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生平介绍_左宗棠的一生

左宗棠生平介绍_左宗棠的一生

青少年时代的左宗棠

左宗棠，字季高，生于嘉庆十七年，湖南湘阴东乡左家瑕人，少时家境不济，是个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祖父左斐中，国子监生，父亲左观澜，也是个秀才。父子都靠教几名学生，收入微薄。左家当时有地几十亩，每年可收入四十八石租谷，自家也耕种一点土地，属于“半耕半读”的家庭。后来左宗棠在兰州时曾以此为誉，在自己门上贴有“耕读第”字样。左宗棠的幼年时代，由于家庭变故，生活已很拮据。有时遇上荒年，田亩歉收，甚至到了用糠菜充饥的地步。左宗棠出生后，母亲因乳水不足，经常用米嚼成汁来喂他，仍然吃不饱，只是哭，把肚脐眼哭得突了出来。

左宗棠从小聪慧过人，十五岁赴童子试，第二年赴府试，得第二名。可就在这期间，父母双双病故，欠下一大笔债，无法偿还。道光十二年（1832年），左宗棠二十周岁，无依无靠。原先他父亲替他订下一门亲事，岳父家在湘潭，比较富有，左宗棠就入赘周家，其妻周诒端，善诗文，人也贤惠。先此一年，即道光十一年，左宗棠到长沙城南书院，拜山长贺熙龄为师。

贺熙龄是长沙人，进士出身，历任编修、学政等职，属经世致用学派。贺熙龄有个长兄贺长龄，官至按察使、布政使、巡抚、总督等职，家中有许多藏书，左宗棠经常去借读，有机会和贺长龄一起纵论天下大事，两人十分投机。贺长龄便答应家中所有藏书，都任他借阅，但还书时，总要问其所得，左宗棠对答如流，并能“互相考订”。左宗棠很快地扩大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他曾经潜心阅读了贺长龄主编的《皇朝经世文编》，这是一部嘉庆以前名臣、学者讨论国计民生的论文。在这之前，他还读过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和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所有这些，都使左宗棠经世思想迅速形成。

道光十二年，左宗棠应本省乡试，没有考上，主考官徐法绩在落选的名单中，又选了六个成绩稍好的，左宗棠应选其中，中试第十八名举人。在封建社会，中了举人，便可以进京参加会试，如能考取进士，便可由朝廷派官任职。在妻子周诒端和族人的帮助下，左宗棠凑足到北京的路资，但是揭榜之后，名落孙山。之后，左宗棠又先后两次进京应考，都落第而归。

会试的失败，使左宗棠失去通过考试跻身仕宦阶层的信心，而在“经世致用”上继续探索。他费了很大力气从事地图绘制的研究，发现以往地图绘制多不准确，注解也牵强附会。他重新绘制的地图力求纠正过去的错误，在妻子周诒端的帮助下，绘制地图，作地图解释。又摘抄各省通志和西域图志，把山川、关塞、驿道、城池分门别类，汇成几十大本。对新疆地理尤感兴趣，曾认真研究过新疆的地理形势。左宗棠尽管当时处境艰难，但对国家大事却十分关心，在一副对联中他这样写道：

身无半亩，心忧天下。

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这副对联，表明他的豪情壮志。他拼命读书，研究兵事、农书，甚至栽茶、种桑也在他研究范围之内，知识的广泛涉猎，越发使他希望有一天能为国家效力。

在嘉道年间，知名的封疆大吏要算陶澍和林则徐。陶澍在两江总督任内，有一次回到湖南安化老家，途经醴陵，当时左宗棠正在绿山书院讲学，知县为陶澍建馆舍，就请左宗棠替他写了几副门联，其中一副写道：

春殿语从容，十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上联的“印心石”，是陶澍家中的一块奇石，清仁宗皇帝知道陶澍家中有此宝，就为他写了“印心石屋”的匾额。陶澍看了十分高兴，便请左宗棠和他见面。两人纵淡国家大事，语言契合，陶澍特地多留左宗棠住了一天，称他是“奇才”。左宗棠第三次进京赴考落第之后，曾特地绕道到南京去见陶澍，并在他那边住了几天。道光十九年，陶澍病故，遗孤陶桄刚刚九岁，贺熙宁是陶澍的亲戚，又是左宗棠的老师，就介绍左宗棠去当陶桄的教师，并帮他照料家务。就这样，左宗棠在陶家住了八年，饱读了陶家的藏书及陶澍的奏疏，体察了清代官场和政治的得失，这对左宗棠日后政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左宗棠勤于钻研，又将所学与国家大事的发展相联系起来，经常纵论古今兵家得失。贺熙宁很看重他，说他“谈天下形势，了如指掌”，并亲自作了一首诗赞扬他：

