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的联合与南岸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两派的联合与南岸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

为了对混乱状况加以约束，毛泽东号召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并派人民解放军执行“三支两军”[3]任务，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还发布多项命令、布告以制止武斗蔓延，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国家财产。1967年2月中旬，区人民武装部奉命“三支两军”介入地方运动，3月上旬成立以武装部干部为主体的区农业生产第一线指挥部，在武装部党委领导下对全区农业生产实行集中统一领导。3月21日区武装部与区农业指挥部召开支农大会，传达《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动员社会力量支援农业生产。26日组织召开全区农村造反组织两派联合会议，号召团结起来搞好生产。30日区武装部、区农业指挥部和新成立的区革筹召开全区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再次传达中共中央来信的内容，会议发出10条倡议，号召两派团结起来，实行归口大联合，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春耕生产新高潮。这些举措，对稳定农村形势，发展生产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制止武斗，指挥工农业生产，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10月，驻区部队和区武装部“三支两军”代表成立南岸区支左领导小组和办公室，下设8个组。由7808部队政委曹建芝任领导小组组长，区武装部政委薛凤章任副组长。支左领导小组加强两派的思想政治工作，促进两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同时开始开展解放地方干部工作。12月4日，区农业指挥部召开农村工作会议，布置冬春工作任务。要求各级生产指挥部大办学习班，反对无政府主义，建立健全公社和大队的生产领导班子，实现革命大联合和“三结合”，搞好农业生产。会后，以反对无政府主义为重点，整顿各级生产领导班子，整顿劳动纪律，厂矿、企事业单位和学校开始复工、复产、复课。

1968年1月，区支左领导小组、农业指挥部以军训形式召集农村社队两派群众组织勤务员“斗私批修”，克服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实现两派大联合。此后，各级生产指挥部门不断举办学习班，促使南岸区农村两派于6月13日达成大联合协议。经过持续努力，到9月，全区386个单位有318个实现两派大联合；649名区级、科级、基层领导干部有193名得到解放；55个单位成立了革命委员会或革命领导小组，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单位占82.4%，人口占92.4%。这些都为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1968年10月12日，经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和中共陆军第54军党委批准，南岸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曹建芝任区革委主任，薛凤章等7人任副主任。按照“三结合”原则，区革委由群众组织代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组成。19名常委中，有群众组织代表12名，地方干部4名，军队干部3名。45名委员中，有群众组织代表30名，地方干部8名，军队干部7名。委员和常委中的群众组织代表由两派按对等原则安排。区革委会实行党政一元化领导，成为南岸区的最高权力机关。区革委工作机构有办事组、政工组、生产指挥组、人民保卫组4个大组，各大组之下先后共设置了11个小组，这些机构分别行使原区委、区人委所属各部门的职能。区革委人民保卫组设在区公安分局，与分局军管会合署办公。(www.guayunfan.com)南岸区革命委员会成立后，支左领导小组主要是配合、协助区革委开展工作。支左办公室下设的8个组陆续撤消，人员大部分并入区革委各办事组。区属各机关单位和各街、乡也相继成立革命委员会，544名干部被解放结合进革委会。各级革委会成立后，造反组织形式上不存在，但派性斗争并没有消除，革委会成为两大派的“内战”战场。

1968年12月，南岸区支左领导小组党委和区革委共同主持召开了南岸区党员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党员有296名，列席的非党群众有172名。在“文化大革命”的特殊历史时期召开的这次党员代表会议，是在全区党组织完全瘫痪的非正常情况下召开的。代表来源是区革委中的党员和非党员委员、区革委办事机构各组负责人、各基层革委会(领导小组)和原区级机关斗批改组成员。会议传达了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关于对刘少奇处理的决议和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党员代表大会精神。区革委主任、中国人民解放军7808部队政委曹建芝提出了继续深入持久地开展革命大批判，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加强基层革委会建设等4项任务。

从区革委成立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南岸区的政权组织形式是统揽党、政、财、文大权的区革命委员会。其间，1971年6月第二届区委成立后，仍然是党政未分，区革委的办公室、工交部、农业部、财政贸易部和区委的办公室、工交部、农工部、财贸部合署办公，实行“两块牌子，一套班子”，区革委行使政府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