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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旗务,打击削弱王公朋党势力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

时间:2023-04-27 历史故事 版权反馈
【摘要】:改革旗务,打击削弱王公朋党势力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3.改革旗务,打击削弱王公朋党势力清初,由于战争的需要,八旗旗主们都有着非常大的权力。他们对皇室来说,大多都是亲王,皇帝对他们特别优待,对旗内官兵,他们则是主子,官兵们犹如旗主的私人财产。请求皇帝禁止臣下使用,并另行改名。以此使诸王所用人员尽量少同诸王有密切关系。对于八旗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皇帝定规矩、决方圆,作了一系列规定。

改革旗务,打击削弱王公朋党势力_历代帝王智谋故事

3.改革旗务,打击削弱王公朋党势力

清初,由于战争的需要,八旗旗主们都有着非常大的权力。他们对皇室来说,大多都是亲王,皇帝对他们特别优待,对旗内官兵,他们则是主子,官兵们犹如旗主的私人财产。而且旗主实行世袭制,所以这份财产可以传给子孙。这就像独立王国一样。雍正皇帝登基后,认识到这种制度显然对皇权的集权统治十分不利,因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八旗旗务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用都统事务代替旗务

雍正皇帝继位之初,承袭康熙皇帝遗策,任用自己的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如任用康亲王崇安管理正蓝旗三旗事务,任用皇十七弟果郡王允礼管理镶红旗事务。雍正皇帝自以为这样任用亲信、兄弟和王公管理八旗事务能平安无事,但他在对管主的使用中,很快发现管主、皇帝及八旗内官员存在着很大矛盾。管旗务的诸王因身份崇高,还影响皇帝对旗民直接统治的权力,而管主又同都统等官员职权难分,往往互相摩擦,不免要常常耽误公事,于是雍正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旗内事务: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当机立断,减少管主,取消了信郡王德昭、崇安、锡保等人管理旗务的权力。(www.guayunfan.com)七年(1729),雍正皇帝任命庄亲王允禄管理镶白旗满洲都统事务。

九年(1731),雍正皇帝又改命庄亲王允禄管理正红旗满洲都统事务。

十年(1732),雍正皇帝任命平郡王福彭管理镶蓝旗满洲都统事务。

雍正皇帝任用庄亲王允禄、平郡王福彭是管理都统事务,与管理旗务大不相同。管理旗务,管主是八旗都统的太上皇;对管主,都统得俯首贴耳,唯命是从。而管理都统事务,本身相当于都统,或是兼职都统,即使高于都统,在管理八旗旗民上也高不到哪儿去。都统是八旗的军政长官,是一种职务,负责掌管八旗的政令施行,户口的稽查,旗人的教养训导,官爵的荐任,军粮器械的征收以及协助皇帝管理旗务。他们由皇帝临时任命,不能世袭,与所在旗之旗民是官民关系,而不是主从关系。允禄是雍正皇帝的第十六弟,又以亲王的身份管理都统事务,表明皇子、亲王在八旗中地位的降低,表明管主被取消。雍正皇帝将旗务的控制权也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到雍正皇帝统治时期为止,清代管理八旗事务人员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即从旗主到管主,从管主到宗室贵族管理都统事务。每一次变化,都是旗内主从关系的进一步削弱,旗主不再具有原先的旗内自主权,皇帝将它剥夺得一干二净了。这三部曲是皇权在八旗内(最主要是下五旗)强化的过程,而雍正皇帝利用宗室贵胄管理都统的办法,正是八旗(尤其是下五旗)私属关系的终结。这是八旗制度内皇权、旗主权彼消此长过程的主旋律,围绕着这一主线,雍正皇帝还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相应措施。

□取消八旗都统“主”

