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继光和俞大猷抗倭特点,人物分析

戚继光和俞大猷抗倭特点,人物分析

俞大猷、戚继光是1560年代明朝御倭战争中最著名的两位将领。当时的人曾这样评价俞大猷：俞大猷为将清廉，驾驭部下有仁惠，他的长处在于判断敌情，统兵打仗五十多年，未尝遇到败绩，屡建奇功，威震南疆。对戚继光的评价更胜一筹：戚继光为将，号令严明，信赏必罚，士兵们没有一个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并称名将。俞大猷对待军务持重严谨，而戚继光则屡破强敌，声望更在俞大猷之上。

戚继光在抗倭方面之所以有如此威名，和他统率一支能征善战的“戚家军”有关，而在他没有训练出这支军队前，对倭作战也是胜负参半。嘉靖三十六年（1557），海上走私集团力量越来越大，纷纷下海为盗，开始在浙江的乐清、瑞安、临海一带展开攻势。戚继光奉命前往援救，但海盗总能驾船摇橹扬帆而去，擅长陆地作战的戚继光一直没能打个像样的胜仗。

嘉靖三十七年（1558）七月，汪直被捉入浙江按察司大狱之后，汪直余党汪滶、妙善等感到上当受骗，遂率五百余人烧船登岸，沿舟山岑港险要地带设立栅垒坚守，邀集其他地区的海盗加盟，和明军摆开了战场。在围攻汪直余党的时候，由于对方的殊死抵抗，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等人也毫无办法。

明军在战场上投入重兵，四面围攻，但是由于海上气象条件复杂，受到雾气、台风等恶劣环境的影响，使得明军陷入苦战。汪直余党凭高坚守，明军被迫采取仰攻。明军爬上山，试图攀过栅栏，很容易就被以逸待劳的海盗用乱箭长矛杀死，尸体遍布沟谷。因为作战不利，嘉靖皇帝下令夺了俞大猷总兵和戚继光参将的职务。

戚继光在实战中认识到，利用原有的卫所军队无法取得“大创尽歼”的战绩，于是产生了重新招募新军、单独练兵的想法。嘉靖三十八年（1559），他前往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从当地的矿工和农民中招募到四千多人，这些人都是世代苦力，又能严守军纪，而对于那些在街头打架斗殴的混混流氓则一个不要，他的募兵原则就是严字当头。对于新兵，他从零开始教习操练击刺之法，训练出古今闻名的“戚家军”。

戚继光著有《纪效新书》和《练兵纪实》两书，都是以如何操练和研究阵法为主。事实上，戚继光治军，最讲究平时的训练和战场上的灵活运用。他根据南方多水田、不利驱驰的特点，因地制宜地制定了“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将战船、火器、兵械巧妙配合，这样在和海盗的格斗厮杀中，获得了很大的优势。冷兵器作战，单打独斗的时候主要凭借勇力，而一旦十几个人能组成攻防有序的战斗团体，单兵作战的混乱厮杀就尽显劣势了。他们顾得上进攻就顾不上防御，伤亡既大，阵形又很容易被冲散。古人打仗，阵形的重要性超过了人数，哪一方的阵形先被冲散，哪一方必败，即便人再多也没有用。

《纪效新书》中记载，所谓鸳鸯阵就是：两名持盾牌佩腰刀的士兵，在最前面起防御作用。两名持狼筅的士兵各跟一个盾牌，以防盾牌人的后身。四名长枪兵各分管一个盾牌兵和狼筅兵。两名短兵殿后，在长枪兵受伤牺牲后能够及时杀上。以上十人是战斗员，队长和伙兵不是，但队长要突前指挥。鸳鸯阵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作战单位，由以上12人组成。它避免了单兵的各自为战，将进攻防御分成多个方面，分担完成，从而在对抗中，防御有梯队保护，进攻有层次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基层作战单位的效能，用当时的话叫“长短相杂，刺卫兼合”。

