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思成：日本京都的恩人

7.梁思成：日本京都的恩人

岳　南

1944年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在东西方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彻底摧毁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时机业已来临。对此，以美国为首的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决定配合中国军队对中国沦陷区和日本本土实施战略性轰炸。

在这样一种全新的战略战术与政治格局下，为保障各战区文化遗产免于战火，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中国战地文物保护委员会，配合盟军对地面文物实施保护。当时流亡到四川南溪县李庄镇居住的中国营造学社的负责人、古建筑学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庆，以委员会副主任的身份，负责编制一套沦陷区文物目录，包括寺庙、古塔、陵园、考古遗址、博物馆等等一切重要人类文化遗产。与梁思成同时来到重庆的，还有助手罗哲文。

二人到达重庆后，先把文物目录一条条编好，然后再在军用地图上仔细标出准确位置。目录为中英两种文字编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发给各战区指挥员和盟军飞行员以供参考，防止炮火与飞机投放的炸弹焚毁这些目标。据梁思成的美国好友、时为美国驻重庆新闻处官员费慰梅说，梁思成编制的文物目录，“有一份还传到了周恩来手上，显然引起了他的注意。”几年后内战爆发，解放军兵临北平城下，中共军队秘密派人潜入清华园，请梁思成绘制一份全国重点文物地图，就来自这次编制目录的启示。

就在梁思成编制沦陷区目录的同时，对人类文明成果极其重视的盟军司令部，通过中方请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迹列表，并在地图上标出位置，以便在轰炸中留意并尽可能地予以保护。梁思成与罗哲文工作了一个多月才完成任务，在送交地图时，梁通过中方代表明确表示：如果对日本本土毁灭性轰炸不可避免，其它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这两座古城之中。现在的日本民族犹如太平洋孤岛中一棵风雨飘摇，电击雷劈的大树，即将面临亘古未有的毁灭性灾难，树的枝芽可以毁而再长，根却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与文化，是世界人类文化财产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须在轰炸中特别注意，把根留住。

当此之时，此项工作皆在不为外人所知的情况下秘密进行，按照“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这一铁打的保密规矩，梁思成与助手罗哲文完成这项任务后，又埋头于保护其它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划之中，对自己的建议究竟落实得如何，未再过问，也不便过问。而这时由于盟军遇到日本本土日军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再度扩大空中力量轰炸的力度，日本四岛，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军空投的炸弹炸得满目创痍，著名的东京大轰炸也越演越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与火交织的旋涡中。

1942年10月26日，圣克鲁兹海峡战役，一架日军99舰载机正对美国“大黄蜂”号航母进行俯冲轰炸。围绕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漫长攻防战中，日本海军消耗了大量优秀飞行员，而美军度过了自从开战以来的兵力劣势期，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力量对比。

1945年2月10日，乌利希锚地，完成修整的第58特混舰队的航母编队转向，航母甲板上摆满F4U“海盗”舰载机。每艘“埃塞克斯”级航母可携带超过100架舰载战斗机，此时美军已有能力在一次攻击中出动数百架飞机。

在接近战争尾声的三天之内，美轰炸机向东京投放了二千吨炸弹，大火三日夜，死人二万，焚屋二十七万幢，九十万人无家可归。就在东京遭受大轰炸的同时，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轰炸，与东京规模一样，也是二千吨炸弹，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其损失之大，死伤惨状与东京相伯仲。在飞机轰鸣，弹片呼啸、烈火升腾的大失控、大混乱与阵阵惨叫哀鸣声中，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认定，像东京、大阪这样世界瞩目的城市皆成废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临毁灭之灾。对此，精明的日本小鬼做了最坏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国拆迁古物的方式，把两座古城大量的珍贵文物迁移到远处深山秘藏，对极具价值的历史遗迹，特别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迁，待战后再按原型恢复。由于建筑古迹极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迁工程进展缓慢。

然而，让各路小鬼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盟军铺天盖地的轰炸中，惟独奈良、京都这两座古城，奇迹般地始终未遭到真正意义上的空袭。待小鬼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个木构长廊全部拆迁之后，战争即宣告结束，遍布于两城内的宫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过去了，因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这段往事，没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与一位中国建筑学史家联系在一起。当年随导师第一次进驻陪都重庆、却没机会饱览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罗哲文，也渐渐淡忘了自己为此挥汗绘图的情景。

1986年，罗哲文应邀到日本参加在奈良举办的“城市建设中如何保护好文物古迹”国际学术研讨会，其间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学术部主任管谷相遇。管得知罗早年出于梁思成门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热情地向他讲述了二战中的一些轶闻趣事。管谷说：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日本本土进行轰炸时，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难，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极大关系。据前年到日本访问的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讲过课，在讲到文物古迹是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时，曾举过抗战时期为保护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军建议不要轰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类文化之根的事例。管谷此次想从罗哲文口中进一步了解事情的经过。

罗哲文听罢，大为惊讶，立即回忆起当年在重庆的情景。罗说：“到了重庆，我们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楼里，专门给了我一个单独的房间。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晒蓝图纸来，让我按他用铅笔绘出的符号，用圆规和三角板以绘图墨水正规描绘。我虽然没有详细研究内容，但大体知道是日本占领区的图，标的是古城古镇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还有一些不是中国的地图，我没有详细去区分，但是日本有两处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为我一进营造学社的时候，刘敦桢先生写的奈良法隆寺、玉虫橱子的文章我就读过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们打仗，为什么要画在日本地图上呢？我没有多问，因为我觉得是不宜多知道的。”

经过罗哲文与管谷的共同分析推断，认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对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对此地文物古迹怀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贯主张：古建筑和文物是人类共有的财富，人类有共同保护的责任。当时所标、绘的图，既关乎文物古迹，又涉及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护的建议顺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对此，罗哲文还引了古建筑学家郑孝燮与自己说过的一个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华园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轻的郑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说道：“孝燮，告诉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战争未毁，却被火烧了，真是大可惜呵！”说罢，两眼含满了泪水。

孤证难立，有了罗哲文的回忆，综合宿白与郑孝燮所言，可知当年梁思成在北大讲课时所言不虚。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毁的厄运，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终于在湮没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对梁思成的人品、学识报以敬佩之情，日本媒体纷纷撰文报道，称梁思成为“古都的恩人”。此时离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