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协和到上海_张金哲院士事迹

时间：2023-06-06 名人故事版权反馈

【摘要】：从协和到上海_张金哲院士事迹第二章　定立志向考入燕京中学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到了考大学的时候。中国当时刚刚建立空军，张金哲就想考空军。1919年，协和和汇文两大学合并，女子协和大学则在1920年加入。对在全校范围内成绩最为突出的学生授予金钥匙奖，是最高荣誉奖赏。另外设有奖学金，奖给各学院成绩优秀的学生，理学院医预生常榜上有名，张金哲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氛围中，张金哲也培养了广泛的兴趣。

从协和到上海_张金哲院士事迹

第二章　定立志向

考入燕京

中学的生活很快就过去了，一转眼就到了考大学的时候。当时大部分学生从小就受教育，知道中国还是殖民地国家，于是都想学军事，张金哲也不例外。中国当时刚刚建立空军，张金哲就想考空军。虽然他不戴眼镜，可是体检时视力不行，空军就无法报考了。空军不行，他就想考航空工程，觉得也是一样报效国家。可是当时可报的学校并不多，因为“七七事变”后，华北被日本人占领，所有中国人自己办的学校都关门，北大让日本人接管了，变成了日本大学，其他只有外国人办的学校。天津虽有一个工程学校，但只有土木工程，没有航空工程。于是张金哲就报了三所大学:燕京大学、天津工商大学和辅仁大学，这三所大学都是外国人办的。燕京大学报考了医学预科；天津工商大学报了建筑专业；又因为他有绘画兴趣，辅仁大学报的是美术专业。而且当时大家有这样的认识，认为时局动荡，学的科目最好不要和政治有关系，而医学、美术、建筑都是脱离政治的。燕京大学入学考试国文题目为“入学志愿”，张金哲写下了《不为良相宁为良医》一文，从而获得高分，并由于古文底子好而被准予免读大一大二国文必修课。与此同时辅仁大学美术系也录取了他。那时溥心畲任辅仁大学美术系主任，张金哲出于对溥心畲的崇拜就报了美术系。当时有“南张北溥”的说法，南张指的是张大千，北溥指的就是溥心畲。但是当时第一个发榜的是燕京大学，张金哲就去燕京大学报到了。过了三个月后，溥心畲还给张金哲写了封信，欢迎张金哲到他那儿去。正是因为这样的阴差阳错，中国便少了一个画家，多了一个医学家，从此张金哲与医结缘。

燕京大学由前通州协和大学、前北京汇文大学、前华北女子协和大学合组而成。1919年，协和和汇文两大学合并，女子协和大学则在1920年加入。当时分设男女两校，男校在崇文门内盔甲厂，女校在灯市口同福夹道。1926年夏，西郊新校舍落成，男女两校同时迁入[1]。燕京大学分文、理、法三学院，理学院下设化学、生物、物理、数学、家政等五学系，医预科就附设于生物系[2]。1925年协和医学院停办了医预科后与燕京大学签订了协议，医预科改由燕京大学继续办理。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期限为三年，其课程标准，与协和医学院所订相同，且与协和医学院本科第一年的课程相衔接。学生在燕京大学医预科修业三年，之后可通过入学考试升入协和医学院本科，如果未被录取则仍回燕京再修业一年期满，待考试成绩及格，可以领取燕京大学理科毕业证书[3]及理学士学位。

