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玩的是寂寞
任何一种文化,都有着自己关于这个世界的看法,也包含着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的见解。对东方文化而言,前者是“道”,是“内圣”,所关心的是人的信仰和寄托;后者是“术”,是“外王”,指的是政治、法律、权术和谋略,关系到国富民强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秦国在战国时代开始借鉴东方文化,吸收来的其实仅仅是东方的外王之术,有关“道”的那部分内容,并没有被移植到秦国。这和后来的历朝历代都不一样。大秦帝国以后,虽然改朝换代不止,风水轮流转,但在政治体制和国家精神支柱上却是换汤不换药,都是中央集权制度和儒家所把持的官学。可是,我们的秦国,本身并没有文化,又没有在东方借鉴来“内圣之学”,所以,关于老百姓的人文教化,就成了后来大秦帝国文化方面的一个空白。秦始皇焚书坑儒,把借鉴儒学的道路彻底堵死,最后只剩下一个法家思想可以利用。法家思想可以用来管理国家,可以用来培养官吏,也可以用来统治子民,唯独不适合用来教化百姓。结果,大秦帝国只能不让老百姓思考,不让老百姓学习,搞文化沙文主义,靠政策的高压和严刑酷法维持着国家的稳定。
但是,只要是人,就必须有寄托和信仰,不然的话,一颗活蹦乱跳的心就不知道该往哪里搁。人最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能够思考。这是一个哲学上的老话题,这里就不多说了。但是,人和动物还有一个区别,那就是,人必须要思考。人不是猪,不可能吃了就睡,睡醒就被人宰。他必须思考,必须学习,在信仰上必须有所寄托。一只动物,如果找不到食物吃,迟早会饿死。人,一旦不让他思想,让他过着像机器一样的生活,他也活不长。对人来说,最苦恼的事情估计就是没有寄托,没有信仰了。
德国著名小说家茨威格曾经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象棋的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二战期间,主人公B博士由于参与反法西斯活动,被德国纳粹逮捕,并关进了集中营,要求他说出自己的“罪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西斯对他的迫害不是肉体上的,而是心灵上的。法西斯分子对他从来不打不骂,而是把他囚禁在一个只有几平米的小房间里,让他忍受一种心灵的“虚无”。结果,B博士无法忍受这种意识和思想“虚无”的状态,精神面临崩溃,幸亏他机缘巧合地得到了一本象棋棋谱,自己和自己玩起了象棋,这才转危为安。这个故事看似滑稽,其实揭示了一个很深刻的道理:没有人能够忍受思想的“虚无”。这里的秦国就是这样,制造了文化沙漠,极力压制老百姓过一种没有信仰、没有寄托的生活。(www.guayunfan.com)有人说,秦是因为暴政而亡,老百姓忍无可忍了,最后才揭竿而起的。其实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秦国对人的戕害,根本不在肉体层面,而是在精神。秦国动不动就抓人去戍边,去修长城,去造宫殿,确实是暴政。但是,我们应该正视这样一个问题: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老百姓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已经大大提高了,最起码比战国时代要进步许多。战国那个时候,不仅农业生产遭到了极大的破坏,而且老百姓的生命也被当作是草芥,一点保障都没有。大秦帝国统一了天下,没有了战争,虽然法律比较苛刻,但人的生命毕竟有了保障。这样的生活正是老百姓欢呼雀跃、翘首以待的,没有理由造反,更不会到忍无可忍的地步。
如果说有什么事让他们忍无可忍,那就是他们在心灵的信仰和寄托上出现了可怕的空白,这种空白是他们无法承受的,最后就在沉默中爆发了。与此同时,六国的遗老遗少也总在那儿不断煽风点火,四处造谣,蛊惑民心。后来的大汉帝国就学乖了,尽管内核还是法家思想的“帝王之术”,但在表面上却用儒学来装点。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让老百姓按照儒家的那一套方法安置心灵,结果就天下大吉了。秦始皇统一思想是不让人再去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和政策的高压。汉武帝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诱惑。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对国家的管理来说,这种高压态势也是不足取的。一味地压制人的肉身,而不去占领他的灵魂,必然导致整个国家管理成本的骤然升高。既然老百姓都需要看着,监视着,那么,就需要有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负责看管,负责监视。同时,这支官僚队伍也需要被监视,被看管。就像黄仁宇先生说的,当时的秦国,人人都是警察,个个又都是小偷。这种管理体制,在国家比较小的情况下还可以应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还能有效地发挥作用。但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明白,这种管理国家的方式肯定走不远。
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必不可少的。人一旦有了信念,就用不着支付巨大的管理成本,用不着强迫和压制,自然而然地就会迸发出强大的力量。都说秦国的军队是虎狼之师,这是靠鞭子打出来的,是靠爵位和金钱诱惑出来的,而不是靠仁义道德激发出来的。干得好,杀的敌人多,就给胡萝卜吃;干得不好,等待他们的就是大棒。但是,就是这么一支军队,一旦遇上有着强烈信念的仁义之师,也未必是对手。公元前260年,秦国和赵国在长平大战,赵国战败,四十万大军投降,一个不落地被秦将白起全部给活埋了。第二年9月,秦军乘胜围困赵国都城邯郸,赵国危在旦夕。这时候,魏国公子信陵君窃符救赵,带来魏军抵制秦军。信陵君在临出发时下令说:“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家;兄弟都在军中的,兄长回家;独子一人的,归家奉养父母。”就这样,信陵君组织起了一支八万人的仁义之师。这支队伍也是敢死队,但和秦国的敢死队不一样,他们不是冲着功名利禄去的,而是被信陵君的仁义所感动,所以才甘心求死。结果怎么样呢?碰到了这样的军队,秦国的虎狼之师丝毫没有占到便宜,大败而归。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诸葛亮也说:“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无论是兵法,还是政治,都讲究要俘虏人的心。攻心为上,就是要上思想政治课,给百姓灌输符合自己统治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而不是一味地硬打压。在战场上,最高明的战术就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费一刀一枪就杀人于无形;在政治上,最高明的手段就是软硬兼施,而且要“软”在先,“硬”在后。这里的“软”,就是教化,就是思想灌输,入头脑,入教材,入课堂,让老百姓宁肯死也不敢犯上作乱,也不愿意揭竿而起。文化教育和道德训诫,之所以放在第一位,就是因为成本最低。对于这一点,就连法家的头号代表韩非也承认。他说:“禁止奸邪的办法,最高级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最后才是禁止奸邪的行为。”(10)可惜的是,我们的大秦帝国并没有找到用于教化老百姓的思想资源,结果走上了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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