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军工技术交流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军工技术交流

第十二章　古代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军工技术交流

火药是古代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发明之一，也是中国对世界的巨大贡献之一。火药虽然是宋代以前炼丹家的发明，但是，把火药广泛应用于军事方面，却是宋朝以后的事情。由于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发达及战争的需要，火药已经不再是道家的专利，而是逐渐被应用到军事上，对人类社会产出了巨大的影响。宋太祖开宝三年（970），兵部令使冯继升曾经向宋太祖献火箭法。975年，宋朝进攻南唐，曾经使用火箭2万枝以及火炮等物。宋朝在开封设置“广备攻城作”，制造大量的战争物资，其中就有火药、沥青、猛火油等。[1]火药成为国防需要的重要物资。宋真宗时期，唐福献火箭、火蒺藜等。在10世纪末，中国北宋时期的军事家们，根据炼丹家们炼丹过程中使用的火药配方，配成最初的火药并制造成火器用于作战，从而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与冷兵器并用的时代。南宋时，陈规发明了把火药安装在竹管里而被称为“竹管火枪”的火枪，揭开了世界军事史上的热兵器时代。辽金蒙等少数民族政权先后组织专家和将领，在研究汉族已有火枪技术的基础上，创造出飞火枪、铁火枪等新型武器，形成国内各民族政权之间火器技术交流与多元发展的局面。蒙元政权相继融合了各代各民族的火器技术，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火器技术，并以此作为对外战争的有力工具。除火药火器外，中国还创造出先进的战舰、战车等。

古代中国军工技术闻名于世，由于国防和战争的需要，在各个时期中国与亚洲国家有着广泛的军工技术交流。

一、古代中国的军工技术传入亚洲各国

古代中国军工技术传入朝鲜。(www.guayunfan.com)《宋史·朝鲜传》记载：朝鲜“兵器疎简，无枪弩大刀”。又“以其国接契丹境，常为所侵”。[2]可见在中国北宋时期，朝鲜当时军事力量相当薄弱。

宋代宋神宗赵顼元丰元年（1078），高丽王遣使安焘、陈睦来华。他们造两舰于明州，“一曰凌虚致远安济，此曰灵飞顺济，皆各为神舟”。“自定海绝洋而东，既至，国人欢呼出迎”。[3]高丽在中国造舰，当借鉴了中国的造船技术。

明朝在建国之初就同高丽建立了友好关系，并开展了文化交流。明朝与高丽关系密切，对火药等重要军事物资，也应高丽要求，允许交流。为清扫倭寇，高丽曾经向明朝要求馈赠合用的器械、火药、硫黄、焰硝等物。1374年，明太祖下旨给高丽配备火药：

高丽来关军器、火药、造船捕倭，我看了好生喜欢。都不似已前坐视民病，方才有救民之心……早发文书去，教（高丽）那里扫得五十万斤硝，将得十万斤硫磺来。（中国）这里着上那别色（种）合用的药修合（配制）与他去……（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官即奏：“恐彼无此物。”又奉钦旨：“皆是同天共日，安得此有彼无。此等之物，处处有之，彼方（高丽）但不会修合（配制）耳。”……[4]

除官方管道外，高丽还从民间管道得到了中国关于火药的配制方法。《李朝实录》太祖四年（1395）四月壬午日条云：

壬午检校参赞、门下府事崔茂宣卒。茂宣……仕前朝（高丽王朝），官至门下府事。尝曰：“制倭寇，莫若火药，国人未有知者。”茂宣每见商客自江南（中国）来者，便问火药之法。有一商，以粗知对。请置其家，……咨问，颇得要领。言于都堂，欲试之，皆不信，至有欺诋。茂宣积以岁月，献计不已，卒以诚意感之，乃许立局，以茂宣为提调官，乃得修炼火药。其具（火炮）有大将军、二将军……等名。既成，观者莫不惊叹。……及庚申（1380）秋，倭寇（船）三百余艘，至全罗道镇浦。朝议：“崔公火药，今可试矣。”乃命为副元帅，与都元帅沈德符、上元帅罗世，乘船赉火具（火炮等），直至镇浦。寇不意有火炮，聚船相维，欲尽力拒战。茂宣发火具，尽烧其船。寇既失船，遂登岸，劫夺甚多。以至庆尚，还聚于云峰。上（李成桂）时为兵马都元帅，与诸将歼尽无遗。自尔，倭寇渐息，……滨海之民，复业如旧。……茂宣之功，亦不小矣。至（李朝）国初，以（茂宣）年老，未见用。上（李成桂）念其功，授检校参赞。及卒，上蹉悼，赙以厚。岁辛已，追赠议政府右政丞、永城府院君。[5]

