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岸地方组织的恢复

中共南岸地方组织的恢复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由于军阀的反动统治，党内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党在重庆的各级组织屡遭破坏，人员牺牲十分惨重，组织机构越来越小，重庆地方党组织仅设为特支，南岸地区已无党组织存在。

1936年，从中央苏区脱险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漆鲁鱼返回重庆，和几个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及积极分子一起，利用《新蜀报》《商务日报》两个阵地，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并不断扩大影响范围，逐步形成了重庆抗日救亡运动的领导核心。6月，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漆鲁鱼为总务干事。9月，中共中央特派员张曙时到重庆与漆鲁鱼取得联系。从此，重庆救国会便成为党直接领导下的秘密救亡组织。重庆救国会通过相继成立的4个群众性组织[1]，将重庆文化、学生、职业青年、妇女、工人等各界爱国力量团结起来，为重庆党组织的恢复重建奠定了基础。

1937年10月，中共四川临时工委书记罗世文[2]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向中共中央长江局汇报工作后返回重庆，到南岸马家店(今南坪)与失去组织联系的共产党员梁佐华接上头，恢复了他的组织关系。罗世文了解了失去联系的党员，包括从监狱中出来的党员的近况。罗世文从当月到1940年3月14日被捕前这一时期，常往来蓉渝两地，每到重庆都要去马家店的“据点”指导工作。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中，重庆地方党组织得以恢复重建，并进入大发展时期，南岸地区党组织也得以较快发展。1938年至1945年，南岸地区先后建立中共南岸区委、中共巴县支部、中共巴县工作委员会、中共巴县县委，以及中共南岸特别支部、中共大江寺小学特别支部、中共三十兵工厂支部等。(www.guayunfan.com)1938年6月，中共重庆市委成立后，立即执行中共中央长江局放手发展党员的指示，并逐步建立市内各级党组织。同年秋，党员蒋可然[3]和刘汝伦在南岸玄坛庙小学举办战时民众补习学校，随即成立以蒋可然为书记，陈余、欧汝钦(罗浩)[4]、刘大震、李思源、徐景秋为委员的中共南岸区委。这是中共重庆市委首批建立的区委之一。

抗战以来，随着一些工矿企业的内迁，南岸地区的工人数量迅速扩大，为了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中共南岸区委下属组织中共南坪铜元局工学支部和中共中华牙刷厂党小组的党员主要分布在南岸各工厂中，有周湘屏、陈余、邹西平、项泽林、雷培基、陶泽普、刘树轩、夏明州、巫瑞林、刘顺卿、游海全、刘寅觉、刘泽生、黄国舟、刘俊丰、张治民、任顺成等40多人，大多为工人，也有少数学生。

1938年，公开身份为小学教师的程鸣宇与胡甫章等在南坪场中心小学(今南坪实验小学)建立中共铜元局工学支部，程鸣宇与胡甫章先后任书记，党员还有陈礼安(铜元局兵工厂工人)，上级联系人先后是王英、刘大震、冯敏、谭沈明[5]。同年秋，谭沈明在南岸海棠溪敦厚坡织袜社当经理兼会计开展工运时，介绍猪鬃工人邹西平入党并建立了中共中华牙刷厂党小组，邹西平、项泽林、雷培基、陶泽普先后任组长，小组10多名党员都是参加抗日救国团的青工。年底，因刘泽生叛变，党小组解散。中共南坪铜元局工学支部则于1940年春谭沈明被捕后解散。

1939年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中共中央南方局指示各级党组织采取措施，使党的活动从半公开转为隐蔽，并以巩固党的组织、转变组织形式为重点，举办了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按照南方局的指示，中共川东特委(兼重庆市委)组织部长宋林(李应吉)、徐景秋夫妇在南岸龙门浩主持举办党员训练班。参加受训的有蒋可然和从延安回来的陈余和周湘屏等7人。由《新华日报》派教员来讲授革命的形势、前途、秘密工作的原则和党的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的方法等。训练结束后，在南岸老厂狗儿丘附近的农舍成立了中共巴县支部，书记蒋可然，委员陈余、周湘屏等。不久，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南方局《关于组织问题的紧急通知》精神，川东特委决定撤消南岸区委，以南岸区委和巴县支部为基础，组成中共巴县工作委员会(简称巴县工委)，统一领导原南岸区委所属组织和巴县境内党组织。巴县工委机关仍设在狗儿丘。书记蒋可然，委员陈余、朱真俊、徐景秋。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前夕，川东特委青委书记杨述和川东特委组织部一名干部相继被捕。为保安全，1939年8月，川东特委机关撤离浮图关，在人烟稀少的南岸莲花山买下一栋土墙瓦房，由特委书记廖志高、妇委书记陈奇雪夫妇和宣传部长林蒙、胡明夫妇与万县中心县委书记李莫止的母亲共同组成“家庭”(机关)。同时，宋林和徐景秋夫妇也迁至南岸下浩彭家湾，设立川东特委第二机关。一直到次年初，川东特委在南岸领导重庆和川东60多个县的党组织活动。

