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舌战群儒谈论变法

难以启齿的妥协

据史书记载，在商鞅开始变法的时候，有两个人站出来进行反对：一个是甘龙，另外一个是杜挚。甘龙是甘昭公王子带的后人，根本就不是秦国王族的代表，而是秦国功臣的代言人。据说甘龙曾在秦献公时期长期担任国家总理一职并主持推行新政，是秦国功臣。他是想要让秦国变得强大，但是反对变法；他也想恢复穆公时代的霸业和辉煌，但却反对进行彻底的变革。所以说，他只是保守派，主张有限的变革，根本就不是历史教科书上所说的什么“旧贵族的代表”。

杜挚的出身，史书上没有详细的记载。但从他和商鞅辩论的焦点来看，他也只不过是另一个保守派。因为他反对变法的理由并不是因为变法触动了哪个集团的利益，而是因为变法所带来的结果具有不确定性。正如他说的：“如果变法所预期的结果并不能百分百地带来好处，就不能急于对以前的制度全面否定。”(3)烈火烧死的或许是该死的鸟儿，但在它的劫灰中没有新的凤凰应运而生；否定了以前的，新的东西又不是很理想，那不是更糟糕吗？从这个角度看，杜挚不过是一个清醒的保守主义者，主张“先立后破”，反对“先破后立”，也不能算是什么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

总而言之，这两个人都不是王族的代表。他们反对变法的理由，和利益的分配没有关系，和血缘宗亲之类的传统更是没边儿。在最终目标上，他们和商鞅也许是一致的，都是力图强秦，只不过是见解不同罢了。商鞅只看眼前，想法比较激进，而甘龙和杜挚目光长远，但又陷入了迂远。商鞅变法后来成功了，自然被后世称为变法的楷模和鼻祖。而甘龙和杜挚，就顺理成章地被批为反对变法、迂腐不化的顽固派、反动派。但如果商鞅变法流产、失败了呢？是不是历史又会对这两个人重新进行评价？

历史的发展也许就是成者王侯败者寇，后人总是跟在板上钉钉的史实后面指指点点，而遗忘了那些虽然失败却作出另类选择的英雄。胡适不就说过嘛：历史不过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从历史上看，清醒的保守派往往是深刻的。可惜，天上的星星燃烧以后，过了很久很久，它的光才到达我们的眼睛。(www.guayunfan.com)现在的问题是：在这样一个变革的关键时刻，手握重权的王族大庶长、右庶长和驷车庶长，为什么没有发表任何意见？我们甚至怀疑，当年秦孝公在朝堂上决定开始变法的时候，掌权的秦王族们是不是都被安排去度假旅游了。不然，怎么连一点声音都没有？何况，商鞅变法，首先就是拿他们开的刀，而且直接打到他们的“痛处”。商鞅变法的第一条措施就是奖励军功。原来，王族贵胄的官位不能世袭，但爵位的政治待遇却是可以父子相传的。但经商鞅变法以后，连爵位也不能世袭了。要想获得爵位，对不起，到战场上砍敌人的脑袋去！

唯一的解释就是，在准备变法的三年时间中，秦孝公和商鞅对朝堂上有资格发言的王族做足了工作，也就是现代人说的个别酝酿。其结果是，秦孝公成功地拉拢和收买了他们，让他们在变法的时候装傻学乖。至于拉拢的手段，不外乎恩威并重，动之以情，晓之以利，最后达成一个政治协议：秦孝公许诺给他们多少好处，让他们支持变法，至少是默不做声。商鞅是玩弄权术的高手，在这个艰难的谈判过程中，他肯定起了关键作用。

总而言之，秦孝公和商鞅肯定作出了妥协和让步。否则，这些王族贵胄不会眼巴巴地看着商鞅来革他们的命。这种妥协，这种让步，就是改革的成本，而获得的收益，则是时间。也就是说，要在改革的最终受益者还未曾受益之前，尽量地减少改革的阻力。这也就是商鞅所说的：“民不可以虑始，而可以乐成。”老百姓一开始的时候是肯定不会支持变法的，因为他们没有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和实惠。这个时候，你要像居委会大妈收卫生费那样和他们去摆事实、讲道理，肯定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就是，让他们看到改革的好处，不用多费口舌，他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成为变法的拥护者。

可是，改革要出现成效又不像蒸小笼包一样立等可取，改革需要时间。那么在一开始变革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更多的人支持改革，而让更少的人反对变革。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要让更多的人直接感受到改革的好处，而让更少的人受到改革的冲击，尤其是那些能够左右改革成败的人。既然老百姓不可以“虑始”，就只好向权势贵族作出必要的让步和妥协了。否则，最终受益者还没有得到实惠，利益受损者又在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样的改革不失败才怪。

《道德经》中说：“将欲取之，必先与之。”想得到，就必须先学会放弃。秦孝公和商鞅，就敢于放弃，而且还放弃了很多，从而支付了高额的改革成本。当然，买通某些集团的代表，虽然不等于彻底摆平了这些集团，但是能造成这些集团的反应迟缓就足够了。因为，改革需要的正是时间。

估计也正因为涉及了利益转让，秦国的史官才没有记载下来这一次幕后的交易。如果是上嘴唇一碰下嘴唇就皆大欢喜了，那又为什么不记载下来？后来，赵武灵王进行胡服骑射的改革，王族公子成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结果，赵武灵王一顿说辞，就把公子成由一个阻挠改革的顽固派忽悠成了支持变法的维新派。赵国的史官就详细记载下了两人的谈话。而秦国，估计仅靠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是不够的，关键还是要让出利益。而利益的出让，名不正，言不顺，自然说不出口。

历史证明了秦孝公和商鞅的英明决策，也为以后的改革树立了典型。可惜，我们在历史中学到的唯一一件东西就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学到。（黑格尔语）商鞅变法以后，中国历史上鲜有变法成功的范例。从宋朝的王安石变法，到明朝的张居正变法，再到清末的戊戌变法，哪一个最后不是以流产而告终？就拿王安石变法来说吧！他志大才疏，激情有余，策略不足，貌似声势浩大的全面变法，实际上是没有重点，没有步骤，没有规划，一团乱麻。结果必然是，百姓还没有获得利益就先吃到了苦头，而且还没有等士大夫的势力动摇就跟他们对着干，国家自然也就未享其成而先受其乱。还是那句话，改革是需要支付成本的，而且这种成本还必须提前预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王安石之所以失败，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把改革置于整个国家之外，凌驾在所有集团的利益之上，想要空手套白狼，在没有任何付出的情况下赚个盆满钵满，天下哪会有这么便宜的事情？王安石变法，没有寻找任何的利益共同体，四面树敌，支持的人不多，反对的人倒是一大片，不失败才是怪事。

当然，商鞅变法的成功，也有老天的帮忙。《史记》记载，商鞅开始变法的几年，秦国几乎没有发生过什么战争。没有战争，“奖励军功”之类的法律条文就没有直接明显地表现出对贵族阶层的冲击。而免除徭役等见效快的政策，在没有战争的时期恰好能够充分地推行下去。通过开垦荒地和对善于耕织的人进行奖励，改革让老百姓直观地看到了它所带来的现实好处。王族贵胄们，在变法早期没有感受到它的伤害，也就没有挣扎反抗的动力，最终成了温水里的青蛙。等他们反应过来，大势早已定局。而下层民众，由于得到了实惠，最终转变成了支持变革的中坚力量。商鞅的新法，就这样在秦国扎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