崔茂宣从中国商人口中学得火药之法，独创“崔公火药”，在平定倭寇的战斗中屡建奇功。

两国民间的友好往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如朝鲜曾从侨居在该国的华侨处，先后学得了中国的火药制造技术和战船制造技术。[6]

16世纪末期，在朝鲜壬辰抗倭战争中，明朝不仅派出大量军队，调遣大批军用物资帮助李朝军民对日本侵略者作战，而且向朝鲜将士传授军事技术。如，李朝官员柳成龙招募朝鲜人70余人，至明朝将领骆尚志帐中，“日夜练习枪箭狼筅等技”。明将刘廷也向朝鲜士兵传授涂在箭上的毒药之方。明朝参谋官员刘黄裳通晓战车之法，朝鲜方面选派400余名士兵从之学习。明军官周某通晓“造铳焰硝之法”，在朝鲜向众多冶匠和焰硝匠传授炮铳的制造技术和火药的生产技术，以满足战时的需要。此外，中国的一些兵书也传入朝鲜。如，明朝著名将领戚继光所着《纪效新书》，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明朝的军事理论和技术。该书于壬辰战争期间被介绍到朝鲜，李朝政府即以之为新设立的训练都监的基本教材，用以训练本国武将，对提高朝鲜军队的战斗力起到了积极作用。[7]

西方军工技术经中国也传入到朝鲜。西方的火药技术原本是从阿拉伯人那里学得的中国技术，但是欧洲人却在此基础上制造出速度更快威力更大的火炮。这种西式火炮技术，于明朝后期通过葡萄牙殖民者和西方传教士又传入中国。1631年，朝鲜使臣郑斗源来华，在登州结识了正在教练明军火炮技术的西方传教士陆诺汉。陆诺汉赠以西炮等礼品，郑斗源遂令牌将学习火炮操作技术。回国后，郑斗源向朝鲜李朝仁祖（1623—1649年在位）献上望远镜、西式火炮、自鸣钟等西洋物品，李仁祖十分高兴。[8]

古代中国军工技术传入安南。

早在越南郡县时期，中国的造船技术就在交州广泛传播。根据《大越史记全书》记载，公元808年，张舟为交州都护，“造艨重短船三百艘，每船战手二十五人，棹手二十三人，棹船向背，疾如风”。到越南陈朝时，在中国造船技术的影响下，已经能够制造出由30人到100人摇橹的大型船只，其速度惊人，成为来往于江河沿海的重要交通工具。[9]

宋代，中国的军工物资输入安南，途径有多种：

一是通过贡赐贸易，中国封建王朝赏赐“甲胄具装”。

《宋史·交趾传》记载：

大中祥符元年，天书降，加翊戴功臣，食邑七百户，实封三百户。东封毕，加至忠同平章事，食邑一千户，食实封四百户……三年，遣使来朝，表求甲胄具装，诏从其请。[10]

安南的黎龙廷，受到宋廷重视，真宗赐名至忠。黎龙廷上表求甲胄具装，真宗同意了他的请求。

《宋史·交趾传》又载：

（淳祐）三年，表乞世袭。诏日煚授检校太师、安南国大王，加食邑；男威晃，授静海军节度使、观察处置使、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安南国王、效忠顺化功臣，赐金带、器币、鞍马。咸淳五年，诏安南国王父日煚、国王威晃加食邑。八年，明堂礼成，日煚、威晃各加食邑，赐鞍马等物。[11]

作为宋朝皇帝的恩赐，鞍马等物不断输入安南。

二是通过战争获取。

据《大越史记全书》本记卷五《陈记一》记载：1288年春，元军进攻安南，安南陈朝军队抗击元军，获得哨船300艘。三月，在白藤江战役中，获得哨船400余艘。

明宣德二年（1427）九月，明军与安南军队交战。“崔聚、黄福引众强进，仁澍又败之，斩首二万余级，获马匹、驴牛、军资器械不可胜数。”[12]

在清越战争中，清军惨败，“时士毅走回镇南，尽焚弃关外粮械数十万，士马还者不及半”[13]。清军军械多被越南西山军所得。

中国军工技术传入占婆。

宋淳化三年（992），占城王遣使李良莆贡献方物。“宋太宗赐其王白马二及兵器。”兵器主要是指银装剑五口、银缠枪五条、弓弩各五张及箭等。[14]

景德元年（1004）九月，占城国遣使来贡方物。“诏以良马、介胄、戎器赐之，从所乞也。”[15]