六朝花月毫端扫，

万里江山眼底横。

开口能谈天下事，

读书深抱古人情。

左宗棠从年轻时代就有强烈的爱国思想。道光十三年（1833年），在民族危机的时刻，他就写了这样一首诗：

西域环兵不计年，当时立国重开边。

橐驼万里输官稻，沙碛千秋此石田。

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

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

鸦片战争爆发后，他对如何打败英国侵略者十分关心，曾经写成《料敌》、《定策》、《器械》诸篇，对如何打败侵略者，提出自己的看法。

林则徐在任云贵总督时，曾经请左宗棠做他的幕僚，但左宗棠不忍心离开陶澍的儿子，就没有应邀前往。后来，林则徐辞官回籍路过长沙时，特地约他到湘江船上畅叙通宵。左宗棠很崇拜林则徐，同时林则徐也十分器重左宗棠。1850年，林则徐去世时，左宗棠写信给林则徐的儿子表示哀悼，其中特地谈到那次在湘江舟上和林则徐畅叙的情况。并写了一副挽联：

附公者不皆君子，间公者必是小人，

忧国如家，二百余年遗直在；

庙堂倚之为长城，草野望之若时雨，

出师未捷，八千里路大星颓。

这副挽联，对林则徐爱国主义思想作了高度的评价，但也暴露了左宗棠主张镇压农民战争的思想，这种思想使他后来成为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和打手。

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发迹

咸丰元年，洪秀全领导的农民起义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首揭义旗，很快成为燎原之势。第二年太平军出广西，进攻长沙，当时湖南巡抚张亮基，原是林则徐的门生，林则徐在云南任总督时，张亮基在云南任知府。而张亮基又和湖南益阳的胡林翼是好友，胡林翼和左宗棠同岁，是陶澍的女婿，左宗棠又把自己的女儿许给陶桄做妻子。这样胡林翼也就成了左宗棠的亲戚了。太平军进攻长沙时，胡林翼就将畅晓兵书的左宗棠推荐给张基亮当幕客，并亲自写信给左宗棠，劝他赶快出山，并说，设若湖南都被太平军占领，你所避居的青山梓木洞能得安全吗？左宗棠接信后，便起程来到长沙，投入张亮基幕府，替张亮基筹划军事。但为时不久，张亮基调任山东巡抚，左宗棠没有跟去，又回到青山梓木洞避居。

骆秉章到湖南任巡抚时，曾多次请左宗棠参与戎机，左宗棠总是不肯。一年以后，即咸丰四年，太平军又攻入湖南，经多方劝说，才又入骆秉章幕府。骆秉章和他经过一段不亲不疏的相处之后，很快地就对左宗棠十分信任。左宗棠自恃才高，又好揽权，骆府中军、政事务，都由他一手经管。由于骆对左言听计从，军中不少人都知道，左宗棠是掌实权的，骆秉章不过“画诺而已”。

因此，有人开玩笑说，左宗棠是左副都御史，而骆秉章不过是右副都御史。几年之中，左宗棠在湖南运筹粮饷，招募新兵，为巩固清政府在湖南的统治，以及支持曾国潘镇压太平军起了重要的帮凶作用。咸丰九年上半年太平军石达开部由江西进入湖南，当时湖南并没有正规清军，各州、县守城大多是地主武装。石达开势如破竹连克湘南州县，直逼衡阳、宝庆。

骆秉章依靠左宗棠在湖南各州县招集民团达四万余人，略加训练后，由原先退籍还乡的夙将统率开赴前线。当时石达开部虽号称二十万，但大多是新加入的湖南、江西会党武装，战斗力并不太强。左宗棠新募集的四万民军成了石达开部的死敌。清军主要靠这支部队和从湖北派来的一部分正规军，在宝庆击败了石达开部。左宗棠镇压太平军，又为清王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是，清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勾心斗角，就在这年冬季，骆秉章弹劾永州镇总兵樊燮的劣迹。樊燮不服，上京控告骆秉章对他陷害，案件自然涉及左宗棠，骆秉章的弹劾有左宗棠的意见在内，奏章也可能出自左宗棠之手。湖广总督官文历来对左宗棠的行为不满，想借这个事件陷害左宗棠。恰好清廷命令官文负责秘密调查此案，并令官文如果发现左宗棠有不法行为，可就地正法。在京中任职的郭嵩焘是左宗棠的同窗，知道此事后，便找当权的肃顺疏通，由郭嵩焘的朋友潘相荫向朝廷上书，陈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并说“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后来郭嵩焘也说，在湖南“骆秉章之功，皆左宗棠之功”。

