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一二”事变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

“四一二”事变前后的蒋介石与列强

关于“四一二”事变（以下简称“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是一个曾经受到史学界关注的问题，但至今仍未有明晰答案。按以往教科书的既成结论，蒋是在列强支持下发动“四一二”并建立南京政权的。[1]然而这个看似明了的结论却经不起深究，比如，蒋发动“四一二”时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国际、国内背景？其时英、美、日等列强对华政策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他们与蒋介石发动的这场政变究竟有无直接关联？列强对新成立的南京政权态度是否一致？再比如，蒋介石通过政变建立政权后，列强对这一政权采取了何种方针？蒋的南京政权奉行的又是何种性质的外交？应作何评价？以上这一系列问题，如果答案至今仍然是含混不清的，那么已有的结论就将因经不起推敲而失却其可信性。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曾把自己的研究兴趣投向这一方面，并专门撰文对此作过探讨，如牛大勇在《历史研究》1985年第4期上发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与“四一二”政变的关系》一文，和沈予对他的商榷文章《论北伐战争时期美国对华政策》。[2]本人对上述两文中所讨论的问题甚感兴趣，但由于该课题研究范围甚广，加上可作实证的第一手资料觅集不易，由他们开始的这一讨论以后未能继续深入。近年来笔者有幸外出访学，接触、阅读了一些保存于英、美两国档案馆关于这一时期对华关系的外交档案，为这项课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前提，故不揣冒昧，撰就此文，以见教于史学界同仁。[3]

一、北伐前后列强对华方针的调整

1926年，广州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北伐如日中天的声势和中国政局的剧变，使在华各列强，尤其是英、美、日等主要列强的对华方针，均被迫面临着较大调整。关于这3个主要列强这一时期的对华政策，曾有一些文章分别作过专门研究。从研究的结论来看，有一点是肯定的，也是共同的，即都认为其时在华列强均不再以扶持北京军阀政府、敌视南方为唯一政策，而改用其他手段来对付中国革命。但是此间列强主要以何种手段来对付南方革命并与之打交道的呢？“软硬兼施，分化瓦解”是一个一直被沿用的习惯说法，“软硬兼施”很好理解，意即列强在被迫与南方革命阵营打交道时，通常采取了压服和软化双管齐下的手段，这不仅有充分史料可以佐证，也已为史实所证明，而对“分化瓦解”一说，则有人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这一手段的运用其前提必须是当时的列强已对“中国革命营垒内部的分裂情况”以及“蒋介石的面目”均已有相当认识和了解，而这一点恰恰是尚未得到有力证明的。几年前沈予的质疑文章即建立在此之上。笔者认为，沈予文中的观点值得重视，澄清这一点对本文探讨“四一二”前后蒋介石与列强的关系也至关重要。

我们首先可以从已经发现的史料中看一下“中山舰事件”时，英、美等列强对南方革命营垒矛盾和对蒋介石情况的认识程度。人所共知，蒋介石是在这一事件中始公开暴露其反共面貌的。事件一发生，对广东政局关注最为密切的英国人曾一度为蒋“惩治左派和共党分子”、“包围罢工委员会，收缴罢工纠察队武装”的行为欢欣鼓舞。英外交大臣张伯伦甚至在国会讲话中公开宣称：“蒋介石已采取措施，镇压布尔什维克的阴谋。”[4]但接踵而来的事态却颇令英方困惑。被英视为国民党内“温和派”领袖的胡汉民在“中山舰事件”后回到广东却不为蒋容，公安局局长吴铁城遭逮捕。英方曾以提供实业贷款向蒋作试探，但与港府华民司司长坎普（J.H. Kemp）会谈并建议接受英贷款之时，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伍朝枢，却被蒋以“与香港英人勾结”的罪名被勒令“24小时内离开广东”。[5]相反，苏联总顾问鲍罗廷从海参崴返粤却受到蒋介石盛大欢迎。因而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的一段时间中，扑朔迷离的广州政局使英人如堕迷雾之中。加上英国此时已被广州和香港工人的罢工搞得焦头烂额，对解决罢工、解救英在华南利益的企盼远远超出了对广东革命政权内部矛盾的关切。因此，事件过后，由之引起的兴奋迅速冷却，英外交部也承认：“广州形势仍很混沌，不像我们最近估计的那么乐观。”3个月之后，英在华南和港府的官员就广东内部状况专门作了分析，在他们给外交部的报告中，均谈到“蒋介石在广东的影响扩大”，但认为其时的蒋不过是在“玩弄两面手法”，他“一方面从俄国人那里得到军队、装备和钱”，但同时“却像孙传芳在长江下游发展势力一样，正以同样的手段在广东努力地使自己成为南方的独裁者”。据此，他们对“中山舰事件”似乎得出了这样的判断，即“蒋介石将军打算当广州的铁腕人物”，其他则不甚了了。因此报告中也遗憾地说：“蒋的真正意图何在，只好留待将来去看了。”[6]英国对广东局势的懵懂，其原因也好理解，因为自五卅和沙基惨案后，英帝国主义一直被广东国民政府列为头号敌人，既然其时的蒋还需要革命的包装，为避免被指责为“与英帝国主义勾结”，蒋不仅不可能与英方有什么接触，而且还要作出激烈反英的姿态。蒋的这一表演不要说当时的英人看不透，就是革命阵营内部又有多少人是清醒的呢？(www.guayunfan.com)在“中山舰事件”发生时，美国的反应又如何呢？和英国人一样，美国人对事件的发生也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在事件后第4天美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Douglas Jenkins）就在给美驻华公使马慕瑞的报告中兴奋地谈到：“蒋不要俄国顾问了。”由此他估计说：“政府里稳健派看来支持蒋，似乎可望采取比较保守的政策。”[7]5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召开，詹金斯再次向国务院和马慕瑞详细报告了是会内幕和《整理党务案》全文，他指出，“蒋中正将军似已完全控制了局势”，“蒋将军终于表明了他的立场”，“如果国民党切实贯彻蒋将军议决案中的条款，两党便简直不可能共事”。数日后，他又报告说：“可以相信，蒋将军和政府内温和派很乐于不仅从党和政府内，而且从广东省驱逐共产党和俄国人。不过，他们无法随心所欲采取这种严厉行动，因为俄国人正给他们提供武器弹药，这是他们非常需要的。”于是他建议说：只要英国或美国提供“多少慷慨一点的财政和军火援助，政府内的温和分子们就会高高兴兴地抛弃俄国人和共产派，采取更友好的对外政策”。[8]然而，跟英国人所感到的失望一样，事变后广州的局势并没有按美国人所期望地那样发展，不仅被美国人视作“稳健派”（或曰“温和派”）的领袖人物相继被驱，华南还出现了多起直接冲击和占据美国教会机构的事件，这使美国人对广州局势十分担心。于是马慕瑞向国务卿提议授权他派参赞梅耶去广州，主要使命即为弄清形势，以为国务院应付当前华南问题“提出更有把握而且明智的建议提供基础”。[9]梅耶于6月初到广州，其时正逢北伐出师在即，表面看去国共两党高举“反帝、反军阀”旗帜，戮力同心推进北伐。在这一形势下，梅耶感到与蒋介石单独晤面“未必适宜”，乃转而同国民政府要员广泛接触。接触的结果是认为，美国若继续同有名无实的北京政权保持关系将损害美国在华南的权益，于是向华盛顿提议：“政府今后应考虑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两者关系的性质作某些改变。”[10]显然，其时美国对南方局势的关注，更多地是考虑如何调整与中国南、北政府的关系，而对革命阵营中的内部矛盾的利用，则认为带有“玩火”的性质，为时尚早，在没有十分把握的情况下，美国是不可能将其外交对策建立在某些猜想和臆测之上的。

