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时的中国

6.抗战胜利时的中国

岳　南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联合发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公告云：“直至日本制造战争之力量业已毁灭，有确实可信之证据时，日本领土经盟国之指定，必须占领。”又说：”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之各项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将迅速完全毁灭。”

公告发布后，日本政府在军部强硬分子的操纵下，宣布“绝对置之不理”。素以鹰派著称的新任美国总统杜鲁门雷霆震怒，决心给日本以毁灭性打击。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

8月8日，苏联根据雅尔塔会议决定对日宣战。次日，苏联红军迅速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并向朝鲜北部和库页岛进军，一举歼灭近百万日本关东军。蒋介石闻讯，以中国政府主席的名义致电斯大林，谓：“贵国对日宣战，使全体中国人民奋起。”又说：“本人相信由于贵国压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会迅速崩溃。”

8月9日，怒气未消的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整座城市化为一片废墟。当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会议上不顾军部强硬分子的阻挠与鼓惑，最后裁决：以不变更天皇地位为条件，接受中美英三国提出的一切投降条件。

8月10日下午8时，日本广播宣布日本政府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正式照会已经托瑞士及瑞典政府转致中美英苏四国。稍后，重庆中央广播电台播发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在这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非凡的傍晚，播音员热血澎湃，感情激荡，已没有了平日圆熟的素养与技巧，任由情感随着话筒喷涌，广播结束时，播音员哽咽着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

是时，收音机中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以及外国盟友“顶好”、“顶好”的欢呼声。紧接着，“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战胜利了！”“中华民国万岁！”的欢呼声如春雷般炸响开来，整个重庆形成了一片欢腾的人海。

是时，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正在重庆，当胜利消息猝然降临时，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方寸大乱，欣喜若狂。平时滴酒不敢沾的他从一个墙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时候存放的泸州大曲，摇晃着高大肥胖的身躯冲出门外，加入了奔跑欢跳扬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许多年后，同在重庆的罗家伦还记得这幕经典场景。罗在回忆文章中第一句话就是——“孟真疯了。”接下来说道：“他从聚兴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顶帽子，到街上乱舞。结果帽子飞掉了，棍子脱手了，他和民众和盟军还大闹了好一会。等到叫不动了，才回到原处睡觉。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还爬不起来，连说‘国家出头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没有了，买又买不起。哎！’”

傅斯年醒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纸挥毫给抗战搬迁到四川南溪李庄的妻子俞大彩和儿子仁轨写信，让他们与自己一起分享胜利的欢乐。信中说：“接到参政会通知，大家到秘书处庆祝。我九时半到，则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静一下，谈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出门时，我遇见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书诒后来说，他简直吃不消。出门遇吴鼎昌，他说，你不要太兴奋（彼与我皆患高血压也），我即将其一摇再摇。”又说：“本来预备到美军司令部及英美苏三大使馆的，在国府，蒋先生说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条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参政会又很热闹，下午三时方归，顿觉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

同傅斯年一样，正为盟军轰炸日本而躲在一间屋子里于地图上标记文物古迹的梁思成仍在重庆，他的好友费慰梅为此留下了永生难忘的精彩镜头：

思成和两位年轻的中国作家还有我，一起在美国大使馆餐厅共进晚餐。酒足饭饱，我们把藤椅拉到大使馆门廊前的小山顶上，坐在台地纳凉。那天晚上热得直冒汗，看长江对岸山上的灯亮起，像银河掉下来一片灯笼，圆光点点，童话般放着光。思成谈着很久很久以前泰戈尔访问北京的事。忽然间，他不说话了。他和其他在座的人就像猎狗一样，一下子变得紧张而警觉。他们听到了什么声音，我也不得不静下来，用耳谛听。远远地，传来警报声。难道又有空袭？这是荒谬的，然而以他们每个人多年的亲身经历，对各种可能性都十分警觉。如果不是空袭，难道是在通知胜利？

在我们脚底下，胜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这高高的山坡上，我们差不多可以观察到整个过程。一开始是压抑的嘁嘁喳喳，或许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个别的喊叫声，鞭炮声噼噼啪啪响，大街早已热闹成了一片。最后四处都是一群群喊叫着、欢呼着、鼓掌的人们，好像全城在一阵大吼大叫中醒过来。

思成顿时觉得有几分寂寞，一直等了八年，可是消息来到的时候他却不在家。我们全都来到大街上混在人群中。这种时候需要有点象征的东西：旗子、V形手势、伸大拇指。大街上仿佛放起一把火，漫天鞭炮一路点了起来，越传越近，愈响愈密。焰火的红光和探照灯的白光，在空中交织成带五个角的星星。满载欢庆人群的吉普、卡车和大客车自动排列成游行队伍，浩浩荡荡驶过大街。汽车在大街上擦身而过，车上的乘客沿路就和对方握手同庆胜利。当思成最后回到中研院招待所的时候，他发现那里的学者们也高兴地勾肩搭背，笑啊，跳啊，饮着一瓶久藏的白酒庆祝胜利。