抗日战争迫使沿海及长江一线的工厂大批内迁，重庆成为西南的工业重镇和战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基地，南岸地区由于有较长的江岸，交通运输较为便利，在弹子石、玄坛庙、龙门浩、海棠溪、铜元局一线的工厂有340多家，占当时重庆市工厂的1/4。这些工厂，特别是兵工厂直接支援着抗日战争，自然成为中共地下党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阵地。1939年9月，中共川东特委派蒋功利(蒋可然的胞弟)打进位于大佛寺的兵工署三十兵工厂工作，在原济南兵工厂党组织基础上，建立中共三十兵工厂支部开展工运。

1939年10月，中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在南岸玄坛庙黑朝门夏清贞家举办党员训练班。夏清贞的女儿尹锡荣和女婿金文韶(金绍朱)都是共产党员，夏本人也曾参加过潼南县女青年会乡村服务队的工作。尹锡荣结婚后与母亲住在一起，把家安在黑朝门夏家院子。院子里住的都是夏姓亲戚，在当地有一定影响，便于掩护地下活动。党员训练班的第一期学员有尹锡荣、胡明、刘渝明、欧汝钦。训练班由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宣传部长林蒙、妇委书记陈奇雪及延安来渝的干部黄晓行，分别讲授政治形势、地下工作纪律和统战工作、职工运动、妇女工作方法课程等。学员组长由曾任南岸区委委员、工作经验最丰富的欧汝钦担任。学习时，尹锡荣的丈夫金文韶在外屋掩护，以应付不速之客。通过学习，学员懂得了党的基本知识和如何做党的秘密工作、群众工作的方法，政治水平也得到较大提高。学习结束后，欧汝钦任巴县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刘渝明任北川铁路工区区委书记，胡明任海棠溪特支书记，尹锡荣则任南岸特支书记，专门负责黑朝门党员培训班。1940年春，黄晓行讲课回家时被捕，从他身上搜出写有尹锡荣家地址和金文韶姓名的纸条。上级通知销毁文件，必要时转移。一天，特务突然闯进院内检查，盘问金文韶，金文韶镇定如常，特务无隙可钻。当晚，尹锡荣夫妇及家人成功撤离。

1939年，中共巴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其下属的几个地方党组织相继成立，在南岸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开展活动。

1939年秋，中共巴县南岸区委成立于南岸玄坛庙江边一艘囤船上。书记朱真俊，委员许晓轩[6]，另一委员是囤船上的职工，不久去了延安。区委之下未设支部，直接联系党员。党员主要在龙门浩、野猫溪、窍角沱沿江一带，有邹西平、项泽林、陶泽普、刘树轩、夏明州等10多人。年底，许晓轩、朱真俊先后调离，中共巴县南岸区委撤消。

同年秋，中共巴县长生桥特别支部成立，柳云碧、刘文楷先后任书记，委员为刘渝明、陈余、周湘屏、陶静。有刘可成、刘尚明、曾令明、金文韶、唐慕陶等10多名党员，主要在长生桥、土桥、惠民场、李家沱一带农村活动。

1940年春，中共巴县海棠溪特别支部建立。胡明、谭沈明、崔文洪、李书智、沈英先后任书记，委员有谭沈明、陆志城等。特支所属党员有李忠禄、樊永寿、廖莹碧、李旭之、倪智仙、陈华、严炯涛、沈瑛、曾庆冠、傅络绮、陈溺余、吴莲、崔文洪、肖坚实、文静波、罗志德、周平、陶泽普等20余人，分布在海棠溪、龙门浩、黄桷垭、文峰、南坪、四公里一带。特支下设的中共东方中学学生支部由崔文洪兼支部书记，中共海棠溪客运站支部由陈溺余负责。同年4月，海棠溪特支党员、铜元局工学支部书记胡甫章被捕，第二天深夜，特务到海棠溪织袜社抓捕了海棠溪特支负责人谭沈明。谭沈明负责联系的裕华、庆新纱厂和军政部纺织厂三个厂的党员和一些积极分子失去同党的联系而停止活动。为防事态扩大，中共巴县工委紧急撤退了整个特支和胡甫章认识的党员。年底，江北县发生党组织破坏、党员被捕事件，中共海棠溪特支及下属的中共东方中学学生支部和中共海棠溪客运站支部撤消。

同年春成立的还有中共巴县弹子石特别支部。李某某、周平先后任书记。支部负责弹子石、大佛段、鸭儿凼、玄坛庙、野猫溪一带的工作，所属党员有甘致祥等约10人。年底，弹子石特支撤消。