除英、美外，此时作为在华主要列强之一的日本正专力于东三省的整顿和在华北以及长江流域的扩张，在华南则派人常驻广州，负责窥探情报。[11]因此，可以这么认为，在北伐开始前，作为在华主要列强的英、美、日三国对南方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左右两派的裂痕均已有所了解，也都注意到了蒋介石集团的崛起及其代表的“温和派”立场，但掌握程度有别，认识也不一样，尤其在需要决策时，必有一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过程，如果不加区分地把所有列强对付南方革命的手段从一开始就说成是“分化瓦解”，的确是不准确的，至少在北伐开始时还不是这样。

时至1926年秋，随着北伐在两湖的胜利，革命营垒中左、右两派斗争也日趋激烈起来。8月20日，蒋在长沙发表对外宣言，公开认列强为友邦，宣称：“革命之成功即友邦之利益。”[12]年底，迁都之争发生，蒋介石在南昌与武汉对立，并公然对外声称他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有权干涉和制裁共产党”，“无论哪国以平等待我，我们都可与之联合”。[13]蒋的公开讲话，以及在迁都之争中“抵制国民党内共产党影响的措施”，通过各种渠道被传至列强那里。于是，在现在的某些著作和文章中，就据此称列强已对中国革命实施了“分化瓦解”之策。那么实际情况又是怎样呢？我们可以对英、美、日三列强在北伐高潮中对南方政策的调整以及用来应对变局的手段再分别作一些考察：

北伐开始后，列强中在两湖首当其冲的是英国。面对汹涌的革命潮流，为摆脱被中国人视为“头号帝国主义”的不利地位，英在北伐开始后不久已决定迅速调整对华政策，把“改善与国民政府的关系”放在第一位，为此英国外交部派出远东司高级官员、中国问题专家蓝普生替换了钟情于北方军阀的原驻华公使麻克瑞。[14]为试探有无可能与国民政府达成“友好谅解”，蓝普生在去北京赴任之前，先往汉口拜访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并与之交换了对国民政府承认和不平等条约的更改问题的意见。[15]英国一改以往不可一世的骄横，变得“怀柔与忍耐”，其目的用英外交副大臣韦尔斯利（Victor Wellesley）的话来说，即：“我们应做之事就是用同情来俘虏革命运动，努力将其引上正路。”[16]而这时已迁至武汉的国民政府，在英人眼中，是交涉的对手，又是软化的重点对象。对因迁都之争而引起的汉、浔对立，英方因情报来源有限，且内容悬殊，在所见到的这一时期英驻华外交官的报告中，似乎仍倾向于把蒋视作一个大权在握的“野心家”和“极端民族主义者”，之所以与俄国人不和只是因为他“不能忍受布尔什维克的控制”。因此并不予以特别信任。[17]以后汉口、九江事件发生，英担心进一步激化矛盾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于是作出允诺中国收回汉口、九江租界的表示，并于1927年1月底分别向中国南、北政府提交了表示同意对治外法权、租税、租界管理等条约权利进行7点具体修改的备忘录。[18]当然，对英国有着重大利益的上海租界，英则积极策划列强合作，准备武力保卫。3月中旬，国民革命军即将进入上海，蒋介石酝酿已久的“清党”也已在积极进行中。因急欲知道列强对他即将在上海的行动可能会取的态度，蒋介石通过外国记者诺曼和曾为他服务的外国人柯亨向英国驻广州总领事透露了蒋即将同共产党决裂的信息，并探询“列强能否给蒋以某种支持的保证”。[19]但这份情报却在4月30日才被送达唐宁街，这时局势已明朗，英对南方的政策面临着新的变化，此情报不再具有价值。

