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思想_谭茂森文存

孙中山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思想_谭茂森文存

伟大的革命先驱、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和旗手孙中山先生，不但是杰出的革命战略家和实践家，而且是卓越的革命理论家和思想家。他在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中，不断地总结革命的实践经验，制定了以民族、民权、民生为主要内容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强有力地指导了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胜利地推翻了统治中国两百余年的清王朝封建政权，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破天荒地在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即中华民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同时，为了彻底改变中国自封建社会后期以来积贫积弱的社会面貌，使之重新走上国强民富、繁荣昌盛的光辉道路，孙中山在其后期的1917—1919年间，全面总结了中国长期以来贫穷落后的深刻原因和历史教训，倾其全部精力和心血，著书立说，写成了指导建设强大的近代化中国的纲领性著作，即洋洋20余万言的鸿篇巨制《建国方略》。《建国方略》的内容共包括三大部分：第一，心理建设——孙文学说；第二，物质建设——实业计划；第三，社会建设——民权初步。按照孙中山的写作目的和思想意图，撰写“心理建设”的主旨在于：试图解决人们在思想上，也即“心理”上的“知”和“行”的认识问题，以求全体国民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能“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1]。撰写“物质建设”的主旨在于：使全体国民深切了解：“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果能实现其“实业计划”，则中国当能“驰骤于今日世界经济之场，以化彼族（指西方列强各国）竞争之性，而达我大同之治也”。[2]撰写“社会建设”的主旨在于：“教吾国人行民权第一步之方法”，健全共和体制下的国家和人民的政治生活，以实现主权在民，人民真正当家做主。而果能如此，“则人心自结，民力自固。如是，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3]。

归根结蒂，孙中山呕心沥血、精心撰著的《建国方略》，尽管由于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和缺陷，但是，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确为一部较全面、较系统的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纲领，确为一部具有远见卓识的空前的有关近代化中国的“建国方略”，正如人们所指出的：“与同时期的其他一切‘救国’方案比较，真有天壤之别。”[4]

整部《建国方略》之中，尤以占其一半篇幅的第二部分，即《物质建设——实业计划》最为详尽、最为具体，因之也最为突出、最为重要。可以认为，《实业计划》一章，乃是孙中山多年以来关于中国经济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和高度发展。它不仅是当时中国计划中的经济建设的宏伟蓝图，而且对于今天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建设事业，也有着重要的借鉴、参考和指导的现实意义。(www.guayunfan.com)进入近代以来，曾有无数的革命先烈，仁人志士，乃至于封建统治阶级营垒中的某些有识之士，为了改变中国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悲惨现实，为了改造中国、拯救中国，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出于不同的动机，带着不同的愿望，怀抱不同的理想，都在寻求、制定和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救国救民”的方案。但是，只有孙中山才第一次提出了比较完整、比较系统的发展民族经济，实现国家工业化，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先进的工业农业国，全面推进经济近代化，以使中国能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经济思想和建国方案。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中国开始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军事打击、经济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政权昏庸腐朽、残暴愚昧的统治之下，工业农业生产衰退，社会经济凋敝萎缩，人民生活贫穷困苦，思想文化落后保守，即所谓“国力日削，国民日弱”。面对这一触目惊心的冷酷现实，早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被誉为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5]的林则徐，最先提出了发展本国的民族工商业，以便“裕国足民，利用厚生”；以及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军事科学技术，以求中国“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从而增强反对侵略、保卫中国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魏源，则把林则徐首倡的学习西方的思想概括为“师夷长技以制夷”，且又首次提倡允许商民自由投资，以建立西方的新式工业，即先进的近代化的机器工业。太平天国革命时期，曾经旅居香港多年，对资本主义较有切身了解的洪仁撰成《资政新篇》，明确提出“兴器皿技艺”“兴车马之利”“兴舟楫之利”“兴宝藏”“造火轮车”等，初步要求建立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应该说，洪仁的《资政新篇》乃是近代以来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纲领，尽管其非常的不完备、不系统。洋务运动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大官僚，在全国各地兴办了不少的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首次在中国采用大机器生产，大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在实践中开始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过程。但是，思想上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宗旨的洋务派，主观上并不愿意触动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他们是以大清帝国的“忠臣良将”的政治面貌出现于历史舞台上的。他们鼓吹“求强”“求富”的根本目的只有一个，即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世纪中后期，早期维新派陈炽最先提出在经济上赶上和超过西方的先进水平，维新派的领袖康有为更提出了“富民为先”“嘉惠商民”[6]，将中国“定为工国”，也即实现工业化的主张。

上述所有关于学习西方，实现中国工业化和经济近代化的思想、主张和实践，无疑都对孙中山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思想的形成起了积极的启迪作用。当然，孙中山的实业计划，无论从建设的规模上、布局上，或从对各种实业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认识上，都远远地超过了他的前辈和同时代人。

