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耻1900：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4.国耻1900：八国联军的杀戮、掠夺与报复

金满楼

8月16日，也就是联军攻入北京的第三天，一位在京的美国人麦美德登上前门城楼，他看到的是如下凄惨的场景：“这是一个令人悲哀的下午，我现在明白战争会使人间变成地狱……城墙下横七竖八地躺着清兵和义和拳民的尸体，使馆区附近的建筑物都成了一片废墟。我们看到一群一群的难民，男女老少都有，正在逃离这个死寂的城市。我们看到几个城门的门楼在燃烧，还看到城中很多地方有大火”。

八国联军很快便在北京和周围地区到处搜寻并射杀义和拳民，北京城内外顿时陷入了一片血雨腥风中。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与之前义和拳任意指认他人为教民一样，联军也任意指认无辜者为拳民，手段方法，几乎是如出一辙——同样的野蛮，同样的残忍。用当时一位美国指挥官的话来说就是：“我敢说从占领北京以来，每杀死一个义和拳，就有50个无辜的苦力或者农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

曾经杀人无数的庄亲王府，在联军入城后再次成为生灵的屠宰场。为了实施报复，联军在将庄亲王府放火烧光的同时，上千名被指认为拳民的人在此被处死。法国军队在王府井大街抓获了20个中国人，由于他们拒不提供任何消息，“就被残忍的杀害了”，有一个下士“用刺刀一口气刺杀了14个人”。这样的记叙有很多，看来，英国记者辛普森关于法国军队用机枪把一群“拳匪、兵丁、平民相与掺杂”的中国人逼进一条死胡同连续扫射15分钟、以至不留一人的记叙，具有相当的真实性。一个行抵北京的英国军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有几次，我看到美国人埋伏在街口，向出现在面前的每一个中国人开枪射击。”

在联军进入北京后，麦美德又在日记中记道：“俄军的行为极其残暴，法军也好不了多少，日军在残酷的烧杀抢掠……数以百计的妇女和女孩自杀而死，以免落入俄军和日本兽军之手，遭受污辱和折磨……在通州的一个井里有12个姑娘，在一个大水塘里，有位母亲正在把她的两个小孩往死里淹。”意大利公使萨瓦戈说，在联军攻占北京后，总理衙门的一位下级官员在围攻结束后来到使馆，告诉他们发生在哈德门大街西边令人发指的暴行，后来萨瓦戈亲自去了那里，看到小孩被劈开脑袋，妇女被脱光了衣服、被残杀，还可能先是被强奸了。萨瓦戈痛苦地说，“我真希望我能够否认这一切，但我不得不承认，这都是事实。”

此时的北京，已经如同地狱。义和拳的纷乱、残败清军的抢掠、八国联军的屠杀，北京的街道上满是尸体，有的地方甚至是堆积如山，惨不忍睹。由于当时已是七月酷暑，尸体一旦腐烂，不仅臭不可闻，还很容易引起瘟疫。洋兵们于是到大街上强行抓人去背尸体出城埋掉，不管是达官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只要抓住，就被强迫来背尸，稍有不顺，就一顿皮鞭猛抽。据《王公大臣受辱记》中说，“怡亲王为某国军所拘，既如楚，复令为诸兵浣衣，督责甚严，卒以困顿不堪而自裁。克勒郡王亦与庆部郎宽同时被拘，楚辱备至，复使同驮死尸出弃之，日往返数十次，不准稍息。日食以面包一枚，清水一盂。二人颐养素优，不耐其苦，数日后乘隙往诉李相（李鸿章），哭求设法。李无如何，慰而遣之。”

因战乱而引发的灾难还远不仅仅是屠杀。日本人植松良三在《北京战后记》中记载说：“北京城内外惨状，颇有可记者。……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渗澹，财货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更可恨者，此次入京之联军，已非复昔日之纪律严明。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白昼公然大肆掠夺。此我等所亲见……。据某华人云：北清妇女惧受凌辱，往往深窗之下自经者不少，其未受灾害者，仅于房外树一某国顺民之小旗，坚闭门户，苟延残喘，情殊可悯。不幸而遇掠夺军人来，将银钱献出，以求保性命而已”。

罗在《拳变余闻》中记载：“城内外民居市廛，已焚者十之三四。联军皆大掠，鲜得免者。其袒匪之家，受伤更烈。珍玩器物皆掠尽，其不便匣藏者，皆贱值售焉。妇女虑受辱，多自刭。朝衣冠及凤冠补服之尸，触目皆是。有自刭久，项断尸坠者。其生存者，多于门首插某国顺民旗，求保护。”一些官吏和家属，他们身穿朝衣凤冠自杀，尸体无人看管，吊的时间久了，首颈断裂，其惨状可知。至于洋兵闯入居民家中抢劫的时候，遇到井里填满死人乃是常有之事。