与英国一样，美国在北伐开始后不久也迅速调整了其对华政策，其特征同样是“软硬兼施”，即一面对中国革命作出“同情”姿态，1927年1月发表《凯洛格声明》宣布美国新的对华政策，一面却出动炮舰，摆出不惜以武力“保护在华美国侨民生命财产”的架势。对革命阵营中出现的裂痕，美国也予以更多的关注。1926年8月蒋介石长沙讲话后，美国一家很有影响力的杂志上就刊出了一篇以“中国新危机”为题的文章，详细报道了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从上海发回有关中国局势的消息，内称：“有很多证据可以证实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并不是像他所表面伪装的那样是一个‘赤色’人物，更有很多理由可以去相信他不仅不会再与‘赤俄’结盟，而且也不再会受制于莫斯科和其他任何势力。”这位记者并注意到，“蒋的权力在继续增长”，“尽管现在他正受到国民党内激进派的反对”，但“他能有效控制政府内部和军队的组织”，在不久的将来，蒋会向列强宣布其“事实上中国统治者的身份”。[20]为了对这位身为北伐革命总司令的真面目有更多的了解，美当局甚至派人去查阅了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中收藏的蒋介石的犯罪记录。[21]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政局的扑朔迷离，与伦敦一样，华盛顿当时对蒋的“真实面目”仍摸不清底，对其实力如何以及能否代表美国利益也有怀疑。因此对革命营垒中的矛盾能否加以利用仅持“静观”态度。1927年1月，蒋因急于要与列强拉上关系，让他的浙江同乡王正廷在上海与美国驻沪总领事高斯进行了接触，王在接触中把南方营垒当前的分裂和蒋介石的态度向美国人露了底。他告诉美方，国民政府的控制权并未落入极左派手中，国民革命军不是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殷切希望“汉口事件”不在上海重演。[22]得知这一信息，美国人当然甚为高兴，但是在对蒋这一做法的意图没有彻底明了前，美国在与中国各派政治力量联络时，抱了极为谨慎的态度，并不急于与蒋打交道。3月中旬，蒋介石政变在即，在广州的诺曼、柯亨也同样向美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透露了蒋即将同共产党分裂的详细情报，并直截了当建议说：“列强若想把俄国人赶出中国，他们现在就应与蒋将军建立明确的联系。”[23]此情报被詹金斯迅速报告给了华盛顿，但对柯亨的提议他的评论是“不无趣味”，但“不能当作安全可靠而被接受”，因此这一情报也未引起美决策部门的足够重视。其实，美国这时的想法还是其一贯的“等待尘埃落定”，用其驻上海总领事高斯的话来说，即：“相信随着国民党军到达上海，对国民党左、右两派的真正考验也将来临。”[24]

从上述英、美两国在北伐高潮时对南方革命所取主要对策来看，可以说“软化”是其主要特征，“分化”则是伺机意图有之，但并未实施或未及实施，因此蒋与英、美的勾结当然也谈不上。与英、美不同，日本在拟定对付南方革命时，则是一上来就倾心于“分化瓦解”之策的。北伐进至长江流域时，日军方曾主张公开干涉，但时为外相的币原则相信，激进的国民党内会有愿意和日本合作、接受日本新秩序概念的人。9月5日，他对长江沿岸各日本领事馆下了十分明确的训令，内称：“随着北伐军的推进，中国局势正在发展。我方必须遵守不偏向中国一党一派的既定方针，在此关头保持更冷静的态度，注意政局的变化，适当与各地方实力派人物保持接触。”[25]而此时身为北伐军总司令的蒋介石，公开和私下多次表示出对“共产党”和“俄国人”的“厌恶”，使之立即成了日本人关注的目标。于是从1926年冬起至次年2、3月间，在南昌蒋的司令部和九江等地，日本政客、军官、浪人纷至沓来，政府要员中赴南昌与蒋直接晤面的就有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财部彪海相的使者小室敬二郎、陆相宇垣的代表铃木贞一和政友会代表山本条太郎、松冈洋右等。其间，从北方南下助蒋的黄郛和任蒋总参议的张群起了积极的穿针引线作用。[26]蒋在与这些日本要人的会晤中明确告之：他同武汉派“尖锐对立”，“苏俄制度不可能在中国再现”，“我们没有想过用武力收回上海租界”，“也不打算马上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并表示：“日本如果能尊重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同日本携手。”[27]为了让日本“了解革命军的真相”，取得日本对其的信任，1927年2月，戴季陶受蒋之托秘密赴日活动，并在日本专门拜访了日本外务次官出渊胜次。[28]由于掌握了蒋之政治面目和革命营垒内部裂痕的第一手情报，日本外相币原在革命军北伐气势正盛时，就已断定蒋介石是国民党内“稳健派的首领”，日本政府对于中国革命实行分化谋略比出兵更为适宜，并把日之对南方革命阵营分化谋略的侧重点放在了“怂蒋反共”的实行上。蒋也一再信誓旦旦地向日方保证：“我打算用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请放心！我到南京就正式表明态度，你们等着瞧吧！”[29]当然，因担心过早暴露蒋与日勾结的意图，黄郛在负责与佐分利联系时，请他转告币原：“蒋还不能公开完全按列强要求去做，共产党派正在极力诋毁他的威信。”币原也同意：“确认蒋是温和派领袖，不要让蒋为难，否则会给武汉方面制造机会。”[30]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四一二”前蒋与日本的关系所到达的程度，如果把这说成是“勾结”也并无不妥。

二、“四一二”后各列强的反应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打败直鲁联军进占南京，因军阀部队溃退，城中秩序紊乱，泱及外国领馆和侨民，造成英美人士数人伤亡，一些领馆财产被掠。事发后，英、美两国以“护侨”为借口，命令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炮击南京的事件，是为“南京事件”，也称“宁案”。

“宁案”发生时，蒋介石正处于“四一二”前夕的关键时刻，在即将采取的“清共排俄”行动中，蒋迫切需要取得列强对他的认可。故“宁案”次日，蒋亲乘“楚同”舰赶抵南京，声称“宁案”系“共产党徒煽动一部分军队及地方流氓所为”，下令立即由最高军部派兵分赴弹压。同时召见第六军军长程潜，对处理“南京事件”作了指示：“对于无论中国军队或流氓损害外侨生命财产，均赖负责查明其确实情形，予外侨以满意之解决，违者严惩。”[31]3月26日，蒋介石抵达上海，当天即与公共租界取得联系，发表了“他将与外国警察和军事力量合作去维持秩序和镇压流氓无赖的暴行”的声明。31日，蒋又在沪上召集外国记者招待会，明确告示列强：“国民政府所定政策为不用武力和任何群众暴动以变租界之地位。凡愿意平等待我之国家，即为吾人之友，纵使从前曾压迫中国，吾人也愿与之合作，与之联合。”[32]

