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悲情叙事”的定型

8.近代中国“悲情叙事”的定型

马　勇

近代中国就是从传统走向现代，就是面对西方工业革命挑战，中国如何回应。中国错过了最初同步发展的好时机，直至十九世纪中叶打了两次鸦片战争，中国不得不踏上学习西方的路。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的大转折，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中国终于向世界开放，标志着中国的进步，中国的觉醒。这一点在晚清七十年，尽管知识界有检讨有反省，但并没有人从敌视的立场将1840年代以来的变化描绘成一片黑暗，一无是处。

但是到了晚清最后十年，尤其是到了民国，到了共产革命，人们的看法随着中国地位的改变在改变，一个充满悲情的历史建构悄然发生，直至共产革命即将胜利，胡绳发表《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终于将这个悲情故事完全定型，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直至胡绳去世，其实都是在胡绳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补充。

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1948年在香港生活书店首次出版。这本小册子貌不惊人，却是以宏大叙事手法比较全面深入地研讨1840年之后的中国政治，对于这段历史给予了非常个性化的解读。

1949年后，胡绳长期担负理论宣传责任，继续中国近代史研究。1950年代发表《中国近代史提纲》、《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等，既具个性化又兼具主流意识形态特征。其实，追根溯源，胡绳的这些解释，都来源于《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

《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不仅是胡绳的成名作，也是中国意识形态的重要基石之一。胡绳在这本书中所要说明的问题只有一个：

帝国主义怎样在中国寻找和制造他们的政治工具，他们从中国的反动统治者与中国人民中遇到了怎样不同的待遇，一切政治改良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者的幻想曾怎样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等等。

据该书第七版序言，这本二十万字的作品在1996年之前的四十年间仅在人民出版社就先后印制过六版，并相继被译成英、俄、德、西班牙，以及日文出版，其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在该书六版序言，胡绳描述了这本书的写作背景。他说，1947年的中国，是中国政治大变动的前夜，共产党领导的战争已经进入一个伟大的转折时期。这就像毛泽东1947年12月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实际上是按照毛泽东这个提示，解释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关系，是与现实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些研究，曾以论文形式交给上海左翼刊物发表。

作者在该书六版序言中指出，“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并不意味着不科学，不历史，并不妨碍作者严格地从历史真实出发来写自己的书。为了说明只有彻底地从帝国主义的统治和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彻底地打倒作为帝国主义的工具的中国反动阶级，中国才能有真正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民主和民族经济的发展，为了警惕帝国主义会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破坏中国人民的革命，为了指出中国的民族独立只有依靠无产阶级的领导而不能依靠资产阶级的领导来实现，作者当然不需要在写作时丝毫离开历史事实的真相，恰恰相反，越是深入揭露历史事实中的本质的、规律性的东西，越是能说明问题。”这是作者的自信，也是那个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最普遍的看法。

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胡绳的这本书只写到1924年，而且由于作者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者，具有青年写作者的普遍弱点，掌握的资料也非常有限，时间也比较匆忙，因而疏漏以及论述不充分在所难免。评论界对这本书有褒有贬，在充分肯定其原创性的同时，也善意指出其主要缺点是对社会经济条件缺少必要分析，因而对于所要处理的主要问题，帝国主义各国对中国的统治和中国社会各阶级与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关系，没有深入地从经济条件上给予说明，残留一些概念化分析。

胡绳认为，近代中国全部问题就是因为西方势力东来，而西方势力东来，主要因为产业革命。在他看来，英国人十八世纪之前在东方还是比较规矩，他们虽然所到之处对于过着落后经济生活的人民从事抢掠与残酷暴行，但对于远东这个具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大帝国还是心有畏忌，不敢太过放肆，只在可能范围内进行掠夺、欺诈性贸易。但到了十八世纪中叶之后，英国人的做法就不同了，新型工业资本家凭借巨大财富、实力向外拓展，好像他们此时随着技术手段改进，生产力提升，他们有着永远推销不完的产品，他们总想着让这个庞大帝国成为自己的市场。

