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岸工人的罢工斗争

南岸工人的罢工斗争

1945年秋，根据南方局的指示，中共重庆市委成立重庆工人运动领导小组和重庆兵工领导小组。兵工署第三十兵工厂制造所所长侯旭东为两个小组的成员之一。重庆兵工领导小组把组织兵工厂工人进行反内战、反独裁作为工作中心，积极支持和配合中国劳动协会重庆分会(简称劳协)的工作，鼓励进步工人参加劳协，支持工人群众维护自身基本利益的合理要求，将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推进重庆工人运动发展。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领导下，南岸地区的工人参与了重庆市失业工人的历次斗争。

1945年9月，中共南方局青年组张黎群在南岸一些进步工人中，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重庆工人民主工作队。南岸中华铁工厂民主工作队小组负责人侯德才与中国劳动协会取得联系，发动惠工、建国、永利、协泰、四方等8个厂400多工人，召开大会宣布参加劳协，并成立了8厂劳协联合干事会。南岸以惠工、中华两厂为主，包括6个民营工厂，都有张黎群联系的进步工人。工人民主工作队和劳协在失业工人的罢工斗争中发挥了核心骨干作用，团结工人形成了一支战斗力量。

抗战期间，重庆猪鬃出口换回大量外汇，支持了抗战。南岸是重庆猪鬃加工的主要基地，在全市失业工人的第二次斗争中，南岸猪鬃业工人成为斗争的主力军。1945年11月，以畜产、宝丰、崇德、和源四大公司(均在南岸设有洗鬃厂)为代表的重庆猪鬃企业资本家以原料告罄为由，相继停工解雇工人而又不发遣散费。11月12日，崇德猪鬃厂工人代表向资方提出，遣散职工应照政府规定发给遣散费10万元(法币，下同)。资方以猪鬃厂历来是“工完价毕离厂”为由，拒绝接受工人的要求。针对资方的托辞，崇德厂工人代表认为，必须和同业各厂工友团结起来斗争才能取得胜利，于是与其他猪鬃厂联系统一行动，得到各厂工人响应。各猪鬃厂代表与资方谈判同样遭到拒绝。代表们协商决定从17日起猪鬃业各厂一律罢工。一场由南岸率先展开的全市猪鬃行业大罢工开始了。

罢工之初，各厂资本家一方面顽固坚持“工完价毕出厂”的老调，另一方面接二连三向重庆市社会局、警察局呈报，声言“损失巨大，资金短缺”，要求警方“迅速予以保护，维持治安，防范意外”。(www.guayunfan.com)重庆市社会局分别于12月6日和12日邀集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市警察局和受国民党控制的市总工会与劳资双方代表进行谈判。谈判时，市社会局偏袒资方，置工人失业后无法生活之情于不顾，以致谈判无结果，工人代表愤然离会。随即，各厂工人代表再度商量决定，罢工必须坚持，厂方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为稳定情绪，罢工工人还将家属带到厂里吃饭。面对这种局面，资方感到损失太大，要求警察局派兵镇压工人。警察局唯恐事态扩大难于应付，加以拒绝。资方见警察局不大力撑腰，每天消耗又大，权衡利弊，有让步之意。但因害怕此次作为遣散解决，以后引为先例，于是提出以发放救济金的形式来结束工潮。

12月18日，市社会局召集劳资双方谈判，资方提出给每个男工4.5万元，女工2.5万元作为救济金。这一方案遭到工人代表坚决反对，坚持发给遣散费10万元。接着，各厂工人代表联名给国民党政府社会部长谷正纲写信，控告资方违抗法令，拒发遣散费，置工人生死于不顾，要求社会部主持公道，责令厂方遵守法令。谷正纲根本不听工人的正义呼声，武断决定仍以发放救济金办法解决，并令重庆市社会局执行。

