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抗倭援朝战端再起到中朝胜利

明朝抗倭援朝战端再起到中朝胜利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末，双方“议和”彻底破裂，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立刻返回朝鲜前线，屯据在釜山大营。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初，另一员日军大将加藤清正也到达朝鲜，屯踞在机张旧垒。二月，丰臣秀吉完成再次进犯朝鲜的战争部署。

丰臣氏这次计划是先攻占全罗、忠清两道，因此动员了八个军十二万人，加上之前仍在釜山的日军，共计十四万人。明朝看到战事再起，派遣新任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军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杨镐经略朝鲜军务，并派陆军总兵麻贵、刘img69、董一元、水师总兵陈璘等，陆续率军开赴朝鲜前线。

日军这次侵朝，加藤清正最为积极，因为他上次战功卓著而且损失很小。相比之下，损失最大的小西行长则主张和谈，甚为消极。为了能不打仗，小西行长向朝鲜使者透露了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具体的作战部署。他暗示了半天，看到对方还是一脸糊涂，麻木不仁，干脆派出部下会见朝鲜庆尚右兵使金应瑞，详细透露日本的入侵计划。但这绝不表明小西行长成为朝鲜收买的日本卧底，或者上演《无间道》中的间谍。与其说他是透露日本的入侵计划，不如说是炫耀日军兵力，主要是想吓唬住朝鲜，迫使朝鲜接受日军的条件求和。小西行长还有一个打算，就是退而求其次，让日军看到朝鲜认真备战，当加藤觉得无机可乘后，早日退兵，撤回沿海或者按兵不动。

金应瑞把小西行长透露的情况报告给朝鲜王室，但他们并没采取相应的对策。因为朝方觉得有明朝在背后撑腰，小日本这次进攻是强弩之末，难有作为。

七月，日军大举进攻驻扎在闲山岛的朝鲜水师，朝鲜水师几乎全军覆灭。水师原主帅李舜臣遭诬告下狱。新任统制元钧原本不是水师出身，不懂装懂，刚愎自用，因此他改变了李舜臣的治军方略。也可以说他是昏庸无能，拢不住手下兵将，指挥乏术。还可以说他是胆小怕事，在日军优势兵力围攻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逃跑，脱身登上陆地后，结果还是被杀死。但整个水师因没有准备仓皇列阵，被日军团团包围。就这样，朝鲜的战船尽被烧毁，士卒焚溺殆尽。

闲山岛在朝鲜西海口，右障南原，为全罗外藩，一旦失守则沿海无备，而且可以从这里扬帆直达中国。现在闲山岛被日军攻陷后，不但朝鲜顿失海上屏障，连中国的登州也受到日军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国王只好从监狱中放出了李舜臣，官复原职，这样才使朝鲜水师转危为安，逐渐恢复了活力，为夺回制海权，最后击败日本做好准备。

陆军方面，日军分左右两路同时发动攻击。右路六万余人由加藤清正率领，左路五万余人由小西行长率领，进攻全罗和忠清两道。战役重点是左路的南原之战。明朝副总兵杨元以三千人孤守南原，加上朝鲜李福男的援军也不足四千，经过五昼夜的血战，南原失陷。全州守将陈愚衷闻讯后立刻向北逃跑，守军溃散，全州以南地区落入日军手中。中朝联军从全州至汉城的防御随之瓦解。

前线不断败绩，明军退守王京汉城，京师再次大震。王子嫔妃等先行撤退，朝鲜的零星守军到处阻击日军，但众寡悬殊，于事无补，不能挫其大势。形势紧急，人心惶惶，有的想放弃汉城，有的想干脆退到鸭绿江，直到杨镐率领四万明军从平壤抵达汉城，与总兵麻贵率领的八千人会师后，才算稳定住了局势。

