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为何要抢着当总统？

2.孙中山为何要抢着当总统？

金满楼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边一个小城市Ogden的一家名叫Marion的旅店内，当时他正带领两位洪门筹饷局演说员奔走于美国各埠四处演说，以筹募革命资金。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称孙中山此时“在美国洗盘子”，此说流传甚广，但绝非事实，有孙中山当天用旅店信笺所写之信为证。

1911年10月12日，孙中山才从报纸上看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当时他刚抵达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经再三考虑后，孙中山认为自己的任务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于是暂缓立刻回国的计划，而是继续留下来，以图通过外交活动帮助革命政府赢得列强的承认，并获取经济上的支援。

随后，孙中山秘密请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诺克斯未予回应。10月22日，黄兴发来电报，催促其立刻回国，但孙中山不愿放弃自己的初衷而赶往纽约会见日本外交官，由于当时局势并不明朗，日本方面同样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之后，孙中山离开美国前往欧洲游说各国政要，企图获得列强对革命政府的贷款及外交支持。但是，孙中山的诸多努力并没有获得回报，英国外交部官员反应冷淡甚至暗讽孙为”喜说大话的政治家”。一番良苦并没换来回报，孙中山只得于11月23日离开巴黎启程回国。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由此结束了长达16年的流亡生涯。25日晨，孙中山携广东籍革命党人胡汉民、朱卓文等人乘英国邮轮“丹佛号”驶抵上海吴淞口，同船到达的还有美国友人咸马里夫妇及日本友人宫崎寅藏、池亨吉、山田纯三郎、太田三次郎、群岛忠次郎等人。孙中山的到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革命阵营的“领导缺位”危机，并使得原本涣散无力的同盟会有了主心骨。

事实上，南方阵营也不是铁板一块。具体而言，当时角逐主导权的有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湖北革命派，有以张謇、程德全、汤寿潜等人为核心的江浙立宪派，而由各省革命党人（并非全是同盟会员）及少数立宪派或名流混杂而成的“各省代表会”也在新政权的形成过程中举足轻重。

此刻，由立宪派所支持的南北和谈此刻正在顺利进行，议和一旦成功，由“国民会议”表决国体，那么之后的形势将是，无论清帝退位不退位，袁世凯都将获取大权。如果真是这样，作为革命先导的同盟会即将被迅速边缘化，这显然是孙中山、陈其美、宋教仁等革命党所无法接受的。有鉴于此，陈其美等人在汉阳兵败后力举黄兴为大元帅即有此考虑。

孙中山抵达上海后，在随后的几天里应酬繁忙，白天他要接见各路记者及各省名流的采访与拜谒，晚上则与同盟会的重要干部密会于寓所，就民国未来的走向、政制的设计、人事的安排展开讨论。

因“临时政府”的组织一时难产，“各省代表会”于12月27日派遣代表马君武、王有兰、许冠尧赴上海拜谒孙中山。会谈中，双方就几个重大问题展开了讨论。

代表问：“代表团拟举先生为临时大元帅，先生之意如何？”

孙回答：“要选举就选举大总统，不必选举大元帅，因大元帅在国外并非元首。”

代表说：“在代表会所议决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本规定选举大总统，但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汉口试探议和时，曾表示如南方能举袁为大总统，则袁亦可赞成共和，因此代表会有决议此职暂时留待。”

孙说：“那不要紧，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不过总统就是总统，‘临时’字样可以不要。”

代表说：“这要发生修改组织大纲问题，俟回南京与代表会商量。”

之后，孙中山又提议改用西历并在西历1912年1月1日（即辛亥年十一月十三日）就职，代表们认为兹事体大，须报告给代表会决定。

由于时间紧迫，马君武三人当晚即启程返回南京。次日上午十点，三人向“各省代表会”报告了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各省代表经讨论后认为，“临时大总统”的“临时”二字不能去除，因为此刻南北尚未统一，正式宪法也未制定，正式总统自然无从谈起；至于改用西历一说，各代表争论颇久，直至马君武起而强调孙中山持论甚坚，“各省代表会”这才勉强通过。当晚，各省代表即举行选举预备会，以投票选出临时大总统候选人。