由于潘祖荫的奏疏对左宗棠的业绩作了充分的评价，为左宗棠解了围。左宗棠的亲戚胡林翼、同乡曾国藩趁此机会，要求重用左宗棠。咸丰十年五月，清廷授左宗棠四品京堂候补，协助曾国藩办军务。左宗棠随即在长沙金盆岭招募五千人就地训练。并在八月间开往江西景德镇压太平军。从此，左宗棠踏上了直接扼杀太平天国革命的征途，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不光彩的一段历程。

按照曾国藩的部署，左宗棠率王开化、刘典到江西，在景德、乐平一带和太平军李世贤、黄文金部作战，防止太平军从皖南进入江西，重演当年石达开占领江西八府五十三县的局面。此后半年多，曾国藩、左宗棠基本上活动在这个地区。咸丰十一年，湘军攻破太平天国占据多年的重镇安庆。同年十二月，李秀成攻克杭州。曾国藩命令左宗棠到浙江镇压太平军，当时浙江巡抚王有龄在李秀成督军入城之后，悬梁自杀。经曾国藩推荐，清廷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左宗棠乘机奏调旧属蒋益沣为浙江布政使。

同治元年，左宗棠率湘军攻占遂安，并向金华、富阳一带进犯，配合英、法侵略军自宁波向西进攻太平军。左宗棠充当清王朝和外国侵略者的帮凶，在浙江残酷地镇压太平军。当时，由于外国侵略者在上海、江苏、浙江，以及曾国藩在安徽、江苏，李鸿章率淮军在上海、江苏，左宗棠在浙江诸路进攻太平军，曾国藩又派其弟曾国荃自安庆挥师东下，在雨花台扎营，直逼天京。www.guayunfan.com

太平军形势急转直下，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同治三年，左宗棠攻下杭州，至此浙江全境几乎都被左军占领。不久，太平天国天京被湘军攻破，余部洪仁玕、李世贤、汪海洋进入江西，但天京的陷落已标志着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左宗棠和曾国藩、李鸿章成了最后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三大刽子手之一。他对太平军恨之入骨，当他知道洪秀全病死之后，为未能将洪秀全“碎尸万段”，深叹可惜。有一次在江西上饶打败太平军时，竟为“毙贼三千有余”而感到“极为痛快”。

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左宗棠又率领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军在河南一带镇压了捻军。几年之后，他受命陕甘总督，残酷地镇压了回民起义。左宗棠作为地主阶级的经世派，对农民起义是恨之入骨的，为了大清王朝的“长治久安”，左宗棠不遗余力地镇压了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这是他一生中最可耻的一页。

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进北京，火烧圆明园。在侵略者的威逼下，清廷派奕和英、法侵略者签订了《北京条约》。当时咸丰皇帝已经逃往热河承德避难。根据《北京条约》，奕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逐步形成一股势力。咸丰十一年，咸丰帝病死热河，由五岁的太子载淳登极，尊生母慈禧为太后，以载垣、端华、肃顺等为顾命大臣。慈禧是个不甘寂寞的人，暗中和在北京的奕勾结，并在回到北京后，发动政变，捕杀顾命大臣载垣、端华、肃顺等人，改元同治，由奕为议政王，慈禧以太后名义垂帘听政，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由于奕是个听命于外国侵略者的人，政变自然使清政府和侵略者进一步勾结起来。因此外国侵略者认为，这个政变是“令人满意的结果”。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在一份手谕中也讨好侵略者说，英法联军进入北京是因为“载垣等复不能尽心议和”，“失信于各国”所造成的，完全是颠倒黑白，替侵略者的罪行开脱。议政王奕于同治元年正式提出借洋兵“助剿”太平军李秀成部。

这一年春天，李鸿章从安庆率部来到上海。李鸿章所部兵员一部分是曾国藩调拨的，一部分即奉曾国藩之命在安徽老家征集的，这就是称这支军队为淮军的原因。部队的装备大多是英国侵略者提供的洋枪洋炮。为了修理和仿制洋枪洋炮，李鸿章在上海办了一个规模很小的上海炮局，这是洋务派开办军事工业的第一个工厂。

