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朱纨破双屿岛_朱纨抗倭的故事

明朝朱纨破双屿岛_朱纨抗倭的故事

朱纨上台的直接原因就是嘉靖二十六年浙江沿海再次发生武装冲突，终于激怒了明朝统治者，要求严格实行海禁政策，将所有外国人坚决驱逐出中国，由此揭开了嘉靖年间抗倭战争的大幕。不过这次驱逐外国人的行动，并不是因为倭寇无端侵扰，而是缘于一次对外商业纠纷。由于这些外国商人觉得解决无望，以致铤而走险，酿成海上武装冲突，参与闹事的主要是一些葡萄牙人。

史料中说：“自从嘉靖元年停罢市舶，一旦国外的商船携带番货到华，就采取赊账的办法交给中国奸商，时间一长，中国奸商欺行霸市，不肯将钱交给番商。番商按照中国的法令，只能将船停泊在中国近海的岛屿上，因为不能登岸所以无法索取，久而久之连饭都吃不到，恼羞成怒之下，番商就开始出没海上为盗。”在这里千万不能将番商指认为日本商人，因为明朝人称日本人为“倭”，这里的“番”是指葡萄牙。

十六世纪来华的葡萄牙人门德斯·平托，详细记载了类似的事件：

兰沙罗特·佩雷伊拉（Lancarote Pereyar）是利马港（Pote de Lima）人，乃名门望族的体面人物。据说，他以几千达卡借给几个不可信赖的中国人。那些人自食其言，赖账不还。他们失踪了，兰沙罗特·佩雷伊拉从此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任何消息。为了补偿自己的损失，他纠集了十五名至二十名最恶劣的葡萄牙亡命之徒，在夜幕中袭击一个距宁波两里路的村庄。根据中外的记载可以看出，杀人越货的番商就是葡萄牙人佩雷伊拉和同伙，地点就在宁波港。平托没有说葡萄牙人是怎样趁夜色前来袭击抢劫沿海渔村的，实际情况恐怕是非常严重，否则就不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促成了朱纨走马上任。

朱纨上任的时候，明朝的海防早已凋敝不堪，突出表现在两点：一是兵额明显减少，二是武器陈旧，毁坏严重。沿海设立的巡检司，原定兵额是2500人，现在绝大多数只有千人左右，有的甚至被撤销。不仅人员减少严重，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也大不如从前。以海防中最重要的战船为例，数量只有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的十分之一，而且战斗力最强的大型战船全部损毁。由于水师战斗力不强，所以从来不敢干涉海上的走私贸易，那些有条件的水师头领，还会和江南的海商集团一起私贩出洋，从中渔利。

朱纨上任后，从两个方面着手解决问题，一是整顿军队，加强海防军事力量；二是打击内外勾结活动。朱纨所做的一切，都是奉朝廷的法令执行，全部都有根有据，毫无问题。但是这种扎紧口袋内外收缩的做法，因为触动了江南各方的既得利益，遭到朝廷弛禁派的极力反对。

除了官方弛禁派反对朱纨外，很多江南的普通百姓也反对朱纨。对浙江、福建一带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的衣食住行全都依赖于大海，海洋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朱纨严格执行海禁政策后，百姓顿失依赖，一时间江南骚动，怨声载道。

还有一点很重要，朱纨在朝廷的政策支持者——首辅夏言，先被解职，后被判处死刑，失去了这样一个有权势的人，他执行政策的根基立刻变得不牢固。由于反对派不停地涌动，朱纨已经处在朝廷斗争的风口浪尖上。

朱纨并不是那种油头滑脑、见风使舵的官僚，既然朝廷已经让他负责浙江沿海的军务，那就一定要做好。至于北京城里的人事变动，他远在浙江完全不受影响。于是，朱纨在整顿政务和军务的同时，拟定了进攻双屿港的军事计划。双屿港处在宁波的外海地区，是当时中外双方进行走私贸易的最大基地。双屿一开始是海盗聚会的巢穴，嘉靖十九年（1540），葡萄牙占领双屿后，港口迅速扩大。三年后葡萄牙又发现了日本，趁中日贸易断绝，迅速垄断了这条航线，这些都要以双屿港为中转站。在朱纨的笔下，双屿是这样一个港：

浙江定海双屿港是海洋天险，国内叛贼纠引外夷结为巢穴，名义上是从事市场贩运，实际上是进行劫掳。有一些贪财无耻之徒，进行联络接济，有钱的出钱，无钱的出力，有智谋的诓领官银，无智谋的铤而走险，势力大的扬帆出入，势力小的依托假借。大型的双桅船三桅船连樯往来。即便是普通百姓，凭借一叶扁舟，运送瓜果酒浆，也能获得厚利，连三尺儿童都知道，双屿港是边民的衣食父母。www.guayunfan.com

朱纨要干的就是捣毁双屿港，斩断中外之间的贸易往来。嘉靖二十七年（1548），朱纨命令福建都指挥卢镗具体指挥明朝水师进攻双屿港。卢镗率领海道副使魏一恭等聚集战船，围绕在双屿港的四周，把港内的中外走私者——所谓“倭寇”团团包围起来。

“倭寇”最初是坚守不出，打算等到恶劣天气再突围。天逐渐暗了下来，大雾弥漫在海面上，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楚。“倭寇”想趁这个机会冲破重围，但明朝水师严阵以待，勇敢地进行截击。大多数船只被截了下来，毙俘“倭寇”数百人。卢镗下令战船冲入港内，击沉剩下的商船，焚毁岸上的房舍，并用大量木石堵塞住港口，自此荡平双屿港。朱纨命令卢镗乘胜追击，在几个月内，又分别在九山大洋、浯屿港等地大败“倭寇”，明朝取得了嘉靖抗倭第一仗的胜利。