12月29日午后一点，“各省代表会”召开正式的临时大总统选举会，会议以汤尔和为主席，王宠惠为副主席，刘之洁为监选员，袁希洛为书记。当日到会共十七省代表43人，按《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程序，各省代表无论到会几人均为一省一票（十七省即17票），投票不记名。之后，会议主席命打开候选人票箱，“孙文、黎元洪、黄兴”三人名字赫然在列。最后统计，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黎元洪则于1912年1月3日以17票全票当选临时副总统。

投票结束后，各省代表会即决定派议长汤尔和、副议长王宠惠赴上海欢迎孙中山来宁就职。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偕胡汉民、荷马李等一行数十人乘专列离开上海，下午5点抵达南京。当晚10点，孙中山在前两江总督衙门中（即临时总统府）举行宣誓就职仪式，誓词曰：“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取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所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

据革命党人戢翼翘的回忆，孙中山当晚的就职仪式极其仓促简单，他看见“中山先生和胡汉民走进来，两人都穿着大礼服，戴大礼帽，胡汉民手拿文告，站在中山先生的身边。中山先生宣誓就职后用广东话演讲，我根本就听不懂。仪式很快就结束后，灯很暗，也没照什么纪念的相片。我们很奇怪为什么这样草率，第二天才明白原来是赶在这天改元，用新历。”

颇蹊跷的是，当时照相已非罕见，当晚就职典礼的相片也极具历史价值与意义，但目前似乎找不到这样一张建国照片，这不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据说日本摄影师荻屋坚藏在场拍摄了相关影像，胶片现存于中央电视台新影制作中心）。诚如戢翼翘所说，这次的就职仪式“仓促简单”，但无论如何，“中华民国”在这一天成立了，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这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读到此处，读者或许会发现一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时，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的南北和谈中也已达成“以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的初步协议；而在30日的第四次和谈中，唐、伍在达成国民会议召集办法时，南京的“各省代表会”却通过这样一个决议：就清内阁代表唐绍仪要求召开国民会议一节，应由本会致电伍廷芳代表，请其答复唐代表：本月初十日（即29日）十七省代表在宁开会，选举临时大总统，已足见国民多数赞成共和，毋庸再开国民会议。

离奇的是，南方议和代表伍廷芳并未受此决议的影响而仍于次日（12月31日）继续进行第五次和谈，并提出“国民会议”在上海召开，日期定于1912年1月8日。究竟是南京的“各省代表会”与在上海谈判的伍廷芳南方代表团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主要通过电报来往），还是伍廷芳有意压下电文以迷惑唐绍仪代表团，其中玄机颇令人费解。

据一般史料记载，12月29日“各省代表会”选举出临时大总统后，即发贺电给当事人孙中山，而孙中山则在当日致电袁世凯：

北京袁总理鉴：

文前日抵沪，诸同志皆以组织临时政府之责相属。问其理由，盖以东南诸省久缺统一之机关，行动非常苦难，故以组织临时政府为生存之必要条件。文既审艰虞，义不容辞，只得暂担任。公方以旋转乾坤自任，即知亿兆属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虽暂承乏，而虚位以待之心，终可大白于将来。望早定大计，以慰四万万人之渴望。

孙文

此处有两点颇值注意：一是“各省代表会”自称代表国民多数“赞成共和”，以此拒绝召开“国民会议”，这似乎是延续了伍廷芳在12月20日谈判时的”偷梁换柱“之辞，由于”各省代表会“主要由南方革命代表组成，无论代表选派方式还是政见倾向，乃至其所代表的省份（部分省份未派代表或代表资格存在明显问题），都不足以替代“国民会议”，这点似无疑问；二是孙中山致袁世凯的电报更像是烟雾弹，其文字遮遮掩掩，并没有明白说出自己已被南方阵营选举为“临时大总统”，而更多是强调自己只是暂时担任组织之责而虚位以待袁世凯之心。