景德四年（1007）五月，“大食、占城国皆遣使来贡，占城表请颁戎器。及还，赐物甚厚”[16]。

天禧三年（1019），宋真宗“诏赐占城王银四千七百两并戎器鞍马”[17]。事实上，这些兵器均是出于外交礼节上的需要，具有象征意义，远远不能满足占城国防的需求。

乾道七年（1171），闽人有浮海到吉阳军者，大风把他所乘的船吹到占城。当时占城正与真腊开战，两国都乘大象作战，但是“胜负不能决”。“闽人教其王当习骑射以胜之，王大悦，具舟送之吉阳，市得马数十匹归，战大捷。”[18]

淳熙四年（1177），“占城以舟师袭真腊，傅其国都”[19]。由于占城穷兵黩武，后被真腊所灭。“国遂亡，其地悉归真腊。”[20]

复国后，占城又面临安南的侵略，在抵抗安南侵略的过程中，借助明朝的力量对付安南，要求明太祖赐以兵器、乐器、乐人，“俾安南知我占城乃（中国）声教所被，输贡之地，则安南不敢欺凌”[21]。洪武四年（1342），占城国王奉金叶表来朝，乞兵器、乐器、乐人，明王朝虽未赐与上述物资，但命福建省臣对占婆货物弗征其税，示怀柔之意。[22]

古代中国军工技术传入印尼。

爪哇西部原来属于室利佛逝（三佛齐），1222年，杜班马王国成立，末王葛达那加刺在位时，尽驱室利佛逝人，并据苏门答腊。[23]史料记载爪哇国人尚武，“性凶悍，男子无少长贵贱皆佩刀，稍忤辄相贼，故其甲兵为诸蕃之最”[24]。至元二十九年（1292）二月，元世祖因为爪哇黥诏使孟琪面，大为愤怒，以史弼总军事，亦黑迷失总海道事，率兵二万，舟千艘，讨伐爪哇[25]。

中国火药、火器是在元军进攻爪哇时传入印尼的，元军攻打爪哇时使用了铁火炮（震天雷）火铳（火筒）、火镞（火箭）、毒火罐等火器。后来，爪哇人在拉登·韦查耶的领导下，击败了元军，夺取了元军的武器弹药，建立了麻诺巴歇王朝，并且学会了制造火药和火器。据史料记载，拉登·韦查耶足智多谋，他假意投降元军，尔后，“拉登·韦查耶请求准许他回麻喏巴歇准备给中国皇帝贡献贡品，元兵派一队士兵送他回去。在途中他突然袭击护送的士兵，然后纠集大队人马，从两方面夹攻欲回舰队的士兵”[26]。

中国火药和火器的传入，成为印尼麻喏巴歇王朝鼎盛强大的重要原因之一。[27]

中国制造火药技术在南亚得到传播。

R.C.马宗达《高级印度史》称，印度至迟在德里苏丹国伊勒图特米什（Iltutmish，1211—1236年在位）统治时期已经使用火器，用火药发射火箭、燃烧弹和机射弹丸等，其火器是由突厥人传人的。14世纪60年代，印度人已经使用了大炮。此后，莫卧儿人的首领巴布尔于1526年4月在德里西北的帕尼帕特战役中，使用了大量的大炮。可见，火药制造技术已经为印度人熟练掌握。[28]

13世纪，源出中国大陆的各种火器传入伊斯兰国家。

16世纪，建立在军事统治之上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在其军队中大量使用各式火器，包括远程火炮，轻而易举地战胜了坚持信赖骑兵优势的马木鲁克军队，使这个长达267年的王朝在1517年终于寿终正寝。在当时的伊斯兰国家中，土耳其由于拥有新式火器而成了头号强国。后来，“大炮”（TOP）这个词也成了土耳其语。

中国军工技术为伊朗所利用。16世纪起到19世纪末，伊朗使用一种有两大两小四块圆护组成的铁甲，其中两块大型圆护，专护胸、背，称做确雷伊纳，《中华文明史》指出：“虽与印度有关，但发源地却在中国。”[29]

作为中国火药配方中的一种重要原料——硝以及它的提炼技术，大约在公元8、9世纪就已经传入伊朗。硝在伊朗被称为“舒拉”或“中国盐”，只是医生用它治疗癫痫病。大约在1230年，阿拉伯人才从伊朗人那里引进火硝和硝石，并称之为“舒拉这只”、“墙碱”、“中国雪”、“阿索丝石之花”。[30]

