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辅倚重的明代名臣吕调阳
明朝末年,有一位皇帝器重、首辅倚重和众官敬重的名臣,万历皇帝从不直呼其名,始终称其为“先生”。他去世时,皇帝还“辍朝一日”,致哀一天,以示对他尊敬和怀念。他就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榜眼——广西临桂(今桂林市)人吕调阳。
吕调阳(1516—1580年),出生于广西桂林一个官宦之家,为明嘉靖年间翰林院编修吕璋之后。吕调阳自幼聪明好学,6岁便离家读书。嘉靖十三年(1534年),18岁的吕调阳乡试中举。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34岁的吕调阳高中廷试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翰林编修。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他出任会试分校官。不久,其父母相继去世,吕调阳回乡守丧。直至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吕调阳才重回翰林,任国子监司业。隆庆年间,吕调阳先后出任南北两京国子监祭酒。因其曾从师于国子监祭酒、阳明学派学者“永康学”的代表程文德,遂以永康之学教授诸生。
吕调阳与张居正合著的《帝鉴图说》(www.guayunfan.com)万历元年(1573年),受张居正的举荐,吕调阳以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内阁参预与机务,成为次辅。同年晋太子少保、武英殿大学士,十一月晋太子太保。万历四年(1576年)十月,晋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光禄大夫、柱国。次年二月,他又晋为建极殿大学士。
吕调阳深谙大明朝典章礼仪,加入内阁后,成为国家重大事务的礼仪主持之一,“若大丧,若大婚,若崇祭,若荐号,若降夷、受俘,诸臣仪旷典事,咸藉公相成以当上心”。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性尤淡泊。他在讲解时,引经据典,切规时政,从不故弄玄虚,夸夸其谈,深得百官敬仰。
当时,张居正为了挽救危机四伏的明王朝,以非凡的魄力和智慧,整饬朝纲,巩固国防,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而改革要处理许多错综复杂的矛盾,触犯了权贵的利益,需要绝对的权威。作为次辅的吕调阳,始终全力支持和协助张居正进行改革,对改革取得重大成果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吕调阳性格温厚,办事公道,坚持原则,从不拉帮结派。他所处年代已是官场腐败,但是他却始终保持一身正气,“门无私谒”。明朝末期,政治重心转至内阁,谁当首辅,谁就能主宰国家大政。万历五年(1577年),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按大明祖制,官员丧父母,要辞官守孝27个月。政敌们认为夺权机会到了,只等待张居正离职去守孝。内阁中也有人认为吕调阳可以顺理成章当上首辅了,甚至已有人到吕调阳处贺喜。然而,吕调阳却向皇帝上疏,力说张居正肩负先帝托孤重任,无论如何都要留任。他引用先朝杨溥等旧例,请求皇上让张居正“坚守岗位”。这样一来,御史曾士楚、吏科给事中陈三谟也上疏,请留首辅。南北两京各院部官员也纷纷向皇帝提出请张居正留任的意见。对此,皇帝很快下谕,只准张居正回家尽孝49天,“不必具辞”。吕调阳等人的所为,既留住了张居正,又稳住了动荡的局势。
即使在张居正回家安葬父亲期间,吕调阳也从不越权。他为国家办事,有成绩从不炫耀,也不愿意听别人对他歌功颂德。“所树惟恐见知,所急惟恐见德”“人故无所藉以颂公”。他去世后,张居正认为他就是当代的丙吉(西汉名相),称赞他“公质行多长厚,余独心服其在政府,断断乎有古大臣之风”“在汉丙吉,今也则公”。
吕调阳历仕三朝,职务只升不降。嘉靖年间,有大奸臣严嵩父子当权,吕调阳却能清者自清,不随浮沉。严嵩也曾想拉拢他,但他“固谢不往”。万历年间,内阁高拱与张居正间的斗争也十分激烈,但吕调阳辅佐张居正改革而不为政敌所忌。后来,为避揽权之嫌,他连上十疏,称疾难愈,要求回家养病。万历帝只好以吕调阳“久疾未痊,特准回籍调理”,让其于万历六年(1578年)七月致仕(辞官退休)。吕调阳逝世后,赠官太保,谥“文简”。
吕调阳的著作不多,除与张居正合编《帝鉴图说》外,还参与修纂《世宗实录》《穆宗实录》,他偶尔也作诗。后人评论他:“为诗若文,古雅醇厚,不事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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