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杆子里出政权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带兵去打郑国，他的大军和郑国的救兵楚军在泓水相遇。宋军的数量小于楚军，处于劣势，但是宋军占据了河边的有利地形，当楚人还没渡完河的时候，宋军已经列阵完毕了。这时，大司马建议襄公说：“他们人多我们兵少，对阵起来我军获胜的希望不大，不如趁现在楚军还没有完全渡过泓水，我们发动截击，完全有可能扭转劣势。”但宋襄公不听，他觉得截击还在渡河的对手是不道德的，于是就命令全军不得出击。等到楚军渡过泓水，正在慌忙列阵的时候，大司马又建议说：“我们趁敌人还没有列阵完毕，掩杀过去，还有希望获胜。”宋襄公又拒绝了，说：“要等敌人列阵完毕，我军才能出战。”楚军排列完毕后，严阵以待，宋襄公这时候才下令对楚军发动全线进攻。他自己亲自驾着兵车，车上飘扬着“尊王攘夷”的大旗，杀向楚国的中军。一场大战下来，宋军一败涂地，宋襄公精锐的中军全军覆没，他本人也在乱军中被砍伤了屁股，那个狼狈啊！
在泓水之战中，宋襄公恪守的就是所谓“贵族式的战争”。估计当时，中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这样，有很多原则和规矩。
韩非子说：“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力气。”中世，指的是春秋时期。那个时代，诸侯各国虽然明争暗斗，但却没有揭掉最后一层遮羞布，大伙儿都还有所忌惮。因为你蔑视周室天子的罪名一旦成立，其他诸侯就会抓住你的小辫子不放。在这种情况下，各路诸侯玩的是“计谋”，但不敢耍大牌，摆出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面孔来。
所以，春秋时期尽管也老是打打杀杀的，但还是能够勉强维持“礼制”。可是到了韩非子所说的“当今”，也就是战国时期，一切都发生改变了。战国，战国，正是因“战”而成“国”。各路诸侯纷纷扯掉了最后一块遮羞布，露出了赤裸裸的真面孔，开始了明目张胆的角逐和杀戮。这个时候，诚信退出了历史舞台，功利开始成为各国之间的游戏规则。你不讲诚信，你唯利是图，不但不会遭到谩骂和诋毁，人家还会说你有本事。(www.guayunfan.com)在这样一个时代，贵族式的战争肯定没有前途。于是，车战逐渐被骑兵和步兵代替了。而战争形式的改变，又加剧了战争的野蛮和残酷。“斩首六万”，“斩首七千”，遍布在《史记》和《资治通鉴》的字里行间，道出了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的腥风血雨。孟子这样评价这个时期：“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国以战，杀人盈国。”（《孟子・离娄上》）在这个时候，谁如果还迂腐地去讲道义，谁如果还傻乎乎地遵循古代的旧制，那他的命运就只有一个——被淘汰出局。
如韩非子所说，这个时候大家伙儿拿来较劲的不再是计谋，而是实力，拼的是力气，而不是嘴皮子。春秋时期，要攻打一个诸侯国还需要一个借口，到了战国时期，连借口都不需要找了，直接打你就是了，因为我不打你，你早晚也要打我。
战争是人类最直接、最残酷的争斗形式了。当其他的一切手段都不能达到目的时，最后只能诉诸武力了。对国家而言，它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一种手段，它用拳头说话，用流血的方式来强迫失败者彻底臣服。战争的结局，用“生”与“死”、“存”与“亡”这种最惨痛的代价和最极端的选择来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一旦你在战争中失败，那你必须接受“死”与“亡”的现实，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也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所以，国家领导人、战争决策者，对战争问题不能有丝毫马虎，必须认真对待。正如《孙子兵法》所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在这样一个时代，一直被中原诸夏各诸侯国称为蛮夷的秦、楚两国，却可以大显身手了。这两个脱胎于少数民族的国家，本来就是靠战争发家的，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只有战争是他们的看家本领。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春秋时代，秦、楚被中原诸夏手中的文化大棒打压得抬不起头来，害得他们不得不压抑自己的本性装深沉。而现在，时来运转了，不用再管什么文化不文化了，仁义道德也不讲了，靠拳头说话的日子到了。在这个需要人变成流氓的时代，野蛮反而成了优点和优势。而对中原诸侯来说，这种转变反而有些不自然了。以前“五讲四美”惯了，守规矩守多了，现在要他们抛弃仁义，丢掉文化，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实在很难做到。而这，已经注定了中原诸侯灭亡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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