九月，杨镐、麻贵发动了一场稷山突袭战，挫败了日军进攻的锐气。有人认为，稷山大捷是中方以少胜多的战役，麻贵所部八千人抗击住了十二万北进日军的攻势。在交战之前，明军秘选了两千勇士埋伏在稷山，趁日军未及列队，发动突然袭击。喊杀之声震动山谷，火炮齐发，硝烟弥漫，在突然袭击下，日军有五六百人阵亡，伤者不计其数。这次以少胜多的战役，不但显示了明军强大的战斗力，还阻止住了敌军的北进步伐，对战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但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谷应泰认为，所谓稷山大捷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杨镐等人在冒功。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稷山大捷只是恰好利用了日军的不和与矛盾。当时左路的统帅小西行长认为，右路统帅加藤清正轻敌冒进，而他自己早已厌倦了在朝鲜的作战，于是主动退屯在井邑，离王京六百里。在这种情况下，加藤清正也不敢孤军深入，退屯于庆尚，离王京四百里。稷山大捷是日军未曾受到重创的情况下，主动退兵的结果，是被前线的明军将领夸大了。从邢玠所能动员的总兵力来说，只能达到日军的一半，他曾计划动员十万人发动冬季攻势，这也是纸上谈兵。

丰臣秀吉受惑于前方战事，改变了自己的侵朝计划。他对能否攻下汉城心里没底，于是命令日军停止进攻，只是在占领南方的全罗、忠清两道之后，就撤回到釜山沿海一带，将这场战争变成了持久战。所以第二阶段前期的战争特点，一是中朝联军在对抗战中败多胜少，二是日军对朝鲜的侵害罄竹难书，变成日军对朝鲜的烧杀抢掠。美丽富饶的全罗道原来是朝鲜的米粮川，经过日军惨绝人寰的蹂躏，还能动的当战俘掳去，不能动的就地屠杀，朝鲜南方变成了血流成河的无人区。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底，援朝明军陆续到达朝鲜，中朝联军策划发动一次攻势，打击气焰嚣张的右路加藤清正部。当时中朝联军总兵力有五万多人，被分成左中右三路，分别由左副总兵李如梅、中副总兵高策、右副总兵李芳春率领，经略杨镐同提督麻贵负责主攻方向。

十二月二十日，明军到达庆州，进攻蔚山，蔚山之战打响。这里驻扎的日军仅有两万，在日本援军还没到达的时候，守军凭蔚山的险要地形拼命死守，使攻城的明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在头两天的攻城战中，明军获得了小胜，之后日军便依靠坚固的堡垒，迫使明军打攻坚战。日军凭高向下用火炮轰击，击伤了不少明军。由于地形不利，“我师仰攻，多损伤”。但毕竟日军的兵力薄弱，这个时候势均力敌，谁胜谁负都很难说。

日军阵营也在苦苦支撑，等待着有利的情况出现。他们被围困在绝地，饮水和粮食都成了大问题，“倭难水道，饷难继，第坐困之”，如果围困时间再长一些，明军或许能争取到更多的主动权。守军久盼的援军终于从水道来了，不过兵力很少，不足以通过强攻战胜中朝联军，于是日本援军虚张声势，造成一种沿江而上尽是日军的假象，竟唬得前敌总指挥杨镐策马西奔。明军斗志全无，四散奔逃。加藤清正纵兵逐北，明军损失逾万，游击卢继忠所属三千人全被歼灭。www.guayunfan.com

蔚山之战以明军的失败而结束，但也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成为双方死拼的消耗战。日军参加防御蔚山的有一万六千多人，但损耗过万，最后生还的将士也不过五六千人。

明军之所以在蔚山之战中功亏一篑，主要是战术单一，强攻硬打。先是在攻坚战中落入下风，转瞬间又自寻惨败，被日军追杀。而明军能从蔚山败退到庆州，再退到汉城，则是前线最高统帅在指挥中犯了严重错误。明军由于事先没有摸透敌情，没有做好石城攻坚战的准备工作，结果屯兵城下，只能寄希望于强攻来结束战斗，但最后的结果只是徒增伤亡。倘若明军事先能预料到蔚山之攻坚远甚于昔日的平壤，或许会准备更多的火箭、火炮等攻城器械，在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之后，后续部队也能跟上扩大战果。但情况发展正好相反，明军在蔚山之战损伤过多，士气受到很大影响，已经产生退却和谈的想法。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援军的到来，最终导致前线最高指挥的判断错误，从撤退变成了溃败。