孙中山自幼生长在农村，从小即参加农业生产劳动，“早知稼穑之艰难”[7]，对于中国农村的贫困和农民的疾苦，早就有着切肤的体会。因此，他很早就关注着中国农业的改革问题。早在1889年，他就想到应该仿照“泰西兴农之会”，广为倡导和宣传农业的改造，以“振农桑”[8]。不久，他又提出：“农政之兴，尤为今日之急务。”[9]由此可知，孙中山关注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思想，最先是从关系人们衣食之源、关系人类生存基础的农业开始的。至甲午战争前夕，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和中法战争失败的、不断地丧权辱国、任人宰割的中国社会，正面临着强邻四逼，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悲惨局面。正当此时，年仅28岁的孙中山，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他以一“草野小民”的身份，怀抱着莫大的希望，不辞千里跋涉之劳累，毅然决然，北上天津，上书身居高位、权倾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书中主要提出了富国富民、治国强国的四条根本性措施，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孙中山还对其具体解释道：“所谓人能尽其才者，在教养有道，鼓励有方，任使得法也。”“所谓地能尽其利者，在农政有官，农务有学，耕耨有器也。”“所谓物能尽其用者，在穷理日精，机器日巧，不作无益以害有益也。”“所谓货能畅其流者，在关卡之无阻难，保商之有善法，多轮船铁道之载运电。”四条之中，第一条强调人才之培养、鼓励和使用，其余三条则分别强调农业的发展、工业的建设、商业的保护、交通的发达，即均属“实业”的范畴。一个人才，一个实业，清楚地表明，年轻的孙中山已在全面地关心国家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孙中山在“物尽其用”一条中，特别强调近代工业中使用大机器生产的极大优越性。他写道：“机器巧，则百艺兴，制作盛，上而军国需要，下而民生日用，皆能日就精良而省财力，成人事所不成之物。”所以，“谋富国者，可不讲求机器之用欤”。孙中山还预言，若能实现上述建议，则“以中国之人民才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二十年，必能驾欧洲而上之”。[10]此虽过于理想化，但却显示了青年时代的孙中山，即有了使落后的中国赶上和超过先进的西方各国的雄心壮志和伟大抱负！

1894年，孙中山上书失败后，深知封建专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已不可恃，于是立即转入“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的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革命斗争，并为此于同年领导建立了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兴中会宣言》中，第一次响亮地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号召。从此，这一号召一直成为几代中国人进行革命和建设的战斗号角。

1905年，随着革命形势的日益发展，孙中山领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联合组成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政党——同盟会。在《同盟会宣言》中，孙中山第一次制定了比较完整的中国民主革命的纲领，即“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纲领后来即发展成为著名的三民主义。在“平均地权”一节中，孙中山提出：“当改良社会经济组织”，“肇造社会的国家，俾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11]。宣言还明确规定：在革命进行的第一时期，即“军法之治”时期，即要“兴起农工商实业之利源”。[12]建设初步发展的农业、工业、商业等实业。三民主义纲领的制定乃是孙中山政治革命思想的一大飞跃，同时也是其经济建设思想的一大飞跃。正是在三民主义纲领的指导下，全国人民才取得了辛亥反清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以后，中华民国虽已建立，但是由于窃取了革命胜利果实的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背叛民国，复辟帝制，及其继承者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反动专政，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发生了严重的曲折。为了反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维护新生的中华民国，孙中山不得不再次投身于激烈的政治革命中去。他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斗争。其中，除了护国运动最终推倒了袁世凯，取得了巨大胜利之外，其他斗争均以失败而告终。这种革命屡遭挫折，建设几无所成，人民啼饥号寒，军阀纷争不已的残酷现实，极大地刺激了孙中山，他禁不住感叹道：“七年以来，犹未睹建设事业之进行，而国事则日渐纠纷，人民则日增痛苦，午夜思维，不胜痛心疾首！”[13]但是，孙中山“愈挫愈奋，再接再励”，为了统一全党的思想，统一全体国民的认识，他认为必须从理论上、思想上全面地、系统地总结多年来革命屡遭挫折的深刻教训，在此基础之上，制定出具体而详尽的建国的方针策略，借以指导实践，于是他“乃拟笔之于书，名曰《建国方略》，以为国民所取法焉”。《建国方略》的撰写，乃是孙中山继三民主义之后，为中国革命所制定的第二个纲领性著作。而其中的《实业计划》，则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又一次飞跃，也是实现中国工业化、经济近代化的较为完整的宏伟蓝图。