硝在伊斯兰国家起初用于医药和炼丹术，以后随着硝的开采，硝也被推广到玻璃工业中。

硝开始用来制造火药在13世纪初，这可以由硝在名称上的变化反映出来。曾经到过北非、埃及和两河流域的医生伊本·贝塔尔（1197—1248）在《医方汇编》中的巴鲁得条下有个注释：“这是埃及老医生所称的中国雪，西方（北非和西班牙）普通人和医生都叫‘巴鲁得'，称作‘焰硝花'。”“巴鲁得”是现在阿拉伯文中的火药，但在中古时期是指硝。[31]

硝由中国盐、中国雪而变成巴鲁得，不但使硝由中国而波斯、埃及的传播路线一清二楚，而且对硝输入伊斯兰国家由医药和化学药剂的应用变成配制火药，制作火器的药料的过程也显得脉络分明。莱顿大学收藏的一种1225年写的论述火攻法的书，在各种火攻法和引火物中，未见有硝。可见硝在这年前尚未被用制火药。“巴鲁得”一名的出现在13世纪，是硝已被用于燃烧的最好说明，正像五代，北宋时硝石被用于火药，出现了“焰硝”这个新名词一样。但最初这种引起燃烧的硝，只是用于烟火、爆竹和火戏儿，很可能是由中国东南沿海经过海路直接传入埃及的。因为当时中国帆船常到亚丁，这些帆船装备火器，往返于阿拉伯香岸和泉州之间。埃及侨民也分布在杭州和泉州各地，他们是这种新发明最可靠的传递者。据1249年的阿拉伯文抄本，埃及阿尤布朝国务大臣奥姆莱主持了伊斯兰国家第一次制造火药。在阿尤布（1172—1249）苏丹统治下的埃及完成了将硝用于配制火药、制作火器的初步试验。火药确在1225—1248年之间，已经传入伊斯兰国家。这是火药进入伊斯兰国家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烟火和火药制造方法由南宋经海路首次传入埃及。

火药传入伊斯兰国家的第二阶段，是在1258年巴格达陷落后，各种火器由元帝国传入阿拉伯国家。汉纳和法伟在《火炮史》中举出一种阿拉伯文兵书《马术和军械》，这是由哈桑·拉曼在1285—1295年间所作。从这本书中可以知道，火药不但源于中国，就连烟火、火器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32]

约在1267—1274年之际，那时蒙古军围困襄樊，从伊朗请来回回炮手阿里海牙和亦思马因。这些穆斯林又将蒙古军用的契丹火枪，契丹火箭传给伊斯兰国家，13、14世纪时西方都称中国为“契丹”，所以传入的火器也都有契丹的名称。[33]

管形火器传入伊斯兰国家后，由于使用方便，威力强大，因而这些新式武器立即受到重用。13世纪末14世纪初，伊斯兰国家将蒙古人传去的火筒和突火枪，加以改进，发展成两种“马达发”，“马达发”在现在阿拉伯文中便是“火器”。两种“马达发”在14世纪初希姆埃丁·穆罕默德写的兵书上都有记载。一种是一只木制的短筒，下有把子，筒内装上火药，在筒口插上一支箭或安一枚石球，点着引线后，火药立即发作，将箭或石球射出打击敌人。火药的成分是，硝10，木炭2，硫磺1. 5。这一种“马达发”很明显是出自宋元人的火筒。另一种是一根长筒，先装上火药，再将一个上下能活动的铁饼或铁球装入筒内，筒口插箭，引线点着后，火药发作，冲出铁饼或铁球，将箭射出，射程较远。这一种“马发达”的原理出自1259年南宋人的突火枪。不同的是突火枪的子窠是纸制的，阿拉伯国家则使用铁饼或铁球推送筒口的箭。这种铁瓶或铁球也叫“马达发”，相当于子窠，但又多了一支箭，是一种大加改进的新型火器。

14世纪时埃及的马木鲁克军队在军事上装备了一批“马达发”，已经出现了大型的铜炮。火药和火器直接从中国传入伊朗和印度，因此新波斯语、印地语和土耳其语，大炮便叫top。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阿拉伯各国又成了火药、火器传入欧洲的媒介。[34]

二、古代亚洲各国的军工技术传入中国

《三国志·魏书》记载：朝鲜古代出貊弓、乐浪檀弓。

《三国志·魏书·高句丽》云：

句丽作国，依大水而居，西安平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丽别种依小水作国，因名之为小水貊，出好弓，所谓貊弓是也。

《三国志·魏书·濊》云：乐浪檀弓出其地。

在南北朝时期，高句丽与北魏之间有稳定的朝贡关系，正常情况下，高句丽一年一贡。贡物中有石砮、楛矢等军工物资。[35]