由此或可推论，在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前，袁世凯（包括唐绍仪）似乎对孙已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事一无所知，否则的话，唐绍仪无论如何都应向袁世凯报告（除非唐绍仪有意与南方一起愚弄袁世凯）。而混迹官场数十年的袁世凯，不可能不明了南方选举“临时大总统”所包含的政治含义，因为南方此举等同于“另立新国”，这也意味着袁世凯企图通过和谈达成妥协统一的想法完全失败，南北和谈已毫无必要。如果说，袁世凯对此掉以轻心，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作为旁证，资政院议员于12月31日致电袁世凯内阁，其中指责唐绍仪过于让步而坚决主张“国民会议”应在京召开，其中对南方选举出“临时大总统”一事毫无提及；同日，直隶总督陈夔龙致电内阁也只提及“国民会议”之事，对“临时大总统”一事也是只字未提。可见北京方面似乎对南方的进展毫无了解。当时，就连消息灵通的《泰晤士报》驻京记者莫理循也是在1月5日才提及孙中山就职之事，如果他在1月1日之前获得此消息，无论如何也不会失去这条极具爆炸力的新闻——这势必是一条震惊整个世界的大新闻。

但作为反证的是，美国的《纽约时报》却在12月29日刊载了这样一条短讯：“南京12月29日电：南京代表大会一致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除此之外，别无他文。直到1月3日，《纽约时报》才刊载了一篇名为《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的长篇报道，这一次则极为详尽，走笔之人似乎亲眼见证。

由此，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是否只在革命党内部公布或通过革命党人的私人关系公诸于个别外电，目前尚不好下定论，但在1912年1月1日之前，此事处于一个相对保密的状态，应无疑问（至少北方对此一无所知）。

不过话说回来，南方抢先成立“临时政府”以定国体，此举无待“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事实上，南北双方对此都心知肚明，大家心里跟明镜似的。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南北双方之争，表面上看是“君宪”与“共和”之争，实际上则为“名器之争”。南方抢在“国民会议”之前成立临时政府，目的就在于与清廷分庭抗礼，而孙中山急于就任“临时大总统”，目的也在于逼迫袁世凯将其视为平等的谈判对手，以便革命党在推翻清廷后更好地参与政治权力的再分配。

以袁世凯的用意，他未必对清廷有所好感并有意扶持，但袁毕竟不是新派人物，而且讲究实用。在他看来，清廷固然无药可救，但作为一种政治象征加以保留也未尝不可，毕竟中国有着两千年多年的帝制传统，其历史惯性不容忽视；而且，在仿造英国“虚君共和”的君主立宪体制下，对减少国内动荡并维护国家统一也是利多于弊，至少比新造一个共和的成本更低，也更容易操作（譬如满蒙问题，譬如军阀割据之风险）。但是，南方革命党在共和问题的决绝态度令袁世凯无所适从，退而求其次的方法只能是“以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问题”，因为如此一来，袁世凯既可以避免欺凌“孤儿寡母”之讥，同时也为清廷倒台提供了台阶。

就法理而言，“以国民会议议决国体问题”的做法虽然在操作上会出现种种困难与变数，但如果得以顺利实施的话，应该说更加符合“民主”的要义并且遵从了程序的价值。但事与愿违，程序价值最终败在了政治权术的算计之下，袁世凯精心设计的这一中间方法亦无从实施，南方“另立中央”的既定事实令其回旋余地减无可减，而在当时“战既无饷，和又无策”的局势下，袁世凯也只能与南方继续周旋下去，以求最终的解决之道。

之后，南北双方函电交驰，相互指责，不亦乐乎。表面上看，和谈已完全破裂，但实则不然。在张謇等立宪派及外国公使们的斡旋下，双方的秘密谈判仍在持续进行，即便已辞职的唐绍仪，当时也仍旧留在上海。在反复争辩与谈判后，双方最终在一桩幕后的交易上达成默契，那就是：牺牲清廷并由袁世凯迫使清帝退位，在全国归于共和后，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于袁世凯，由袁世凯出面组织民国政府。而这，也是当时中外各方所能接受的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