尽管有蒋介石的一再表态，但在其时的英、美等国看来，在“南京出现的抢劫和伤亡”中，作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显然“要比武汉外长负有更大的责任”，因此在列强在抓住所谓“南京暴行”、准备采取共同行动时，一开始把蒋介石作为主要施压对象，通过其驻沪总领事向蒋提出了包括“惩凶、赔偿、保障”的内容，并要求蒋立即作出“书面道歉”的照会，英使蓝普森并且提议加上时限，使照会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

由于其时日本方面对蒋之面貌已有相当了解，“宁案”的发生实际给了币原一个促蒋早日下手反共的契机，因此在英、美准备发出抗议照会时，币原外相亲自出马游说。他约见英、美驻日大使，告之“南京暴行”是过激分子煽动的，“目的在于摧毁蒋介石”，“蒋介石强烈反对这些加在外国人身上的暴行，并将竭力把它们压下去，把秩序维持起来”，而目前任何强国“采取强硬手段，将有助于蒋介石的敌人”。[33]币原并且通知英、美说，蒋介石愿意“维持秩序”和“镇压暴行”，日本政府认为他能够做到，列强应给他以信赖。因此日本反对武力制裁，并将不参加“最后通牒”。[34]与此同时，币原也向日驻华公使矢田发出了新的训令，要其全文转知蒋介石，训令称：日本政府认为蒋介石对于管束共产党的跋扈缺乏决心，害怕压力。目前列强已对国民军前途绝望，难免采取共同自卫的手段。作为蒋介石，目前是赢得内外信赖、在平定时局上取得成功，还是被内部阴谋所挟制而终于丧失时机？决定命运的关键在于他本人的决心。日本同情国民政府，但如以“国民运动”为借口，猖獗排外，将危害东方和平与中日关系的前途等。[35]当晚，矢田邀请蒋介石的代表黄郛至住所，将训令一一传达，黄即向矢田表示：蒋本人诚意无可怀疑，“整顿国民政府，内部已下决心，现正召集将领仔细研讨中，一俟准备就绪，将立即断然采取行动，其时间在四五天之内”。[36]

由于探得了蒋的底细，日本政府的态度首先得到美国的支持。4月2日，美国务卿凯洛格给驻华公使马慕瑞发出一份经总统修改过的训令，告之“本政府不希望照会确定时限而具有最后通牒的性质”，“美国对于实施何种制裁，将保留意见”。[37]美远东司司长詹森并去电警告主张“强硬”的美驻华外交、军事官员，不得与列强同事讨论制裁问题，而应以“谅解的心情”，对中国国内斗争的结局持“等着瞧”的态度。[38]而原先企图拉住美国实施制裁的英国在日、美相继作出这一姿态后，态度也随之改变，表示“完全欣赏日本政府看法的说服力，有理由认为蒋正努力组织稳健分子核心，反对国民政府的过激派”，“目前如果对他过分羞辱，这对列强利益是背道而驰的”。[39]9日，日、美、英、意、法公使达成协议，抗议照会不加时限，不提“制裁”，主要指向对“南京暴行”应负责任的中外势力，显然这是指的“共产党徒”和苏俄。11日，抗议照会被递交武汉外长陈友仁，副本送蒋介石，这表明：“宁案”发生后，日本币原对中国革命所取的“分化”方针，开始被其他列强所接受，并逐步成为列强各国的共同立场。

果然不负所望，在列强照会到达后的次日，蒋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清党；18日，在南京正式建立政权。蒋用血腥镇压“共产分子”的分裂行动，向各列强作了一个公开的政治亮相。当上海等地清党的消息传到华盛顿时，凯洛格诧异而愉快地发现，“蒋介石显然是温和派的领袖”。[40]于是，南京政权成立一星期后，美国总统柯立芝在华盛顿宣布：美国在华目标是帮助和鼓励一切谋求“统一”和“建立共和制政府”的“合法愿望”，美国深信“动乱终将平息，某种形式的政权终将出现，该政权无疑准备对我们所遭遇的错待予以适当解决”。[41]英国首相张伯伦5月9日也在国会演讲说：“国民政府现在于南京组织起来了，对于其统治权限和所持政策，虽无法于一时之间加以评论，但可以断定的是，诸列强对之态度改趋缓和大部是基于这样一种希望，即新成立的政权在其统辖之境内必能行使有节制之职权。”[42]显然，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并建立政权后，美、英两国均予以了公开鼓励，但蒋介石尚未显示其足够实力，新政权也未能在维护列强尤其是英、美在华利益上有充分表现，英、美对其的态度是有很大保留的。正如其时英公使蓝普生在他4月27日给国内的报告中所说：“蒋介石也许能表明自己可以在所有的方面都按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去做，但我的感觉是，现在我们不必急于得出任何结论，我们判断一个人主要是看他的行动而不是其他。”[43]美公使马慕瑞也在给国务卿的电文中强调：南京政权“只有在完全承担起责任后，才能指望它所期盼的国际地位”。[44]因此，“四一二”后，尽管英、美在蒋与武汉派的对立中，采取了打击武汉、支持南京的方针，但对于这一在南京新成立的政权，列强需要时间去探摸它的底细，考验它的稳定性。于是“宁案”能否得到满意解决，便成了列强考察蒋及其政权有无“实力”和“诚意”的试石。