唐朝时期，百济曾经进献军用物品。《旧唐书》记载：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百济“遣使来朝，献铁甲雕斧。太宗优劳之，赐彩帛三千段并锦袍等”[36]。

《新唐书》记载百济曾经进献军用物品：

武德四年，王扶余璋始遣使献果下马，自是数朝贡。高祖册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后五年，献明光铠，且讼高丽梗贡道。太宗贞观初，诏使者平其怨。又与新罗世仇，数相侵，帝赐玺书曰：“新罗，朕蕃臣，王之邻国。闻数相侵暴，朕已诏高丽、新罗申和，王宜忘前怨，识朕本怀。”璋奉表谢，然兵亦不止。再遣使朝，上铁甲雕斧，帝优劳之，赐帛段三千……[37]

新旧《唐书》都谈到了献铁甲雕斧之事，但是对其具体时间的记载略有差别，《旧唐书》说“贞观十一年”，而《新唐书》称之为“贞观初”。

《新唐书·新罗传》记载，新罗人曾经来中国唐朝军中效力：

有张保皋、郑年者，皆善斗战，工用枪。年复能没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皋不及也。年以兄呼保皋，保皋以齿，年以艺，常不相下。自其国皆来为武宁军小将。[38]

这则材料表明朝鲜武技在唐代一度传入中国。

《宋史·高丽传》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高丽王遣其子元辅以良马、兵器来贡。

古代日本的军工技术输入中国。

《宋史·日本传》记载：咸平五年（999），建州海商周世昌遭风飘至日本，“凡七年得还，与其国人滕木吉至，上皆召见之”。宋真宗赵恒令日本人滕木吉以所持木弓矢挽射，“矢不能远”，询问其原因，“国中不习战斗”。这表明，日本长期没有战乱，当时军工技术比较落后。

据《明史·日本传》记载，日本人曾与胡惟庸勾结：

先是，胡惟庸谋逆，欲籍日本为助。乃厚结宁波卫指挥林贤，佯奏贤罪，谪居日本，令交通其君臣。寻奏复贤职，遣使召之，密致书其王，借兵助己。贤还，其王遣僧如瑶率兵卒四百余人，诈称入贡，且献巨烛，藏火药、刀箭其中。既至，而惟庸已败，计不行。帝亦未知其狡谋也。[39]

由于这一次阴谋活动，日本兵器秘密运到了中国。言之凿凿，还载入史册。其实，这完全是杜撰出来的。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编造了胡惟庸通倭的罪名，从而废除了宰相一职，将帝权和相权合一。著名明史专家吴晗曾经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得出了“胡惟庸通倭”纯属子乌虚无之事。

明永乐年间，日本兵器输入中国。《明史·日本传》云：

成祖即位，遣使以登极诏谕其国。永乐元年又遣左通政赵居任、行人张洪偕僧道行往。将行，而其贡使已达宁波。礼官李至刚奏：“故事，番使入中国，不得私携兵器鬻民。宜敕所司核其舶，诸犯禁者悉籍送京师。”帝曰：“外夷修贡，履险蹈危，来远，所费颇多。有所赉以助资斧，亦人情，岂可概拘以禁令。至其兵器，亦准时直市之，毋阻向化。”十月，使者至，上王源道义表及贡物。帝厚礼之，遣官偕其使还，赉道义冠服、龟钮金章及锦绮、纱罗。[40]

永乐皇帝不听大臣劝阻，对日本贡使非常宽厚，允许其在民间销售兵器，使日本兵器得以在中国民间流传。

在明代，倭寇常骚扰中国沿海地区。“倭性黠，时载方物戎器，出没海滨，得间则张其戎器而肆侵掠，不得则陈其方物而称朝贡，东南海滨患之。”[41]后在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将领的合击下，倭寇被荡平，许多日本兵器被明军缴获。

有的武器是由其他国家传播到日本然后再由日本介绍到中国，日本起了媒介作用。例如鸟嘴枪，是1354年在种子岛从葡萄牙人手中得来的，后来由于嘉庆清年间倭寇肆虐，有被擒获者，中国得以学到其用法。由于它具有枪筒长，容纳弹药多、发射快、火力强、命中率高等优点，为中国人所爱用。[42]

