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南岸地方组织的发展及活动

中共南岸地方组织的发展及活动

解放战争初期，南岸地区的中共党员仍以工作、居住地变化而党的关系不变的方式，与各自的上级取得联系，没有建立统一的党组织。重庆市级党组织领导机构则前后两度建立。1947年10月前是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的重庆市委，1947年10月至1948年4月是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领导的重庆市工委。1948年4月重庆市工委遭破坏后，未再建立市级领导机构，市内党组织由川东特委直接领导。这期间，南岸地区先后建立了中共巴县工作组(中共巴县特支)、中共巴县长生支部、中共挺进报特别支部、中共南岸区工作委员会、中共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别支部、中共南岸学运特别支部、中共重庆市职业青年特别支部南岸支部，以及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七支队副政委李吉光在岳武起义失败后，转移到南岸时组建的临时党支部和为掩护、隐蔽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撤离人员的一个家庭支部。

抗战时期，巴县迎龙乡中心小学和长生乡民兴中学便有党员活动。1946年中共重庆市委决定将这两个学校的党员合起来成立中共巴县工作组，同年3月，改为中共巴县特别支部。刘渝明任书记，李楚康为委员。特支成立时有10多名党员，以后又恢复和发展了几名党员。特支活动区域包括长生、迎龙、南泉等地。

1947年2月，国民党当局先后通知中国共产党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担任联络工作的代表全部撤回，宣告国共谈判完全破裂。在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同时，动用大批军警特破坏中共地下组织，疯狂镇压和平民主运动。6月，巴县特支党员曹逐非获悉国民党巴县县党部已在调查民兴中学的共产党活动，上级决定将刘渝明、李楚康等调离，刘渝明调走时将党员关系带往涪陵，巴县特支撤消。留下的党员于1947年下半年建立中共巴县长生支部，刘尚明任书记，刘可成、庞国瑾为委员，由中共南(川)涪(陵)工委领导。

1947年6月1日，国民党军警进行全市大逮捕，重庆白色恐怖加剧，党领导的革命学生运动和骨干分子转入地下。10月，中共川东临时工作委员会在重庆成立，改组中共重庆市委为中共重庆市工委。党组织把原在南岸领导学运的共产党员江竹筠[1]调往川东。同月下旬，中共南岸区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岸区工委)成立，周应培为书记，周应德为组织委员，何明璧为宣传委员。之前，这3人虽都由同一上级单线联系，但相互间在组织上没有横向关系。出于安全考虑，组织上采取了由现成的社会关系组成南岸区工委的方式。南岸区工委的工作范围包括南泉、黄桷垭、铜元局的大中学校，共有党员10余人，党的秘密外围青年核心组织六一社支部2个，社员70多人。其中西南学院[2]人数最多，有党员数人，六一社社员42人，在南岸地区学生运动中影响也最大。西南学院校长邹明初是市参议员，曾留学美国，思想开明，他聘请了不少进步教授，如教务长马哲民是民盟中委；李文钊教授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早年曾参加共产党；潘大逵教授是民盟成员；陈豹隐也是当时西南学院知名的民主教授。此外，教职员中尚有不少来自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师生，民主力量颇为雄厚，也因此引起了国民党重庆当局的注意，伺机进行打击迫害。在“六一”大逮捕中马哲民教授等被捕。接着，国民党反动当局又宣布查封西南学院，由此掀起一场激烈的护校斗争，并以护校斗争的胜利而告终。此后，进步教授陆续被解聘，有的愤然辞职，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www.guayunfan.com)南岸区工委成立时，西南学院早期学生党员罗永哗、胡正兴、陈家骏、罗广斌等已离校。在校的尚有杨禄章(胡建民)和潘传煌(潘毅平)。南岸区工委在六一社社员中发展了罗洛庚、谢光庭(谢予)、朱明珏等入党，组成中共西南学院支部，杨禄章为书记。全校数十名六一社社员，由杨禄章、潘传煌各领导一部分。1948年初，杨禄章、潘传煌调离后，西南学院六一社成立两个支部，分别由罗洛庚、谢光庭任书记，组织上互不发生横的关系，均直接由南岸区工委领导。由南岸区工委直接联系的其他学校的党员有:南泉巴女中张咏可，铜元局嘉励中学于天卢。南泉新专和巴县惠民辅仁中学的部分党员和进步群众，则由西南学院党支部的谢光庭联系。

这时，抗暴和争温饱、反迫害等的群众运动刚过去，重庆革命形势正处于退潮时期，因此，南岸区工委的任务是在调整巩固组织的基础上发展组织，吸收在民主运动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积极分子入党、入社。发展对象是学生，也包括少数教职工。同时，南岸区工委加强了对教师和学校上层分子的统战工作。并要求党员、社员认真贯彻“三勤”方针，广泛组织外围群众团体(西南学院就成立了经济学会、新闻学会)，普遍组织读书会，积极参加同乡会、校友会，以扩大党的影响。党内生活则着重传达解放战争的进程，指出解放军强渡黄河，组织大型战役打败国民党反动派的伟大意义。教育党员警惕“红旗特务”[3]。这时，党的工作重点是在农村发动武装斗争，南岸区工委输送了潘传煌等同志支援农村，并对武装起义退入城市隐蔽的同志给予物质上的帮助和进行妥善的掩护。