英、美这时的拭目以待，颇使政变后立足未稳的蒋感到棘手。由于国民革命在“打倒军阀和列强”的旗帜下进行，蒋虽已宣布“清共”，也竭力在列强面前表现其“与武汉人物迥然不相同的作风”，但在民众面前却仍须保持“革命”的形象，尤其在宁、汉对立形成后，蒋更需用这块牌子来与此时因收回英国在华的汉口、九江租界而声势日高的武汉政权相抗衡，并赢得国民党内相当部分民族主义者对其的重要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南京政府在就“宁案”与有关国家达成谅解时，对列强不能作太多的让步，而从争取列强对其信任和对其政权的支持来讲，在解决“宁案”中，进一步迎合列强的要求又是必须的。于是蒋采取了两面手法，公开层里，南京政府在就“宁案”与英、美交涉时，虽同意“惩凶、道歉、赔款”，但提出：英、美也应对炮舰向南京城攻击，造成中国军民伤亡事件道歉、赔偿，并在交列强的《“宁案”讨论基础草案》中，写上了“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修改现行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但私下里却派外交部长伍朝枢去沪，就此案的解决探寻英、美等国的旨意。伍告之美方：南京政府的为难之处在于“既要顺应中国民意，又要满足列强要求”，希望在此点上得到列强的谅解。[45]然而，对于这样的表白，英、美显然都是不满意的。而蒋介石原本指望能给他一定支持的日本，这时也因国内币原被田中取代而发生了变化。币原之所以下台，其原因之一即被指责为对中国革命者“过于迁就”，“忽略”了日本在华权益。而田中一上台，即改币原外交时对华“缓进”政策为积极干预方针，对中国南北政府均摆出咄咄逼人的姿态，6月间悍然出兵山东，因此要在“宁案”问题上，想再通过日本向英、美“疏通”是绝无可能的。

除了来自列强的压力外，其时更让蒋头疼的是来自党内的派争和内部的牵制。蒋虽然通过“四一二”建立了政权，但内部并不统一，与他联手发动“四一二”的桀骜不驯的广西军人，这时正活跃于各派之间，并明显表现出对蒋地位的挑战。而他们的活动显然得到政权内相当一部分人士的支持，这部分人士在对外关系上，虽不赞成“武汉派”的激烈行为，但对“收回国权”却表现得相当积极，7月20日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的“废除不平等条约，另订新约”声明即有此背景。[46]而蒋在不能随心所欲控制整个局势的情况下，若在与列强交往中一味妥协，无疑将在内部派争中置自身于不利地位。不仅如此，此时的蒋还面临来自北方张作霖、孙传芳大军的压力和汉方东征的威逼，如何应对摆脱这些不利因素，使其时处在内外交困中的蒋介石颇费思量。而蒋的困境和南京政权内的派争情况也同样为此时密切关注南方政局的列强所洞悉，这在相当程度上更加重了列强对蒋态度的保留。

因此，蒋的反共政变虽说在一定程度上博得了列强的欢心，但中国国内局势尚不明朗，南京政权地位未定，“宁案”未有了结，各列强对蒋的热情均十分有限，这在事实上使这个“反共绝俄”后名义上并未放弃国民革命目标的蒋政权处在了一个孤立无援的境地。

加上该政权内部日益激化的矛盾，在新政权中地位并不稳固的蒋介石，在历经一场与武汉方面和内部桂系的激烈较量以后，被迫于8月13日宣告下野，“宁案”的谈判也被搁置。

三、蒋介石尝试走东京路线

1927年8月中，也即南京政权成立尚不满4个月时间，蒋介石就下台了。蒋的下台固然主要出于内部的派争的压力，但外交上的窘况也是一重要原因。因此蒋在下台后，以退为进，策划东山再起时，争取国际列强对他的支持也是其急欲达到的目的。而在选择可作依傍的列强时，蒋把他的第一目标选在了东京。

蒋欲走东京路线原因是很明显的，这首先是因为日本在“宁案”和“四一二”时曾给了他支持。尽管“四一二”后田中取代了币原，并在上台后采取了不同于币原的政策，但在对武汉、南京两个政权态度上相当明确，并多次公开表示了对蒋本人的好感，田中并让人转告蒋介石：他“同情蒋在中国建立新秩序的努力”。在他5月20日给芳泽公使和日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的一个电文中，明白指示：“假如蒋和他的派系能继续镇压共产分子，并保证他们自己内部统一的话，日本政府将给他们以道义的支持，并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47]是月上旬，日满铁株式会总裁山本条太郎由芳泽陪同访问了南京，并与蒋介石作了5个小时的深谈。8月9、10日，芳泽再次亲抵南京访问，蒋称他“我亲爱的朋友”。尽管5天后，蒋的突然下野使日本很感意外，但田中认为蒋的下野是暂时的，不久就会东山再起。与日本对蒋的明确支持不同，自南京政权建立后，英、美对蒋并未示以特别的好感。英国因为在华南的重要商贸利益，似乎对南京政权中的两广实力派更感兴趣，对日本人与蒋的接触则抱有戒心，认为在“耍诡”。[48]美国在与南京方面打交道时多半通过在政府中任外长的伍朝枢进行。然而，伍朝枢不属于蒋系而属于胡派，手下所用的朱兆梓、唐悦良等又多为亲桂人士，就在蒋去职前几日，“纽约出身的中国人”李绵伦和余日章被伍朝枢派往美国，任务是“寻求美国的承认”，伍并有亲自与时任财政部长的古应芬一起赴华盛顿请求经济援助的安排，[49]而这时蒋已下台，伍却在为被蒋视若“眼中钉”的中央特委会南北奔走，如此在外交上谋与华盛顿亲近，在蒋眼中绝不是好征兆。既然这时蒋与英、美的联系要逊于他的对手，而这时在蒋身边的亲信人物张群、戴季陶、黄郛等，又都为东京路线的积极主张者，因此蒋把争取支持的希望首先放在日本身上也是顺理成章的。9月底，也即蒋在下野1个多月后，蒋携张群同赴东瀛，开始了他的日本之行。

