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记的起源

日记的起源

日记一体，源于何时，论者说法不一，有追源于殷墟甲骨记载[1]，有推溯于南朝宋鲍照的《大雷书》[2]，有谓起始于王羲之的《兰亭记》[3]，实则均取其相似一点，而未概其全，类似的起源说，尚待辨析。

根据清代学者的论证，约有三种起源说：

一是起源于西汉说。张荫桓认为西汉时期早有出使日记，不失为日记的嚆矢。他说：“陆生（陆贾）使越，苏武使匈奴，张骞寻河源，陈汤、甘延寿定郅支，博征约记，史佚之耳。”

二是推溯于东汉说。俞樾认为东汉马笃伯《封禅仪记》，就已逐日记载登泰山之事，导日记的先河。(www.guayunfan.com)三是肇始于唐代说。张荫桓力主唐太宗时，韦执谊曾著日记，惜已不传。他说：“韦执谊使西突厥。会石国叛，道梗三年不得归，裂裾录所遇诸国风俗、物产，为《西征记》。此即奉使日记之滥觞。”

再按《新唐书·艺文志·杂史类》著录，有张读《建中西狩录》、路隋《平淮西记》、郑言《平剡录》。《地理类》著录戴祚《西征记》、魏聘《使行记》、僧法盛《奉使高丽记》等。其中不乏日记作品，凡此明证日记一体，唐时已粗具轮廓，渐见萌芽。

揆其原因，唐代前期经济繁荣，国内水陆交通畅达，即使唐后期许多地方被割据，但交通仍保持通行无阻，这给出使行役提供了有利条件。于是文人奉使记行日记开始产生。风会所趋，一时史官撰写日记的，也相应而起。

综览史志著录，作品传存，论者断定，以及历史背景，笔者以为溯源唐代，持之有故，爰略介唐代日记作者作品如下：

如唐德宗时，赵元一著《奉天录》四卷，记叙建中四年（783）太尉朱泚搞兵变、唐德宗出奔奉天以及还都时的始末，所记见闻杂感，已接近于一部较类似的日记。

直到唐宪宗元和四年（808），李翱作《来南录》，排日记载来岭南的行役，则被一致公认为日记存于今世的最早篇章，且为宋代以后日记作者所沿袭。清代洋务派薛福成说：“日记及纪程诸书，权舆于李习之《来南录》、欧阳修《于役志》，厥体本极简要。”《广东通志·艺文略五》亦谓此系“习之应节度使杨于陵之辟，来岭南时所记”。

按翱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东）人，一说赵郡人。就学韩愈之门，且系愈之侄婿。贞元进士。任国子博士，史馆修撰。嗣任庐州刺史，有政绩，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谥文。

《来南录》一卷，刊于《李文公集》卷十八。其辞曰：

元和三年十月，翱既受岭南尚书公（即杨于陵）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上船于漕。乙未，去东都，韩退之、石濬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东，吊孟东野，遂以东野行。濬川以妻疾，自漕口先归。黄昏，到景云山房。诘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题姓名记别。既食，韩、孟别予西归。

戊戌，予病寒，饮葱酒以解表。暮，宿于巩。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于淮。辛丑，及河阴。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医察脉，使人入卢乂。

二月丁未朔，宿陈留。戊申，庄人自卢乂来。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渐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埔口。丙辰次泗州，见刺史，假舟转淮上河，如扬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风帆及盱眙，风逆，天黑色，水波激，顺潮入新浦。壬戌，至楚州。丁卯，至扬州。戊辰，上栖灵浮图。辛未，济大江，至润州。戊寅，至常州。壬午，至苏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窥剑池，宿望海楼，观走砌石；将游报恩，水涸，舟不通，无马道，不果游。乙酉，济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败。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临曲波，观轮樁，登石桥。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涛，穷竹道，上新堂，周眺群峰，听松风，召灵山永吟叫猿，山童学反舌声。癸巳，驾涛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滩，至睦州。庚子，上杨盈川亭（指杨炯所置）。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开元佛寺临江亭后。

综览李翱所记，早已涉及诸如妻子同行、韩愈送行、自己中途生病、请医治疗等事。这些都是生活日记内必然会写到的内容，因而此记无形中已为日记提供了一定的模式。清代以来不少学者均肯定《来南录》是留存于今的最早的日记篇章，其原因盖在于此。

更从写作形式上来衡量评估，李翱所记，层次清晰，言简意赅。先叙来南的原因；次叙来南的行程，经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陕西、广东等省，历程二万六千余里；最后，总结路程，为水陆里数作一统计。虽然全文仅用千字，但不惟叙述了个人的旅途经历，而且祖国幅员的辽阔，山河的壮丽，亦仿佛可以由此窥见。

后十五年，又有韦齐休《云南行纪》二卷之作，书目屡见于《宋史·艺文志·地理类》、《崇文总目》、郑樵《通志·艺文略》著录。据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新唐书·南诏传》及《册府元龟》卷九六五，均谓唐穆宗长庆三年（823），韦齐休跟随京兆尹韦审规出使云南，“纪其往来道里及其见闻”，作行纪。虽然此记佚失，但至少能说明一点：唐代文人作日记的风气已开，尽管书或失传，而众家迭相著录，当属一部较具影响的书册。

除纪行日记外，唐代已有一些史官日名。《孙可之集》作者孙樵《读开元杂报》，载唐玄宗开元时，数十条断烂朝报，称“曩于襄汉间得数十幅书，系日条事，不立首末”。如此凡数十百条。看来似为中国史官的日常记载。

唐代短篇日记，散见于丛录，除蒋偕《蒋氏日历》外，为世熟知者，推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史官刘轲《牛羊日历》，刊在《藕香零拾》内。按轲字希仁，曲江人。登进士第，历官史馆，累迁侍御史。世称其文为韩愈流亚。

刘氏凭日常知见，撰此抨击时政的日记。暴露了环绕以牛僧孺及京兆尹杨虞卿一家三杨为中心，涉及许多丑行。行文寓贬笔于抒写之中，有助于了解当时某些历史人物的真面目。如详记杨虞卿与弟舒州刺史汉公，廿多年来结党纳贿，“输金纳璧，可以不读书为儒，不识字为博学”，造成“风俗颓靡，波及举子”。竞相奔走通关节，时人对其父祭酒杨宁及虞卿兄弟，有“三杨通天狐”之讥。他还如实记及杨虞卿串通“方持国柄”的牛僧孺，攫取李愿家藏艳妓真珠的前后秽行丑闻。刘轲作为史官，日记据自实闻，可补正史传的缺略和失记。

总观唐代日记，尽管篇幅不大，时间较短，但已粗具日记的体制和模式，诸如涉及简单的生活内容、道里行程和游踪、评述当时政闻和某些人物等。更从日记发展角度来看，应该是起源于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