燕京大学的主修课程是按协和要求设置的，但在全部课程设置上有燕大独具的特点。主修课程有:中文，一学年，由文学院中文系教师授课；英文，两学年，由文学院西语系教师授课；数学（微积分），一学年，由理学院数学系教师授课；物理学，由理学院物理系教师授课，包括大学物理一学年、生物物理一学年；生物学，由理学院生物系教师授课，包括普通生物学一学年、脊椎动物比较解剖学一学期、无脊椎动物学一学期、胚胎学一学期；化学，由理学院化学系教师授课，包括普通化学一学期、定性化学分析一学期、定量化学分析一学期、物理化学一学期、有机化学一至二学期；体育，三学年，由文学院体育系教师授课。医预生和理学院主修其他学科的学生，同时同课堂上课，包括实验课在内的所有内容全无差别。授课教师大都是名教授，重视发挥学生的学习自觉性，特别着眼于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讲课不照本宣科，引导学生既不死读书也不读死书，实验课强调科学精神和态度，损坏仪器要照章赔偿，养成严格、严谨和爱护公物的良好习惯和作风[4]。燕大实行学分制。必修课以外，文、理、法三个学院的教师向全校开选修课，每课均计学分，由学生根据自己的志趣和时间进行选择和安排。医预生每年都有占一定比重的选修课学分，必须完成。选课的范围没有约束，例如，免修英语的学生可选西语系的其他外语；喜欢物理的，还可选电学；所有同学都有机会选文、法学院名教授和学者主讲的中国文学、中外历史、哲学、社会学、经济学、音乐以及宗教学等多种门类的课程。(www.guayunfan.com)医预生课程很重，上课、作业、考试、实验之多，全校闻名。每个星期有两三个下午要自己动手做实验。指导教师要求非常严格，如出现错误，不予验收，必须重做，一丝不苟。另外，因为协和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医预生必须利用好燕大这个中西合璧的特殊环境，打下扎实的听、说、读、写的英语基础。教医预生英语的老师课堂上常选些文学作品讲解，课下还有小说读物作补充作业，读完后要按原意写出释意文，以加强理解和写作的能力，使学生进入协和以后可以没有困难地适应英语环境。

燕大有一套相当完善的奖励优秀学生的制度和鼓励学生发奋向上的做法。对在全校范围内成绩最为突出的学生授予金钥匙奖，是最高荣誉奖赏。医预科同学常有人获此殊荣。另外设有奖学金，奖给各学院成绩优秀的学生，理学院医预生常榜上有名，张金哲就是其中之一。在燕京大学的三年中，张金哲的学习成绩一直保持前几名，每年都获奖学金，当时奖学金是11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金额，大约相当于一个小学教员的月工资。

医预生的课程虽然繁重紧张，但他们在燕园这个大家庭里，和其他学院学系的同学一起，课余生活丰富多采。协和与燕京都有鼓励学生品学兼优、体魄健全和兴趣广泛的教育方针。学校设有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支持学生参加各种社团联谊活动，包括宗教和非宗教团契、合唱团、话剧团、京剧团、评剧团、田径队和各类球队、周末音乐会，等等。医预学生可以有多种机会培养自己的情趣，发展才华，陶冶情操，学校还不时举办歌咏和话剧演出、英语演讲比赛、运动竞技等诸多活动，医预生也经常作为主力或成员活跃其中。在这种氛围中，张金哲也培养了广泛的兴趣。原本他就对绘画有兴趣，在燕大期间更是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特长。除了绘画，他对于各类感兴趣的活动都积极参加，京剧的爱好也是从那时候培养起来的。后来工作以后，遇到有联欢会他还会粉墨登场表演上一段。张金哲无疑是多才多艺的，每年他都会参加圣诞“弥赛亚”大合唱公演。由于他还参加了话剧社，在话剧社公演《雷雨》中，他负责打光，从而学会了电工技术。在大学期间他还选修了摄影，照了很多现在看来很珍贵的照片，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全部被毁了。除此以外，他又参加了基督教团契活动。团契，本是基督教联谊性的基层团体，燕大自取消宗教课和学生必须参加宗教仪式规定后，便以团契形式作为团结群众的组织。由于燕大实行信仰自由，信奉基督教的学生与不是基督徒的学生自愿组成若干结构松散的小团契[5]。每年暑假张金哲都参加海淀公理会小学义教，还曾经担任毅进团的团契主席。燕京大学的三年一方面让张金哲增长了知识，培养了各方面的兴趣和爱好，另一方面也让张金哲掌握了多项技能，为后来他个性的发展和工作的开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当年在燕京大学与张金哲同窗的还有方圻、吴蔚然等。方圻后来成为著名的心血管病专家，吴蔚然则成为著名的外科学家。他们一直是多年的好朋友。而让张金哲印象最深的则是他在燕京时候的老师侯仁之先生。医预在理学院因不是独立的学系，所以没有专任的教师队伍，但却设有一位全面负责医预生的导师。当时张金哲的导师就是侯仁之，他比张金哲大8岁，张金哲在燕大时他已经是研究生快毕业了，是学历史的。最早他们都住在二食堂（燕京大学某宿舍的名字，楼上是食堂，楼下是宿舍。燕京当时的宿舍，一共有1、2、3、4、5、6楼共6个宿舍，另外还有两个在一食堂和二食堂的楼下）。张金哲与侯仁之交往比较密切则是在燕京关门之后。

