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严重危机的原因分析

出现严重危机的原因分析

关于俄罗斯经济转型过程中，产生经济转型危机的原因问题，有人仅归咎于“休克疗法”，例如，有人说：“俄罗斯经济形势和经济转轨出现的问题，原因不在别处，而在‘休克疗法’本身。”“休克疗法”“把国民经济搞休克了，把国家搞休克了，把人民搞休克了。”长期以来，笔者一直不同意把俄出现严重的经济转型危机只归结为“休克疗法”的这个结论。我认为，叶利钦时期俄罗斯出现严重的经济转型危机是各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必须历史地、全面地分析，切忌简单化。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写道：“目前我国经济和社会所遇到的困境，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继承了苏联式的经济所付出的代价。要知道，在改革开始之前我们没有其他经济。我们不得不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而且有着笨重和畸形结构的体制中实施市场机制。这不能不对改革进程产生影响。”“我们不得不为苏联经济体制所固有的过分依赖原料工业和国防工业而损害日用消费品生产的发展付出代价；我们不得不为轻视现代经济的关键部门付出代价，如信息、电子和通信；我们不得不为不允许产品生产者的竞争付出代价，这妨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使俄罗斯经济在国际市场丧失竞争力；我们不得不为限制甚至压制企业和个人的创造性和进取精神付出代价。今天我们在饱尝这几十年的苦果，既有物质上的，也有精神上的苦果。”“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用意识形态化的方式搞经济导致我国远远地落后于发达国家。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七十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与此同时，普京也写道：“毫无疑问，改革中的某些缺点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们是我们自己的失误和错误以及经验不足造成的。”[7]我之所以引了普京上面这些话，因为我认为他讲的是符合实情的，我找不到理由来反对这些看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研究俄经济转型危机如此严重、时间如此之长的原因。

（一）要与苏联时期留下很深的危机因素联系起来加以分析。

俄罗斯是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经济继承了苏联经济，两者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导致俄经济转型危机的因素中，不少是苏联时期留下来的，就是说，旧体制、不合理的经济结构与落后的经济增长方式等惯性作用在短期内不可能消除。在转型过程中新旧体制的摩擦、矛盾与冲突比任何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国家要尖锐和严重。这是因为：

第一，苏联历次改革均未取得成功，这样，经济问题越积越多，潜在的危机因素越来越增加。到了20世纪70年代，苏联经济已处于停滞状态。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使苏联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正如我们前面指出的，苏联经济的负增长在1990年已出现，到1991年GDP下降13%，预算赤字占GDP的20%，黄金与外汇储备基本用尽。这发生在没有实行“休克疗法”之前，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实行“休克疗法”，的第一年（1992年），GDP下降幅度是14.5%，这比1991年也并不大多少。而联邦预算赤字占GDP的比重是5%。这比没有实行“休克疗法”的1991年低得多。(www.guayunfan.com)第二，长期走粗放型的发展道路，明显地影响了经济增长速度与效益的提高。早在1971年，苏联就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但一直到1991年底苏联解体，集约化的道路仍未取得进展。这种拼消耗、浪费型的经济增长方式长期得不到改变，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第三，苏联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军工部门过于庞大，80%的工业与军工有关。这严重制约了俄罗斯经济的发展，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军火市场大大萎缩，军工生产处于减产和停产状态；二是庞大的军工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与向市场经济转型，要比民用企业难得多，因为军工产品的买主是单一的，即政府，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机制难以起作用，政府订货一减少，军工企业便陷入困境，从而对整个工业企业产生重大影响。这里，我们不妨列举一些资料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问题。普里马科夫指出，苏联解体前军工领域各部门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70%。[8]如此庞大、占GDP比重如此高的军工企业，在俄罗斯经济转型起始阶段由于受上面指出的因素制约，在1992—1993年，武器生产几乎下降了六分之五，军工企业生产总规模下降七分之六。[9]上面几个数字告诉我们，占GDP70%的军工生产下降了七分之六，这对俄罗斯在经济转型初期经济增长率大幅度下降起多大的作用。

第四，苏联时期的经济处于半封闭状态，60%左右的对外经贸是与经互会成员国进行。1991年经互会解散，导致俄与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锐减。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难以扩大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这对俄经济的发展必然带来严重的消极影响。据有关材料分析，在经互会解散的1991年，苏联GDP下降的50%以上是与经互会方面经济联系遭到破坏造成的。这里还要考虑到苏联解体后，原各共和国之间地区合作和部门分工的破裂对经济产生的严重影响。这里可以看到，仅军工生产的大幅度下滑和经互会解体这两个因素，对俄罗斯出现经济转轨危机起了多大的作用。我想，这不是一个复杂的数学题。