蔚山之战后，日军损失较大，因此也改变了一些战法。它的所属兵力现在只有六七万人，盘踞在从蔚山到顺天的朝鲜南部沿海地区，目的是要站稳脚跟，长期固守，等待时机进攻中朝联军。而明朝方面鉴于蔚山之战的失利，迫使总督邢玠继续向朝廷请饷增兵，积攒更大的力量来歼灭盘踞之敌，于是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平静。

万历二十六年（1598）二月，副总兵都督佥事陈璘被任命为御倭总兵官。那位在蔚山之战失利的杨镐，落得弹劾罢职的下场。在万历二十六年的上半年，陈璘的广兵、刘侹的川兵、邓子龙的浙兵陆续调入朝鲜。邢玠把援朝的军队分为三路，再加上水师，希望来个水陆并进，分别围剿。

从九月下旬到十月初，明军对日军的一些据点进行了战术性围攻，但没能取得显著效果，一个重要作战目标也没有攻下，相反损兵折将逾万人，再次失利。正在这个时候，丰臣秀吉病死，日军征服中朝的野心马上烟消云散，很快做出了撤军的打算。既然明军在陆地作战中一无所获，那么水师在海上围追堵截撤退的日军，也就成为最后的一线胜机。

丰臣秀吉死后，日本方面决定密不发丧，以保证日军能从朝鲜安全撤离，撤军时间定在1598年（万历二十六年）11月5日。为了保全侵略者的颜面和撤军安全，日本方面向明朝提出几条和谈要求，例如以朝鲜王子为人质，朝鲜每年向日本缴纳稻米、虎皮、豹皮等贡税。但中朝联军从间接渠道探听到了丰臣秀吉的死讯，于是加紧准备给日军最后一击，这项工作主要是由水师承担。朝鲜方面将追击的重任交给水师提督李舜臣。

中国方面也非常重视水师，按照大学士沈一贯的建议，万历皇帝下令筹办一支舰队前往朝鲜海域，由御倭总兵官陈璘亲自统辖。这支水师的给养由天津、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的港口运送，最后和朝鲜水师联合部署投入战斗，在露梁海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釜山和蔚山的日军撤退后，小西行长的左路军殿后，最后撤退。这时中朝水师已经封锁了海路，于是他求援于岛津义弘。18日，岛津义弘率五百艘战船前来应援，经过露梁海面时与中朝水师发生激战。

在战役开始之前，陈璘与李舜臣部署如下：年逾七旬的老将副总兵邓子龙部伏兵于露梁海，李舜臣部伏兵于南海岛的观音浦，陈璘率主力伏兵于竹岛及水门洞港湾。日军船队自光州直过露梁海，陈璘命令邓子龙和李舜臣率领巨舰打先锋。李舜臣的船只冲向敌舰被包围，陈璘的船只赶来救援也被包围，海面上布满了弓矢，火炮迸发出眩目的光焰，连同鲜血染红了海面。敌我双方从隔海拼命厮杀，发展到旗舰中的接舷，日军跳上陈璘的船企图行刺，陈璘的儿子陈九经用身体来掩护，受伤后鲜血淋漓。陈璘的旗舰被包围得像铁桶一般，无法突围，他干脆命令下碇不动，用火炮轰击日军船只，而日军也用鸟铳仰射明朝水师官兵。当日军试图再次接舷强行而上时，明朝水师的船只较高，于是改用长枪俯刺，日军落水者数以千计。继而明军又从高处向日船投掷喷火筒，不多时，两百多艘日船便燃烧起火，赤火烈烈，浓烟翻腾。

战斗之激烈使双方都分不清敌我，混战一团。明军先锋邓子龙被敌船团团包围，他率两百名勇士跃上朝鲜的战船，向敌方投掷火毬，奋勇追杀日军。但在激战中，明军火器误中邓子龙战船，船上火起，兵士在扑打火焰和避火时，造成船体摇摆，日军趁明军手忙脚乱疏于进攻，蜂拥而上，明军再和日军肉搏已经力不能支，邓子龙英勇阵亡。