是呵，这口气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难、辛酸、屈辱、悲愤、忍耐，直至抗争与浴血奋战，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胜利到来，被压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经需要痛快地宣泄，人们的情绪如同被地壳压扎得太久而终于像井喷与火山一样轰然爆发，拘谨的变得放纵，沉郁的变得豪迈。辛酸而艰苦的日子总算没有白过，庆祝活动通宵达旦。

遥想当年，在那个寒风凛冽的严冬，中国军队在一片混乱中弃守首都南京，日本军队用超乎想象的野蛮，惨绝人寰地屠杀放下武器的战俘和中国平民，疯狂强奸无辜的妇女。而与兽性大作的日军遥呼相应的日本市民，纷纷拥向东京街头，高呼着“中国已被大日本皇军征服”的口号，提灯游行，庆祝狂欢，喜极而泣。想不到事隔7年之后这个夏天的夜晚，提灯游行，庆祝狂欢的人群已换了人间。

“谁会笑，谁最后笑。”——这是南京沦陷，日本东京狂欢之时，一位名叫鲁道源的滇军师长，在奉命率部驰援东南战区的军事集结中，说出的一句暗含机锋的话语。这是一个隐喻，也是一种宿命。它预示了中国人民在经历九九八十一难之后，最终将修成正果，迎来胜利的欢笑；它暗合了中华民族必将在这场震天撼地的惨烈战争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机奥秘。

——这一切，都随着重庆街头那炸响的爆竹和狂欢的人潮得到了验证。

自“七七事变”起，中国军民抗战进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来，则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难与抗争，救亡与图存，死者无声的托付，生者悲怆激愤的吁求，都遥遥羁系在这片风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庆不眠，中国不眠，整个中华民族将伴随着这个不眠之夜开始新的历史纪元。

就在傅斯年满面疲惫地给家人写信之时，沉浸在兴奋与激动中的梁思成归心似箭，日本已宣布投降，盟军对于其本土的轰炸也应该结束了，梁思成的工作亦已完成。此时，他要以最快的时间赶回抗战期间流亡的四川南溪县李庄镇，与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庄的同事们分享胜利的欢喜。在费正清的帮助下，梁思成携助手罗哲文与费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军C—47运输机，经过45分钟的飞行抵达宜宾机场。此时的宜宾机场草深没膝，但飞机还是强行着陆了。梁、费等三人转乘一艘小汽船，沿着白灿灿的水面顺江而下，很快抵达李庄码头。

待他们登上岸时，迎面扑来的是满街的标语和被热浪裹挟着的喜庆气氛——看来闭塞的李庄也早已得知了胜利的消息。于是梁思成找人把久病的林徽因用滑竿抬起，来到李庄街头加入了游行队伍。

李庄方面能够及时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认为应当感谢在同济大学任教的德国人史图博教授。正是这位略通中国话的医学专家，于8月10晚上那个关键的历史性时刻，从自己那部破旧收音机里听到了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关于日本投降的广播。据说，史图博听到后，像全身触电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机跑出去，首次不顾礼貌地撞开了一位中国教授的家门。——于是，消息像狂涨的山洪风暴，“哗”一声冲出，在李庄全镇弥漫、荡漾开来。夜幕中沉寂的李庄古镇，一扇门，又一扇门被撞开了，一双又一双眼睛睁大了，汇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窜跳开来。

“日本投降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喊声如天空中一声声惊雷，炸开了沉闷的黑夜与郁闷的心灵。李庄古镇一座座古庙、一户户农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冲出，或摇着毛巾，或挑着床单，或拿着脸盆、水桶，或抱着菜板，拖着烧火棍，敲打着，叫喊着，欢呼着，狂跳着、乱舞着，在泥泞的大街小巷和田间小路上奔流涌动。学生、教授、农民、工人、小商小贩，北岳庙的和尚、南华宫的道士，当地的百姓，手摇灯笼火把，挤在一起，抱成一团，哭哭笑笑，打打闹闹。教授与小贩拥抱，和尚与姑子亲嘴，老汉与少女牵手相携，镇内镇外，人声鼎沸，口号震天，灯光摇摆，人影绰绰，狗声吠吠，李庄所有的生物都调动起了敏感的神经，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胜利时刻齐欢共鸣。

住在李庄镇内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李济、曾昭抡、郭宝钧、王天木、赵青芳等研究人员，连夜参加了游行活动。第二天一早，李济召集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人员开会庆贺，在讲话中，他作为在这一大背景下极为罕见的清醒者，极富理智与科学远见地指出：“日本投降……昭告原子能新时代的来临，我们每个人都当有新的认识，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责任。”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发布了“停战诏书”，正式宣布330万垂死挣扎的日军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美联社在这一天向全球播发的电文称：“最惨烈的死亡与毁灭的汇集，今天随着日本投降而告终。”

同日上午10时，蒋介石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的名义，在重庆中央广播电台发表了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民的广播演说，指出：“我们的抗战，在今天获得了胜利。正义战胜强权，在这里得到了最后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