向西方学习，创办近代化工业，这是历史进步的要求。魏源、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时期，便认识到外国侵略者还有可以“师效”的一面，于是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学习西方的第一步就是学习坚船利船，目的是用这些坚船利炮抵制外国侵略者的侵略。在太平天国运动中，李秀成也提出过利炮思想，并亲自在苏州仿造过，在被俘之后又提出“防鬼反为先”的主张。而洪仁玕更提出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资政新篇》。

向西方学习，是历史的趋向，但不幸的是太平天国失败了。重新兴起的洋务运动却是为解决“心腹之患”而兴起的，奕、李鸿章等著名的洋务派都是早就和侵略者勾结的，他们的政治倾向对内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外则代表了外国侵略者在华的利益。不过，在洋务派中情况并不一样，左宗棠也是当时著名的洋务派，但他的经世致用的思想，使他承继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爱国主义思想。因此，左宗棠在办洋务的活动中，更多的是考虑到国家的安全和富强。

同治五年，左宗棠在福州马尾创办了福州造船厂，当时称福州船政局。他在给清廷的一份奏折中，对创办福州船政局的必要性作了充分陈述。他认为，在两次鸦片战争中，侵略军的兵舰之所以能长驱直上天津唐沽，就是因为敌人有先进的轮船，可以纵横海上，而我军因没有此种轮船，无法抵御。如果没有先进的军舰，沿海藩篱便如同虚设。他计划在福州船政局建立之后，“备成一船之轮机，即成一船；成一船，即练一船之兵。

比及五年，成船稍多”。在他看来，如果认真筹办，五年便可以建立一支像样点的船队，不但可以“巡洋缉盔”，还可以有点力量和侵略者抗争；比较可贵的是，左宗棠在这分奏折中还把造船和发展经济联系起来，所造船只可以在海上运输货物，沿海各省利益在海上而不在陆地。即使用船来运输漕粮，也方便得多。这样一来，便可以达到“百货萃诸廛肆，鱼盐蒲蛤足以业贫民”。在鸦片战争中林则徐就认为，广东三山六海，只有让百姓出海经商，才能富裕起来。左宗棠的以船运货思想和林则徐是颇为相似的。

左宗棠下定决心开办船厂，当然主要是为了国防。但当时要不要办造船厂意见并不一致，有一种意见认为造船费用太大，不如租船或买船便利。但左宗棠认为，租船和买船不但工费贵，而且受制于外人。外国侵略者绝不会为中国的事业着想，因此在关键时刻，这些船不但调遣不能自如，而且也不能按我们的意思去办。轮船用过一段，就得检修，照样还得求外国工匠来修，不修就不能用。在左宗棠看来，从长远利益看，买船、租船都不如造船。而且造船还要配套，即培养自己的驾驶和检修机器的人员，这样才不会“授人以柄”。

左宗棠认为，只有开办学校，才能培养自己的制造、驾驶、检修一整套人员。他主张免费招收学员，请外国教师来教，首先要学会外语，因为图书、机器都是从外国引进的，不会外语就无法工作。继之是学算学及有关造船技术。因此，当时船政大臣沈葆桢说，福州船政局“创始之意，不重在造，而重在学”。从这点可以看出，左宗棠是极具战略眼光的，只要有自己的技术人员，造船就不会有困难了。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福州船政局办了许多学校，分为英文部、法文部两个部分，下属学校有造船学校、海军学校、计算学校、工程学校、航海实习学校等。这是中国最早培养海军和造船技术人员的学校，后来不少重要的海军将领，如邓世昌、严复、萨镇冰、刘步蟾等等都出自这些学校。当时有个英国海军军官寿尔参观了福州船政局之后赞叹说，船政局的整个制度表现了创办者的天才和才能。

有人把福州船政局和李鸿章在上海办的江南制造总局对比，认为上海江南制造总局条件远比福州船政局优越，但李鸿章没有创办一所学校，目光不如左宗棠远大，这个说法当是事实，办自己的军事工业，是向西方学习的一个步骤，而向西方学习，重在“学”字，只有学到造船知识、制造枪炮的知识以及管理经验，才能创造性地发展，不办学校，就永远得聘用外国工匠，工厂办起来，技术仍操纵在洋人手里，仍然是不会有大的发展前程的。