朝鲜水师提督李舜臣前来救援邓子龙，发虎踞大炮连中敌舰。在硝烟蔽日的交战中，李舜臣被敌方飞丸击中，身负重伤。李舜臣觉得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临牺牲前对侄子李莞说：“战方急，慎勿言我死。”李莞遵照李舜臣的指示，继续用李舜臣的名义发布作战号令，督军作战，直到杀退日舰。

岛津义弘的援军来了五百艘战船，其中被俘获的有一百多艘，被烧毁的有两百多艘，其余的仓皇逃跑。小西行长在西路倭桥，指望着援军蔽海而来，却只见露梁海上烈焰冲天，知道日本援军大败，于是暗中从外洋别道逃窜。东路加藤清正的援军看到败局已定，也立即后退逃跑。

在陆地上，总督军门邢玠传令刘侹、麻贵，要对所有日军营寨进行清剿。由于日军已经逃遁，所以刘侹进入的只是一座空城，城内只有三名朝鲜人。但是日军仓皇逃窜后，丢下的物资却堆积如山，铳炮、火药、兵械、日用物资等无所不有。露梁海战后，朝鲜国土上已经没有了日本侵略者，历时七年的援朝抗倭战争终于宣告结束。

万历二十七年（1599）四月，邢玠留下万世德、李承勋等统兵一万六千人暂驻朝鲜，率领其余四路总兵回国。万历皇帝在御门接受征倭告捷，枭首日寇战俘平秀政、平正成，传首九边。

这场长达七年之久的抗倭援朝战争，给三国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对日本来说，丰臣秀吉两度进攻朝鲜，共有十多万将士死于不义的战争。战争消耗也累千上万，不计其数。侵略朝鲜要跨海作战，必须征造战船。出征之前，日本军阀就征造了大型战船578艘，中型战船575艘，共1153艘。这些费用无一例外地落到了日本老百姓身上。除了造船，日本老百姓还要承担水手、船户等“军役”，沉重的负担造成百姓大批逃亡，到处都是耕田荒芜、人走楼空的景象。

对于侵略头子丰臣秀吉而言，他损失之大，莫过于加速了政权的破灭和家族的消亡。丰臣氏的部下在他死后，各自为政，分裂成对立的两派：以军事将领加藤清正为首的强权派，以大名石田三成为首的文吏派。在侵朝战争时，德川家康养精蓄锐没有出兵，他与强权派联合，从而在1600年的关原之战中稳操胜券，奠定了自己称霸全国的新格局，建立起江户（德川）幕府。又经过两次大阪作战，他彻底消灭了丰臣氏家族。玩火者必自焚，丰臣秀吉妄图侵略朝鲜、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黄粱美梦，终于彻底破灭。对中朝两国来说，这场战争虽然获得了最后的胜利，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复旦大学的赵建民教授认为，如果从战争的影响来分析，这场援朝战争是世界上少有的表象和实质不相符的战争，意思就是说，战争之后的各国利弊得失，并不跟战争的胜败相一致，中朝两国虽然名为战胜国，却没有获得应有的胜利者形象，属于一无所得的“惨胜”。

战争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尽管朝鲜取得了胜利，但它的大半土地却遭到日军铁蹄的蹂躏，国家落入民穷财尽的困境。战争爆发之初，朝鲜人民已经死者相枕于道，“水口门外，积尸如山，高于城数丈”。朝鲜的军队，尤其是陆军基本上被击垮。战争爆发时，朝鲜能动员的军队还有近十八万人，等到对日最后一战时，朝鲜军队不过两万五千人。丰臣秀吉曾残酷地命令部下割鼻代首，目的是用来统计人数，而割下的鼻子至少在十万以上。在战争中，至少也有五六万被日军俘获的朝鲜人被强行送往日本做苦力，战后朝鲜的总人数减少到战前的六分之一。

战后的朝鲜满目萧然，经济凋敝，阡陌之上，榛莽遍地。战乱使原有的田籍、户籍均遭损毁，造成了战后政府无法征收赋税的局面，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卖官鬻爵，换点金钱惨淡维持。一开始许诺“百石为三品，三十石为五品，后则一二十石，升嘉宾堂上，而人无愿者”。由此可见，战争不但给朝鲜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和痛苦，也使国家政治的根本——官员制度和统治能力与方式，产生了实质性的变化。