戚继光使用“一头两翼一尾阵”，将整个参战部队分成四个部分：“一头”是最主要的进攻方；“两翼”是防御进攻敌人，进行侧翼保护；“一尾”是支援方，是参战部队的预备队，随时增援“一头”和“两翼”。

除演练阵法外，戚继光还注重单兵训练，因此对练武抓得很紧。在练武的同时，他还注重对军士果敢和士气方面的训练，把士兵训练得既有强壮武艺之身，又有同仇敌忾之心。只有这样的军队投入到战场后，才能士气高昂英勇杀敌。

戚继光训练军队可谓是一个完整的系统工程，他有整套的训练理论和方法，在作战条件瞬息万变的时候，又能不拘泥于阵形，真正做到了“兵形像水，水因地而制流，兵因地而制胜”。抗倭战争结束后，他调离浙江福建的沿海前线，前往北方的蓟门守边，戚家军也较其他军队，显示出卓越的纪律性和战斗力。“浙兵三千至，陈郊外。天大雨，自朝至日昃，植立不动。边军大骇，自是始知军令。”www.guayunfan.com

从政治立场上来说，俞大猷、戚继光都是坚定的海禁论支持者，这和他们承担的海防压力有关。在他们的眼中，凡是猖狂向明军进攻者都是被镇压的对象，至于对方为什么要和明军作战，他们并不需要剖析内在的根源。军人的使命就是服从命令。胡宗宪对海禁政策的理解，要比俞大猷、戚继光灵活得多，他兼署东南沿海的军政事务，在体会“市通则海寇转为海商、市禁则海商转为海寇”方面也深刻得多。如果嘉靖年间能像之后的隆庆、万历时期一样，罢弃了不合时宜的海禁政策，胡宗宪在政坛上可能更活跃、更成熟、更有成就。然而由嘉靖时期的海禁政策所导致的倭患，却成就了俞大猷、戚继光等军事将领，他们可以在战场上大显身手。

胡宗宪虽然在内心中不赞成朝廷的政策，但是一旦开战，他又不是一味求和、懦弱无能的小人。即便在战场上，胡宗宪仍能表现出应有的风度，像儒帅一样镇定自若地指挥战斗。相比之下，他的政治靠山赵文华早就吓得两股战栗，不知所措了。所以胡宗宪和俞大猷、戚继光在对待倭寇问题上，既有相同的一面，也有不同的一面。这种不同之处，除了表现在海禁问题上的认识差别外，还表现在胡宗宪依附于严嵩、赵文华等奸臣，而俞大猷则光明磊落得多，戚继光似乎是介于两者之间。

《明史·戚继光传》拿他和俞大猷做对比，说戚继光“操行不如，而果毅过之”。这种评价似乎是说他治军方面的操行，其实不尽然，戚继光在寻求朝廷高层的提携方面，也像胡宗宪一样有自己的弱点，只不过不如胡宗宪那么明显和功利罢了。

俞大猷的抗倭活动，既要和外面的海盗交战，又受到内部权臣的诬陷，他的战绩是在长期内外夹攻的困境中取得，显得尤其可贵。嘉靖三十八年（1559）前，他多年在江南、浙江组织抗倭，先是配合张经取得了王江泾大捷，擒斩海盗两千人，但是功劳归了赵文华、胡宗宪。继而他又在陆泾坝大败倭寇，斩首千余，焚船三十余艘；后来又曾在南直隶的莺脰湖、马迹山、茶山、柘林等地与海盗交战，为明朝立下了卓越战功。但是在舟山岑港与汪直余党的作战中，他没有取得期望中的胜利，士兵多有杀伤，胡宗宪为了推卸自己屡讲空话大话所造成的失误，遂将过失下移。在言官多次弹劾下，俞大猷先被免官，随后被逮捕入狱，如果不是两年后海盗们卷土重来，俞大猷也许会冤沉海底，不得翻身。