1941年12月8日早晨，阴霾笼罩北平，日本侵略军从西苑兵营奔赴海淀，包围并占领燕京大学，对在校师生实行“甄别”，随后将大部分师生逐出校门。15名教职员及十余名学生先后遭到逮捕，被逮捕的教职员有司徒雷登、陆志韦、张东荪、赵紫宸、蔡一谔、周学章、洪煨莲、邓之诚、陈其田、侯仁之、林嘉通、赵承信、萧正谊、刘豁轩等，他们被关押到北平炮局日本宪兵队监狱[6]。当时凡是进步的学生都会被抓起来，张金哲如果后来没去上海，也要被抓。因为协和的学生都被编到北大去继续读书，张金哲不肯去，因为当时北大成了日本人的学校，而不肯去就被说是反日，就要被抓。后来侯仁之出狱后逃到了天津，与他爱人躲在天津岳父的家中[7]。当时张金哲正好也在天津，而那时候谁也不敢去看他，因为他是逃犯，但张金哲算是他的学生，就

经常去看他、照顾他、接济他。1943年2月13日，侯仁之的孩子馥儿满周岁，张金哲还冒风险特地到侯仁之家中，为孩子拍照。这张侯仁之夫妇和馥儿的合影，珍藏至今（见图2－1）。由此也可以看出张金哲从小接受父亲的教育“要做一个正直的人”，一直没有改变。

从协和到上海

从燕京大学毕业后，1941年9月，张金哲顺利地考进入了北平协和医学院。可是这条学医之路一路走来实在是异常艰难。

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协和学制定为八年，其中包括三年预科，学习物理、化学、生物、数学、中文、英文及第二外语等。预科从1917年开办，招收一年级学生及二年级插班生，至1925年停办。此后，协和接收燕京、清华、东吴、岭南、金陵、南开、辅仁等大学培养的预科生。这些学校多数得到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资助，具备培养医预科生的条件。协和的医本科教学正是建立在预科这种经过扎实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学习训练的较高起点之上的。

协和对学生的筛选、考核非常严格。学校每年招收医学生和护士生均未超过30人。学生要经过严格的考试才能进入预科，在以后的学习中，也经常有由于学习成绩不佳或健康状况等原因而被淘汰者。升本科时，学生的录取不仅要看考试成绩，而且要参考预科时的各科学习成绩和教师的推荐意见。曾任协和医院院长的裘祖源教授回忆当时情况说:“我们那年（1923年）是从上海、苏州、广州和北京报考的300多人中录取了30人。考试分笔试和口试。口试主要是考英文的听、说能力。后来我们才知道，口试时打分的项目多达10个，如口齿、礼貌、应答及悟性等。经过八年的学习，我们这一班毕业时只剩下8个人，其余大多数是第四年（本科一年级）刷下去的。”[8]据有关资料统计，从1924年第一班毕业到1943届共毕业318人，平均每年15.9人[9]。从中可以看出这一制度的实施状况，的确达到了“高标准”和“少而精”。协和毕业的学生也受到各医院的喜爱和认可。

张金哲考取协和，本以为就此可以顺利地一心读书求学直至毕业工作。可没过几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关闭。全体学生被强迫编入当时日本人控制的北大。那个时候人们都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觉得不能到日本人那去，于是他拒绝进入日本人的学校上学。后来听说自己在日军黑名单中，1942年的年初二他连夜只身逃亡上海。上海的大学中有同济、震旦、圣约翰等，但同济用德文教学，震旦用法文教学，只有圣约翰用英文教学。于是张金哲就持协和的介绍信投奔上海圣约翰大学借读，但也只上了一年，1942年下半年圣约翰也被日军接管。后来发现同德大学名下还有地下的上海医学院，因为上海医学院已经搬到重庆去了，可是留了一部分在同德医学院里，对外称同德医学院。因而张金哲在1943年通过考试被上海医学院录取为“35班”二年级插班生。当时校址在华山路红十字会医院，院长是乐文照教授，教务长是张鋆教授。还未等入学，汉奸汪精卫政府正式恢复“上海医学院”，张金哲得以正式进入该校学医。

