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岸地方组织的建立和早期活动

中共南岸地方组织的建立和早期活动

三三一惨案发生后，有蒋介石作靠山，四川反动军阀的反革命气焰更为嚣张，到处搜捕革命分子，变本加厉破坏革命。许多革命分子、共产党人被抓捕监禁。中共重庆地委及其基层组织悉遭破坏，白色恐怖笼罩重庆和全川。革命分子或被杀，或被捕，或被迫逃离避难。由于涪陵革命力量的发展壮大，一大批革命志士转移到涪陵继续开展斗争，反动军阀便将屠刀指向涪陵。

三三一惨案发生前后，1926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同盟会员李蔚如[1]，在涪陵四镇乡组建了农民自卫军，与刘伯承等领导的泸顺起义相呼应。为此，军阀刘湘又把反革命屠刀挥向涪陵。他调集第三师许晓卿所部，勾结巴县、南川团阀一万余人，开抵涪陵冷水关，欲将涪陵农军一举除之。1927年7月2日，李蔚如被军阀杨森部驻涪陵师长郭汝栋诱捕，随即押往重庆。刘湘、王陵基考虑到他在川军中威信极高，恐进城有变，遂派出一个手枪连，赶赴南岸黄桷垭截杀。7月8日下午，李蔚如在临刑前给其妻的诀别信中写道:“我今日死矣，以身殉党国，理得而心安”。然后从轿中取出红毡毯，盘脚而坐，以手指胸，从容就义。反动军阀竟然对老同盟会员、川中名将李蔚如痛下杀手，引起山城震惊，白色恐怖氛围更加严重。

在这种氛围中，南岸第一个中共组织诞生了。

1927年8月，中共四川临时省委(简称省临委)在重庆建立后，着手清理和恢复因三三一惨案而遭破坏的党、团组织，派出人员联系失散的党员，要求各地党组织和党员迅速恢复活动。同年秋，共青团四川省委儿童部部长、中共党员曹露霄，受省临委农委书记周贡植[2]委派，到巴县崇文场模范小学(今南岸区黄桷垭小学)以教书为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建立了中共崇文场特别支部(简称崇文场特支)，由省临委直接领导，曹露霄任书记，党员有范景庵、唐昭明、邓力平。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南岸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党员范景庵先于1926年去该校，发展了牟才俊(牟爱牧)、陈华民、熊光华、潘方才、庞大哲、张成楷等10多名共青团员，为崇文场特支的建立奠定了一定基础。(www.guayunfan.com)崇文场特支在学校秘密组织学生自治会，指导会员阅读马列主义书籍和各种进步书刊，向农民宣传地主剥削农民的罪恶和农民生活贫困的原因，以及农民要翻身求解放只有坚持斗争的革命道理。

1928年1月22日除夕之夜，根据上级向群众进行反白色恐怖的革命宣传活动的指示。崇文场特支党员带领10多名团员，两人一组，趁居民吃年夜饭路上行人稀少时，从真武山到龙门浩，又从海棠溪经老君洞到黄桷垭，分头分段，前后布哨，沿途张贴“打倒反动军阀”、“共产党万岁”等标语。翌日，众多朝山拜佛的香客和游人一路争看标语，消息迅即传开。重庆全城对此议论纷纷，打破了三三一惨案后白色恐怖笼罩山城的沉闷局面。反动当局大为震惊，不知南岸有多少共产党，随即加紧在南岸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进步分子。为避免发生意外，党、团员全部撤离学校，崇文场特支被迫撤消。

1929年8月中旬，中共四川省委从成都迁回重庆后，特别注重工人运动，派人打入铜元局兵工厂、王家沱又新丝厂开展工作。11月中旬，在重庆召开省委的第二次全委会议总结检查了自6月省委扩大会议以来的工作，认为“目前党的政治路线仍然是加紧争取广大群众和准备武装暴动”，决定“加强中心区域工作，在省内重要地方建立特区委和中心县委”。根据这次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共江巴中心县委(亦称重庆中心区委)，由省委自兼。同年12月，省委重点加强重庆的工作，建立健全区委和支部组织，将自兼的中共重庆中心区委划分为中城、江北、南岸3个区委，分别负责重庆城区和江北县、巴县的工作。南岸区委负责人为邓再思，下有三个支部。

1930年初，重庆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空前活跃。农历正月初二，铜元局兵工厂白药厂工人因反对厂方强迫年关上工而举行罢工，以后发展为反对厂方关厂的斗争。