安南火药火器也传入中国。

交枪在明清时期颇负盛名。邱濬曰：“近有神机火枪者，用铁为矢镞，以火发之，可至百步之外，捷妙如神，声闻而火即至矣。永乐中平南交，交人所制尤巧。”[43]清初刘献廷谓“交枪天下最”。交趾火器之制法见于明史兵制者：“用生熟赤铜相间，其用铁者，建铁柔为最，西铁次之。大小不等，大者发用车，次及小者用架，用桩，用托。大利于守，小利于战，随宜而用，为行军要器。”[44]在14世纪安南与占城的战争中，安南陈朝将领陈渴真凭借“火枪齐发”的威力，打败了占城，打死了占城国王制蓬莪。从此，占城国势一蹶不振。15世纪初明军在与安南人的战争中俘获了黎季嫠的长子黎澄（即胡元澄）。黎澄善于制造神枪火器，被明军士兵奉为“火器之神”。明成祖朱棣特设神机营操练火器。[45]

明人谈迁编撰的《国榷》卷二十，《宣宗宣德二年条》记载：

丙寅，行在工部营缮司主事黎澄为右侍郎。禄而不仕。

黎澄以善神枪得官。虽然是虚职，但是享有比较高的待遇。

此后，明朝以黎澄之子黎叔林继续督造军器，黎家子孙世受国恩。

《明宪宗实录》记载：

[成化五年（1469）四月甲子]录工部右侍郎黎叔林子世荣为中书舍人。叔林交趾人。父澄，季牦之子，苍之弟。以俘至，太宗文皇帝赦之。授以官，专督造兵仗局铜箭火药，终工部尚书。叔林继之。仍督造军器。至是，请官其子世荣于京便养。上念其远人，俯从之。[46]

明人造火器，除黎澄父子之外，亦有交趾工匠阮清等人参加工作。其事见《明孝宗实录》卷二六：

弘治二年五月申戌，锦衣卫夷匠阮清等，其先安南人。永乐中以能制火铳短枪神箭，及刻丝衮龙袍服，收充军匠，月给米一石。

后以例减无斗。至是清等自言夷人无家赡。诏仍与一石。[47]

明代有安南人在中国担任军事教官，其事见于《明英宗实录》：

[景泰元年（1450）三月甲寅]命惯熟牌刀手交趾人陈孝顺等五十四人，赴神机营教演牌刀，仍命孝顺等于锦衣卫寄籍，从安远侯柳溥奏请也。[48]

在战争状态下，中越双方的军工物资互有缴获。安南的战船曾经被明军缴获。据《明史·张辅传》记载，永乐七年（1409），明朝命张辅佩征虏将军印，帅师往征安南。

贼舟六百余，保江东南岸。辅帅陈旭等以划船战，乘风纵火，擒贼帅二百余人，尽得其舟。[49]

占城军工技术输入中国。

古代中国与林邑的战争，促进了两国的文化交流。在战争后，林邑的物品作为战利品被送到中国。

唐以林邑“不朝献”为辞出兵林邑。《新唐书》记载：

元和初不朝献，安南都护张舟执其伪驩、爱州都统，斩三万级，虏王子五十九，获战象、筰、铠。[50]

战象、兵械，属于军工技术，唐对林邑的战争，客观上有利于两国的军工技术交流。

五代时，占婆国使节曾向后周进献过猛火油。火药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发明之一，它是由硝、硫磺和木碳三种成分按比例混合配制而成的。作为中国火药配方中的一种重要原料—硝以及它的提炼技术，大约在公元8世纪、9世纪就已经传入伊朗。这种硝被用于烟火之中，这种烟火药也被阿拉伯人称为“纳夫忒”。纳夫忒原是指两河流域出产的质地纯净并且呈现白色的石脑油，它既可以用作药物来医治眼疾，也可以与硫磺等物混合起来而作为火攻武器。五代时期，占婆国使节就曾经向后周进献过这种石脑油的混合物，当时被称为“猛火油”[51]。

土耳其制造的火器，也曾于16世纪40年代被带到中国，但因其制造简陋，使用不便，未能引起中国人足够的重视。[52]

波斯甲骑具装东传到中国。

波斯是很早使用铠甲和具装铠的国家，公元前480年，波斯皇帝泽尔士的军队已经装备了铁甲片编缀的鱼鳞甲。在幼发拉底河畔杜拉·欧罗波发现的安息艺术中，有头戴兜鍪身披铠甲的骑士，战马也披有鳞形马铠。这些马具装，连同波斯所特有的锁子甲和萨珊式开胸铁甲，经过中亚细亚在魏晋至隋唐时先后从新疆进入内地，成为五胡十六国时期常见的铠具。