八旗都统,清文为“固山额真”,而“额真”在满语意为“主”的意思。雍正元年(1723),善于察言观色的给事中硕塞条奏道:“额真二字,所关联的含义颇深,不是臣下可以随便使用的。”请求皇帝禁止臣下使用,并另行改名。雍正皇帝欣然接受这一建议,命令将“固山额真”改为“固山昂邦”,意为总管,即汉文的都统;又将“伊都额真”改为“伊都章京”,意为领班。臣下不能称“主”,天下只能尊奉一个主人——皇帝,以此而达到正名分、崇君王的目的。“固山额真”,是努尔哈赤建立八旗制度时的老名称,而这一名称的废止相距时间两甲子一百二十年,在雍正皇帝以后的都统早已不复存在旗主之意,从意识形态上革除了旗主仅剩的一缕痕迹,从而也标志旗主权力的实际丧失。

□对旗内用人制度进行改革

按照清朝的官制,对于旗员的官缺,一向分为旗缺、翼缺、公缺数种。所谓旗缺,是指某一官职依例由某旗人员充任;八旗又分为左右两翼,翼缺则是专属于某一翼的人员的官缺;公缺则是所有八旗人员的。旗缺、翼缺只在某旗某翼内进行挑选。其决定权在旗主、管主手中;旗主、管主把持这些官缺,也使得各旗之人具有向心力,团结自固。但在八旗内,由于各旗具体情况不同,人才各异,因而有的旗升得较快,有的旗升得较为迟缓;从人才选拔的角度来看是很不公平的,且往往决定于旗主、管主的好恶。历朝皇帝都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但都不够彻底。康熙八年(1679)、十年(1681),康熙皇帝分别将各部堂主事、郎中改为公缺,通同按俸禄进行升转;但员外郎、主事仍按八旗升转。

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以铨法划一为理由,将原来属于旗缺、翼缺的各部员外郎、主事、内阁中书、监察御史、给事中、工部造库郎中,一律改为公缺。雍正皇帝这样一来,既解决了铨法的不公平,又不使旗主、管主干预旗缺中任何一部分旗员的任用,同时还把这一部分官吏的任用权抓到手中。

对于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雍正皇帝也进行了更改。以前,下五旗王公所谓公中佐领之缺,只在该王属下拣选;雍正皇帝认为这样做不容易得到合适的人选,雍正八年(1730),命令八旗内部缺分的补授,在该旗中拣选官员引见补授,若该王属下之人可用的当然也可以拣选。以此使诸王所用人员尽量少同诸王有密切关系。

作为八旗基层牛录的主官佐领,职位虽然不是很高,但地位十分重要。特别是原管佐领(即勋旧佐领),系清朝开国时期率众归来的,被编为牛录;由于佐领在一个家族是世袭的,从而使它永远掌握这个基层组织。而世管佐领,即早期投入满洲后金政权的部众,佐领也是世袭的。这在八旗中,本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雍正皇帝于四年(1726)下令;对于世袭佐领中年幼的、愚昧的、年老体弱不能办事的,只给其佐领俸禄,不许其管理事务;其事另选择该旗大臣官员兼任。这就等于取消了原管佐领、世管佐领的世袭罔替。雍正皇帝对各级官员下手,褫夺他们的统治权;至于仍给削权佐领原来俸禄,总算是皇恩浩荡了。在雍正皇帝来说,也不能说他一点不顾旧情。

对于八旗王公与属下的关系,雍正皇帝定规矩、决方圆,作了一系列规定。元年(1723),雍正皇帝禁止王公在所属佐领内滥派差役,只允许王公挑选人员充任护卫、散骑郎、典仪、亲军校、亲军,不许兼管家务;若用作内务府的包衣官职,或命令跟随子侄,都要陈列名单,向皇帝请旨,并且要通知该旗都统,由都统复奏皇上。如果王公属下犯罪,王公要奏请皇上,交由刑部处理。雍正皇帝还特别强调道:“不请旨,是绝对不行的。”从而剥夺了王公对属下的任意使用权和处罚权。二年(1724),雍正皇帝又下令,不允许下五旗王公听信谗言,将属下妄加残害,或借端送到刑部治罪;若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则将这些被害者撤离原主门下。同时还规定:王公属下有被问罪发遣的,不允许发配到该王公打牲处所,免得他们发生联系,私自回到该王公门上。政府惩治王公属下,不容许原主包庇;王公迫害属下,政府又不容其肆恶。一言以蔽之,就是不允许王公与属下有不正常的关系。