1948年初，南岸区工委书记周应培在渝女师的住房突然被特务搜查。上级党组织决定，为避免自我暴露，周应培立即停止一切组织活动，密切注意动向，随时准备转移。其南岸区工委书记职务由组织委员周应德代理。不久周应培撤出渝女师。

1948年1月，中共重庆市工委为适应形势的发展，从组织上加强对城中心及南岸地区学生运动的统一领导，撤消城区工委与南岸区工委，成立中共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别支部(简称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支)，书记赵隆侃，组织委员周应德、宣传委员向洛新。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支成立后，赵隆侃联系市立一中、重庆女师、巴蜀中学、太华楼小学、海棠溪中学及重庆大学的一部分党员和六一社社员；周应德联系原南岸区工委所属的党员和六一社社员。4月，重庆市工委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叛变，全市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一度中断。但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支及其所属的六一社保持了组织完整，未受损失。特支宣传委员向洛新转移到位于玄坛庙的仁济护校当文书，特支书记赵隆侃也经常住在向洛新处，仁济护校成为特支坚持斗争的一个联络点。在坚持斗争的同时，特支积极寻找上级。5月，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赵隆侃派周应德到苏州带信给中共上海局重庆工作组朱语今，朱语今要赵隆侃到香港见面。赵隆侃到香港后上海局指示，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支的组织关系交原上川东第一工委书记邓照明，并指示邓照明去香港与上海局接关系。赵隆侃回渝通知邓照明立即到香港与上海局取得联系，使大破坏后的川东地下党与上级接通了关系。8月，因特支工作繁重，陆续增补王大昭、张亚滨等为委员，这时正值各校放暑假，向洛新住到位于罗家坝的重华学院学生宿舍，重华学院又成为特支活动的中心。

1949年3月，特支书记赵隆侃奉命再赴香港，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支进行调整，向洛新任书记。7月，中共川东特委负责人刘兆丰召集廖伯康等开会，成立中共重庆市学运领导小组，书记廖伯康，组织委员向洛新，宣传委员余时亮。为了工作方便，重庆市学运领导小组决定撤消中共重庆城中心与南岸学运特支，分别设立中共城中心学运特别支部和中共南岸学运特别支部。南岸学运特支由向洛新任书记，王大昭、黄冶为委员，工作范围有辅仁中学、文德女中、弹子石小学、市立一中、重华学院、清华中学、西南学院、南林中学、南林学院等。按照中共川东特委“保存实力，迎接解放”的指示，南岸学运特支分析当时形势，针对大中学校教师要求改善生活待遇、争温饱而罢教，学生积极配合响应，以及斗争规模日益扩大等情况，决定斗争方针、原则和策略，一直坚持斗争到重庆解放。

川东、重庆党组织遭受大破坏后，原组织关系在贵州、川南和万县等地的一批党员经余时亮串连建立了联系。1949年初，经川东特委负责人刘兆丰批准，成立中共重庆市职业青年特别支部(简称职青特支)，共有党员50多名。书记余时亮，副书记殷逸民，组织委员杨永新，宣传委员石启文。职青特支按地区建立了4个支部。杨永新负责联系以玄坛庙慈云寺内大雄中学为据点的南岸支部。他在大雄中学、清华中学和弹子石、龙门浩、白沙沱小学及海棠溪等地发展新党员11名。南岸支部党员有钟维志、刘光仪、钱自安、汤文淑、田开泰、邹祯祥、冉卓秀、杨永新、杨立人、赖祥书、赖祥杰、古柏盛、徐家庄、彭兴贵、蔺宗祥、王德瑚、钟伯坚等。在四二一学生运动中，南岸支部的邹祯祥、田开泰等10多名党员教师积极执行党组织的决定，分头发动群众参加学生运动。

除积极参加全市四二一运动外，职青南岸支部还在大雄中学开展了多方面的学生运动。推选进步学生牟才荣担任学生会主席，党员杨立人任宣传联络部长，以方便与南岸各个学校取得联系。派进步学生到重大学习秧歌舞。在学校，南岸支部发动各班出墙报，地下党掌握的星光墙报出的期数最多、时间最长。墙报上登载了山那边(即解放区)人民的幸福生活，揭露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另外，学生社团还演出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屈原》、《雷雨》等进步话剧。四二一学生运动后，为了保护进步师生不受迫害，按上级指示立即有秩序地疏散隐蔽了张鸣秋、张新柳、杨立人、牟才荣、彭兴贵等进步师生。

杨永新在大雄中学时，还利用单独住在学校文书室内，有油印机、钢板的有利条件，与杨立人一起翻印了《论人民民主专政》《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和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交职青特支组织进步师生学习。1949年九二火灾[4]后，国民党的报纸造谣说是共产党放的火。根据掌握的情报，杨永新自编、自刻、自印了100多份油印小报，通过地下党员传送出去，回击了国民党报纸的造谣。