波斯的锁子甲，或称环锁甲，3世纪已传入内地，曹植在《先帝赐臣铠表》中已经提到过：“先帝赐臣铠，黑光、明光各一领，两当铠一领，环锁铠一领；马铠一领，公代以升平，兵革无事，乞悉付铠曹自理。”这种环锁铠十分名贵，但恐怕已流行在新疆骑马民族中了。382年前秦吕光率大军七万五千人征讨西域，就在龟兹看到西域诸军的铠甲是“铠如铁锁，射不可入”。这种铠甲当时在中原军队中还是见所未见的新式装备。隋唐时期环锁铠在7世纪时还未成为内地军队中普遍装备的铠甲，但中原地区确已掌握了制造这种铠甲的技术，在唐六典甲制中列居第十二位。[53]

公元6、7世纪在新疆军队中风行萨珊开胸铠甲。这种铠甲拥有左右分开的高立领，铠甲由前胸正中开合，下摆垂长及膝，外展如裙。在中亚康居片施肯特城遗址绘画中有身批铠甲的骑士正在作战。萨珊波斯国王狩猎图中国王的铠甲也属同一类型。新疆石窟艺术中也有这类铠甲的武士，库车西北克孜拉罕石窟第11、32窟甬道壁画中有披甲，佩剑，脚着长靴的武士供养人，拜城克孜尔石窟等处也有同类铠甲武士。这类萨珊式铠甲一直在新疆境内流传到20世纪。[54]

中世纪伊斯兰国家设计和制造的抛石机非常发达，有一种抛石机叫开满尼拉得，能发射800磅的巨石，远远胜过宋代《武经总要》中只能发射几斤、几十斤石头的抛石机。元朝在征伐南宋的战争中，很注意使用这种“巨石炮”，因为它们是由回回人制造和使用的，又称“回回炮”。

1271年忽必烈的使者到达伊朗，请伊儿汗阿八哈派遣炮匠，支援元朝最后吞并南宋的军事行动。阿八哈派旭烈（赫拉特）人亦思马因和木发里人阿老瓦丁应征来华，两人便举家到达大都任职，在北京造大炮竖立在午门前试验。1273年亦思马因参加了进攻襄阳的战役，亦思马因根据地势，在襄阳城外东南角装置了能发射150斤的巨石炮。这种炮发射时，声如雷震，攻坚能力很强，所击无不摧陷，入地七尺，使襄阳城宋朝安抚吕文焕束手无策，只得投降。亦思马因因功任回回炮手总管，佩虎符。据《史集》记载，参加这次战役的还有大马士革的三个炮手：阿布伯克、伊卜拉欣和穆罕默德。

1274年亦思马因病死后，由他的儿子布伯袭职，元军开始大举渡江，布伯用回回炮在长江北岸击溃宋朝舟师，渡江后，重大战役都有布伯德回回炮手参与。阿老瓦丁在平章阿里海牙手下服役，潭州（长沙）的攻陷，静江（桂林）的占领，都有阿老瓦丁率领的回回炮提供巨大的火力。1278年，阿老瓦丁升任宣武将军，管军总管。1281年，布伯荣膺三珠虎符，加镇国上将军、回回炮手都元帅，成为回回炮手的最高统帅。[55]

回回炮威力既大，1273年在襄阳失陷的当年，宋朝便下令边郡加以仿造，所造的抛石机胜过了蒙古人回回炮。虽然如此，却仍难以挽回宋朝在军事上的失利。

南宋既亡，元朝便下令搜罗全国能制造回回炮的工匠，集中到大都，加以统一管辖。1281年又命回回炮手在南京屯田。1285年改元帅府为回回炮手军匠上万户府，以布伯的弟弟亦不剌金为万户，布伯调任刑部尚书，官至浙东道宣慰使。阿老瓦丁在1300年告老，由他的儿子富谋只继任副万户，1312年死后，又传给他的儿子马哈马沙。1328年亦不剌金属下的军匠被调到大都和马哈马沙造炮，翌年亦不剌金死后，由儿子亚古袭职。终元一代，回回炮的制造和使用都掌握在色目人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家族的手中。[56]

大食的猛火油（即煤油）传入中国后，我国很快就认识到煤油遇水后火燃烧得更猛烈，并在战争中应用。《吴越备史》记载：“火油，得知海南大食国，以铁筒发之，水沃，其焰弥盛。”[57]