第五，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长达75年苏联历史留给人们头脑中的“印迹”，一时难以抹去的陈旧的、习以为常的东西，它们与新体制难以很快合拍。对此，俄学者分析说：“俄罗斯向市场过渡遇到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是政策不对头，是市场经济模式不好，是俄罗斯民众的独特性，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如果简单地进行回答，可以说主要原因存在于向市场经济过渡开始前的75年的历史中。历史并没有无声无息地流逝，而是留下了痕迹和遗产，因为它在人们头脑中和各个领域都打下了‘印迹’。”[10]

第六，由于叶利钦在推行激进改革时，既没有制订详细的计划，也没事先与获得主权的共和国就政策协调达成协议，这样一开始就给货币体系稳定带来了很多不确定因素。因为，人们不清楚，原来的卢布是否将保留，还是仅缩小到俄罗斯联邦地区，再说，想留在卢布区的共和国，也没有提出明确的财政与信贷政策，俄对其货币金融政策的监督是否有效。另外，不少主权国家都准备发行自己的货币，这种情况下，使大量的货币流入俄罗斯，而商品从俄罗斯流走，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宏观经济更加不稳定，经济更加困难。[11]

这里还应指出的是，在叶利钦时期国际市场能源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低位徘徊，每桶石油只有十多美元，这对能源出口依赖很高的俄罗斯来说，对其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二）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矛盾与失误。

在这方面有两类问题：一类是俄罗斯实行快速向市场经济过渡而所采取的措施本身所含有的内在矛盾[12]，它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困难；一类是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政策失误。

第一类问题：内在矛盾。

1.快速地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目标是要稳定经济，但为此而采取的措施，往往与目标相矛盾。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俄罗斯在转型起步阶段，其经济处于深刻危机状态，原来的经济结构严重畸形，市场供求关系极不平衡。这种情况下，客观上要求政府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有时还需要采取一定的行政手段。但快速地、大范围地放开价格，实行经济自由化，一般会使政府的间接调控和行政干预的作用大大减弱，甚至根本不起作用，这样，不仅达不到稳定经济的目标，反而使经济更加混乱和动荡不定。

（2）稳定经济与紧缩财政与信贷政策之间有矛盾。俄罗斯在转型头几年，经济危机与财政危机一直并存。从客观上讲，要遏制生产下降，稳定经济，就要求增加投资，放松银根。而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和控制通胀，又必须压缩支出，减少国家投资和紧缩信贷，这与稳定经济、促进生产的发展又相矛盾。

（3）大幅度地减少财政赤字，除了压支出还要增收，而增收的主要办法是增加对企业的课税。增加对企业课税的结果实际上把企业掠夺一空，刺激生产发展的机制就形成不了。

2.苏联与东欧各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垄断程度高，如苏联40%的工业产品受垄断控制的。在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放开价格，很难达到刺激生产的目的。因为，往往会出现由国家垄断价格变成某部门、某地区甚至某个大企业的垄断价格。这样，难以形成市场竞争环境。

3.在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起步阶段，实施的像放开价格等宏观改革措施与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的微观改革措施，发挥作用的条件与时间是不同的。例如，放开价格等措施在极短时间内即可实现，而私有化则是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企业机制的转轨难以在短期内实现，因此，企业对转向市场经济的宏观改革措施所发出的各种经济信号不能作出灵敏的反映。

4.打破对外经济关系垄断制，向国际市场全面开放，是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重要外部条件。但这会立即面临激烈的竞争，而俄罗斯的生产设备只有16%能承受住竞争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加速对外开放的宏观改革措施与保护及促进本国企业发展的微观改革措施难以协调。

以上种种矛盾，往往会拖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速度，使社会经济的动荡与痛苦变成一个慢性的和长期的过程，成了在短期内难以摆脱经济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类问题：政策失误。

1.放弃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这在俄罗斯转型头几年表现得尤为突出。当时盖达尔主张，应该采取措施，以最快的速度在俄形成自我调节和自我组织的市场经济，国家应最大限度地离开市场经济。

2.过度的、无区别的紧缩政策恶化了宏观经济环境，还危及企业的基本生存条件。俄罗斯在实行经济自由化特别是价格自由化过程中，为了抑制通胀，需要实行紧缩财政、货币政策，但俄罗斯没有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部门实行适度紧缩，而是全面紧缩，不加区分，结果造成投资大幅下降，1995年俄罗斯投资总额仅为1990年的25%。投资危机在经济危机中最为突出。另外，货币供应量和信贷投放量的过度紧缩，使企业由于缺乏必要的资金而难以进行正常生产经营活动。还需要指出的是，过度紧缩政策，还导致三角债大量增加，并出现经济货币化大幅度下降与严重的支付危机。