英国需要中国这个庞大市场，中国就开放这个市场不就行了吗？开放市场，并不只是对英国有利，对中国产业换代、提升，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清政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在英国使臣马戛尔尼访华时断然拒绝了呢？胡绳从两个方面解释了清政府的心态、决策困境：第一，清朝闭关锁国政策是对十六世纪以来欧洲海盗商人不法行为的一种合理答复；第二，清朝政府此时这样做，又是因为保卫自己政权的需要，因为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外患”往往与“内忧”同时出现。作为一个周边族群，满洲人趁着明王朝内乱入主中原，夺得政权，因此满洲人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更是深谋远虑地防御着来自远方不相识的势力，尤其是在满洲人统治不稳的时候，其防范也就势必加紧。

胡绳对清朝政府闭关锁国政策的分析是有意义的，确实是内外两个原因影响了中国，使中国错过了“柔性”进入世界的机会。这是非常可惜的。

进入十九世纪，英国对华贸易仍占第一位，美国也在建国不久与中国建立贸易联系，而且发展很快，尽管与英国还有相当距离，但迅速超过法国和别的国家，一跃而居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庞大的中国市场对世界具有超强吸引力，当然各个国家之间也往往因为利害发生冲突，怎样平衡各国在华利益，端看势力最大的英国。

然而，中国此时无心无力处理这些问题。清朝在经历了康乾盛世之后进入了疲态，从农村开始的危机渐渐浮上台面，陷入困境的农民纷纷加入秘密结社，官僚统治的效率明显不如往昔，统治者的自信一落千丈。

1816年，英国在相隔二十三年之后再派阿美施德使团访华，他们期待接续1793年马戛尔尼使团与中国继续谈判，试图与中国建立近代国家关系。然而英国人的努力再次失败，清朝更因而下令不准以后再有外国使臣进入北京。这个结果今天看起来很奇怪，但在当年就是如此。

清政府的决断或许有自己的理由，“我的地盘我做主”。但在英国人以及西方各国却不这样认为，他们信奉贸易自由原则，不会轻易接受中国这样的闭关锁国。1834年，英国政府取消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独占权，派遣贸易代表前往广州，试图与中国建立官方贸易联系，但又被中国政府所拒绝。

中国政府对贸易的统制与限制，在英国资本家看来，便是他们开辟远东市场的惟一障碍。如果不能打破这个障碍，远东其他国家也会仿效。所以，胡绳认为，即便没有林则徐1839年严禁鸦片，战争依然会在别的借口下发生。胡绳的这个猜测是对的，中国与外国的僵持需要一场战争去打破。

胡绳指出，鸦片战争对于英国来说当然不具有正义性，清政府的抵抗合理合法，但胡绳对清政府不能利用人民的力量持久抵抗非常惋惜，对于清政府内部的动摇、妥协，很不以为然。这个说法显然与蒋廷黻等人看法明显不同，与范文澜的看法非常一致。当时的中国，究竟是否具有坚持到底的资本，而且从中国根本利益说，中国是否只有通过战争去解决中英之间的问题，都应该值得仔细研究。

战争的结果是签订了《南京条约》及其相关联的一个比较完整的条约体系。对于这个体系如何评价，一百多年来见仁见智众说纷纭。胡绳认为，这个体系表示着清政府在战争失败后自动作出一连串让步，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的帝国主义政策由此建立了稳固的基础。清政府内部负责外交事务的伊里布、耆英等，已渐渐失去过去自负不凡的骄态，此后所考虑的只是如何满足“洋人”的要求，而又不丧失自己的“面子”。胡绳的这个评价与蒋廷黻等人从现代化视角进行评估完全相反。在蒋廷黻看来，战后的妥协标志着中国开始在国际规则中进行游戏。