重庆市社会局等单位经过秘密磋商，决定采取欺骗和武力相结合的卑劣手段来对付工人。1946年1月17日清晨，市社会局以劳动局名义，通知各厂工人代表到市劳动局开会，将到会代表变相扣留，并由劳动局长出面，诡称各厂工人已领救济金，要代表们在协议书上签字。代表们识破阴谋，严辞拒绝。与此同时，由市社会局、市警察局、市卫戍司令部官员以及国民党市党部驻各厂调查员等率领军警数十人荷枪实弹，杀气腾腾地来到崇德猪鬃厂，将几百名工人集中起来，宣布在劳动局开会的工人代表已与当局达成协议，同意接受救济金，现立即发放，限当日领完。当工人表示“代表不回厂决不领钱”时，他们竟诬蔑工人是异党分子捣乱，军警特务还动手捆绑工人。工人们怒不可遏，纷纷起来反抗。这时，一个工人高喊:我们没工作做，没饭吃，军警还毒打我们，把他们押过江，到社会部、行政院去评理请愿。于是，工人们扭住一些军警特务奔向龙门浩河边，试图到社会部、行政院去评理请愿。尽管当局派大批宪兵赶到码头阻拦，但工人们毫无惧色。闻讯聚集起来的数千工人英勇斗争，终于突破宪兵的阻挠，分批渡江。

过江后工人们手执三角小旗，高呼要求发给遣散费的口号，浩浩荡荡奔向行政院。行政院大门架着机枪，院内岗哨林立，军警宪特密布。工人们异常气愤，斥责国民党当局在帝国主义面前奴颜卑膝，摇尾乞怜，而对工人则如此凶残。国民党政府鉴于数千猪鬃工人集体请愿，包围行政院，害怕引发其他行业出现工潮，影响政协会议召开，不得不与工人代表谈判。谈判中，重庆卫戍司令王缵绪将请愿女工送回南岸后，立刻露出狰狞面目，逮捕崇德猪鬃厂工人代表黎森荣等，这激起了猪鬃工人更大愤怒。

18日，《新华日报》以《要求遣散费，猪鬃工人被辱打》为题，报导南岸猪鬓工人游行请愿经过，揭露当局扣押工人代表的行为，并热情支持猪鬃工人的正义要求，极大地鼓舞了工人的斗志。19日，工人代表欧纯阳等召集千余人的大会，揭露当局出尔反尔的丑恶行径。会上通过了驱逐市党部驻厂调查员、释放被捕工人代表、发给遣散费10万元等要求，分送国民党政府各部门，表示如不解决，将再次请愿。

20日，《新华日报》再次以《猪鬃工人请愿代表被拘押，还未释放》为题发表文章，支持工人群众。重庆猪鬃工人罢工后，宜宾等地猪鬃厂的工人也相继罢工，国民党政府焦头烂额，提议继续协商。考虑到罢工已达两个多月，工人急需现金补贴家用，春节将至，外地工人返家心切，工人代表决定斗争适可而止。最后达成撤出市党部驻厂调查员，并不得另派他人；工人罢工期间的工资照发，第二年增加工资；男工发给遣散费6.5万元，女工发给2.5万元；立即释放被捕代表等协议。

1月27日，各厂工人云集南纪门重庆地方法院门前，当黎森荣等代表获得自由时，大家一拥而上，为他们披红挂彩，鞭炮齐鸣，锣鼓喧天。31日，各厂工人拿着厂方发给的遣散费，离厂回家过春节。

在这次罢工中，猪鬃行业工会理事傅立志[5]是斗争的领头人之一。傅立志先后在南岸几家大猪鬃厂做过工，他敢于为工人讲话，很受工人们的推崇。1944年，傅立志经师傅程仿尧介绍，加入中国劳动协会。在程仿尧的教育和影响下，傅立志懂得了“工人阶级要团结斗争，才能翻身解放”的革命道理。在罢工和请愿的多次冲突中，傅立志总是站到罢工队伍的最前头，同资本家、政府官员、警察和宪兵展开面对面斗争。罢工胜利后，傅立志介绍数十名猪鬃工人加入劳协，并担任南岸劳协组长。

以南岸猪鬃厂为代表的重庆猪鬃工人维护合法权益斗争的胜利，显示了工人团结战斗的威力。参加斗争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声势之众，斗争之英勇，为重庆猪鬃行业历次斗争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