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的权力有多大

两个野心家的会晤（三）

秦孝公如果对商鞅没有任何期待，如果商鞅在秦孝公心目中坐实了“妄人”的形象，秦孝公肯定不会安排第三次见面。而商鞅心里更明白，如果这一次再不把肚子里的干货全部掏出来，那就会彻底和这位秦国的君王说拜拜了。看来，第三次会面，他必须摊牌了。

在这次会面中，商鞅明确谈到了“法治”，并打算用“法治”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秦孝公要的就是富国强兵，他一直想不通的就是应该怎么样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下，商鞅真的说到他心窝窝里了。商鞅所提出的“法治”，就是要对秦国的政治管理体制使用“休克疗法”，来一个彻底的改头换面。秦国原来是军事管理制度，国家的军政大权统统都攥在君主一个人手里。在国家比较小的情况下，这种管理体制还是有优势的，上行下效，雷厉风行。可是，现在国家的规模大了，人口多了，money也多了，这种管理体制的弊端就显露出来了。领导手里虽然握着绝对的权力，但没有办法通过这种权力把国家意志贯彻到国家的每一个角落。而且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手中的权力分配下去，因为分权就是放权，而放权就意味着可能要被架空。而现在，把国家的意志和国君的权力通过法律条文的形式表现出来，向整个国家颁布，并靠国家的力量强制推行。这样一来，“权”就变成了“法”，“人治”变成了“法治”，君主的权力和国家的意志就无处不在了。

由“权”到“法”，一字之差，其实已经是天壤之别了。原来是国君个人的权力在发挥作用，而现在却是规矩在起作用。当然，这里的“法”，本质上还是“权”，因为，君主授意制定法律，绝对不会像现在一样开个听证会什么的征求老百姓的意见，倾听人民的呼声。那时候，领导是法律的制定者，而老百姓才是法律的服从者。不服从，后面马上就会有警车把你拉走。

但是，用“法”去统治国家，终究比个人权力要管用得多。因为它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你想啊，一个国家那么多人，只靠一个人的权力来控制是不成功的，一个人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哪怕你有再旺盛的精力，再高的智慧，也不可能把每个人都看住，把天下所有的地方都照顾到。那怎么办呢？没其他法子，就是要靠规矩为这个社会颁布法则。商鞅说，最好的规矩就是法律。法律是客观的条文，随时随地就能发生作用，只要建立一个官僚系统保障法律的运行就可以了。这下领导就轻松了，他的职责就是制定规矩，然后把它整个塞给老百姓，让他们去遵守。这个规则一旦发挥作用，就不再需要多少人力的参与了，而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所以说，治理天下，没有比“法”更合适的政治组织原则了，把握了这个原则，就能事半功倍，否则累死了也白搭。(www.guayunfan.com)何况，用法来治国，不仅管用，而且还高明。原来靠权力运作，四处弥漫着“人治”的味道。而法律，则是公平的，对任何人都有约束力。你如果触犯了法律，制裁你的是国家，而不是某个人。要是靠“德”来治国，看起来很文明，却容易造成狡诈和虚伪。道德一旦蜕变成一种工具，就会造成大面积的虚伪，人人都装喜羊羊，其实都是灰太狼，控制人于股掌之间，杀人于无形之中。那样，遭殃的恰恰是老百姓。而法治，好的坏的，都白纸黑字地摆在你面前，至少让人活得清楚，死得明白。所以说，能做到法治，就已经是最大程度的爱民了。

当然，商鞅向秦孝公大力鼓吹法治的好处，并不是为了教秦孝公如何去统治百姓，管理国家，而是要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如果是单纯地为了给秦国社会定规矩，那也不一定非要有“法”。荀子也主张定规矩，但他的规矩就不是“法”，而是“礼”。“法”的核心是强制力，而“礼”的核心则是仁义道德。“法”的目的，是要把整个国家变成一个服从于国家意志、高速运转的机器；而“礼”的目标则是建立一个上下有等、贵贱有别、天下大同的和谐社会。

对荀子来说，“礼”本身就是目的，它不仅是奠定霸业的基石，更是人文教化的标志。他虽然悲观地说人类本性丑恶，但却又乐观地认为，人类靠后天的礼义教化能够走出这种丑恶。既然礼义能够让人弃恶从善，自然也能够引导君王。按照这个目标走下去，“王道”和“霸道”必然会结合为一体，不能相分。但对商鞅而言，“法”不过是达到一定目的的工具，在“法”之上，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那就是富国强兵、统一天下的指导思想。所以，商鞅眼中的“法”，不过是国家意志的具体化，起着政策引导的作用。

下面我们会谈到商鞅变法的内容。一看就知道，秦国法律的确立和废除都是以建立霸业为出发点的：一方面确立了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赏罚都要以是不是符合国家利益为标准；另一方面则明确了提升国家经济能力和军事能力的基本原则，奖励老老实实在家种地的人，表扬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人，而打击那些投机倒把、游手好闲、打架斗殴的家伙。黄仁宇先生说得好：当时秦国的法律，不外乎军法和戒严法——军法是让士兵上战场打仗的，戒严法是防止老百姓调皮捣蛋的。

在法律的落实上，商鞅的法律讲的是实用主义。也就是说，只问结果，不问动机，只根据结果作为赏罚的依据。而且，这个赏罚的标准又是规定的，量化程度很高，操作起来简直易如反掌。比如，农业部门的官吏是负责养牛的，法律规定，牛必须一年长膘多少斤。如果长不到这个分量，负责的官吏就要受罚；如果长到这个分量或者超出这个分量，就能够领赏。就连养牛这样一个事情，秦国的法律都规定得如此详细和具体，其他方面的法律，就可想而知了。

对这种见效快、便于操作的管理原则，秦孝公自然大为满意。不过，除了这些霸术的指导思想外，秦孝公更想要知道这些变革方案在秦国具体实施的计划。这就涉及来自各方的阻力问题了。所以，第三次见面，秦孝公虽然对商鞅的想法赞不绝口，但却没有立马启用商鞅大刀阔斧地进行变革。商鞅也明白这一点，他得意地对景监说：“我和孝公谈了霸道，看样子他已经动心了。他虽然没有表态，但我知道，他肯定会再召见我的。”果然，这两个野心家又有了第四次会面。可这一次会面所谈的内容属于机密，没有人知道他们谈了什么。《史记》中只记载说：两个人在一起同室吃饭，同床共眠，一连谈了几天几夜。看来，这次长时间的秘密会谈，肯定是在讨论如何推行变革的方案，以及改革中的一些细节问题。也许他们已经下定了决心：不变则已，一变就要成功，绝不能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