雍正皇帝还对王公所拥有的护军、领催、马甲等下属人数进行限制。二年(1724),雍正皇帝下令:亲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四十名,马甲一百六十名;郡王只能拥有护军、领催三十名,马甲一百二十名;贝勒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八十名;贝子为护军、领催十六名,马甲六十四名;镇国公为护军、领催十二名,马甲四十八名;辅国公护军、领催八名,马甲三十二名。这些都比以前的数目减少了。同年,雍正皇帝还下令:诸王所属佐领,凡是移出诸王所属之旗,其佐领内一切人员不得再与旧主往来,否则从重治罪。如果说前面几点在于限制王公同现在所属人员的关系的话,那么这最后一点则是限制王公同旧部的关系,使王公对他们不能发挥影响。雍正皇帝还特地对王公敲诈勒索下属进行了一系列规定。

削弱八旗王公与属下的私属关系,在雍正初年是有其特殊意义的。雍正皇帝在严禁诸王滥用役使属人时说:早年诸王对属下还知道加恩抚恤,而朕的兄弟分给包衣佐领的人很少,但是差役繁多,这样造成极坏的影响,其余王公都纷纷仿效他们。雍正皇帝把他的诸兄弟视为滥役属人的罪魁祸首,借此整顿八旗,收回王公任用属人的权力,所以这又是他打击皇亲朋党的一个重要内容。雍正皇帝把严禁王公勒索属下,纳入了清查钱粮、打击贪赃、肃清吏治的措施之中。他指责王公的勒逼造成旗下官员的贪赃枉法:“旗下官员为应付王公的勒逼而竭尽其力,不能做到洁身自好;而许多官员亏空公帑,犯罪免职者都多出于此。”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在继位之初,急急忙忙地改革旗务,同打击朋党、整顿吏治紧密结合、息息相关。

□办宗学,防止八旗子弟堕落

二年(1724),雍正皇帝下令设立宗学,按八旗的左右翼各设立一所学校,招收宗室子弟学习。每一所学校都设有正教长、副教长,分别由翰林院的编修、检讨充任。宗学招收宗室子弟,主要学习满文、汉文,演习骑马、射箭。政府则按月发给银米、笔墨纸砚。雍正皇帝十分重视宗学,每年都派大臣去检查考核,根据结果决定奖励与惩罚。七年(1729),雍正皇帝因为宗学不能容纳觉罗子弟,特别在各旗设立觉罗学校,命令觉罗子弟读书学射。清代制度,奉努尔哈赤父亲塔克世为大宗,他的直系子孙称为宗室,因以系金黄色带为标志,也称黄带子;对塔克世伯叔兄弟的旁支子孙,则称为觉罗,以系红色带为标志,称为红带子。此外,雍正帝还设立了咸安宫八旗官学,选择八旗子弟中成绩优异者入学,而内务府包衣佐领的景山官学中学射优秀者,也可入选。

雍正皇帝对他兴办宗学的原因也作过说明。他认为宗室中人各怀私心,互相倾轧,把骨肉兄弟视为仇敌;更有甚者,则结成朋党,共谋私利,专事钻营;还有一种人则骄奢淫侈,荡尽了产业,也是不肖子孙。雍正皇帝对这种风习感到非常忧虑,为要改变它,需做许多工作。首先必须对他们加强教育,以事挽救。他认为:赶快筹备好保全的策略。如果不设立学校、实行教化,鼓励他们积极进取;如何能改变这一切。要对他们进行循循善诱的教导,使他们改过迁善,以一切不良习惯为戒。雍正皇帝还说道:“一定要用礼教、伦理、纲常以及谋生手段来教育他们;让他们能喜欢美好的东西,厌恶丑恶的事情,崇尚节俭,戒奢戒侈。这样才可以说教育成功了。”

雍正皇帝把办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与剥夺诸王权力、打击宗室朋党同时进行,以巩固他在政治上的胜利。同时,这也反映了他希望后世宗室觉罗子孙能够自立于世、有所作为的良苦愿望,不至于成为倾家败国的不肖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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