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政策属于王道还是霸道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二）

第一个回合下来之后，商鞅打探出了秦孝公的真实意图，那就是要干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而不是徒有虚名，沽名钓誉。但是，商鞅仍然没有急于冒进，大胆地向孝公兜售他的改革政策。因为这个时候的商鞅还不能确定孝公是不是能接受狂风暴雨式的全面革新。狂风暴雨式的改革虽然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会给秦国的长期发展埋下隐患。而要保证长期利益，注定是要以牺牲部分短期利益和效率为代价的。在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之间，商鞅不知道孝公会如何选择，如何取舍。所以，在第二次会见时，商鞅还是有所保留，继续用他那四平八稳的战术，向孝公谈起了“王道”。

所谓“王道”，就是汤武之道，是一种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当年，周文王在西岐修治道德，才不断壮大，推翻商朝。商朝只重视天命，天真地以为殷商的列代祖先会在天上保佑他们，结果被西周灭了。西周在商朝灭亡中吸取了教训，虽然还是很重视天命，但却强调“尽人事而知天命”。周朝的早期统治者一再向后世子孙强调，上天是绝对不会眷顾和保佑一个不修人事、不重道德的政权的。“德”即是“得”，“德”不仅是一种品质和个人修养，而且还是君主的治国之术。有“德”才有“得”，没有“德”就什么也“得”不到。这就是商鞅和孝公第二次会面时大谈特谈的王道。

王道强调的是“德”和“得”的统一，是“内得于己”，“外得于人”。内得于己，就是提高自己的修养，直见本心；而外得于人，就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前者是内圣，后者是外王。所谓修德，要从统治者做起，播下“德”的种子，然后再去收获“得”。这也是后来孔子赞美的“郁郁乎文哉”的盛世，也是儒家所称道的理想国度。所以说，王道偏重于基础，强调加强国家和君主自身的修为。总而言之，王道就是讲仁义，以德服人，把人感动得心甘情愿认你当老大。

而霸道与王道不同。它偏重于结果，强调的是国家之间的征服和君主对国家的控制力。“霸”依靠的不是德，而是力。当然，霸也不是单纯地挥着拳头乱来，还要讲信义。单纯的四肢发达只是“强”，但不能称之为“霸”。所谓强，只是凭蛮力抢人家一点土地，攻人家一个城池，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一味地运用武力必定劳民伤财，弄得老百姓很窝火，就和你离心离德；而到处侵略，一定会四处树敌，别人就会联合起来对付你。这样一来，表面上看起来捡了大便宜，其实是吃了大亏。所以，只用蛮力，当你最强大的时候，也正是你走向衰弱的时候；当你最鼎盛的时候，正是你走向灭亡的时候。(www.guayunfan.com)在“王”、“霸”、“强”三者当中，只有王道才是正道。当然，即使是正道，也需要有实力作后盾。王道中自然包含了霸道，笑脸相迎，但也要让人知道你手里有棍子。而所谓霸道，其中也有王道的成分。正如荀子所说的：“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霸，不仅要重法，还要讲信，更要爱民。王道离不开霸道，霸道也离不开王道，关键是有所侧重。王道偏重于基础；而霸道，看重的是结果。

至于强，只是攥紧拳头欺负别人，是治国者所不能采取的。就像荀子说的，那是“亡者之法”。但仅仅相信“仁者无敌”也是太天真了点，唯一可行的就是王道与霸道一起来，信义与实力并举，才能对内安抚百姓，对外臣服诸侯，从而立于不败之地。正如荀子所说：“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可见，荀子极力反对用权术来治国，他的思想虽然有趋向功利的一面，但还不至于不择手段，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儒家掌门的他依然还信守着自孔子以来的儒家道统的高贵和尊严。

荀掌门是伟大的，荀掌门的光辉思想也很值得认真学习、贯彻和落实。他主张王霸兼用，其实是在维护“内圣”和“外王”的统一性。只求外王，不求内圣，那肯定不能长久。因为，霸道的目标是别人，而不是自己，单纯强调霸道，必然会产生短期性的行为，损害自身的长期性建设。关于这一点，出身三晋深受荀子影响的商鞅怎么可能不心知肚明？但在战国这个年代，这些法家人物都不约而同地抛弃了荀子的王道思想，把天平偏向了霸道。商鞅是这样，后来的李斯也是这样，他们都是霸道的狂热崇拜者。而商鞅，这样一个不信奉王道的人，却在第二次见孝公的时候大谈王道，可见仍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秦孝公两次接见商鞅这个被他评价为“妄人”的家伙，当中只间隔了五天。孝公之所以还会给商鞅机会，或许是景监的话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最关键的是，他本人在这五天时间里估计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隐隐感觉到了商鞅对于帝道其实并不是真正热心，能为秦国所重用才是商鞅的本意。说了半天帝道，只是谨慎的商鞅耍的投石问路的伎俩。在商鞅的身上，秦孝公看到了他对名利的渴望，也看出了他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性格。当然，秦孝公心里明白着呢，商鞅机关算尽，只是为了施展自己的才华，谋求功利；而不是对他或者秦国有特殊的感情。但是，秦国和他的代言人秦孝公并不在乎这些，只要为我所用，其他都可以不去理会。何况，依靠人性的贪婪远比依靠人性的善良要可靠得多，这个外来户有可能成为一个可靠的执行者。

第二次见面，气氛比较融洽，商鞅的滔滔不绝没有让秦孝公感到厌倦。因为即便是王道，也点明了秦当前所面临的两项重要任务：国内大兴农业，对外扩充战备。所以，孝公听了以后也开始张开嘴巴说话了，而不像上一次，不骂人就不张嘴。但他对商鞅仍然不满意。因为商鞅虽然提出了秦国面临的问题，却没有提供现实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革命导师马克思指示我们：“以前的哲学家都在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必须要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而这里的商鞅只是拿起了“批判的武器”来解释秦国社会，却没有用“武器的批判”来改造这个社会。商鞅所说的王道思想虽然诱人，但需要长期规划，更需要“润物细无声”的默默努力，可秦孝公没这份耐心等下去。他说道：“时间太长了，我等不了。很多贤明的君主，都在现世名扬天下了，哪里有要等上数十年，甚至上百年才成为帝王的道理？”

这一次会面虽然仍然是不欢而散，但却比上一次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对商鞅而言，他终于彻底摸清了秦孝公的底牌。商鞅发现，对方原来和自己一样，都是急功近利、谋求霸业的主，可谓志同道合。而对秦孝公来说，对商鞅也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商鞅对秦国当前中心任务的认识和他不谋而合，只是没有说出方法而已。何况，看商鞅的样子，王道治国也不会是他的本意，他想说的东西还没有彻底说出来。那个东西，估计正是自己想要的。所以，秦孝公虽然表示了对商鞅的不满，但他的真实意图，不过是在诱使商鞅彻底摊牌。买卖商品时，客户只会对有兴趣的东西才挑三拣四，秦孝公的挑刺，正是因为他感觉到商鞅能够达到自己的要求。

这里是高手之间的博弈，一切尽在互动中，没有任何现成给定的东西。商鞅的底牌没有暴露，但却又在顾左右而言它的轻描淡写中让秦孝公感觉到了。而孝公更是想用表面的不耐烦逼迫商鞅说出真实想法和意图。这个时候，他们之间的距离看起来很远，其实已经很近了。于是，第三次会面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