据《崇陵传信录》、《西巡回銮始末记》等清人笔记的记载，在北京城破后自杀的官员颇为不少。主张仇外的尚书崇绮，北京城破后逃到保定，听说其家人全部自杀身亡后，随后也在保定莲池书院服毒自尽。安徽巡抚福润，全家自尽，福润的老母已经九十多岁了，也不得善终。祭酒王懿荣夫妇和媳妇，一起投井自杀。主事王铁珊和祭酒熙元，也都自杀身亡。宗室庶吉士寿富与弟弟富寿，还有两个妹妹及婢女一起服毒自杀，其他人都死了，两兄弟一时未死，寿富于是横刀自刭，富寿处理完这些尸首后也从容引刀自尽。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曾公开准许士兵抢劫三天，但事实上，直到侵略军撤离之日，抢劫行动也没有停止。当时一个英国人说：“凡是士兵所需要的，都是派出一队一队的士兵去抢劫中国人的财产而得来的。如果士兵需要一些东西，而中国人稍一迟疑的话，就免不了送命。”另外，洋兵通常以捕拿义和团、搜查军械为名，“在各街巷挨户踹门而入，卧房密室，无处不至，翻箱倒柜，无处不搜，凡银钱钟表细软值钱之物，劫掳一空，谓之扰城。稍有拦阻，即被戕害。……此往彼来，一日数十起。”

英国记者辛普森对这些抢掠行为做了绘声绘色的介绍，在他的笔下，野蛮的印度兵“于昏夜中走入教民妇女所居之屋，各抢女人头上所戴之首饰，即一小银簪亦抢之”；矜持的德国人从乡村“骑马而行，鞍上满系巨包，前面驱有牛、马等兽，皆于路上掠得”；凶猛的俄国人在满载颐和园中的掳掠之物后，还要将那些不便带走的珍贵物品施以破坏，“于是有三个美丽无价之大花瓶遂受此劫，尚有玉器数件，雕刻奇巧，亦同时粉碎”，诸如此类，不胜枚举。就连当时也参与了这些劫掠活动的辛普森也对此颇有微词，称各国军队虽服装、面貌各异，其实都是“盛装骑马之盗贼”，“其所为之事无异，皆杀人耳，抢劫耳”。

面对这些暴行，北京城内的老百姓只得想尽一切办法来保护自己，他们挂出白旗或者匆忙间制作的各国旗帜，或者请洋人写些字条，大意是他们家已经被掠夺过了或者标明此处财产已被某个欧洲人所占有，希望能使自己幸免于难。但是，据辛普森的介绍，房主即使张贴了类似的标志和旗帜，“嘲笑着的抢劫者们”仍旧会把它们扯下，并毫不手软地进行劫掠。

康格夫人曾在《美国信札》中记载了这样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有一天，两个俄国士兵闯进了一个中国人家里，一路抢劫，并试图侮辱那家的女人和孩子。作为丈夫和父亲，那人反抗了，但没有用。最后他拿出短笛，开始吹奏俄国的国歌。那两个士兵放下抢下来的东西，终止了恶劣的行径。他们在这个乐手面前站得笔直，安静地听着那动听的乐曲，最后一个乐符结束时，他们向乐手致敬，然后空手走到了街上。说句实话，这个故事很有《读者》的风格，但真实的历史往往很残酷，即使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恐怕也是很偶然很伪善（也许仅仅是个故事）——据说这位乐手是赫德乐队的成员之一。

联军统帅瓦德西后来给德皇报告说，“此次中国所受毁损及抢劫的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瓦德西只说对了一半，民间抢掠的当然无法算清，但下面公家损失的一些数据已经够惊人了：据内务府后来报告，皇宫失去宝物2000余件，内有碧玉弹24颗、四库藏书47506本；日军从户部银库抢走300万两银子和无数绫罗锦缎，还从内务府抢走32万石仓米和全部银两；联军洗劫的紫禁城、三海、皇史宬、颐和园等地，天坛损失祭器1148件，社稷坛损失祭器168件，嵩祝寺丢失镀金佛3000余尊、铜佛50余尊、铜器4300余件等；法军从礼王府抢走银子200余万两和大量的古玩珍宝，又从立山家里抢走365串朝珠和约值300万两白银的古玩；法军和德军还抢去了古观象台的天文仪器，德军抢走了诸如天体仪、纪限仪、地平经仪、玑衡抚辰仪和浑仪等，并将它们运到德国柏林，直到1921年才归还中国。