当年3至5月间，重庆地区党组织连续遭到严重破坏，一批重要干部被捕和牺牲，党员人数减少。省委决定，将江北区委和南岸区委改为特支，由中城区委领导。同年8月，中共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重庆城区召开，进一步贯彻“立三路线”，将各级党、团、工会组织合并为行动委员会，集中力量领导武装暴动。重庆地区成立中共江巴市行动委员会，中城区区委及其所属南岸特支即不再存在。当年底，各级行动委员会陆续被撤消，恢复了党团组织。

这一时期，在白色恐怖的氛围下，位于南岸西南学院的中共党团组织非常活跃。1929年春，中共党员梁伯隆[3]利用二十一军军长刘湘有办学培养军政干部的要求，在重庆创办高级中学，梁伯隆任校长兼二十一军编译委员。梁伯隆在重庆高中建立党团支部，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党团组织，开展兵运活动，使重庆高中成为中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的活动据点和培养干部的重要基地。这引起刘湘的深度不安，重庆高中刚办一期，即以经费无着为借口，下令停办。在中共四川省委的支持下，梁伯隆与张竞若[4]等同志一起，自筹经费，在南岸胡家祠堂开办了西南学院，仍由梁伯隆任院长。学院教职工和学生基本上是重庆高中的原班人马。

1929年9月，中共西南学院支部成立，由中共四川省委直接领导。曾季鲁任书记，党员有院长梁伯隆、教务长张竞若，教职员王辉、谭别秋、官伯中、李永年、李一谦、张毅、罗坤巽、张觉仁、潘觉明、罗坤柔、杨梦林、蔡晓霞等20人，学生中有共青团员30余人，团支部书记李一谦，委员杨光洁、杨锡蓉。省委书记刘愿庵、组织部长穆青、军委书记李鸣珂和团省委书记方明、组织部长兼中共巴县工委书记余国桢、团省委秘书长梁佐华等都曾以西南学院为据点领导各地开展工作。在西南学院内，教师公开宣讲俄国十月革命，在学生中灌输革命思想，培养党团员，发展壮大党团组织。学院进步师生主要在南坪附近活动，开展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的活动。学院的党团支部还以学院的名义，为邻近的二十一军铜元局军械修造厂工人开办夜校，组织工人学文化，宣传革命道理。厂方见学生与工人往来密切，害怕工人受影响发生罢工事件，即将情况报告刘湘。刘湘派出军警，强行查封西南学院。西南学院停办后，按中共四川省委的决定，师生迁往成都再办西南大学。

大革命失败后，为了恢复和发展重庆工人运动，党组织进行了一系列艰苦细致的工作。南岸缫丝业工厂较为集中，工人为数较多，因此南岸工人运动也以丝厂为重点。又新丝厂的工人受中日资本家的双重压迫剥削，在大革命时期就多次开展反日斗争，是中共地下组织开展工人运动的重要基地。大革命失败后，为了加强对又新丝厂工人运动的领导，党派共产党员吴宜之[5]进厂发动工人群众，吴宜之的公开身份是《新蜀报》记者，他衣着朴素，待人热情、诚恳，很快就和工人打成一片，通俗地向他们宣传反对压迫、剥削，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团结斗争的道理，启发工人觉悟。1930年吴宜之不幸被捕，党又派徐永弟[6]进厂活动，同样很快就取得了工人的信任。由于吴宜之和徐永弟的工作，又新丝厂的革命力量有了较大发展，党团员有刘玉书、马佑龙、张松林、刘玉华、王泽东、黄世英、周德基、邓继文(邓祯芸)、杜淑芳、黄世琼、易淑芳、陈国英等10多人。1931年，成立了党团支部，又新丝厂党支部书记由中共江巴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徐永弟兼任，后由刘玉书接任。刘玉书被捕后由马佑龙继任。又新丝厂党支部成立后，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了多次罢工斗争。1932年2月，支部书记马佑龙和其他党员被拘留或关押，均与党组织失去联系。又新丝厂党支部上级领导人徐永弟、李慧康又相继被捕牺牲。又新丝厂支部不复存在。

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中，党的组织屡次遭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破坏，党员有的被捕，有的被迫转移。此后，1932年3月至1937年间，南岸地区已没有中共地方组织存在。

南岸地方党组织是在三三一惨案和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后，地方军阀公开举起反共旗号，革命形势异常严峻时相继诞生的。他们的活动和斗争，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在南岸的存在，打破了白色恐怖气氛笼罩山城的沉闷局面，让人民群众受到振奋、鼓舞和教育。在4年多的时间里，南岸地方党组织屡建屡仆，又屡仆屡建，显示出在反帝、反封建和反对军阀的斗争中，一往无前，敢于斗争、前赴后继的革命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