上海医学院创办于1927年。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凋敝、工业落后，医学卫生事业得不到发展。医学院校、科技单位主要有国立、私立和外国人资助三类。国立的寥寥无几，还分成英美、德日等派系。一些有名的医学院，如北平协和、湖南湘雅受美国资助及操纵，建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及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的医院，主要也是由外国人办的教会医院，其目的是通过慈善事业进行传教。当时的医生，大多在上述医院过渡一段时期，以后就自行挂牌开业。颜福庆、朱恒璧先前曾受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率先主张由中国人自己开办为中国人服务的医药卫生事业。加上当时国民政府奠都南京，实行大学区制，国立东南大学改办为第四中山大学，聘张乃燕先生为校长，设文、理、商、法、农、工、医、教八学院，其中商、医两科，分设在上海。前江苏省立医专经政府明令停办，归医学院接收；其仪器设备，一律移交，并指定吴淞政治大学旧址为校址[10]。最初，医学院还没有自己的实习医院，1928年，医学院与中国红十字会相约，借其海格路之总医院为实习医院。但校舍远在吴淞，相距甚远，“学生实习需借汽车为交通工具，往返需时，深感跋涉之苦，且医院房屋陈旧，设备简陋，非加修葺补充，不足供教学应用”[11]。且当时经费不足，仅七万元，经营非常困难。1932年恰逢“一·二八”事变，在猛烈炮火之下，医学院的图书仪器损失殆尽；校舍也毁坏甚巨，在战事未停之前，只能暂借圣约翰大学为临时校舍，召集师生，先行开讲。当时全体教职员中，有服务于后方医院者，有服务于维持会办事处者，有工作于难民收容所者，一面奔走国难，一面筹备复校。待战事停止，圣约翰大学也将开学，于是只得与经济委员会协商，获得同意自建临时院舍，院舍位于海格路第一实习医院左侧，于1932年10月落成[12]。由于战争损失，迁入后各科仪器仅余半数，而学校经济能力有限，一些课程无法独自开出，又与交通大学协商，让本校学生借读。1933年，叶子衡先生捐其坐落在江湾镇之叶园私产，捐建医院，定名澄衷医院，专设肺病疗养部，成为医学院的第二实习医院。一直到1934年，教育部拨发正式院舍建费十万元，1936年又续拨六万元，并得中英庚款董事会之补助建筑费六万元，而中山医院之筹备亦臻成熟，于是在枫林桥之南征地百亩为院舍及中山医院的院址，并于1936年9月全部落成[13]。

上海医学院医科修业年限定为六年，前五年为受学时期，后一年为见习时期。医科教学程序，可分先修、基本与临床三期。第一年为先修时期，非常注重国文、英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救护、毒气等学科；第二、三年为基本训练时期，学科有解剖学、细菌学、生理学、病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寄生虫学等等；最后三年为临床时期，临床教学又分临诊及临床两类，临床学科设于实习医院，分内科、外科、妇产科、儿科、耳鼻喉科、眼科、神经科、X光科、卫生学科、其他各专科，四、五年级学生须在门诊处随教员分科临诊，并在病房学习临床医学；六年级学生则为见习医员，临诊临床，分期在各科见习；见习期满，经各科主任教授认为成绩及格，则交论文一篇，亦经论文审查委员会认可后，得以毕业。

课程方面采用学年制，各科均属必修，分年配列，无选修科目。所列学分，亦只表示该科在全部学程中所占之成分，作为核算成绩之标准。每周一小时之讲授，或二小时之实验室实习或三小时之临诊实习，作为一学分。故讲授与实验得以并重无偏，考试成绩以六十五分为及格标准——此亦与其他各大学迥异——故同学对考试均极紧张与重视，此亦为造成医学院学生孜孜向学因素之一[14]。

张金哲虽然就读上海医学院不过三年，但实际的医学知识从生理、病理、药理、微生物、各科临床包括实习前的见习都是在上海医学院完成的。特别是上医的学风和教学精神对他的影响非常深刻。当时办校非常困难。学校从地下转为公开，政治上要抵制日伪压力。物质上没有校舍，教具贫乏，但是教学要求严格，全部课程包括自由讨论均用英语。学生都是走读，但团结凝聚力很强。张金哲所在的班级共26人，正副班长为杨海源、夏定威，每周都要组织学术报告、文献会、文体活动。对外来的几个插班生同样团结，毫不排外。张金哲由于课外兴趣较广，又在上海无家，参加京剧社，又能拉能唱，很快得到刘贻芳等同学及薛邦琦教授等的特殊关照。他也喜欢运动，在全院运动会上，他和李其学代表班级赢得了羽毛球双打冠军。读大学的时候张金哲的学习成绩一向很好，一般都是前三名。到了上海医学院后，也一直名列第二。第一名是刘贻芳，第三名是孙曾一。于是大家推选他为班会秘书。