9月，为贯彻川东党组织临江路会议精神，重新调整职青特支领导班子，副书记杨永新，组织委员钟维志，宣传委员徐叔通。调整后，属于职青南岸支部长生桥党小组的党员蔺宗祥、徐家庄，以民兴中学校友的身份，接管了校友会开办的文具店，并以文具店作掩护团结校友和进步青年学生，遇紧急情况时，文具店就成为上级党组织撤退疏散同志的二级联络站。长生桥党小组按照临江路会议“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精神，解放军突进到南山一带后，他们就组织群众开展借粮工作，不但保证了部队的需要，还供给了一部分给市民。

1948年8月，西南民主联军川东纵队第七支队副政委李吉光奉七支队政委刘石泉之命到重庆，准备组织一批进步群众或已暴露的地下党员充实七支队的力量。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七支队部分同志撤到重庆。李吉光将原在渝的同志和撤退下来，经审查无问题的同志组织起来成立了临时党支部(后扩大为总支)。李吉光决定一方面派支部委员陶昌宜到川黔边界发动群众再次武装起义，另一方面，把在渝的同志组织起来配合重庆地下党开展斗争。老党员由支委刘德修、陶昌宜分别联系，李吉光负责发展新党员。一直到南岸解放，李吉光先后在南岸的南山中学、海棠溪烟雨小学、茶亭保小学以教师身份开展革命工作。并在南山中学发展了青年教师涂一高入党。九二火灾后，李吉光召开会议分析形势指出，敌人在临死之前将要作垂死挣扎，黎明前的黑暗是暂时的，胜利已在眼前。要加倍注意隐蔽，要揭露敌人的反动宣传。要防止敌人的破坏，组织进步师生员工护厂、护校、宣传党的政策、安定人心。地下党员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依靠学校进步师生，在群众中谈形势、摆看法，消除了多数师生员工及家属对共产党的畏惧心理，积极组织起来，互相照顾，团结一致，共同护校、护家。

除此之外，南岸还建立了一个特殊的家庭支部。1948年华蓥山武装起义失败后，起义领导人之一陈联诗一家都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他们先后撤退到了重庆。几经周折，1949年春转移到南岸弹子石小石坝26号一个关闭了的酒精厂。陈联诗和儿子廖亚彬、女儿廖宁君及女婿林向北、林向北之妹林梅侠，加上原住院内的蒋仁风、卢光特和老同志李敏政，一共有8个共产党员，俨然是一个大家庭。于是成立了一个家庭党支部，由陈联诗负责。家庭党支部成员们或做成药、小菜生意，或作职员，或推销报纸，千方百计地增加收入，用于家庭党支部的运转和救助从起义地区撤退到重庆的人员。

当时大批同志仓促转移到重庆之后，对情况不够了解，又缺乏隐蔽斗争的经验，而且游击队内部的叛徒带着特务到处抓人，处境十分危险。川东地下党组织决定，凡是接纳安置山上撤下来的同志，一般由家庭支部单独负责，不同地方党组织发生联系。为此，家庭党支部的成员都尽量利用各自的关系找掩护同志的地方，同时通过上层统战对象和社会关系建立可靠的据点，如艺术馆、东方人文学院、基督教青年会、中山公园茶馆、重庆大学、省教院、勉仁中学、南泉新专、诚善中学等处，都安排了一些同志隐蔽，还利用国民党军队四处招兵买马的机会送了一些同志打进去，而已经暴露，已被敌人注意的同志，则安排去了南泉、北碚、马王场、土桥等敌人防范较松的郊区。经过多方努力，隐蔽安顿了一百多人。这个时期，人员不断来，不断暴露，不断转移，家庭支部的同志把主要精力花在保证同志安全上。

这一大批人暂时安顿下来后，紧接着就是着手解决吃饭、御寒、职业掩护问题。由于组织上的经费十分困难，因此，强调自力更生，自找门路。同志们都很自觉，找到职业有收入的，除自己必需的生活费外，都主动把节余的钱捐出来接济同志，没有固定职业收入的，就去卖小菜、报纸、冰糕，干苦力，有的给点本钱当小贩，有的介绍些关系先赊销后还本钱。冬季来临，主要靠一些家在重庆的同志，或捐赠，或向人家借点旧棉衣裤来御寒，度过严冬。

川东特委临江路会议后，家庭支部书记陈联诗被组织动员留守机关，主要担负从华蓥山撤来同志的后勤供应工作，林向北、廖宁君、廖亚彬、蒋仁风、卢光特、林梅侠以及其他同志，在川东特委直接领导下，全力以赴投入营救被关押在渣滓洞和白公馆监狱的战友的工作，或参加对上层的统战工作。1949年10月，林梅侠在小石坝家门外碰见一个过去曾怀疑过她的人，为了安全，家庭支部立即转移到其他地方暂时隐蔽起来，迎接重庆解放。

这一时期在南岸建立的党组织，既不互相统属，党员之间也互不联系，但在实际工作、斗争中，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同一时段存在的组织间又紧密配合、相互呼应，为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共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