然而，蒋的这趟日本之行是否能如愿以偿呢？我们需要对田中上台后，日本在华新图谋先作点透视。前面已述，田中上台后采取了不同于币原的对华政策，而这新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准备以武力干涉中国内政，以保日本在华，尤其是在华北以及满蒙的特权。1927年6月，日本以“保护日人生命财产”为名悍然出兵山东，即向中国南、北政权显示武力干涉的决心。北伐以后，中国南、北开战，形成对立局面，这在田中看来既是坏事，又是好事。坏事乃是因为日本担心战事倘进一步发展，混乱将直接延至华北、东北，这无疑将造成日本在华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而一旦北京的奉系政权在战争中垮台，日本在华多年经营的成果有可能付诸东流，这更是日本所不能接受的；好事是目前中国南、北对垒的动荡局势，也给日本侵华造成了可供利用的新的机会，即如果南京政权建立后，国民革命军不再北进，那么中国今后就将处于一种南、北分裂状态，北方张作霖在面临南方威胁的情况下，会更容易受日操纵，而这时南方政府的权柄倘也能为亲日的实权派所掌握，日本在华利益将有一个大的扩充。当然，要实现这一点，在南京政权已建立后，田中认为可行的做法就是设法让蒋与张作霖达成妥协，这个阴谋在蒋在位时就已开始了。1927年5月，蒋派密使到东京与日方会谈，要求日本政府予以帮助。田中义一安排蒋派去的3个密使在日本会见了张作霖的使者，双方同意在某种条件下达成一致协议，在各自营垒中消灭共产党势力。[50]蒋的使者与张作霖使者在日本的这一秘密接触，实际上完全是按田中内阁的意图进行的。很清楚，日本鼓励国民党内温和派是为了贯彻日的意图，实现日本的战略目标。为此，在田中给芳泽的电文中，除强调“帮助蒋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要求利用日本的影响，在南京对武汉用兵时，“不允张作霖进行干涉”外，还明白指示：“如果蒋、张之间能达成妥协，日本将予以鼓励。”[51]很清楚，在田中看来：如果蒋的权位能得到巩固，与北方张作霖妥协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蒋的突然下野，使日的企图搁浅。当然田中并没有放弃它，而是准备在蒋访日时，说服他接受日本的提议。说到底，日本可以答应给蒋以支持，但不希望蒋在上台后搞统一，哪怕蒋是亲日的。[52]

然而，要蒋介石与张作霖达成妥协只是田中的如意算盘，在蒋介石来说，日本之行的主要目的恰恰是希望得到日本在他日后复出时，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或至少在他“继续北伐”时日本能保持中立。这样的愿望与田中的意图近乎南辕北辙。因此在蒋访日期间谒见田中时，田中要蒋“不必急于北伐而专心于南方统一”。而蒋却竭力想让田中理解他一旦复出不得不谋“统一”的处境和愿望。他甚至告诉田中，他之所以需要“统一”，是“为了避免内部军队分裂”。为打消田中对他统一中国的疑虑，蒋还一再向田中表示：他将“尊重日本在东三省的权益”。然而，蒋欲说服田中的意图完全落了空，在蒋与田中会晤的两小时中，虽然田中表示在国民革命阵营中只支持蒋，但对蒋访日目的并不加理睬。蒋也看出田中对他毫无诚意，“只是以往日军阀官僚相视，一意敷衍笼络”。[53]与田中会谈后，蒋已预感到了与日合作前景渺茫，此行结果“可于此决其失败”。[54]

本来，蒋在访日后是有去美、英等国打算的，但由于国内局势变化，蒋担心错过复出的时机，乃于11月10日匆匆返国，在与内部派系一番纵横捭阖的交手后，终于击败对手，于1928年1月在南京正式复职。由于日本之行的失败，蒋更急欲开辟新的外交途径，在他复职时的记者招待会上，蒋急切呼吁“急迅改定”外交方针，称“我们既然要对俄国绝交，便必须与各国一致来反对第三国际”。[55]然而，如前已述，要打开外交困境，蒋除了“绝俄”外，还须在“保护列强的在华权益”上能显示自己的能力和“诚意”。于是，“宁案”善后因关系到蒋是否能获得列强的信任而尤其具有重要性。于是蒋一上台，就立即以黄郛替换了伍朝枢出任外交部长。伍去职的原因除内部派系之争外，其以往在处理“南京事件”上的态度也被蒋系人士攻击为“立场太过强硬，因而造成僵局，使得南京政府在当时错过了获得外国承认的先机”。[56]

1928年2月21日，新上任的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发表了“以亲睦为主”的对外宣言，并立即着手全权办理结束“宁案”。[57]2、3月间，英使、美公使先后抵沪。关于“宁案”的谈判，首先在中美间进行。由于南京方面急于了结此案以交好列强，结局如何可想而知。在4月4日南京、华盛顿同时发表的《宁案中美协定》中，美方满意地接受了中方的“深深道歉”和愿意对“事件中美方人员及财产损失负全部责任”的巨额赔偿，甚至美舰对南京的炮击也被说成是“思想所及之别无选择的正当防卫”。[58]难怪事件解决后，美国报刊一片欢呼之声，《纽约时报》连发的数篇文章中，对是案了结中“南京方面一无所获”甚感兴奋，直称为：“美国外交在中国的一项全面胜利。”[59]如此结局，列强是满意了，然而是案中由列强炮击所造成的无辜中国军民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也就此一笔勾销了。于是乎，黄郛上台后秉承蒋意推出的“亲睦”外交，首先在取得美国“谅解”上见了点成效。尽管如此，蒋仍未放弃争取日本对他统一中国的支持，以黄郛为外长，又派与日有深厚关系的殷汝耕为驻日代表，即为其时蒋重视“与日亲善”的表示。[60]当然，此时蒋因日本之行并未能取得田中对他的同情，考虑“二次北伐”时日本会有的干涉，1月再派张群赴日磋商，冀“通过公私两方面的努力，希望能让日本理解中国革命军的立场”。[61]张群再度访日的结果，据日档案披露，张在东京与日本达成一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即同意日本“革命军不要追击北军至长城外，同时保证张作霖从北京撤回关内”。[62]这个主意嗣后被起草进一个备忘录，也即日给南、北双方的《觉书》。该书声称：“战事如进展至京、津，其祸乱或及于满洲之时，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地方治安将不得已而取适当并且有效之措施。”[63]《觉书》发出之时，“济案”已发生。对《觉书》，张作霖给予拒绝，并于5月25日即向日本发出正式照会，抗议称：“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64]又于同日以政府名义发表《对外宣言》，对日方违反华盛顿会议《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主权独立暨领土与行政原则的行径作了严厉指责。[65]而南京国民政府一方，却迟至29日方向日本发了一个口气近于乞怜的照会，内称：日方备忘录“易涉中国之内政，且与国际公法上列国相互尊重领土主权之原则显相违背，国民政府万难承认”。[66]与此同时，黄郛又通过上海交涉员向矢田领事口头请求：“深望贵国政府万不可有侵犯我国主权之行动，以维两国固有之邦交。”[67]可见南京政府这时的“亲睦外交”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上实际到了连行将灭亡的军阀政府还不如的程度。

