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的动机_郑和下西洋的目的
明成祖之所以选中郑和,和他的组织才能、军事才能、家庭背景,甚至形象仪容、举止风度有关。郑和从小在云南生活,信奉伊斯兰教,朱元璋平云南的时候将他俘获,送到燕王府做小宦官,又改信佛教。郑和身材高大,仪表堂堂,言谈举止非常得体,更重要的是,靖难之役中,郑和在朱棣身边出谋划策,军事才能得到充分发挥,深得朱棣赏识。《明史·郑和传》记载,郑和“有智力,知兵习战,帝甚倚信之”。
明成祖为什么要派郑和率领这样一支庞大的船队,漂洋过海,周游世界?后来的人多喜欢引用《明史》的论断,在这个基础之上不断地发挥。《明史·郑和传》是这样说的:“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一句话包括了三重含义:
第一,“成祖疑惠帝亡海外”。靖难之役后,建文帝生死不明,明成祖对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结果,心中充满了疑窦。再加上民间纷纷传言,说建文帝化装成了和尚,潜逃出了南京,但具体跑到哪里,则莫衷一是。按照《明史》的说法,对建文帝逃亡海外之说,明成祖认为最有可能,于是派遣郑和船队下西洋,去海外寻找建文帝的踪迹。《明史》将此说列为最重要的原因。
第二,“耀兵异域”。明成祖派遣郑和船队出巡海外,要达到炫耀武力的目的。这一说法,从郑和率领的庞大船队便可看出。郑和所乘坐的宝船长达四十四丈,阔十八丈,合算现在的尺寸,宝船长140米,宽50多米,排水量超过两万吨。相比之下,1492年哥伦布的船队,最大船只的排水量只有一百多吨。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郑和船队是近代史之前,世界上无与伦比的海上雄师。
第三,“示中国富强”。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是要显示中国富强。以永乐九年(1412)为例,明成祖赏赐满剌加国王大量物品:“王来朝,赐锦绣龙衣二套,麒麟衣二套,及金银器皿、帷帐、裀褥;王妃及其子侄,陪臣、仆从,彩缎、纱罗、袭衣有差。王还国,赐金镶玉带一条,仪仗一副,鞍马二匹,金百两,银五百两,钞四十万贯,铜钱两千六百贯,锦绮、纱罗三百匹,绢一千匹,金绮二匹,织金文衣二件。”此外,王妃、贡使、陪臣、仆从等皆有赏赐。至于外番国王给明成祖的朝贡品,通常不及赏赐品的十分之一,因此给《明史》纂修者留下了“示中国富强”的深刻印象。
先看几位历史学家对“耀兵异域”的认识。
向达、尚钺认为,郑和第一次奉命下西洋,尽管具有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意义,但主要是着眼军事。不过,郑和船队炫耀的对象,不是西洋的番国,而是中亚的蒙古帖木儿王国,它对明朝的北方边境造成严重威胁。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就是要联络印度洋等地的邦国,从侧翼牵制蒙古帖木儿王国。厦门大学的韩振华教授也认为郑和下西洋有军事意图,不过不是针对帖木儿王国,而是针对东南沿海的海盗势力。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给明初的海上贸易保驾护航。扫除对外贸易的障碍,打通海上航线,不仅仅是为了中国,还要给西洋诸国营造一个安定的局面。
按理来说,考察一个时代的对外政策,通常的办法是看看当时的外交文件,看看皇帝的诏书和大臣的奏折,上面都记载了什么,这样就会解决许多疑惑。不过,永乐朝也许是个例外。因为明成祖为了掩盖自己的一些缺陷,非常喜欢篡改历史记录,这样就不怎么实事求是了。例如他篡改自己的生母,经常贬低朱标、朱允炆等,借机抬高自己。
况且,很多事情往往是这样:一开始个人的动机是一回事,但随着事件的发展,就会超越当初的设想,最后的设想和当初的预计,竟然可以南辕北辙。明成祖的个人动机和郑和下西洋事件本身,以及可能达到的效果,彼此之间就会存在着相当差距。
先分析一下《明史·郑和传》的三个说法很有必要,尤其是“耀兵异域”。
在封建社会,人们谈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首先想到的就是明成祖要追踪建文帝。清朝之前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明成祖促成郑和下西洋的重要动力。例如在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就有这样的观点,还神神秘秘地牵扯到了道教真人张三丰。他认为,建文帝从地道出逃后,踪迹甚秘。所以,明成祖派遣大臣胡濙,以寻找张三丰为名,实际上是追查建文帝藏匿之所。后来才派遣郑和浮海寻遍西洋诸国,然而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清代的夏燮在《明通鉴》和查继佐在《罪惟录》中,对此事都有详细记载,罗列了不下二十种关于建文帝逃逸的传说。寻找建文帝的观点,明清时期的人们比较认可,但现在几乎没人这样认为了。www.guayunfan.com
现在谈论郑和下西洋,认为这是一种国与国之间的邦交行为,是一种古代的中外文化交流,因此,考察郑和下西洋的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否存在着“耀兵异域”的军事威慑;第二,是否存在着“示中国富强”的朝贡炫耀。总之,和寻找建文帝就没有多大关系了。
郑和下西洋是要推动明朝和周边国家的朝贡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通常是要通过和平手段来实现。封建时代的主流思想——儒家思想,也是这样要求的,怀之以德,则万邦来仪。
但这并不表明“耀兵异域”和促进朝贡,是完全对立互相排斥的关系。“耀兵”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打仗,一定要通过武力来占有资源和夺取利益。中国人有自己独特的逻辑,有自己独特的处世原则。郑和率领两万八千人的船队,在域外耀兵的最终目的,不是像西方殖民者那样,夺取和占领土地,强夺邻国的财产,而是通过先礼后兵的“威慑”手段,为朝贡制度保驾护航。为了达到朝贡外交的政治目的,也需要动用一定的军事手段。这一点是完全必要的。
在《明史·郑和传》中,通过第一次航行就表明了,郑和是如何使用先礼后兵的手段。只有不识时务的番王才会以卵击石,对抗皇朝的天威。书中说,郑和下西洋,首站抵达安南占城,然后依次游历诸番国,向番王宣读中国天子的诏书。接收中国皇帝诏书,向中国皇帝称臣的,就给予大量赏赐;如果拒不服从,“则以武慑之。”
郑和在最后一次出海前,亲自撰写碑文《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img13记》,重申了庞大船队的军事价值,描述了之前六次下西洋的盛大场面。“及临外邦,其蛮王之梗化不恭者,生擒之;其寇兵之肆掠者,殄灭之。”海道由是而清宁,番人赖之以安业。
这段话写于宣德六年(1431),毫无疑问,“威慑”达到了显著效果。大明王朝的声威随着大船航行万里,得到空前的增长。有史以来最强大的海军抵达海外港口,郑和向接受朝贡制度的番国承诺:你们已经受到来自伟大帝国的保护,只需象征性地缴纳一些贡品,不用再负担额外费用,就可以从中国皇帝那里得到大量的赏赐物。
再看一看那些番国的表现:他们被庞大的船队惊呆了,被强大的武装力量惊呆了,被堆积如山的丝绸、瓷器、珍宝惊呆了。于是,当郑和返航的时候,他们纷纷派遣特使,甚至番王亲自来华,加入到长长的朝贡队伍当中。只有如此才是上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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