嘉靖二十八年（1549），朱纨指挥明军在福建的浯屿、月港和走马溪等地，再次歼灭“倭寇”，规模最大的一战就是漳州府诏安县境内的走马溪之战。

《江南通志》这样介绍朱纨：“朱纨，字子纯，长州人。正德辛巳年考中进士。嘉靖年间，曾担任四川按察副使，因多次平定据险把守的造反者，官职累迁至右副都御史。后来巡抚江西。等到嘉靖倭寇事件起，又改任闽浙巡抚。海贼据守双屿岛，朱纨派遣水师打败他们。……等到佛郎机国人行劫到了福建诏安，朱纨擒获了他们的大头领，全部处死。”

这段话透露出以下几点战争信息：第一，朱纨指挥的作战，对手通称为倭寇。第二，和明军在诏安交战的是葡萄牙人，明军对白种人和日本人还能分清楚。第三，明军在交战中获胜，并将战俘全部处死。

朱纨的文章全部收在《甓余杂集》中，其中有一篇《六报闽海捷音事》，详细记载了朱纨自报的战争经过和战果。另外，早期来华的葡萄牙人克路士也写过一篇文章，站在葡萄牙一方详细记载了走马溪之战。双方的材料互相对比，可以印证出走马溪之战的许多事实。不过这几场胜利触动了各方利益，导致朝廷海禁派和弛禁派更加激烈的争吵，焦点集中在朱纨身上，弛禁派必欲将其除之而后快。换句话说，朱纨的去留与生死，实际上是个风向标，标志着国内政坛必将有一系列大的震荡。

弛禁派的特点是否定海商和海盗有明显的界线，认为两者之间可以转化：海商可以转化成海盗，海盗也可以转化成海商。两者之间转化的关键，不是因为海商贪图更大的利益，采用铤而走险的暴力手段，而是政府在制定和执行海禁政策时，剥夺了他们海上生存的空间，将海上贸易大门紧紧关闭，于是将海商推入海盗的行列。如果朝廷的政策宽松下来，绝大多数违法海盗将会重新经商。

所以弛禁派认为，“海寇与海商同是人也，市场通达，海寇就转而为海商，严禁市场，海商就转而为海寇。最初的海禁是禁商，后来的海禁是禁寇。”因此，所谓“倭寇”，既不是海寇，也是不海商，更不是涉洋而来的日本海盗，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在多种角色中游弋变换。一开始，他们只不过是违法乱纪的商人。在朱纨将他们驱逐出双屿港后，这些走私商人只好流落到沿海各地。

双方的矛盾——无论是在利益方面还是观念方面，已经势如水火，因此朱纨遭到所谓“衣冠之盗”的闽浙势家的强烈反对。为了扳倒朱纨，御史陈九德、周亮，给事中叶镗等先后上疏，说朱纨权力过大，应该削去一部分军权，于是朱纨被改任为浙江巡视。走马溪大捷后，陈九德又上疏弹劾朱纨，说他滥杀无辜，草菅人命，最终将他夺职下狱。朱纨在遭到弹劾后，以一种孤愤的气度，选择了自杀的绝路。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朱纨的死亡，恐怕在他那个时候无法解释清楚，也许永远都要争论下去。即便是同朝的一些清官，也没有给朱纨过高的评价，虽然他一生节俭清廉，工作起来任劳任怨。最好的结论，也只是用一种惋惜的口吻，给他盖棺论定。

《明世宗实录》中说朱纨，“为人清廉，勇于任事；在他任职闽浙巡抚期间，最先严格执行海禁政策，沿海地区的情况得到肃清。走马溪之役，虽张皇太过，然勘官误入其罪，功过未明。朱纨竟然恐惧于被弹劾，还没等到审讯，就喝毒药而自杀，以致众说纷纭都觉得惋惜。”

惋惜朱纨什么呢？是他精忠报国没有善终吗？非也！

用明末徐光启的话说，朱纨之死“冤枉固然是冤枉，只是他对海上的实情实事不得要领，当时用那种办法来处置显得不合时宜罢了”。

朱纨的悲剧就在于，既看不到新的国际形势下，海上贸易已经是大势所趋，又不顾沿海一带以海为食的各阶层人士的利益，只知道执行朝廷的命令，措施过激，用堵塞的办法制止这场大潮，结果自己非但没有成为手把红旗的弄潮儿，反而在第一个浪头下落了水。

朱纨自杀使严禁派在人事上受到沉重一击。但国家政策却没有根本性改变，整个海疆还是朝贡不许朝贡，走私不许走私，政府在堵塞还是疏导问题上，始终没有明确的态度，也没有任何作为。一个越来越乱的局面就这样形成。两年之后，又开始了第二轮战争高潮。

海禁派在这一轮军事斗争中暂时获胜，掐断了海上私商的财路。为了在政治和军事的夹缝中获得商业利润，或者说为了生存，私商开始猬集。

因为倭寇给中国人的印象素来凶狠好斗，所以一些中国私商标榜与倭寇相勾结，或者干脆打着倭寇的幌子，这样也能吓唬住胆小懦弱的中国人。这样他们不惜甘当汉奸，或者冒充汉奸，走上了暴力对抗之路。那么国内的官兵，为什么要承认对手是“倭寇”呢？因为他们杀掉一个“倭寇”，所获得的奖赏远高于杀掉一个国内海盗和奸商，因此也乐得那些人自称“倭寇”。管他是不是真正的日本海盗，“倭寇”一词就这样传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