出狱后，俞大猷转战在赣南、闽东和粤东等地，多次取得重大胜利。《明史·俞大猷传》评价他说：俞大猷负有奇节，以古代的豪杰之士为榜样。他用兵打仗，先运筹帷幄然后交兵，不贪图眼前的利益。他以身许国，多年来身体力行，所以为国家立下了大功。他在福建的上司谭纶评价说：论节制精明，俞大猷不如我谭纶。论信赏必罚，他不如戚继光。论精悍驰骋，他又不如刘显。然而这几个方面都是枝梢末节，只有俞大猷堪当大任。事实的确如此，俞大猷在嘉靖年间的抗倭之战中，不但是统兵作战能征惯战的将才，还是独当一面可以委以重任的帅才。

相比而言，戚继光的抗倭活动声威更显赫。或许是戚继光对待上司较俞大猷人情练达，因此他在抗倭时期的军事活动少有掣肘，直到首辅张居正去世后，他因为与张居正交往过密，才被弹劾罢归，而这个时候大规模的抗倭活动早已结束。戚继光在训练好了戚家军后，正逢嘉靖四十年（1561）海盗进攻浙江的桃渚、圻头。他率军急忙赶到宁海，败敌于龙山，追击至雁门岭下。海盗逃遁后趁虚袭击台州，戚继光率军回旋，尽歼敌于瓜陵江。戚继光在连续出击作战的情况下，九战九捷，又有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在宁波、温州大破海盗的配合，这年基本上终结了在浙江的对倭作战。

嘉靖四十一年（1562），战事转入福建。闽北宁德的横屿岛是海盗集团的大本营。由于道路艰险，四面皆水，官军守望了一年多都不敢进攻。戚继光被胡宗宪调至福建前线后，他制定了擒贼先擒王的战术：“人持草一束，填壕进。大破其巢，斩首二千六百。”戚继光乘胜至福清，打败了盘踞在牛田的海盗，其残部逃往兴化，戚家军紧追不舍，连克六十营，杀敌千余人。从此，福建的抗倭活动由被动转为主动。

为了彻底解决福建的倭患，俞大猷也被派遣到福建任总兵官，戚继光副之。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在福建巡抚谭纶的指挥下，戚继光、俞大猷和刘显三路大军进攻平海卫，戚继光捷足先登，斩敌二千二百人，取得最大战功，遂取代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嘉靖四十三年（1564）春，戚继光又在福建仙游、同安、漳浦等地，连续击败剩余的海盗，至此福建的倭患也逐渐得到了平息。

嘉靖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1565），时任广东总兵官的俞大猷会同副将汤克宽，在两广总督吴桂芳的支持下，先后击败海寇于海丰、南澳等地，擒斩殆尽，于是广东的倭患也基本结束。至此，全国境内的所谓“倭患”，对朝廷来说不再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最后，再说一下谭纶在抗倭战争中的活动和他对倭患的重新认识。胡宗宪被捕入狱后，谭纶于嘉靖四十二年（1563）任福建巡抚，是俞大猷、戚继光等的顶头上司。倭患结束后，谭纶又担任蓟辽总督和兵部尚书。可以说在清除倭患的最后几年，是他率领着俞大猷、戚继光、刘显等人，取得了诸如平海卫大捷的战果。

鉴于多年战争所造成的福建海防战守虚弱，他不断地给朝廷上疏，逐条陈情长治久安之策。尤其是在《条陈善后未尽事宜以备远略以图治安疏》中，他谈到了善后六事：1.议将；2.议兵；3.议食；4.宽海禁；5.增设县治；6.议处有司。尤其是宽海禁之策，谈到了历行海禁以来，近海渔民活动和福建、广东等地的贸易均被禁止，民贫而盗的现象愈加严重，因此应该实行放宽海禁之法。这是对朝廷错误政策导致海盗泛滥的委婉指责，也说明谭纶在对如何处理倭寇和着眼战后重建等问题上，的确有宽广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