3.软性预算控制措施与软弱无力的行政控制手段，是俄罗斯长期解决不了财政问题的重要原因。过去，在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软性预算措施与硬性的行政管理措施是共存的。由于每个企业都是某个庞大的统治集团的一部分，因此国家牢牢控制着经理的任用，还要确保这些经理完成赋予他们的任务，企业经理人员完全处于集权化的政治控制体系中，他们必须循规蹈矩。虽也有掠取企业财富的犯罪行为，但受到限制。而当这种集权化的计划经济体制崩溃之后，对企业经理人员的行政控制也就瓦解了。这样，造成的结果是，每年的税收计划往往只能完成50%左右，而大量的财政支出压不下来，财政危机不断加深。

4.国企改革中的失误，对俄经济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负面作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一个重要条件是要把过去统一的、过分集中的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变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所有制关系。俄罗斯改革所有制结构，这是实行市场经济必不可少的一步。它在这方面的错误，不在于搞不搞私有化，而在于私有化的战略目标与方式等方面出了严重错误。

5.对西方的经济援助期望过高。俄在转型初期，原设想只要沿着西方认同的改革方向发展，与社会主义决裂，就可获得西方大量资金。实践证明，西方的经济援助不仅数量有限并有苛刻的政治条件，援助的目的是为西方国家自身的安全利益服务的，即要使俄长期处于弱而不乱状态。经过几年后，俄罗斯对此才有较为清醒的认识。

6.分配领域中的失误。市场经济要求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俄经济转型过程中的相当一个时期未能实现这个原则。转型一开始，由于盖达尔坚持实行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因此，在社会与分配领域，他坚持的政策是：国家只负责保护社会上最贫困的那部分居民。这样，在废除苏联原有的社会保障体制同时，并未采取有效的社会公正政策来遏制各阶层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另外，国家基本上不能保证教育、保健与文化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要求得到满足。这种分配政策，使得大量社会问题得不到解决，大多数居民与政府处于对立状态。这是社会不稳定、改革得不到支持、市场经济秩序迟迟建立不起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政治因素对经济衰退的作用。

很长一个时期，俄罗斯政局的不稳是阻碍经济转轨和经济正常运行的重要因素。向市场经济过渡要求有一个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法制建设必须要跟上。俄罗斯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开始阶段，经济过渡与政治过渡之间存在严重的脱节和不协调。1993年10月叶利钦炮打白宫以及政府的不断更迭，不仅反映出政治体制的不成熟、不稳定及不定型，还反映出各种职能机构之间缺乏协调机制，失控现象十分严重。在这样的条件下，俄罗斯难以形成一个在实际中能贯彻执行的经济纲领，从而也就导致经济运行处于混乱、无序的状态。这种复杂的动荡不定的政局，一场接一场的政治风波，使得俄罗斯经济变得更加脆弱，更加扑朔迷离。

（四）转轨理论准备不足。

在苏联时期，经济理论在意识形态的重压下，对市场经济理论主要是批判，对现代市场经济理论根本不熟悉，因此，在快速向市场经济转轨时，就会对西方市场经济理论不顾俄罗斯具体条件而盲目运用到经济改革中来。正如俄罗斯科学院经济学部在对十年经济转轨进行反思时提出的：“不能把改革失败的全部过失归咎于俄罗斯当今的改革派。不管情愿与否，必须承认，改革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经济学对于改革的总体理论准备不足。”

【注释】

[1][俄]格·萨塔罗夫等著，刘增训等译：《叶利钦时代》，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2—3页。

[2][俄]П.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3][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著，高增训等译：《临危受命》，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198，222，197页。

[4]这指的是政治上民主化与经济上市场化。

[5]叶利钦的独裁与斯大林时期的独裁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更多的是为了控制各种权力机关，不是针对广大民众，尽量给予民众民主自由；后者是对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加以镇压，直至在肉体上加以消灭。

[6]叶利钦在八年里撤换了7个总理、9个财长、6个内务部长和3个外交部长。

[7]《普京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5页。

[8][俄]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著，高增训等译：《临危受命》，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9]刘美珣、列·亚·伊万诺维奇主编：《中国与俄罗斯两种改革道路》，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50页。

[10][俄]Л.Я.科萨尔斯等著，石天等译：《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经济与社会》，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11][俄]博戈莫洛夫著，张驰译：《俄罗斯的过渡年代》，辽宁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9—140页。

[12]关于“内在矛盾”的观点，笔者早在1993年2月撰写的一份调研报告中就提出。同年3月在厦门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在向会议提交的《前苏联与东欧各国向市场经济过渡若干问题分析》论文中，又详细地做了分析。该论文收集在由陆南泉、阎以誉编著的《俄罗斯·东欧·中亚经济转轨的抉择》一书中（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