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商在夏朝之前

从座上客到阶下囚

嬴姓一族显贵于商朝，他们也就和商朝成了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但是，商朝总有败落的一天，正如夏朝一样。

殷商末期，我们熟悉的纣王登场了。他的残暴、荒淫不亚于夏桀，最终导致朝政荒废，近千年的成汤江山走到了末路。这时候，渭水流域的一个部族——周开始崛起了。它在商朝最后的100年里，发展成了一个强国。周人世世代代都是种地的，是靠农业发家的。“周”字的古文字形，像极了一个人在田中种植，可见农业对于这个部族是何等重要。周王室的始祖是后稷，那可是一位种植庄稼的模范，善于种植各类粮食作物。他曾在尧舜时代当农业部长（与禹是同时代人），教民耕种，后来被周人拜为农神。后稷的子孙在泾渭流域辗转迁徙，到了古公亶父（后追封为太王）这一代，因为无法忍受鬼方（也就是后来的犬戎）的侵迫，便统统从豳（今陕西郴县）迁居到了岐山（今陕西岐山北）。

周朝的兴盛就是从这次迁徙开始的。他们来到了一片肥沃的土地。这里是泾渭河流冲刷而成的河谷平原，气候宜人，土质松软，简直是天然粮囤。一个擅长农业的民族，历经苦难，饱经沧桑，来到这片丰饶的土地，那还不是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因此，周的GDP直线上升，仅仅数十年的光景就变成了一个富强之国。随之，周王室造宫殿，修宗庙，建城郭，到了姬昌（也就是周文王）一代，还有意识地接受商文化，与商通婚，促进了周人的开化。

周本是殷商的一个诸侯国。姬昌被商王封为“西伯”，统领西方诸侯，所以姬昌又被称为“西伯侯”。自周强盛以来，雄心已起，始终坚持东部大开发战略，对殷商江山虎视眈眈。慢慢地，殷商和姬周之间开始有了摩擦。周作为一个地方诸侯逐渐不听殷商这位中央领导的话了，而殷商也切身地感觉到了周的威胁。正因为这样，今天出土的甲骨文的卜辞中出现了很多关于“寇周”的记载。在姬昌去世前九年，他自称接受了天命，改元纪年，国号为周，公开和朝廷叫板。此后六年，周依次消灭了商朝四个较大的诸侯国，势力越来越大，造成了“三分天下（周）有其二”的局面。随后，周又在岐之东建立了新都丰邑（今陕西长安县附近），东进意图更加明显。(www.guayunfan.com)文王死后的第四年（公元前1046年）春天，他的儿子武王联合若干诸侯国，大举伐商，仅牧野一战，就把商朝给灭了。据说当时很多老百姓竟然开门揖盗，纷纷倒戈，以至于诸侯联军长驱直入，直接攻陷了商的都城朝歌。

殷商的灭亡，又一次将嬴姓一族推到了命运选择的十字路口。当时，很多嬴姓的后裔都在商纣王政府担任高官。特别是中衍一系的后代蜚廉和他的儿子恶来，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极人臣，显赫一时。蜚廉与费昌一样，是位善于驾车的出色司机，而恶来是个大力士，据说手能劈虎，父子二人对殷纣可谓忠心耿耿，都竭尽自己所能为气数已尽的殷商效力。

商朝的命运，注定了蜚廉父子将走上一条不归路。嬴姓是商朝的贵族，是殷族的本家，两者有着共同的族源和血缘关系，不可能像其他部落和族系一样当墙头草，弃商归周。但是，他们又无法挽回败势，扶殷商大厦于将倾。武王伐纣，牧野大战，恶来率领敢死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最终被周武王杀掉。而蜚廉当时正在北方为纣王采石，幸免于难。对殷商忠心不二的蜚廉回来以后，见纣王已死，殷商已亡，痛心疾首，自己孤零零一个人爬上了霍太山，筑坛祭拜殷纣王。结果得到了一口石棺，石棺上铭文说：“上天让你幸免于殷亡之乱，是怜你对殷商的一片忠心。现赐你石棺一口，以光耀后代。”蜚廉死后，就葬在了霍太山。

这些细节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下来的。太史公老人家写史书，看起来叙事平稳，并且还讲了许多荒诞不经的神话和传说，但其实他在其中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暗示。而这些暗示，才是真正的信史。他从不评论历史，而是让历史自己站出来说话，这种“微言大义”的本事，后世无人能及。这里也是一样，司马迁虽然没有明说，我们仍然可以从“恶来战死”、“蜚廉坛祭”的描述中感觉到嬴姓与殷商之间有一种同气连枝的关系。如果没有同出于东夷一族的血缘纽带，嬴姓一族也不会在殷商如此显贵；如果没有这种族源信任关系，嬴姓一族也不会誓死效忠；如果没有这一层关系，嬴姓的后裔完全可以像以前弃夏归商那样弃商归周。但是，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都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可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悲壮坚守，何尝不让我们动容？

不消说，和殷商的关系越亲密，和周朝的关系也就越疏远。嬴姓在殷商时期越显达，在西周也就越边缘。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在前朝是座上客，到后朝就成了阶下囚。正因为和殷商的这种亲缘关系，西周初期的嬴姓一族经营地相当惨淡。特别是恶来的后裔——秦，更是始终没有得到周朝的信任。对周朝的历代君主而言，秦，是可以利用的，但绝对不可靠。正因为如此，周朝从头到尾都在利用秦，不管是一开始的西陲大夫，还是后来分封为诸侯，秦的地位一直都是最低的，直到秦把周灭掉，自己当了老大。当然，这些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