日本出兵强行阻挠北伐，终于粉碎了蒋介石对日的最后一点幻想，黄郛和他的“亲睦外交”也因其在与列强交涉中一味屈辱逢迎而声名狼藉，不仅引起国中民众愤慨，在国民党内也遭到严厉批评和谴责。为此蒋不得不用有美国教育背景的王正廷换下了“亲日”的黄郛，口号也一由“亲睦外交”改称“革命外交”。黄郛背负着骂名下台了，尽管他甘愿为他的兄弟蒋介石忍辱负重，[68]但内心似也不平衡。所以若干年后，黄遗孀沈亦云在她撰就的回忆录中，颇有抱屈意味地写道：黄郛出任外长“面临的是与前不同，甚至相反的任务”，即“骤然间从‘打倒列强’口号转到依照国际公法要国际乐成国民革命军之北伐，统一中国”。黄受命于蒋，“充此转寰之任”，即“从英雄外交回到常人外交，从打倒列强回到条约束缚”，虽然知道“这些条约实是不平等的”，但为了“要脱离一个更凶的赤色帝国主义”，并“改正国际国内视听”，不得不从“高唱打倒帝国主义与买办阶级”，转向与“老帝国主义者谋缓和”，为“政府开一睦邻之路”，[69]这里，黄的遗孀是在为黄郛辩白，却也真切地道出了此间蒋介石与列强关系的底蕴。

（原载《历史研究》2000年第6期）

【注释】

[1]见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编：《中国现代史》上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1页。

[2]沈予文载《中美关系史论文集》，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关于这一方面的研究，除文中所提到的两篇专论文章外，某些史料和观点还可见诸一些通论性外交专著和现代史专著的外交章节中，如石源华所撰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和杨天石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2编第5卷等。国外学者也曾在一些论著中，对这一课题有所涉及，如：Dorothy Borg，American Policy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1925-1928，Macmillan Company，1947；Akira Iriye，After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Harvord University Press，1965。但他们的研究多偏重于这一时期国际格局的分析和本国对华政策的解释，对课题本身未有专门论述。

[3]本文引用的主要外交史料均系笔者去年接受英国学术院王宽诚教育基金会资助，在伦敦英国国家档案馆（P.R.O.）查阅档案资料所得，在此顺向基金会致以诚挚谢意。

[4]The Times，London，Mar.26，1926，p.13.

[5]英曾认为蒋之所以仍与俄国人接近，是因为需要俄国人的钱。因此他在惩治左派时，为加强自身，“肯定会希望从香港方面，不管以何种方式得到钱款”，于是在“中山舰事件”后与广州国民政府谈判解决罢工问题时，乃主动表示“不答应赔偿，但可以考虑贷款以资国民政府建设”。Clementi to Amery，Apr.15，17，1926，CO，882/11.

[6]Internal Situation at Canton，Jun.13，24，1926，《英国外交档案》FO，371/11627。

[7]《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RUS，1926，Vol.1，p.701。

[8]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美国国务院档案》（缩微）RDS，NA，M.No. 329，893.00/7473。

[9]RDS，NA，M.No.329，893.00/7403，893.00/7407.

[10]RDS，NA，M.No.893.00/771；FRUS，1926，Vol.Ⅰ，p.712.

[11]佐佐木到一：《南方革命势力的真相与批判》，极东新信社1927年版。

[12]《长沙邮政分局邮务总办致北京邮政总局函》（1926年8月2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13]蒋中正：《在南昌总部之演讲》（1927年2月21日、3月7日），转引自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第327页。

[14]British Representation in China，July 15，1926，FO，371/11690.

[15]Attitude of H.M.G.towards Cantonese，Dec.3，1926，FO，371/11662.

[16]1926年1、2月间，英外交部围绕对中国革命的对策问题曾组织过一次讨论，驻华使领馆官员、海陆军指挥官、港英当局纷纷献策，提供了使用武力、国际封锁、援助北方军阀、向苏俄施加压力、怀柔等5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论证结果认为：前两种方案后患无穷，适得其反，也难以取得其他列强的支持；第3种方案难在找不到英国中意的铁腕人物；第4种方案不会有什么成效；只有最后一招怀柔似乎切实可行，并富有“建设性”。W.R.Louis，British Strategy in the Far East，1919-1939，Clarendon Press，1971，pp.129-130，转引自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2编第5卷，第265页。

[17]FO，405，Vol.252，pp.459，446-447；FO，405，Vol.252，p.302.

[18]FO，405，Vol.252，pp.311-313，398-400.

[19]FO，405，Vol.253，pp.113-115.

