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公社化运动

人民公社化运动

在掀起“大跃进”运动的同时，根据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精神，1958年9月7日，在重庆举行的中共四川省委第八次全委(扩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的决定》，要求全省在9月底以前完成人民公社化。在省、市委的指示下，全区迅速开展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区委要求“争取9月15日左右把公社成立起来”。在重庆市郊农村第一个人民公社——沙坪坝红旗人民公社成立后，区委随即派出工作组，在新兴乡、鸡冠石乡开展筹建农村人民公社的调查研究。调研中，两乡的农民干部提出全区建一个万户大社的建议。区委综合考虑后，将全区建4个人民公社的计划调整为全区建一个大型人民公社。9月12日，全区6个乡所属14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一个国营农场合并成立涂山人民公社。全社辖16个大队、111个生产队。共有农户9142户、社员39075人、耕地4.6万亩。有社办工厂114个、炼铁炉132座、奶牛场5所。公社实行半供给半工资制，劳动力月工资分为六级，最低3元，最高8元。

涂山人民公社建立后，市、区、公社对各大队的物资、劳动力、生产工具的无偿调用逐渐引起群众的抵触情绪。1959年3、4月间，区委两次召开农村干部会议，贯彻中央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纠正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倾向，调整人民公社体制。会议决定，继续清算新老旧账，纠正“共产风”，把零星树木还给社员，社员房前屋后种的瓜豆蔬菜谁种谁收。会后，对涂山人民公社体制进行了调整。实行“一区一社，三级机构，二级所有，大队为基础，政社合一”的体制。公社下设11个管理区(大队)，107个生产队。明确以管理区为核算单位，经营管理权集中于公社和管理区，生产队无自主权。由于管理体制并没有根本性改变，加上1959年下半年又开始“反右倾”，“一平二调”和“共产风”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1960年11月，市委农业生产万人检查团南岸分团，在新兴管理区清理“一平二调”和“共产风”时初步算账，公社化以来，仅新兴管理区就被46个市、区、公社所属单位“刮”走18万元和1100亩土地以及大量物资，平均每户社员被平调250元以上。为了贯彻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区委召开工作会，对“一平二调”和“共产风”进行初步清理，揭露出30个市属单位、103个区属单位刮“共产风”从公社平调去现金和物资折款共85万元。对此，区委严厉指出“要坚决退赔”。

“大跃进”运动催生了农业生产高指标，公社体制下的瞎指挥和浮夸风造成农业生产的重大损失，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之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影响，南岸区农业生产急剧下降，这一时期的生产水平甚至低于50年代初期。(www.guayunfan.com)人民公社化后，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气氛下，农村公共食堂也一哄而起。全区农村建立起187个公共食堂，公社社员实行“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生产战斗化”。根据“一大二公”的精神，社员的房屋、炊具、桌椅被无偿调用，社员的家畜、家禽被归公集中饲养，社员的自留地被收回。伙食标准大人小孩平均为每月5.34元，实现了所谓的“人民公社大家庭，吃饭不要钱”的理想。以至于“干不干3顿饭，搞不搞3元、8元少不了”的顺口溜在群众中广为流传。鉴于全区农村公共食堂出现的诸多问题，1959年12月，区委决定整顿和调整农村公共食堂的供给制度，全区农村改完全食堂供给制为社员口粮实行“以人定量，计算到户，食堂搭伙，节约归己”的供应办法。1961年6月，农村人民公社的公共食堂由集体统办改为群众自办，取消伙食供给制，开始允许群众从伙食团领取粮食回家煮饭。1962年，贯彻中央《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停办农村公共食堂。

在农村人民公社化的影响下，按照中央《关于城市人民公社问题的批示》和省、市委部署，1960年3月23日，南岸区上新街街道人民公社成立。随后，弹子石、玄坛庙、海棠溪、黄桷垭也相继成立了街道人民公社。街道人民公社是城市生产、交换、分配和人民福利生活的组织者，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政社合一的城市基层组织，按照“以生产为中心，生产、生活、教育三位一体”的要求，把城市社会人口的生产、生活、交换、分配、婚嫁、礼俗等活动全部纳入街道人民公社集中统一管理。上新街街道作为全面组织和安排人民经济生活的先进典型，被称为“红旗一条街”，《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给予报道[4]。

街道人民公社为统一安排群众生产，成立了66个工业生产单位；为统一分配物资，成立了837个服务网点和流动服务组；为集中安置儿童，成立了102个街道托儿所；为定点集中供食，办了185个街道伙食团。这种集政权行政职能和市民社会生活服务为一体的组织和管理体制存续了两年多，虽然在安排街道闲散劳动力、组织发展街道小手工业生产方面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因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分配上存在的“一平二调”和刮“共产风”，加重了灾荒年因食品等物资极度匮乏给市民生活带来的困难。

“大跃进”时期的农村及城市街道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产物。由于“大跃进”等多种因素造成城乡居民食物的极度紧缺和匮乏，农村、街道公共食堂集中、定点、定量供食无法解决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3年困难时期全民度灾的困苦。1959年下半年，各地因饥饿相继发生水肿病。1959年10月涂山公社四公里管理区发现83例水肿病。区委对此十分重视，1960年1月批转区人委党组《关于迅速扑灭和预防水肿病的请示报告》，在物资供应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拨出黄豆、食糖等副食品和药品对病员实行集中治疗。随后又多次下发文件，由第一书记挂帅，一名副书记具体抓防治水肿病的工作。区委把安排好群众生活、扑灭水肿病作为关心群众生活的首要大事，采取坚决措施调整劳动时间，停止苦战夜战，保证劳逸结合，并大抓养猪、种菜，发动群众自力更生改善生活，最大可能地遏制水肿病的发生和发展。

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连续自然灾害的影响，1959年到1961年的3年间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困难，特别是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生活物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1958年南岸区人口死亡率仅为10.5‰，而此后三年，猛增为19.27‰、17.11‰、20.71‰。“大跃进”运动的历史教训值得认真总结和深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