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耳是中国现代音乐家。他于1912年2月15日生在云南昆明的一个医药世家。
在聂耳4岁的时候，父亲因辛苦劳累过度患肺病治疗无效而身亡。全家生活的重担和教育子女的责任一下都落在母亲一人的肩上，母亲继续经营“成春堂”药铺，靠每天给人看病卖药维持生活。
聂耳最初的启蒙老师是他的母亲，在母亲的培养教育下，他5岁就已认识数百个汉字，6岁时考入了当地县立师范附属小学。在整个初小的4年学习期间，聂耳年年各门成绩都是优秀。
聂耳从小就表现出良好的音乐天赋，先后学会了吹笛子，演奏二胡、三弦、风琴等乐器。
1925年，聂耳小学毕业，同年考入了云南省立第一联合中学。在学校学习期间，聂耳广泛阅读了《东方杂志》、《创造月刊》等进步书刊，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等革命思想的影响，并热情投入到为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支援“五卅”受难工人的宣传、募捐演出活动。这无疑为他形成进步的世界观打下了基础。
中学生活，使聂耳在音乐、文艺方面的爱好和兴趣有了进一步增长。而且他开始对在昆明等地民间广泛流传的“洞经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街头艺人弹“洞经调”的时候，他常常站在一旁倾听，这对聂耳日后的音乐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例如名曲《翠湖春晓》就是吸收了洞经音乐的养分创作而成的。
这期间，他对外语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尽管学校的功课已经够多了，但他总是晚上挤出一些时间到英语学会，或是基督教青年会去听英语课。在英语学会，聂耳认识了一位外籍教授柏希文。柏希文是一位博学家，不但会英、法、德、拉丁语，而且还是有名的钢琴家和音乐理论家。通过和柏希文的接触，聂耳对钢琴、小提琴等西洋乐器有了了解。同时，在乐理方面进步不小，为聂耳日后的音乐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初中毕业后，15岁的聂耳考入公费的云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高中部“外国语组”学习英语。聂耳很聪明，再加上初中时曾补习过英语，因而学起来不吃力，有时还经常进行对话表演。
聂耳在省立师范读书期间，不但学习刻苦努力，而且思想要求进步。在大革命处于低潮，蒋介石叛变革命，全国一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聂耳秘密地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事刻印、张贴传单等革命活动。他背着家里人和几位同学报名参加了“学生军”，认为这是参加实际革命斗争的好机会，并被送到湖南郴州驻地编入“新兵队”受训。在那里，他亲历了旧军队内部的黑暗与腐朽：经常无端遭到军官的凌辱与惩罚；经常吃不饱饭。后来在同乡的资助下，他几经周折又回到了昆明，继续在省立一师学习。后又因形势所迫聂耳离开了学校，乘海轮从香港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后，聂耳除了努力工作维持生活外，抓紧一切时间学习英文、日文；并按照专业标准自学小提琴。4个月后，他经人介绍参加了共产党领导下的进步群众组织“反帝大同盟”。他一面努力工作挣钱、学习；一面积极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这时，他对上海越来越熟悉和适应，结识了一些从事电影工作的人，挣的钱渐渐地多了，有条件多买一些书看，还买了一把小提琴，努力钻研音乐艺术。但是好景不长，很快他又失去了工作，生活又一次陷入了困境。
有一天，聂耳在《申报》上看到了“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学校”招考演员及练习生的启事，聂耳当即去报了名，并被录取。这样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使他迈进了自己喜欢的音乐事业。这时聂耳19岁。
聂耳在音乐艺术方面虽然有很好的天赋，但毕竟没有进入专业学校受过正规的教育和训练，因此在音乐理论和技巧方面水平是不够的。为此他抓紧一切时间刻苦练习小提琴。先是向首席小提琴师王人艺请教，后来又跟随奥地利人普杜什卡学习。此外，他又对和声学、作曲法等进行自学，并且开始有了对音乐创作的尝试，先后写了小提琴曲《悲歌》、口琴曲《进行曲》与《圆舞曲》等。他还参加了明月社，和其他年轻演员一样参加练习、演出、看电影。
“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大举入侵东北三省，给了聂耳很大的震动。于是他在电影刊物《电影艺术》上发表了《中国歌舞短论》，笔锋直接针对黎锦晖的“为歌舞而歌舞”的错误倾向。文章内容深刻，笔锋犀利，成为他和明月社的决裂书。这样他离开了明月社，进了“联华影业公司”，从此聂耳进入了电影圈。工作之余，聂耳又参加了上海“剧联”成立的音乐小组，组织革命音乐工作者参加当时的进步电影和戏剧运动，并研究群众歌曲的创作。
1933年初，聂耳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时刻，经田汉介绍，由左联负责人夏衍带领宣誓，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在党的直接教育引导下，聂耳以饱满的革命激情，更积极地投入到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革命音乐创作中，经过艰苦奋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音乐的先驱者，人民的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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