接下来就进入医学生的轮转实习阶段。张金哲进行轮转实习的医院是华山医院，以前叫红十字会医院，简称红会医院。当时上海医学院自己建了新的大楼，即中山医院，比红会医院条件好很多。红会医院当时还是平房，只有手术室是两层的小楼。但后来日本人占领了中山医院，于是实习只能在红会医院。当然另外还有圣约翰的同仁医院、弘仁医院、广慈医院，还有震旦的医院、同济的医院。但从医疗的水平来说还是红会医院比较好。就在张金哲进入轮转实习那年，他组织编了一本Interns　Pocket　Book（《实习医生手册》）。

《实习医生手册》于1945年3月由上海医学院＊35班同学编著，张金哲主编，上海太平印刷公司承印。1947年上海龙门书店影印再版，行销全国。这是张金哲在上海医学院学生时代一件非常值得纪念的事情。

＊35班:原意是“民国35年毕业班”，即应于1946年6月毕业的一班学生。之所以编写《实习医生手册》，是因为当时同学们开始了临床见习（不住院的实习医生，但也轮流值夜班）。由于初次接触病人，毫无经验，病人受苦，自己也为难。于是张金哲在班会上提出:每个人把第一轮的工作常规与个人经验记录下来，集中整理，以供下一轮的实习生参考，进一步加工整理成册，对明年实习也有帮助，并且对下一班同学也有用。这一倡议立刻得到全班的拥护，公推张金哲做主编，决定出版《实习医生手册》。初步编写计划送交学校领导审阅，上级大夫教授们都认为编这样的书没用，认为这种工作手册都得自己编写，而且各个医院不同的时期总要更改。但当时教务长张鋆（解放后他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却特别支持，他说“你们这是前人种树为后人看花，是大好事，你们应该做这个，有用，怎么就没用？”作为一个流亡学生，初到上海，人生地疏，出书谈何容易。而使张金哲最终有信心接受任务，主要是上医的团结学风与班会的凝聚力。决定一旦定下，具体工作就靠大家分工:裘麟跑出版社，拉广告；夏定威多方筹款，寻求赞助；全班同学人人找材料参加编写；王之桐与高年级同学牛宝成作英文总校正。当年的寒假大家都没有休息，张金哲也放弃了回天津的打算。终于在1945年初完成出版，因限于经费，当时只印了300册。但是这是由学生自发组织的，并最终得以出版，使每个参与者都得到了锻炼，这在当时已是了不起的胜利。当年为了筹款，他们曾到德国拜耳药厂拉广告。当时希特勒政权尚未垮台，接待人神气十足地训斥他们说:“你们的书只印几百本，有多少广告作用，要一群不懂事的孩子为我们世界第一大药厂作广告，岂不是笑话。”他们只好怒目而视，拂袖而去。为了筹款，夏定威托朋友请了一个木偶剧团，又通过震旦大学一个同学免费借了震旦大学的礼堂，在一个星期日上午举办一次筹款义演。同学们纷纷推销戏票，参加服务。特别是女同学身着节日新衣热情服务。筹款虽然不多，对他们来说还是很有帮助。更可贵的是通过这次规模性活动，使同学们更加关心这本书，更加关心集体，更加团结。此书印成之后，李其学从家里拿出一些织锦缎零头做封面，特制了26册锦面烫金精装本，每人一册作为同班纪念，照了合影。并且每人做了一只“35班标志”的银质纪念戒指。举行了隆重庆功大会。

后来买的人多了，需要再版，专门搞翻印外文原版书的龙门书店（后来搬到北京叫科学出版社）又再次出版，但他们把著者和前言都取消了，当外国书卖。后来张金哲到北京发现一位年轻的大夫买了这本书，版本都一样，里面的编排也一样，出版社却改成外国的Longman（朗文）。这一经历令张金哲终生不能忘记。因为这本书，张金哲给上海医学院和后来在北京一起工作的老教授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写过一本书，起码反映出他的知识比较扎实。