[20]ne Literary Digest for October30，1926，美胡佛档案馆馆藏档案。

[21]RDS，NA，M.No，329，893.00/8005.

[22]RDS，NA，M.No，329，893.00/8312.

[23]RDS，NA，M.No，329，893.00/8502.

[24]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RDS，NA，M.No.329，893.00/8420；893.00/ 8406.

[25]《最近对华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1927年12月），JFMA（日本外务省档案），SP166。

[26]黄郛和币原在华盛顿会议上相识，在北京关税会议期间，黄又与币原的心腹佐分利贞男过从甚密，当佐分利奉币原之命，于1926年末到长江流域考察时，黄郛充当了他同蒋介石联系的中间人。日陆相宇垣的代表铃木贞一世在武汉通过黄郛介绍，由张群安排到九江去见蒋介石，见沈亦云：《亦云回忆》，传记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27]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问题研究所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343页；Akira，Iriye，After Imperialism：The Search for a New Order in the Far East，1921-1931，Atheneum，1969，p.120；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贤二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6页。

[28]《最近中国关系诸问题摘要》第2卷，JFMA，SP166。

[29]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土肥原贤二秘录》，第9页。

[30]矢田致币原（1927年3月29日）、币原致矢田（1927年3月31日），JFMA，PVM27。

[31]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2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4年版，第417页。

[32]《民国日报》1927年4月1日。

[33]FRUS，1927，Vol.2，pp.164-165.

[34]币原喜重郎：《外交五十年》，东京原书房1975年版，第110、112页。

[35]币原致矢田（1927年3月31日），JFMA，PVM.27。

[36]矢田致币原（1927年4月23日），JFMA，PVM.27。

[37]FRUS，1927，Vol.2，pp.175-177.

[38]FRUS，1927，Vol.2，pp.181-183.

[39]《英国政府文件》F3807/1530/10附件。

[40]RDS，NA，M.No，329，893.00/8802.

[41]FRUS，1927，Vol.2，p.205.

[42]FO，405，Vol.253，pp.218-219.

[43]FO，371/12505。英国政府在嗣后给蓝普生的电文中又曾对如何对待南京新政权指示两点：一取决于该政权事实上在中国能行施权威影响的范围；二取决于该政权本身满足国外列强愿望的程度，见FO，371/13169。

[44]MacMurray to Kellogg，Jul.22，1927，FRUS，1927，Vol.2，p.226.

[45]FRUS，1927，Vol.2，pp.118-119，221.

[46]这部分人主要指其时南京政权中的胡汉民派，他们在南京政权如何建立与列强新关系上，反对走日本路线，而主张靠拢英、美，对“不平等条约”则主张用谈判手段而不是用激烈的革命手段加以废除。

[47]田中致芳泽（1927年5月20日），JFMA，PVM41。

[48]“Events in China”，Lampsen to Wallesley，May.16，1927，FO，371/12505.

[49]The Far East，p.989；Current History，p.832，August1927。美国胡佛档案馆馆藏档案。

[50]FRUS，1927，Vol.2，pp.225，226，233，236.

[51]田中致芳泽（1927年5月20日），JFMA，PVM41。

[52]6月2日田中给吉田和芳泽拍了一封长长的电报，内中与之详细讨论了中国今后可能出现的变局和日本的应对方法。田中对张作霖与国民军交战可能出现的后果作了三种推测：（1）如果张失败下台，在天津或到日本避难，满洲落到一些有新思想的人手中，那么就有可能与南方妥协，日本在此情况下会面临什么问题；（2）如张作霖带着他的部队平安退回东三省，那么就可能在满洲边界与南方军队交战，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避免这种混乱；（3）张在与南方交战时，倘内部发生反叛，满洲将落入反叛军手中，那时日本将怎么办？一个星期后，吉田和芳泽给田中回电，他们认为“现在对田中的设想还不能有肯定的回答，现在对日本来讲，张作霖仍是最好的选择。若是张作霖失败退回东三省，日本应向南京军队施加压力，不要再攻击他”。《田中给吉田电》（1927年6月2日）、《吉田给田中电》（1927年6月8、9日），JFMA，PVM41。

[53]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台湾“中央日报社”1974—1978年版，第230页。

[54]张群：《我与日本七十年》，台湾“中日关系研究会”1980年版，第20—33页。

[55]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10页。

[56]《东方杂志》第31卷第3号。

[57]程道德等编：《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1919—1931）》，第412—413页。

[58]《国闻周报》第5卷第13期。

[59]“American Diplomacy Wins a Triumph in China”，The New York Times，Apr.13，1928；“MacMurray Hailed for Nanking Victory”，The New York Times，Apr.4，1928.

[60]蒋这时对日本仍存有的幻想，还基于这样一个侥幸心理，即认为日本人对北方实力派军人冯玉祥“素猜疑”，必不愿让这位北方将领实际取得华北的控制权，更不愿冯等先他“入主北京”，于是便抱有日本对他沿津浦线领兵北上会取比较温和、克制态度。

[61]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6册，第230页。

[62]Foreign Ministry Memo，April 1928，JFMA，S1.6.1.5.31.

[63]刘绍唐：《民国大事日志》第1册，传记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95、396页。

[64]《北京政府外交部致日驻华公使照会》（1928年5月25日），载《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65]《北京政府对外宣言》，载《国闻周报》第5卷第20期。

[66]《外交部公报》第1卷第2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

[67]沈云龙：《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上册，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版，第356、357页。

[68]黄郛、蒋介石同为陈其美手下，据黄郛遗孀沈亦云记述，陈拟帖“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三人结为兄弟。1926年12月，黄郛应蒋之邀南下助蒋，蒋让黄郛负责与日联络，因“入党方可办事”，蒋让杨虎给在上海的黄郛送去了蒋介石、张静江都已签好名的入党志愿书，“只等黄自签”。可见黄与蒋之非同寻常的关系，见沈亦云：《亦云回忆》。

[69]台湾史料研究中心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版，第403、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