胡绳指责伊里布、耆英的妥协，主要是用这些“官”去反衬“民”的抵抗、不妥协；而强调人民的不妥协，又是为了论证“夷人”是“外国强盗”，“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而“肉食的官员实为之帮凶”。其实，这些问题的焦点，主要还是中国能否顺应时代，对外放开，让世界进入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原本可以利用五口通商的历史性机遇阔步走向世界，慢慢将一个农业文明转变成以农业文明为主，而又兼容工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复式文明形态”。然而，清政府没有这样做。中国在浑浑噩噩中浪费了二十年。

就在这个时候，在鸦片战争结束不到十年的时候，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英法美三国在与太平天国进行联络之后认为，为了他们自身利益，各国应该在太平天国与清政府之间选择中立，不介入不偏袒。对于帝国主义“中立”政策，胡绳评论道：外国人对中国内战保持中立自然是应该的。如果当时各国是在道义上同情太平天国，而在实际行动上则承认双方为对等的交战团体，力避干涉中国内战，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公平的选择。

但胡绳并不完全这样认为。胡绳指出，我们必须进一步看出当时各国”中立政策”的实际意义，决定各国政策的出发点不是中国的政治进步，科学发达，而是他们的利益。他们之所以选择中立，只是为了要观察一下，看清究竟用什么方法利用这一复杂局势为自己取得更多的利益。

各国政策的出发点为自己谋取最大利益有什么错吗，只要各国没有利用别人的内乱损人利己，不是一个中国最应该期待的政策吗？

其实，胡绳所遗憾的不是各国的“中立”，而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支持太平天国的“革命事业”？胡绳说：“太平天国方面，对待外国侵略者，虽然还不能恰当地运用革命的外交政策，但天然抱着革命的人民的气节，并没有一点媚外的表示。外国人虽然希望太平天国能开放全国，全部容纳外国人的要求，但他们并没有从太平天国的领袖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这个表达显然高估了太平天国的觉悟，是作者的理想，而非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决断。

胡绳指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动因，决不是因为清政府以坚决态度对付外国侵略者的缘故。相反的，这只是因为清政府虽已愿意对外让步以求全力对内作战，但清政府所应许的让步还不够使外国侵略者满足，而只足以鼓励他们的欲求。同时，也决不是因为各国同情太平天国，所以才发兵威胁清政府。恰恰相反，这倒是因为各国已看出“革命的”太平天国未必能尽如其意，宁可还是同清政府打交道，其用兵正是为了使清政府更为驯服。

确实，胡绳将清政府、太平天国与外国势力三方作为一个有机整体进行分析是对的，但英法联军执意北上，可能与太平天国并没有太大关系。事实上，英法美三国在与太平天国进行联系的尝试失败后，三国已近乎彻底放弃了与太平天国联合的想法，更没有利用太平天国形成三角关系的企图。英法联军执意北上就是要让清政府兑现《天津条约》中扩大开放的承诺，就是要与中国构建真正意义的近代国家关系。第二次鸦片战争确实是一场可以避免的战争，这在战后签署的《北京条约》中有比较含蓄的表示。

在太平天国运动早期，胡绳抱怨帝国主义采取中立立场，他期望帝国主义能够帮助太平天国干掉清政府。这种想法可能与当时胡绳所属政治背景有关，但胡绳并没有将这种看法贯彻到底。当《北京条约》签署后，中外联合镇压太平天国时，胡绳竭力反对，抱怨帝国主义不该帮助清政府。胡绳的这些看法与“革命叙事”、“革命传统”有关，是那个特殊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想当然地将太平天国看作“中国革命”的前驱。

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太平天国与“共产革命”风马牛不相及，洪秀全说到底不过是传统社会一个鲁莽的造反者，如果计谋超群，比较幸运，或许也能胜利，改朝换代，但无论如何与“共产革命”不可同日而语。至于各国帮助清政府平定太平天国之乱，如果从执政者、统治者立场看，名正言顺，光明正大，是任何一个政权都会采取的措施。

胡绳的研究极富启发，由此我们看到19世纪以来的“悲情叙事”渐渐成型，这与此后的外交“一边倒”互为因果，相互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