不过，之后数十年，朝鲜对明朝的抗倭援朝和国家再造之恩，表示了充分的感谢和怀念。从朝鲜的君主到臣民，对明朝派出军队入朝作战，皆持欢迎态度，对援朝的将领一再表达了感谢之情。从许多事情上可以看出，朝鲜军民的感谢是真情实感、肺腑之言，绝不是那种与时仰俯、随波逐流的牵强态度。

例如万历时期任兵部尚书的石星，在抗倭援朝之战爆发时主持军务，他一开始力主出兵，给朝鲜君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实石星并没有亲自赴朝指挥战争，而且后来还被罢官废黜、获罪入狱，如果没有深厚的感激之情，朝鲜或许会在政治上紧跟万历皇帝，表示一些对万历皇帝此举的理解与支持。尽管如此，朝鲜君臣仍不忘石星在关键时候的援手，光海君在位时，他们向明廷提出给石星申冤，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朝鲜感念石尚书的恩德。

再如赴朝参战的大将中，功劳最卓著的当属李如松，因此也最为朝鲜君臣和民间所崇敬爱戴。朝鲜在平壤为他和石星立祠，匾额上大书“武烈”。用朝鲜国王宣宗的话来说，给援朝的将士立祠树碑，就是要让明朝人民知道朝鲜的知恩之情。

数十年后，努尔哈赤崛起，建立后金，从此开始了与明朝的军事对抗。在萨尔浒之战前，明朝表示要向朝鲜借师讨逆，朝鲜明确应允了要求，口号是“助顺讨逆”，派元帅姜弘立、副元帅金景瑞率三营兵马共一万三千人，过鸭绿江来援助明军，被编入刘侹一路。朝鲜这一态度，显然也是因为明朝之前的援朝抗倭。但是明朝在萨尔浒之战中惨败，也牵连到协助刘侹作战的朝鲜军队。代善率领后金军向明军和朝鲜支援军的混合编队发动进攻。明军执竹竿长枪，身着布甲和牛皮甲，朝鲜步兵身着纸短甲，列开一层层的鸟铳和大炮向后金军施放。火药的浓烟、行军的尘埃、旷野的暮霭把双方视线弄得远近不辨，后金兵舍生忘死向前冲击，刘侹战死后，很快就结束了战斗。

朝鲜军向后金军投降，代善与诸位大臣商议，同意朝鲜的两位元帅到后金大营中投诚。这次战败导致了光海君的下台，不过主要原因并不是失败本身，而是他在大明与后金之间采取的某种灵活政策，或者说是畏惧投降，没有对大明尽心尽力。朝鲜王太后在对外的宣告中，指责光海君“忘恩背德，罔畏天命，阴怀二心，输款奴夷。己未征虏之役（即萨尔浒之战），密教帅臣观变向背，卒致全师投虏，流丑四海”。由此可见，朝鲜在明清战争中的立场，是坚定地站在明朝一方，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明朝的忠心和感恩。

对中国来说，这场战争也给国内的政治、军事带来了严重影响。政府耗费巨大，给国家经济造成了严重危机，甚至影响到国家的政治安危。据史料记载，明朝抗倭援朝战争的第二阶段，从邢玠出关至班师回朝，仅从朝廷那里花费的饷银就达八百万两，这还不算非中央政府直接支出的费用，例如添置器械、马匹和火药等。

有学者计算，明朝为抗倭援朝战争七年的总支出，应该不少于两千四百万两白银，相当于明朝两年半的总收入。所以《明史·兵志》上说：“朝鲜用兵，百万之积俱空。”国内明显的疲弊状况给东北满洲的兴起带来了机会。努尔哈赤在明朝时受封为“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在抗倭援朝战争结束仅十多年后，随即起兵反明。明朝因为抗倭援朝战争所造成的实力衰减，也是它与后金屡战屡败的一个原因，这更加加速了明朝败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