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党建党和中共重庆市南岸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整党建党和中共重庆市南岸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整党建党是“斗、批、改”一项重要任务。1969年4月，党的九大提出了毛泽东“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的“五十字纲领”。为贯彻中央整党建党工作座谈会和四川省革委《整党座谈会纪要》精神，1969年下半年至1971年，南岸区在“斗、批、改”运动中开展了以“吐故纳新”为主要内容的整党建党。

1969年10月，区革委抽调12名工作人员成立整党办公室，首先在重庆邮电学院、交通部重庆公路科学研究所进行整党试点，随后，在占全区单位总数的10%的40个单位逐步铺开，参加整党的支部111个，占原党支部总数的70%；参加整党的党员2109人，占全区党员总数的82%。经过整党，有428名党员恢复组织生活，两个试点单位新建临时党支部5个。由于派性的干扰，1970年2月，重庆市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小组通知整党暂停。3月，成立由薛凤章任组长，宋民权、于伟民任副组长的中共重庆市南岸区革命委员会党的核心领导小组(简称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4]，行使区委职权。年底，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批准红星街道(玄坛庙)、东风街道(郭家沱)、反帝街道(黄桷垭)、红旗街道(铜元局)建立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至此，全区7个公社、7个街道等27个基层单位建立了党的临时领导小组。这次开门整党接收了非党群众参加对整党工作的领导，个别单位整党领导权实际上被造反组织代表掌握，破坏了党的组织原则，造成不良后果。

按照中央关于四川整党工作“重整”的指示，1971年1月和2月，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先后召开两次扩大会议，按省、市部署讨论整党问题。会后，重新整党工作分期分批逐步展开。2月，有4个公社、2个街道成立了整党建党领导小组，4月，工农(南坪)街道党支部成立。此后，各街道经过整党先后成立党支部，逐步恢复了党员的组织生活。

1971年6月23日，在全区大部分单位已开展整党工作的基础上，中共重庆市南岸区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应到代表251人，实到245人，代表全区2588名党员。其中，工人代表100名，贫下中农代表62名，军队代表25名，地方干部代表55名，知识分子代表9名。大会通过了王建国代表区革委党的核心小组所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沿着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胜利前进》的工作报告。大会选举23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中共重庆市南岸区第二届委员会。在第二届区委一次全委会上，选举王建国、于伟民、郜凤桐、王兴利、陈斌、张治安、赵庆银、颜本善、傅汝珍(女)等9人为常委，王建国为第一书记，于伟民为书记，郜凤桐、王兴利为副书记[5]。由于党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取消了党的监察机关，区委纪律监察机构未恢复设立。在中共南岸区第二届委员会任期内，区级党政主要领导在1974年11月以前由军队干部担任，军队结束“支左”后改由地方干部担任。(www.guayunfan.com)南岸区第二次党代会是在党的“左”的错误思想指导下召开的，带有浓厚的时代色彩，近60%的工农代表实际上多是各造反组织的代表。工作报告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成果作了总结，提出深入开展“批修整风”运动，认真搞好“斗、批、改”，搞好党的整顿和建设等任务。

9月，全区整党基本结束。2409名共产党员恢复组织生活，发展新党员154名，并重建基层党委、总支、支部148个。同时，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共青团整团工作也在全区展开。至次年8月，整团建团工作结束，共整顿团支部217个，占团支部总数的98%；建立团委、团总支37个，团支部207个，发展团员886名，有2127名共青团员恢复了组织生活。

“文化大革命”中的这次整党建党，使大部分党员恢复了组织生活，建立和恢复了部分地区和单位的党组织，恢复了党组织的工作机构，对于稳定全区政治局势、推进工农业生产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由于执行九大错误的建党理论和“左”的政策，扩大打击面，政治处理上“大吐大纳”、大换班，使一部分党员被错误处理，而一些不符合党员条件的“造反派”成员却被吸收到党内，造成党组织和领导班子的不纯，带来较大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