1940年春，为避日机轰炸，重庆市第二小学由城内迁至南岸白沙沱大江寺，更名大江寺小学。校内党员教师刘若沧、李秀英、刘亚群、吴莲、刘吉芝、刘德平、刘素如等随校迁入。经中共重庆市委同意，将重庆市第二小学特别支部更名为中共大江寺小学特别支部，书记刘若沧，由市委直接领导。同年，特支书记刘若沧去了成都，后因党员逐步撤离，特支撤消。

就在重庆各级党组织恢复和发展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却酝酿着反共。国民党五中全会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对此，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川东和重庆的中共党组织逐步从大发展转为巩固，党的活动从半公开转为隐蔽。

1940年初，中共海棠溪特支负责人谭沈明被捕后，川东特委机关迁出南岸，常委再度分散隐蔽。中共巴县工委的领导成员也全部转移，并在南岸文峰乡龙井湾重新组建中共巴县县委。余金堂任中共巴县县委书记，组织委员周子成，宣传委员刘文楷。川东特委组织部长宋林主持中共巴县工委与中共巴县县委的交接工作。根据南方局的决定，川东特委不再兼重庆市委，巴县县委划归新成立的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中共重庆市委组织部长李大生参与了交接，并直接领导巴县县委。9月，李大生调走，荣高棠、李莫止相继成为中共巴县县委的上级领导人。南岸文峰乡龙井湾牛奶场是宣传委员刘文楷家的祖业，从1938年到1948年刘文楷被捕期间，这里一直是党的秘密据点。刘文楷以养病、补课考大学为由住在家中，实际是以家为县委工作机关开展地下工作。县委组织委员周子成、党员肖坚实、李中禄、汪家昊先后在牛奶场或附近以职业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李大生、荣高棠和李莫止等上级领导，也时常来此指导工作。

皖南事变后，重庆反共氛围日渐浓厚。1942年初中共巴县县委撤消，南岸地区的其他党组织也相继转移或撤消。此后，按照中共中央南方局“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白区工作方针，留在南岸地区的党员停止公开活动，全力推行“三勤”(勤业、勤学、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党组织根据党员不同情况，分别采取保持联系、保留关系、割断关系等处理办法，党的干部大部分转移到其他地区活动，只留下少数人进行单线联系。直至1944年，南岸地区虽未建立党的组织，但党员的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1944年年初，中共巴县中心县委决定恢复设立中共巴县县委，原江津县委书记秦朝亨调任巴县县委书记。中共巴县县委只设书记，未设委员，其下也未设特支和支部，由书记与党员单线联系。县委所属16名党员，有5名分布在南岸铜元局小学、开智小学和窍角沱小学。其中铜元局小学、开智小学先后成为巴县县委的隐蔽据点和秘密活动场所。秦朝亨任巴县县委书记不久，应校长魏志清之邀化名陈益民到铜元局小学任教。学校有秦朝亨、魏志清、陶静3名党员。他们常在进步青年教师中开展时事政治讨论，还把《新华日报》和一些革命书籍交给靠拢党组织的一些青年师生传看。这些进步青年后来大都成为共产党人。由于在党组织周围集聚了一批年轻有为的进步师生，这所学校办得小有名气。国立重庆师范学校校长将这所学校视为推行“良师兴国论”最好典型，备加赞赏。党组织则利用这所为家长和社会称道的学校，在群众中广交朋友，开展学生运动。

1944年下半年，秦朝亨转到开智小学教书。开智小学坐落在南岸清水溪，距蒋介石黄山官邸不远。校长周德侯每周除星期一到校作总理(孙中山)纪念周集会讲话外，大多时间都在重庆市参议会活动。学校的行政、教务工作，一概交给教导主任全权处置。党组织抓住周德侯重政轻教的特点，通过各种关系，先后派党员李培根、宁育硅、余国材担任开智小学的教导主任。从1941年至1945年间，开智小学实际一直由中共党组织所掌握。秦朝亨到开智小学任教期间，教导主任便是余国材。余国材聪睿机智，古文基础扎实，也善于与学校中那些思想反动的家伙周旋。周德侯将其视为心腹，凡其所言，无不听从。这给党的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党派去的人都能在学校得到安排。地下党员张伦，就是党通过余国材派进学校专门对付国民党对学生施行反共思想教育的童子军教官。余国材还利用周德侯对他的信任，经过党组织的批准，打进国民党并当上了国民党区分部书记和市国大代表。秦朝亨通过余国材，接触到了国民党大量的反共机密文件和内部刊物，获取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为县委在国民党军警特宪如林的特殊环境中，正确贯彻执行党的白区工作方针，植根群众，广交朋友，积极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创造了有利条件。1945年8月，秦朝亨调往贵州，设在南岸的巴县县委撤消，留下的零星党员交由巴县中心县委直接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