1945年日本投降，张金哲于1945年6月回到北平，于中和医院（人民医院前身）任外科实习医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不承认汪精卫政府下的上海医学院这个文凭，必须通过一个特别的“甄选”考试。考试于1946年举行，因此正式文凭上写的毕业年限是1946年，而他直到1947年才拿到毕业证书。如此坎坷的大学经历，更激励了他强国奋进的思想。

图2－2　张金哲大学毕业照

而由于他在协和、圣约翰和上海医学院都呆过，对这些医学院的教育方式也深有体会。他就读的医学院都是英美系统的，主要是美国系统。拿医学教育系统来说，都是约翰·霍普金斯的弗莱克斯纳（Flexner）系统的，即先学基础，学临床，然后实习，然后住院医师制。当时与之相对的还有麦克马斯特（MacMaster）系统，加拿大和法国就有这样的做法，这一系统跟中国过去的师带徒差不多。头一天上学，还不懂得医学，老师就带学生去看病。譬如看肺炎，学生还不懂什么叫肺，就让学生看了几个病人。学生自然就会问老师什么叫肺，老师便给学生解释，带他到解剖室做解剖，看结构；学生接着就会问，肺是做什么的，老师就带他到生理实验室做生理实验；接下来学生又想知道，病人是怎么得肺炎的，老师会告诉他是有肺炎球菌，并带学生到细菌实验室进行研究；细菌把肺会变成什么样？接下来就带学生到病理实验室看肺炎标本；之后这个病该怎么治，就到药理实验室看该用什么药。这样五年过来，学生对于常见病都会看，而且还会讲，还会动手，会做研究工作。

图2－3　张金哲毕业文凭

张金哲对这一教育方式还是很欣赏的，但他也知道目前在中国实行麦克马斯特系统是行不通的。20世纪80年代末，钟世藩在上海中山医科大学当校长的时候，采用麦克马斯特系统试了两班都失败了。因为弗莱克斯纳系统可以大班教育，一班可以60人，甚至100多人；但是麦克马斯特系统一组最多10个人，如果60个学生至少需要6个教授带，只能是小规模办学教育。以中国的情况来看只能是大规模的办学。但他后来带研究生的时候还经常用这样的教育方式。

相遇人生伴侣

张金哲之所以去上海读书还有一个原因是与他的爱人有关。张金哲的爱人名叫沈恩濂，从1943年结婚起，至今他们已相伴度过了68个春秋。沈恩濂是他生活中的贤内助及工作上的好帮手。

1921年12月10日，沈恩濂生于天津静海县良王庄乡。良王庄乡是天津市静海县下辖的一个乡，位于天津市西南部，静海县北部。沈恩濂不但长得美丽大方，从小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家庭中的传统教育是儒家的，而她的父亲曾经庚款留学，在英国留学八年，又深受英国的传统教育影响，因此沈恩濂从小的教育也和张金哲一样是中西方融合的。

图2－4　张金哲赠沈恩濂的“仕女荡舟图”

沈恩濂幼时曾随父母到过全国很多城市。小学中学也多是外国学校，分别为九江儒丽、北京圣心、天津圣约瑟等教会女校。沈恩濂在学生时代就表现出活泼、热心等特点，尤喜参加文体活动，学生时代还登台表演《麻雀与小孩》，曾获九江市小学运动会低栏冠军。1941年在天津与张金哲结识时，沈恩濂就读于天津圣约瑟女校。天津圣约瑟女校是为居住于天津的法国外侨开办的走读兼寄宿的学校，其旧址为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仁慈堂创办的教会学校。该建筑筹建于1923年，1926年建成投入使用，位于当时的天津法租界的贝拉扣路（今天津市和平区哈尔滨道182号）。1914年，圣约瑟女校交由圣芳济圣母会接办管理，分设法文班和英文班，当时在此学校高中毕业可参加英国剑桥大学鉴定考试并升入国外大学。

张金哲与沈恩濂的相识是经双方长辈的介绍。沈恩濂的父亲是工程师，时任天津建设局局长，而张金哲的舅舅当时则是天津财政局局长，双方都熟悉，于是就介绍他们认识了。1941年12月4日他们正式结识，当时张金哲正在北平协和医学院读书。由于两人所受教育相差不多，张金哲是儒家与美国教育的融合，沈恩濂是儒家与英国教育的融合，兴趣和话题也很投机，于是两颗心就这样越靠越近了。