由于船政局很重视“学”，因此把培养中国的“匠徒”，即技术工人，放在重要位置上。船政局聘请日意格当技术监督，双方协议，按规定时间把中国工人培养到能独立工作，如果教学有方，提前教会中国工人，酬金从优。而且还规定，一旦中国工人掌握技术之后，洋匠一律遣散回国。就这样，福州船政局培养出一批批技术熟练的工人来，这对造船厂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同治五年，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陕甘总督，船政局由左宗棠推荐的船政大臣沈葆桢负责经营。沈葆桢严格按左宗棠的思想办厂，几年之中发展较快。同治十三年（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时，沈葆桢奉命督福州水师去台湾作战，迫使日本政府派员到北京议约，不敢用武力强攻台湾。这次沈葆桢带往台湾的舰只大多是福州船政局自造的。中法战争以前，中国建立起北洋水帅、闽江水师和南洋水师。

闽江水师十一艘兵舰除两艘是从美国购进外，其余九艘均为福州船政局自造的，北洋水师的康济、威远、眉方、泰安、镇海等也出自福州船政局，占全部北洋水师舰只的五分之二；南洋水师的澄庆、横海、镜清、开济、靖远等也出自福州船政局，占全部南洋水师舰只的三分之一。这些船只大多是在光绪元年以前建成的。十年时间造出这么多舰只，成绩是很大的。中法战争的失败原因很多，其中最主要的是李鸿章投降主义所造成的。用中法战争马尾港遭受法舰突然袭击而导致闽江水师全军溃败，来说明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的过错，理由是不充分的。

左宗棠收复新疆的光辉业绩

左宗棠受命督办新疆军务是在光绪元年，当时他已经六十四岁，身体又多病疾。但当他接到清廷的授命之后，却是心情振奋，决心要从阿古柏手中夺回新疆。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就着手为进军新疆创造条件，新疆地处边远，军粮、军需仅是运输一项，困难就很多。为了减少粮食转输困难，他认为西征军在精不在多，围绕这个思想主张，他早就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1.整顿镇驻新疆的朝廷命官和整编部队。左宗棠认为“自古关塞用兵，宜精不宜多”，按照这个原则，他着手整顿在边疆的部队。早在同治十一年（1872年），他就弹劾满洲贵族成禄。成禄是乌鲁木齐提督，新疆吃紧时，清廷命成禄率部到哈密，增援督办新疆军务的景廉。成禄畏葸胆却，按兵不动，长期留守在高台，按编制成禄军十二营，实际上只有一半，长期吃空缺，军饷不济时他就截留景廉的军饷。本来他应归陕甘总督调遣，但他是满洲贵族，根本不理睬左宗棠。这些问题不解决，左宗棠就不要想进军新疆。他向清廷弹劾成禄的种种不法，要求撤换他。清廷下令将成禄革职拿问，将原部十二营根据宜精不宜多的原则整编成三营，划归景廉指挥。另一个满洲贵族穆图善，曾任过陕甘总督，左宗棠受命陕甘总督后，穆图善领兵督办兰州军务。新疆形势紧张时，同治十二年（1873年），清廷命穆图善开往敦煌一带，以备入疆；左宗棠上奏清廷，表示不同意，认为这支部队不得力，“战守具不足恃，他建议将这支部队“遣撤”，以节约军饷，后来清廷把穆图善调入北京供职。

剩下的满洲贵族大员还有景廉，原任乌鲁木齐都统，同治十三年（1874年）受命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人也是苟且偷安、不求上进之徒。而且统部兵员虚缺，原部三十四营，实数应有一万七千多人，实际兵员不足一半，长期吃空缺。更严重的，他自恃为满洲贵族，根本不和左宗棠合作，由这样的人督办新疆军务，左宗棠就不要进军新疆。为扫清障碍，他上奏清廷，要求将景廉调开，由另外一名满洲贵族金顺暂管关外军务，清廷准奏，将其部三十四营，改编为二十五营。这样一来，他基本上扫清了进军新疆在人事上的障碍。

与此同时，左宗棠在镇压回民起义之后，也对所部湘军进行整顿，把老弱冗员，凡无战斗力的皆给资遣回，并且明确宣布凡是不愿随他出关西征的，不论官兵，一律听便，给资回籍。留下来的大多为健壮之兵，而且是自愿出关西征的，战斗力都比较强。