1860年英法联军曾毁坏过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这次再遭浩劫（不过现在伦敦和巴黎的博物馆里还能看到它们）。事实上，在法国、美国或者英国的大博物馆中看到任何一件中国的国宝奇珍的时候，人们都有理由联想到1900年北京的那次劫掠，正如时人的记载，当洋兵们撤出北京的时候，“每人皆数大袋，大抵皆珍异之物，垂(附图)而来，捆载而往。”

在毫无节制、持续了许多天的抢劫中，各国的参与者们都充分体现了他们鲜明的特点，譬如俄国人的粗野、法国人的凶蛮；相对而言，美国人要稍讲纪律，但美国的官兵大都是冒险家，他们“颇具精明巧识，能破此种禁令，为其所欲”（瓦德西语）。日本人和英国人的抢劫同样是无节制的，但却是抢劫活动中组织得最好的。日本军队的抢劫多为集体行动，据称他们在每一次行动前，指挥官的怀里都揣着北京的藏宝图，按图索骥，因而收获最丰；而且，日本人抢得的财物都归属于日本国家所有，并不是分给士兵个人。英国人稍有区别，他们的抢劫是自发的行动，但抢得的东西都由指挥官来进行拍卖，拍卖所得作为“奖赏金”在军队内部进行分配。据称，英国人的拍卖活动进行了将近两个月，除星期天外，每天都有交易，最终金额达到了33万美元，分配时每份为27美元，分配份额如下：中将指挥官10份，将级军官8份，校级军官7份，上尉6份，中尉、少尉5份，准尉和印度军官4份，未受任命的英国军官3份，未受任命的印度军官2份，英国士兵2份，本土士兵（印度和中国雇佣军）1份。很显然，这些只是已经交公的抢掠品而已。

连传教士们也加入了抢劫的队伍。据一个外国记者报道，有几个著名的传教士说，“收集那些被丢弃的东西不是抢劫，而只有从所有者手中获得财物才叫抢劫”——所以他们都得到了很好的皮货。有些报道则说传教士占据了北京王公富人的住宅，并打着为贫穷的中国教民募款的旗号，把其中的东西廉价出售。令人吃惊的是，有些传教士还参与了北京及其近郊地区的劫掠活动，那就是到教会受到攻击或者遭到破坏的乡村地区去进行“纳贡远征”。

1900年圣诞前夜的《太阳报》刊载了对美国传教士梅子明的采访记录。在采访中，梅先生声称劫掠是正当的，他重复了其他一些基督教传教士的话：“美国人温和的手比不上德国人的铁拳，如果你用温和的手对付中国人，他们就会利用它。”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随后发表一篇名叫《给坐在黑暗中的人》的文章，对此进行了严厉的抨击。在文章中，马克·吐温以辛辣的笔调嘲讽了这种所谓的“传教士的道德”：

“梅子明牧师已为每一个被杀害者索到三百两银子，并强迫对所有被毁损的教徒财产给予充分的赔偿。他还征收了相当于赔款十三倍的罚金”；“梅子明先生从贫困的中国农民身上榨取十三倍的罚款，因此让他们、他们的妻子和无辜的孩子们势必慢慢地饿死，而可以把这样获得的代价用于传播福音。他这种搜刮钱财的绝技……正具体地表现出一种亵渎上帝的态度，其可怕与惊人，真是在这个时代或任何其他时代都是无可比拟的。”

马克·吐温的正义之言，不免让人想到40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对当年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评价：“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说过，在欧洲人面前放一点点诱惑，就会很容易地使他们“退化到野蛮状态”。据当时在中国的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说，李鸿章在参加后来谈判时，他对西方文明国家的所作所为也感到非常的遗憾和费解。据他说，李鸿章在翻阅了“摩西十诫”以后，建议“把第八条诫律（‘不可偷窃’）修改为‘不可偷窃，但可以抢劫’。”李鸿章虽然无力阻止联军的暴行，但他总会抓住机会拐弯抹角地讽刺文明国家那些抢掠的暴行。

在对北京的占领期间，德国人是最引人注目的。德皇听说公使克林德被杀，怒不可遏，立刻派出瓦德西大帅，点兵七千，杀气腾腾地赶往中国。1900年7月2日，威廉二世在为德国远征军的首批军队送行时，他咆哮道：“德国旗帜受到了侮辱，德意志帝国遭到了嘲弄。对此，必须进行具有示范意义的惩罚和报复……我派遣你们前往征伐，是要你们对不公正进行报复，只有当德国的和其余列强的旗帜一起胜利地傲视中国，高高飘扬在长城之上，强令中国人接受和平之日，我才会有平静之时。”7月27日，威廉二世再度声称：“你们应该对不公正进行报复……你们如果遇到敌人，就把他杀死，不要留情，不要留活口。谁落到了你们手里，就由你们处置。就像数千年前埃策尔国王麾下的匈奴人在流传迄今的传说中依然声威赫赫一样，德国的声威也应当广布中国，以至于再不会有哪一个中国人敢于对德国人侧目而视。”