可是他们在一起的时间并不多。很快，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协和医学院被迫关闭，张金哲因不愿被编入日本占领的北大医学院，被迫逃亡上海，就读圣约翰大学。暑假回到了天津，1942年6月6日，张金哲与沈恩濂订婚。当时他们都没毕业。张金哲本想去内地，去大西南继续学业，但沈恩濂的父亲希望张金哲去大西南前先与女儿结婚，结婚以后再带她一起去。于是，1943年的7月7日，张金哲又回到天津，与沈恩濂正式结婚。可是婚后他却发现大西南去不了了。因为在1942年的时候日本人大扫荡，1943年去大西南的主要的路都被封死。后来张金哲觉得上海医学院也不错，就回上海继续念书。就这样，张金哲奔赴上海求学，沈恩濂则辍学，二人两地分离。

图2－5　张金哲订婚照

1944年6月他再次回到天津与妻子相聚，回去时正值津浦路沿线水灾，交通受阻。张金哲不愿总闲着，觉得不能浪费时间，就在方先之[15]那里帮忙。方先之是老骨科大夫，也是协和的教授。北京协和医院被迫停办后。协和很多知名医师都纷纷到天津暂避，方先之到天津不久，张纪正、柯应夔等原协和医院医师就与方先之商议，准备筹办天和医院，意思是“天津的协和”。天和医院于1942年7月1日正式开业。张金哲因为也算是协和的校友，就去找他，希望能在他那学习。他毫不犹豫就答应了，于是张金哲在天和医院一边学习一边帮忙。方先之是搞骨科的，所以张金哲也就跟着他学了些骨科。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也给方先之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后来方先之也帮助过张金哲，那是在张金哲工作之后，张金哲介绍学生潘少川又去跟他学骨科。

图2－6　张金哲结婚照

交通恢复（10月底）后，张金哲再次告别了妻子，又回到上海继续他的学业。直到1945年张金哲结业后在北平工作，沈恩濂才又与他团聚，在这之后两人便一直相伴。也许正是因为有沈恩濂的全力支持，才有了张金哲的不凡成就。张金哲总是尊称其为沈老师，每每在提到她时，也总是赞不绝口。1983年，在他们结婚四十周年之际，张金哲还特地填写了一首反调西江月词，作为纪念:

上阕:星移织女牵牛

地转宁河静海

世事沧桑四十载

卿我相知相爱

下阕:天崩七鹊徒悲

春来万苍争彩

劫后余生人半百

人老壮心不改

说起沈老师这一称呼，一是张金哲表示对爱人的尊敬，另一方面是因为沈恩濂原来在北大医院的药房工作，退休后又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护校教英语，所以包括医院同仁以及全国小儿外科朋友，都叫她沈老师。

结婚后，沈恩濂最主要的工作可以说就是全心全意地协助丈夫。1949年之前，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贵妇人参加工作就变为职业妇女，就是降低身份。不但女方降低身份，连男方也会被认为降低了身份，因为他连老婆也养不起。所以一开始沈恩濂也没有参加任何工作。直到1953年，国家号召有知识的妇女都来参加工作，她虽然什么工作都不会，可是她英语很好。那个时候正好英语人才是个缺口。外国跟中国断绝关系，学校也不重视英语教育，英语人才断档了。但是医院用药还得用外国药，所以药房非常希望有人懂英语，能看懂药物广告、说明书，懂得该不该用、怎么用、该不该引进。因此她就在北大医院药房工作了。逐渐地，进药、用药、配药都学会了。那时候结核病很多，也是很重要的疾病，北大医院专门有结核病院，她就在那里工作，当上了药房主任。“文化大革命”后，结核病院关闭。她又回北大医院做普通药剂员，直到56岁退休。