2.筹饷运粮：进军新疆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军饷和粮食转输问题。部队整编发给遣散人员回籍路费，用银达九十万两。而从内地转运军粮到新疆，路程至远又难行走，运费特别高。如一万名士兵，仅从肃州到玉门，路程三百六十里，如果每只骆驼运五百斤粮食，就要一千头骆驼，二百名驼夫。从玉门到哈密路程一千四百里，运价就更惊人了。但由于准备西征，粮饷又非解决不可，他一面向洋商借款三百万两，以救燃眉之急，一面报请清廷拨款应急。清中央政权也希望收复新疆，在权臣文祥的积极支持下，清廷命户部拨款二百万两，批准他借用洋款五百万两，又令各省提前解西征银三百万两。这样，军饷问题才初步得以解决。

筹粮是进军新疆面临的重大问题，左宗棠认为：“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著。事事利钝迟速，机括全系乎此。”而“买粮一事，须预计马步实数，克日行走，到地实用外，再预备裹带数日。一路一处，均须筹计。少买不足供食，多买又裹带累赘”，因此征集粮草数字应是十分精确。假定，步兵每营七百人，马队每营二百五十人，马二百五十匹，一营马队用粮相当于两营步兵。步兵每人每月用粮四十五斤，按此数字，有多少营就筹多少粮。经过几年艰苦转输，由河西运到安西、哈密的已有一千万斤，从哈密运到古城子的约四百万斤，从归化、包头运存巴里坤的，约五百万斤。经过这些准备，便为进军新疆创造了条件。

3.建立兰州机器局。左宗棠知道阿古柏的部队大多用洋枪洋炮，西征军武器装备如不改善，作战将会遇到困难。当时，虽然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局、金陵机器局和天津机器局，但李鸿章是反对左宗棠进军新疆的，自然不会将这些机器局生产出来的枪炮支援左宗棠。在这种情况下，同治十二年（1873年），他在兰州南关创办了兰州机器局，从广东、浙江聘请熟练工人，由总兵赖长筹办，他对制造枪炮有一定经验。这个厂一年之后，便能造出各种枪炮。左宗棠西征军的得力将领刘锦棠的部队开赴新疆之前，就是用这个厂生产出来的枪炮装备的。兰州机器局虽然不大，但在西征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办理新疆军务。

同年，左宗棠调旧部刘典为陕甘军务帮办，坐镇兰州，目的是让他办理粮饷，支援西征军。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以陕甘总督名义，命令汉中镇总兵谭上连进军新疆，记名提督宁夏总兵谭拔萃、记名提督陕安镇总兵余虎恩相继率部入疆。左宗棠的主力部队刘锦棠也同时入疆。左宗棠经过一番调查研究，认为阿古柏与白彦虎有矛盾，阿古柏想保存实力，不一定愿与左军决战，而白彦虎所部系乌合之众，并不耐战。根据新疆地形北高南低，加上乌鲁木齐系北疆重镇，如果攻克乌鲁木齐，南疆就会震动，而我军则会大受鼓舞。

于是，左宗棠决定先进攻乌鲁木齐。并决定以徐占彪五营驻古城一带确保粮路畅通，并防止敌军回窜甘肃，以金顺四十营中的一部协助刘锦棠进击乌鲁木齐，由刘锦棠部负责主攻。新疆百姓颇受阿古柏、白彦虎的蹂躏，一旦知道西征大军进剿阿古柏会起而支援的。一切部署停当之后，左军于八月攻克乌鲁木齐附近的古牧地。刘锦棠从俘虏处搜获一封乌鲁木齐的告急信，得知乌鲁木齐“防守乏人”。

刘锦棠当机立断，下令立即进攻乌鲁木齐。西征军收复乌鲁木齐，白彦虎已自古牧地逃往南疆，阿古柏派兵来援，军到离乌鲁木齐二百里左右的达坂，得知乌鲁木齐已被左军攻克，立即退回南疆。可见，收复乌鲁木齐的胜利，大大挫伤了敌人的士气，奠定了左军将士收复新疆的信心，使清政府更加坚定地支持左宗棠的军事计划。

乌鲁木齐收复后，左宗棠开始准备进军南疆。但正在这时候，英国侵略者威妥玛亲自去找李鸿章，让李鸿章转达奕，要求让阿古柏乞降“立国”，即在南疆成立一个国家，肢解新疆。李鸿章居然接受委托，并告诉奕：“能否准喀酋投诚为属国，祗隶版图，不必朝贡，免致劳师糜饷，兵连祸结。”其实，英使威妥玛的意思，也正是李鸿章投降卖国的意图，就在这一天，李鸿章上书认为：“左帅进图新疆，倾国之力断不足以接济，识时务者多议其非。”而且认为进军南疆会“失和”于英国。十月间，左宗棠收到清廷关于威妥玛愿意调停让阿古柏乞降“立国”的征询意见信。左宗棠非常生气，指出乌鲁木齐、吐鲁番、南八城都是中国领土，阿古柏是侵占我国领土的贼匪，英使威妥玛竟然称阿古柏是“喀王”，岂有此理。

