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夷长技以制夷_秦国的历史故事

师夷长技以制夷

面对东方学术文化出现的“齐鲁之学”和“三晋之学”两派，向东方学习先进文化的秦国，必然会有所取舍，有所选择。显然，纳入秦国视野的是经世致用的“三晋之学”，而不是华而不实的“齐鲁之学”。

我们前面提到过，秦人僻居西土，出身游牧，又是战争立国，就文化而言，较东方远为落后。战国之前，东方的礼乐文化一统天下，秦国由于自身的历史传统根本无法融入东方的大家庭，也无法将这种礼乐文化嫁接到本土。可是，战国时期，以礼乐文化为代表的统一的精神支柱陡然倒塌了，私学纷纷崛起，整个社会没有了统一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秩序，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对于急于向东方学习的秦国来说，无疑是重大的历史机遇。

话说回来，秦国为什么急于向东方学习呢？这一点，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战国初期的秦国内外交困，处境怎是一个惨字了得：对外部而言，东进道路被强大的晋国牢牢扼制，而且秦国的外交形象大坏，遭到了东方诸夏的联合绞杀。对内部而言，随着自身疆域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原来那种高度军事化的管理制度已经不能适应秦国的进一步发展，迫切需要改革，对国家的财富和资源重新进行分配。这种管理模式的转换是一种“智力”的工作，远远不是舞刀弄枪能够解决的。于是，秦国把目光投向东方，寻求解决方案。秦孝公在对比秦国昔日的辉煌和当今的败落时痛心疾首。作为一位极想有所作为的君主，秦孝公心中的感慨和悲痛可想而知。为了能够重现昨日的辉煌，他下了一个很重的筹码：宾客群臣，无论是本国人，还是外国专家，只要能够让秦国强大起来，他不仅提供高官厚禄，而且还不惜分给他土地，与他共坐江山。

东方文化，正是在这个时候传入秦国的。说得更确切一些，是一大批东方人士入秦，带来了文化的新鲜空气。但是，秦国吸纳东方文化，秦孝公招纳人才，目的只是为了强壮秦的国力，而不是教化子民，改变自身那种野蛮的形象。其实，东方诸侯把秦看作蛮夷，会盟时也不让他参加，并不是因为他不强大，而恰恰是因为秦国没有礼义文化。对此，不知道秦国是没有意识到，还是有意识地规避了。(www.guayunfan.com)也许，秦国的逻辑是这样的：枪杆子里出政权，发展才是硬道理。当自己强大到能够把其他诸侯国踩在脚下的时候，也就没有人敢说我野蛮了。就像亚历山大大帝说的那句名言：“我不在乎别人是否恨我，我只在乎别人是否怕我。”

这种逻辑是大有问题的。一个国家，甚至是一个民族，实力的强弱和受爱戴的程度并不是成正比的。到了后来，秦国消灭了其他六国，统一了天下，大家虽然都怕他了，但仍然瞧不起他，时不时地就嘲弄两句。而秦国似乎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你们越嘲弄我，越讽刺我，我就越镇压你们。虽然我不能控制你的头脑和灵魂，但我却可以消灭你的肉体。思想记载在书上，我就焚书；讽刺嘲弄的话是从儒生那些知识分子口里说出来的，我就坑儒，让你们永远闭嘴。结果，拥有了天下的大秦帝国就像一根不断拧紧的发条，仅仅过了短短十五年时间就“啪嗒”一声，断了。

当然，这都是后话了。老天爷为你打开一扇门，一定会给你关上另外一扇门。秦国由于自身的出身和气质，抛弃了礼义和教化，得到了功利和富强。而这，恰恰是他能够在战国混战的年代中胜出的关键。虽然统一的秦帝国只有十五年的寿命，但毕竟有这十五年。其他六国，连拥有十五年寿命的机会都没有。那些嘲弄秦朝短命的人，真的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

说到这里，我们似乎已经可以回答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问题了。秦国吸纳东方文化，为什么没有选择东海之滨的“齐鲁之学”，而是接纳来自于赵、魏、韩的“三晋之学”？秦国作这样的选择，既有客观的现实因素，也有他自身气质上的特殊偏好。从客观上来讲，三晋本来就是秦的相邻，地域相接，文化的交流自然比较便捷。而齐鲁大地，远在东海之滨，在古代交通极为不便的情况下，自然不大容易沟通交流。当年周游列国的孔子，据说连晋国都没有到过，更别说秦国了。战国时代，孟子、墨子这些“齐鲁之学”的代表人物，更是没有迈进过秦国一步。从主观方面看，“三晋之学”崇尚功利，重在实用，恰好与秦国的气质相符。而东方齐鲁等国生产的学术文化，作为中国文化正统的代表，总以改良人性和整个社会风气为理想，而对如何富国强兵总是拿不出切实有效的方案，当然会被秦国拒之门外。

钱穆先生曾经诙谐地说，秦人压根就没有听说过东方齐鲁诸国的文化，即使听说过，也实在没有兴致去听那些哲学性的大道理。可想而知，如果孟子来到秦国，向秦国的国君大谈“人性善”，如果墨子来到秦国，向秦王大讲“兼爱”、“非攻”，秦国的国君肯定理都不会理他们。当年商鞅入秦，求见秦孝公，一共见了三次。第一次，商鞅给孝公讲帝道（尧舜之道，也就是部落联盟时期的制度和理想），孝公无动于衷；第二次，商鞅又给孝公讲王道（汤武之道，修道德、重人事的政治理想），孝公听得昏昏欲睡；最后一次，商鞅才给孝公讲了霸道（隆礼尚贤，奖励军功，鼓励生产），孝公听得忘乎所以，欣喜若狂。看来商鞅的霸道思想确实说到孝公的心坎里了。《史记》记载得更生动，说孝公与商鞅谈话，膝盖不由自主地已经离开了自己的坐席（古人会客谈话的时候，都是跪在芦席上），一直谈了几天几夜，都没有感到厌倦。(7)

正因为这样，在秦孝公下达“招贤令”以后，来投奔秦国打算一展宏图的，几乎都是清一色的三晋人士。首先入秦的是商鞅，在秦国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为秦国的强盛奠定了基础；后来又有张仪、范雎，他们都是魏国人，为秦国扫平寰宇、消灭六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其后的甘茂、公孙衍也是三晋专家，都是不可多得的将才和军事家。正是靠着这些“客卿”的协助，秦才得以最终统一了天下。

但是，这些三晋人士推行的政策，都是一些“无道之术”。在他们的铁腕下，在权力的高压下，秦国的确是富强了，可老百姓却遭殃了。而且，这些三晋人士本身并没有什么忠君爱国的观念，他们为秦国效力的同时，也在挖空心思地为自己谋取利益。秦国招纳了这样一帮人，是靠不住的。所有的这一切，都为后来大秦帝国的短命埋下了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