大食刀输入中国。唐代大诗人杜甫曾经写有《荆南兵马使太常卿赵公大食刀歌》，讴歌大食刀的作用。歌云：

太常楼船声嗷嘈，问兵刮寇趋下牢。

牧出令奔飞百艘，猛蛟突兽纷腾逃。

白帝寒城驻锦袍，玄冬示我胡国刀。

壮士短衣头虎毛，凭轩拔鞘天为高。

翻风转日木怒号，冰翼雪澹伤哀猱。

镌错碧罂鸊鹈膏，铓锷已莹虚秋涛。

鬼物撇捩辞坑壕，苍水使者扪赤绦，

龙伯国人罢钓鳌，芮公回首颜色劳。

分阃救世用贤豪，赵公玉立高歌起。

揽环结佩相终始，万岁持之护天子。

得君乱丝与君理，蜀江如线如针水。

荆岑弹丸心未已，贼臣恶子休干纪。

魑魅魍魉徒为耳，妖腰乱领敢欣喜。

用之不高亦不庳，不似长剑须天倚。

吁嗟光禄英雄弭，大食宝刀聊可比。

丹青宛转麒麟里，光芒六合无泥滓。[58]

结　语

总之，中外军工技术交流的途径，主要途径有：贡赐贸易、战争、民间商贸活动。古代中外军工技术交流与战争的关系尤其密切。

中外军工技术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一方面，中国军工技术输入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另一方面，中国在战争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外国的军工技术，如安南的“交枪”，阿拉伯的回回炮，大食的猛火油。中外军工技术交流，推动了军工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相关科学技术的发展。

军工技术的交流往往与血腥的战争联系在一起。13世纪初，崛起于漠北的蒙古民族政权，又在兼并各民族并进行统一战争的基础上，相继融合宋、金、辽所创制的火器技术，形成统一的中华民族的火器技术。蒙古（元）统治者利用这一火器技术，作为其进行对外战争的先进技术手段。也正是在这种民族战争过程中，中华民族创造的火器技术被传播到军队所及之地。13世纪后期，元军用兵高丽、日本、安南、爪哇时，即把中国的火器技术传播到那里。[59]

【注释】

[1]翦伯赞：《中国史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79页。

[2]《宋史》卷四八七《朝鲜传》。

[3]同上。

[4]《李朝实录恭愍王世家》。

[5]《李朝实录太祖四年》。

[6]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82页。

[7]林延青、李梦芝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491页。

[8]同上书，第491—492页。

[9]杨保筠：《中国文化在东南亚》，大象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

[10]《宋史》卷四八八《交阯传》。

[11]同上。

[12]《大越史记全书》本记实录卷一《黎纪一》。

[13]《清史稿》卷五二七《越南》。

[14]《宋史》卷四八八《占城传》。

[15]《长编》卷五七。

[16]《长编》卷六五。

[17]《宋史》卷四八八《占城传》。

[18]同上。宋置崖州，后改曰吉阳军，明复为崖州，即今海南三亚。

[19]《宋史》卷四八八《占城传》。

[20]同上。

[21]《明太祖实录》卷六七。

[22]《明史》卷三二四《占城传》。

[23]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34页。

[24]《明史》卷三二四《爪哇传》。

[25]《元史》卷二一○《爪哇传》。

[26][印尼]萨努西·尼巴：《印度尼西亚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15页。

[27]周南京：《历史上中国和印尼的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5页。

[28]林延青等：《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580页。

[29]张安奇、步近智：《中华文明史》（第8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926—927页。

[30]陈尚胜：《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第363页。

[31]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8页。

[32]同上书，第319页。

[3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20页。

[34]同上书，第321页。

[35]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页。

[36]《旧唐书》卷一九九《百济传》。

[37]《新唐书》卷二二○《百济传》。

[38]《新唐书》卷二二○《新罗传》。

[39]《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40]《明史》卷三二二《日本传》。

[41]同上。

[42]夏应元：《相互影响两千年的中日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4页。

[43]张秀民：《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55页。

[44]《陔余丛考三》，转引自张秀民：《中外关系史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56页。

[45]陈玉龙：《中国和越南柬埔寨老挝文化交流》，载周一良：《中外文化交流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99页。

[46]《明宪宗实录》卷六六。

[47]《明孝宗实录》卷二六。

[48]《明英宗实录》卷一九○《景泰附录》八。

[49]《明史》卷一五四《张辅传》。

[50]《新唐书》卷二二二（下）《环王传》。

[51]林延青、李梦芝：《五千年中外文化交流史》（第2卷），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364页。

[52]同上书，第584页。

[53]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54]同上书，第81—82页。

[55]沈福伟：《中西文化交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6页。

[56]同上书，第257页。

[57]杜石然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技出版社1982年版，第366页。

[58]《全唐诗》卷二二二《杜甫七》。

[59]王介南：《中外文化交流史》，书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