至于英使威胁说，如果左军出兵南疆定会导致俄国出兵干涉，左宗棠也加以力驳，当时俄国只在伊犁驻军一千，左军进入新疆后毫无动静，根本没有进行干涉的可能。英使此举其目的是想借阿古柏势力控制南疆，其侵略野心昭然若揭。左宗棠向清廷保证说：“南路贼势重在达皈即噶逊营、吐鲁番、托克逊三处，官军南下，必有数大恶战，三处得手，则破竹之势可成。”根据左军士气和兵力，左宗棠进军南疆击败阿古柏是有把握的，坚决拒绝李鸿章代英人替阿古柏乞降“立国”的意见。

左宗棠一面整顿军队，一面积极筹粮。左军攻下乌鲁木齐之后，曾缴获粮食一百万斤，但当地饥民太多，开仓赈济，已用去不少粮食，左宗棠急速从甘肃和乌鲁木齐以西采购一批粮食，并转运到前线。同时，他命令部将刘锦棠争取在伊拉里克地区征购粮食，这个地区水地多，是产粮区，处在吐鲁番和托克逊之间。大军到达后，对百姓一律赦其从贼之罪，免其徭役之苦，这样就可以得民心，而粮食一律公平购买。

如能在这里征购一部分粮食，则可减少从内地运粮，节省大量军饷。南疆比北疆富庶，左宗棠认为进军南疆时要坚持“只打真贼，不扰平民”，这样就可以“不愁乏食”。

阿古柏知道左宗棠是不会放弃进攻南疆的，就在吐鲁番、达坂、托克逊等地集结部队，征集粮草和军火，准备和左军决战。

达坂是军事要地，也是阿古柏重点设防地，如果清军攻下达坂，南疆门户洞开，吐鲁番、托克逊也就攻之不难。因此，左宗棠进军南疆第一个军事目标是达坂，这一战关系到是否能顺利进军南疆的大事，必须打好。他决定由他的得力部将刘锦棠来担任主攻。

光绪三年，刘锦棠率兵二十余营自乌鲁木齐出发，到达达坂城附近。敌军引湖水阻止清军近城，但刘部骁勇善战，骑兵涉水而过，步兵继之，很快地就包围了达坂城，击败自托克逊派来增援的骑兵，城中贼匪成了瓮中之鳖。刘锦棠命令用开花炮攻城，一炮击中城里火药库，经过一场恶战，击毙敌军数千人，俘获一千余人，战马八百余匹以及各种军械无数。这战打得非常出色，西征军只阵亡五十二名，受伤一百余人。刘锦棠之所以要全歼敌军，不许一人突围，目的想震慑一下敌军，这样一来，左军再攻其他城镇时，敌人就不敢负隅顽抗。

攻克达坂城之后，刘锦棠进军托克逊，当地维吾尔族百姓主动从托克逊来送情报，说阿古柏知道达坂全军覆灭，惊恐万分，正准备逃窜。刘锦棠急派骑兵进袭，敌军经过一阵顽抗，弃城逃窜。左军攻克托克逊。与此同时，左宗棠另一部将张曜也攻占了吐鲁番。

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的攻克，进攻南疆击溃全部敌军已无太大困难。但正在这时，英国政府却发了什么“照会章程”，说什么他们和喀什噶尔早在四年前就订有条约，不让左军继续进击阿古柏匪帮。郭松焘完全站在英国侵略者一边，重弹李鸿章旧调，认为“回疆不足经营”。左宗棠看到郭松焘的奏折，十分愤慨，他严正指出，阿古柏原是浩汗王国人，“非无立足之处，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地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清臣当时看到左宗棠在新疆胜利在望，自然也不赞成李鸿章、郭松焘之流的投降活动。