在德皇的命令下，德军在北京的劫掠及其随后的远征活动中最为肆无忌惮。据杨柳青的某士绅记载，德军每经过一地，“如疾风暴雨之骤至”，所到之处，无论官绅百姓，都不乏被抢被杀被伤者。北京附近的永清县，时任县令的高绍祥记载了当时德军的如下暴行：1902年2月13日，一千多德军来到永清县西门，未加警告便开枪打死清军和百姓200余人。高县令和一个游击出城说理，被德军士兵用枪托打倒在地，并将两人的辫子结在一起，罚其长时间地跪在雪地里。随后，德军又将城内来不及逃走的400多人困在城中，直到勒索了一大笔银子后，德军才打鼓吹号、摇着旗子回去了。该文作者在文末沉痛地写道：“余回城内，见死尸狼藉，恻裂心肝”。

最令人震惊的是，联军在攻占保定后，竟然将护理直隶总督廷雍等人擅自加以处死。在庚子年义和拳鼎盛之时，保定城内的教堂悉遭焚毁，当时已陷入“城内拳匪公杀教民，官不敢问”的无政府状态。当时的按察使廷雍是站在义和拳一边的，因此被联军认为是罪魁祸首。1900年10月中旬，英、法、德、意四国联军分别由京津两处前往保定，当时的护理直隶总督廷雍（当时直隶总督裕禄已于8月自杀）亲自率领僚属开城门迎接。联军进入保定后，第二天便将廷雍等人抓起来进行审判，最后以“纵匪仇教”等罪名将之处死（另外还有三名官员也是同样遭遇）。荒诞的是，联军在审判这个清朝的二品大员时，他们使用的法律依据竟然是《大清律例》。

联军这种带有“惩罚性”的远征遍及北京、直隶、陕西等地区，并且进行了很多次。在每次远征前，联军总以“剿除拳匪、解救传教士和教民”为由，但事实上他们往往是打听到某处有财宝才会采取行动。这些纯粹是抢劫的行为，往往被冠以军事行动的名义，当时被联军称为“惩罚野餐”。在远征娘子关的一次行动中，德、法联军甚至因为误会而相互攻击，“德兵入关占领，鸣炮祝贺，而忘将炮内子弹取出，直向娘子关射去，命中关门”，当时娘子关已由法兵驻守，在黑夜里，他们以为清军反攻，随后双方便交上了火，直到黎明后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但此时德法兵已经是死伤累累。

在经过了长时间的骚乱、动荡和杀戮后，京津一带死尸遍野，惨不忍睹。摄影师詹姆斯·里卡尔顿在此期间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据他所说，在当时天津的白河上，每天都要派人用长木杆到特定的河段去“疏散拥堵的尸体，使之顺流而下”，“在这些漂流物中看到了不少人头和许多无头的尸身”。另一个外国人埃玛·马丁在沿运河从北京到天津的路上，也对此作了以下描述：“沿途有许多被枪打死的中国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在阳光下腐烂发臭，任凭狗咬蛆吃。许多尸体漂浮在水中，发出阵阵恶臭”。类似的记载，在当时进入北京的法国军人绿蒂（后来成为作家）的著作《在北京最后的日子》中还有很多。

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说，“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空，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昼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绿蒂在其日记中曾这样描述当时惨状的：“遍地尸骸和瓦砾，除了出没的狼群，还看得到被人肉喂饱的凶残的野狗在游荡，自今年夏天以来，它们已不满足于只吃死人了”。这篇日记时间为10月20日，他描述的是早已成为废墟的皇城一带。

当时在京的美国人麦美德曾这样反思，“人们会说中国是自取其祸——这不是战争，而是惩罚，但是，当我们能够分辨善恶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还要采用使欧洲文明史蒙羞的残暴行为，在19世纪的最后几页留下污点呢？”

但历史就是这样的残酷，残酷得让人扼腕叹息。在义和团和八国联军之乱后，原来很多人来人往的繁华之地，已经成为一片废墟，有的地方甚至白天都可以看见狐狸出没。糊涂的决策和暴行，竟然把偌大的北京城毁败到如此地步。笔者记叙这些，并非是要激起人们的仇恨，而是希望引发更多的思考：如何才能避免这种无谓的灾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