她的工作任务也是繁重的，但她从来不让张金哲为家务、为经济、为老人、为孩子操心。

在经济上，她坚持节俭持家。一开始在北京组织家庭时只有丈夫一人有工资且工资收入很低。解放前夕国民党腐败垮台，货币贬值，物价飞涨，一日三变。家中又添了两个孩子，长女张建琪和次女张建玫分别于1947年和1949年出生，生活异常困难。在这种情形下沈恩濂也从没向丈夫叫过苦。到了解放初期，工资也都很低。丈夫虽是主治医师，但工资不足100元，她本人只有37元。当时她的老父已故，母亲和她同住。自己已有两个孩子，年轻夫妇要每天上班，请了一个保姆帮忙。一家六口生活倒也安排有序，和乐融融。20世纪50～60年代，每月收入都不高，丈夫虽为外科主任，算高薪也只有180元，她自己直到退休也只有53元。然而1968年“文革”抄家竟抄出7　000多元的存折。说明她不声不响节约度日，每月生活都有结余。改革开放以后，她的退休工资只有30余元（几经调整，至今也不过一千余元），好在国家照顾知识分子，丈夫的收入渐增。并且还有稿费、奖金和各种劳务费。她却欣然支持丈夫把稿费、奖金存在科内公用，资助困难患儿。她同意丈夫的观点，认为著作与评奖都是全科的劳动。陪同丈夫外地会诊、手术，她支持丈夫拒收劳务费，她认为国家已付工资，应该包括工作时间内所有劳务。

在生活要求方面，她也崇尚简朴。1960年张金哲一家搬入北京儿童医院宿舍（70平米两居室），直至2002年，因该宿舍计划拆改，才由医院安排搬到鹏润家园豪苑（160平米）。40余年，丈夫曾任主任、副院长、教授、院士，几次升级，领导都安排扩大住房，她都支持丈夫婉言谢绝。而当时的年代，常见的亲朋、同事中，不少人都已逐渐拥有良房汽车。她仍是“知足常乐”，不为所动。丈夫荣选院士后，医院照顾周密，工资补贴不断提高。可她依然安享简朴生活，坚持节俭，不肯有丝毫奢侈浪费。

在待人方面，沈恩濂更是得到了一致的称赞，家人对她非常信任。在天津为张金哲的二弟相亲时，婆婆总是带着她同行，希望她能帮着参谋参谋。解放前夕京津阻隔，婆婆听说儿媳每天临时买一斤米做饭，觉得生活太紧，辗转托人带钱予以补助，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她们良好的婆媳关系。她随丈夫迁居北京后，公公要处理北京事物、买房、过户等工作，也并不找自己的儿子，而是委托她代表处理。她对待丈夫更是夫唱妇随。她生在英国气氛的家庭，读的是外国学校，对京剧完全陌生。然而因为丈夫弟兄都喜欢京剧，她也逐渐培养对京剧的兴趣。1954年春节，在北大医院的联欢会上，她竟能与丈夫同台彩唱。年老后还经常陪同丈夫并肩观看京剧电视。对待子女，循循善诱，以身作则。丈夫一向忙于工作，“文革”期间又是斗争对象，子女都分散下乡。那是最困难、最关键的时期，维持家庭工作便完全落在她身上。就在那样的混乱时代，沈恩濂能使他们都受到大学教育，都有正当工作，都组织了和美小家庭，就很不简单。而在张金哲的工作中，特别是和国内外同行交往中，她更是起了半边天作用。她退休后参加接待外宾工作时已经60多岁，很快被大家称为“Famous　Elizabeth”。台湾的郑璧娘（洪文宗夫人）、香港的埃米·谭（谭广亨夫人）、美国的艾伦·布朗斯特（布朗斯特夫人）都把她当成姐妹甚至妈妈。国内同事如范炎、王凤云，丈夫同事如赖炳耀、童尔昌，以及间接朋友江泽熙等都曾来往密切。

图2－7　张金哲一家三口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位美丽、善良、能干的妻子，张金哲才得以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事业中去，全身心地钻研医学的新领域。

图2－8　张金哲院士与夫人沈恩濂近照

【注释】

[1]王学珍，张万仓编:《北京高等教育文献资料选编1861～1948》。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33页。

[2]同①，第940页。

[3]同①，第556页。

[4]董炳琨主编:《协和育才之路》。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45页。

[5]张玮瑛，王百强等主编:《燕京大学史稿》。北京:人民中国出版社，1999年，第26页。

[6]陈明远:《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上海:文汇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

[7]侯仁之:《燕京大学被封前后》。见:《世纪风云》，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选编，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48页。

[8]裘祖源:《协和旧事琐谈》。见:《话说老协和》，政协北京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第162，16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