西征军在攻克达坂等三城之后，阿古柏看到“立国”不成，前途无望，便服毒自杀，由其子伯克胡里继位，内部矛盾重重。

南八城，即库车、喀拉沙尔、阿克苏、乌什、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这些城非常分散，相距都是几百里，不过由于西征军比较富庶，军粮可以就地征集，这是一个有利条件。光绪四年（1878年）八月，西征军开始进军南八城，十月，西征军攻喀拉沙尔，收复库尔勒。据俘虏供称，白彦虎已西走库车。左军乘胜进击，攻克库车，斩敌一千余名，缴获羊一万两千多只。西征军仅用六天六夜时间，奔驰九百余里，连克三城，救出大批被裹胁的各族难民，可知西征军士气之高，战斗力之强。左宗棠闻三城捷音，立即命令刘锦棠、张曜穷追残匪。刘锦棠攻克库车之后，只休整了三天，便策马西进，军到阿克苏，白彦虎不战而逃，西征军进驻阿克苏。这样南八城中的东四城全部收复。十二月，西征军收喀什噶尔，这是阿古柏的巢穴，被他侵占达十二年之久，这时回到祖国的怀抱。喀什噶尔攻克之后，白彦虎、伯克胡里见大局已去，便逃入俄国境内，清将黄万鹏停止进击，奉命就地监视其动向。在攻克喀什噶尔的同时，另一支西征军攻克叶尔羌、英吉沙尔。清将董福祥于光绪四年（1878年）初进克和阗。这样南疆八城全部收复。新疆各族百姓从阿古柏的残酷统治下解放出来，回到祖国的怀抱。左宗棠十多年呕心沥血，终于在新疆各族人民的支援下，经他及其得力的部将刘典、刘锦棠、张曜等全体爱国官兵的努力奋斗，取得了消灭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的辉煌战果。

左宗棠收复新疆之举，仅运粮修路就是颇具气魄的。据记载凡大军经过地方，他都命令修筑道路，并且沿途命令士兵种树。据左宗棠的老乡隆无誉在《西笑日觚》一书中说：“左恪靖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光绪五年（1879年），杨昌浚应左宗棠之请，到西北旅行，亲眼看到沿途绿柳成荫，触景生情，写了这样一首诗：

大降筹边尚未还，

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

引得春风度玉关。

这首诗不但说明左宗棠西征的豪情气概，而且由于西征植树把春风引渡到玉门，收复了新疆，也改造了自然。

左宗棠暮年壮志

光绪六年，清政府下令调左宗棠到京供职，左宗棠在西北经营了十多年，特别是收复新疆，为祖国建立了丰功伟绩，对西北有深厚感情。当他奉命离开新疆时，心情十分矛盾。

他希望在北京能替国家做更多的事。当时，朝廷官员之间矛盾丛生，投降派颇有势力，他兵权已削，作用也就不会太大，而且更是由于投降派的掣肘，前程更加坎坷。

左宗棠于光绪七年到达北京，清政府任命他管理兵部事务，虽然恩准他在军机大臣和总理衙门行走，但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官员大多和他意见不一致，他的话是不会有人听的。左宗棠一再要求开缺，撤掉他的各种差使，但左宗棠功勋卓著、名声很大，清政府自然不会批准的。左宗棠在军机处经常发泄他对李鸿章等的不满，或谈论西征之事，拍案大笑。奕没有办法，只好把他调任两江总督。光绪八年（1882年），他到南京赴任，极力主张仿效林则徐抗英，加强沿海沿江防务。由于和李鸿章矛盾越来越大，李鸿章对左宗棠力主抗法，十分不满，骂左宗棠是“老模糊颠倒，为江左官民所厌苦”。

左宗棠再次向清廷奏请开缺回籍，清廷同意他卸去两江总督任，但希望他病愈之后，即行销假，重新委任。中法战争爆发后，福州水师在马尾全军覆灭，朝野上下谴责投降派李鸿章之流。光绪十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督办福建军务。这时左宗棠已经七十三岁，但仍有“伏波伏鞭之概，其志甚坚”。到福州上任后，他一面派兵增援台湾，一面整顿闽江防务。光绪十一年（1885年），当中国军队在镇南关大捷时，李鸿章却和法国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下令在镇南关前线的冯子材、王德榜清将撤兵。

左宗棠坚决反对撤兵，并因此上奏清廷，陈明撤兵之害，但已无可挽回。左宗棠忧愤交集，在福州病逝，终年七十四岁。

左宗棠的一生，前半段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镇压回民起义的刽子手，后半生收复新疆，为祖国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是清末地主阶级抵抗派的杰出代表之一，比起清王朝中那些投降派和顽固派来，他是一个应当肯定的历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