擦着头上的冷汗，浮生如梦的景象在眼前缭绕纷呈。他不禁想起了他的列祖列宗一统天下，万里江山，何等英雄！何等兴旺！如今毁于一旦，有何面目向祖宗交代？他决定去太庙拜一拜，再言脱身之计。来到太庙后，他先入奉先殿拜过祖宗神位，再命王承恩取笔墨过来，在墙上写下四句话留给李自成，；：

朕与你留宫殿，你与朕留太庙；

朕与你留仓库，你与朕留百姓。

写完这四句话，君臣二人又回到殿前，时间已是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凌晨。紫禁城外，李自成的敢死队伐杨树为云梯，正倚墙像猴子一样攀墙攻入城内。紫禁城内、白家巷墙头上，早已悬起三盏标志城破的白色信号灯。思宗仰天长叹一声，撕下一片御衣，咬破手指，写下最后一道诏书——《血书遗诏》云：

朕自登基十七载，三邀天罪，致虏陷地三次，逆贼直逼京师，诸臣误朕也。朕无颜见先帝于地下，将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可将文臣尽行杀死，勿坏陵寝，勿伤我百姓一人。

书毕，崇祯帝手牵太监王承恩出宫，直奔景山寿皇亭而去，当时天已微明，小雨与小雪交替下着，李自成已攻入皇城和紫禁城。崇祯帝走到寿皇亭边的一棵大树下，解下身上的鸾带，含泪爬上石扶栏，自悬于树枝之上，见其太祖太宗去了。

崇祯皇帝自缢图，17世纪法国绘画。

王承恩见崇祯帝驾崩，双手捧着崇祯帝的双足，伏在崇祯帝的腿上痛哭一场。回头一看寿皇亭，但见苍树翠柏，一派惨绿，映衬着亭上的琉璃碧瓦，无限凄凉。茫茫大地，万事皆空。堂堂天子不过一死，何况咱一个太监！遂长叹一声，伏地向崇祯帝叩头；：“皇上慢走，王承恩保驾来了！”言毕，解下腰带，于崇祯帝右边松树上自缢而死。

崇祯帝朱由检自缢，大明王朝宣告灭亡，历史上称这一政治事变为“甲申之变”。甲申三月十九日（公元1644年4月25日），也就是崇祯吊死煤山的同日中午，李自成大军举行入城仪式。

崇祯帝缢死之地

精心挑选的一千名大顺农民军精锐骑士，从正阳门雄赳赳、气昂昂进入北京城。李自成身着青衣长袍，头戴白毡斗笠，乘乌驳马，有大顺丞相牛金星、军师宋献策、权将刘宗敏等大员随后。李自成兴奋异常，他在骑队的拥围下进入正阳门。看到京城军民长长的欢迎队伍与“大顺永昌”香案，他认为民众是真心拥戴大顺政权的。

李自成拔出箭来，再拔去铁镞头，向后军速发三箭，大声传令：“军兵入城，有敢伤一人者，斩！以此箭为令。”老百姓狂呼“大顺天子万岁！”

李自成走进承天门（今天安门）时，忽然心血来潮，顺手拈弓搭箭，笑着对牛金星、宋献策等人说：“我若能为天下之主，当一箭射中天字之中！”……他的神箭善射在大顺军中是久负盛名的，谁也不会怀疑他射不中。左右一片欢呼。

然而，当一支利箭带着呼啸音飞向承天门的“天”字时，却牢牢地钉在了“天”字的底下……李自成默然，竟不知何以解脱了。随从将士都很木讷。

此时军师牛金星机智地拆解说：“中‘天’字之下，当坐天下也！我主大喜！”听了牛军师这一拆解，众军士将领又重新欢呼。

李自成的内心世界迷信天命暗示，他将自己的成败得失寄希望于天与神的保佑和暗示。他射“天”字不中，使他坚强的内心不知不觉受到一定的影响。他回想起甲申年正月初一，在西安举行称王建国大典，碰上雨天，宋献策送来一副对联拆解这一天象，对联云：“风云有会扶真主，日月无光灭大明。”……大明当灭，真主当兴！今日入城射“天”字而下，却被牛金星拆解为“当坐天下”。难道不对吗？天道玄远，谁说不是一种神妙的暗示。这种天命观，导致了李自成在进入北京后，在精神和思想上产生了松懈。李自成大顺农民军“不伤害百姓，不骚扰百姓”的局面没有维持多少天，很快便崩溃了……

李自成对明皇室与降官也没有明确对策，而是由大将权臣刘宗敏自发处置。三月二十三日，刘宗敏逮捕明室大臣故吏八百余人，严刑拷打追赃，限大学士交银十万两，部臣与锦衣卫帅交银七万两，科道官员交五万两，翰林学士交万两，一般官员交一千两。仿佛凡为官者皆有钱，统统要交银。三月二十四日，牛金星主持处斩了大明皇室禁军武官五百余人。这反映出穷苦农民对明朝官吏的一种天然仇恨。

与此同时，大顺高层领导的内讧也开始表面化。李自成与刘宗敏离心，大将李岩进北京后，向闯王李自成提出四大对策：第一，扫清六宫，修葺皇城，而后择日举行称帝典礼，制定礼法，禁止任意毁坏。第二，故明皇室除死难归降官外，应查清政行，分为三等：贪官追产入官，抗命为敌者定罪，清廉者免刑。第三，右营兵马应退守城外要塞之地，听命出征，在城里借驻民居，恐失民心。第四，应招抚吴三桂部，许以父子封侯，应封大明太子为王爵，为明室守宗库，世代袭之……若如此，“则一统基业可成，干戈之乱必息”。

在当时情况下，李岩的“四大对策”是最高明的战略主张了。可惜李自成不但不予以采纳，反而听信刘宗敏、牛金星的话，认为李岩有邪心，最终竟杀害了这位最有政治头脑与战略才干的大将和忠臣。重用了华而不实、大言浮夸的牛金星，信任诡秘善变的宋献策。加之李自成及农民军将领置山海关吴三桂和关外清军大敌当前而不顾，都在紫禁城里享乐起来，这就为后来的失败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