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其所“计划”的经济建设的内容非常丰富，规模非常浩大，布局非常具体，方式非常详尽，该计划真可谓是孙中山呕心沥血、苦心孤诣的传世杰作。整个计划共分六大部分：第一，在中国北部、东部和南部沿海，各建设一个世界级别的，可供远洋轮船停泊的大型海港，“如纽约港者”[14]；第二，在全国修筑10万英里铁路，即建成西北、西南、中央、东南、东北五大铁路系统，以把全国沿海、内地和边疆紧密联系起来；第三，修建遍布全国各地的公路网，即“碎石路——百万英里”[15]，并开凿、整修运河和其他内河航道；第四，实现农业机械化，并进行大规模的移民以开发边疆地区；第五，大力开采煤、铁、石油、有色金属等地下矿藏；第六，建设各种重工业、轻工业工厂企业。如按《实业计划》原文所载，则包括十大内容，即：“甲、交通之开发。乙、商港之开辟。丙、铁路中心及终点并商港地，设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设备。丁、水力之发展。戊、设冶铁、制钢并造士敏土（水泥）之大工厂，以供上列各项之需。己、矿业之发展。庚、农业之发展。辛、蒙古、新疆之灌溉。壬、于中国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癸、移民于东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16]。可谓是精心设计，面面俱到。在具体论述时，孙中山则把他的规模浩大、气势宏伟的实业发展计划，或按地域、或按行业而分为六大部分。

孙中山关于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思想的根本宗旨，同时也是他“奔走国事三十余年，毕生学力尽萃于斯”的根本目的，就在于改变贫穷落后的旧中国而为繁荣昌盛的新中国，如他所言：“登中国于富强之域，跻斯民于安乐之天。”而这一改变的关键就是发展实业，努力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近代化。他认为这才是“兴国之要图”“救国之急务”。[17]

《实业计划》提出了以建设近代化的大型港口、修筑分布全国的陆上主要交通工具铁路为重点，各类重工业、轻工业及关系国计民生极大的农业同时并举的战略方针。这是孙中山建设中国，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思想的一大特点，同时也是他高瞻远瞩、胸怀全局的经济思想的重要体现。

港口的建设乃是水上交通运输的基础，而水上运输又是各种运输中最经济、最廉价、最便利、最有效的运输方式。孙中山计划在河北乐亭以南的渤海湾建设北方大港，在浙江乍浦以南的杭州湾建设东方大港，改造广州（黄埔）港为南方大港。此三大港既可分别与中国的西北、华中、华南等地区相连接，复可与世界各地相沟通。孙中山认为：北方大港“当较纽约为大，穷其究竟，必成将来欧亚（铁路）路线之确实终点，而两大陆可以连为一气”。东方大港“实有种种与纽约媲美之可能”，甚至将成为“东方纽约”。南方大港“既为中国南方内河水运之中轴，又为海洋交通之枢纽”。[18]可以看出，孙中山对于北方、东方、南方三大港的建设计划是极其重视的，也是极富于战略远见的。

铁路运输是近代陆上交通的大动脉，孙中山尤为重视。他认为：“轮车”，“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因此，“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早在民国建立不久，他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后，即自请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并受命“筹划全国铁路全权”。[19]他曾立下雄心壮志，计划在十年之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以使中国全境铁路交通四通八达。为此，他曾身体力行，不辞辛劳地跑遍了大半个中国，以进行实地考察，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这与他日后写出《实业计划》也有着极大的关系。在计划中，孙中山一口气提出了修建五大铁路系统。仅西南铁路系统就包括七大干线，其中涉及云南的就有两条，即广州—腾冲线、广州—思茅线。关于前者，孙中山具体规划为：自广州起，经广西武宣，贵州兴义入云南境，再“从陆凉（即陆良）一路以至云南省城，自省城，经过楚雄，以至大理，至永昌（即保山），遂至腾越（即腾冲），终于缅甸边界”。“当与缅甸铁路系统之仰光、八莫一线相接”。此线部分路段即后世习称的“滇缅大铁道”，也即今日云南广（通）大（理）铁路的最早设想。孙中山认为：此线一通，则为“自印度至中国最捷之路也。以此路故，此两人口稠密之大邦，必比现在更为接近”。关于后者，孙中山具体规划为：自广州起，经佛山，入广西达南宁，达云南，“自阿迷州（即开远），进至临安府（即建水）、石屏、元江”，“至缅甸边界近澜沧江处为止。此线穿入云南、广西之南部锡、银、锑三种矿产最富之地……论其农产，则米与花生均极丰富”。[20]此线部分路段即今南（宁）昆（明）铁路的最初计划。仅从上述即可得知，孙中山作为全体国民衷心爱戴的伟大革命领袖，肩负重任，日理万机，他对中国的国情民情，乃至于山川地理、名特物产，真可谓是一清二楚、了若指掌。

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的基础，煤炭、石油、电力等又是发展工业的主要动力。在《实业计划》中，孙中山也重点论述了这些工业部门。孙中山指出了当时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状况：“现只有汉阳铁厂，与南满州之本溪湖铁厂，其资本又多为日本人所占有。”[21]他注意到，20世纪初期，经济高度发展的美国，其钢铁的年产量即达到4千万吨，而我国仅20余万吨，只及美国的二十分之一，两者悬殊，犹如天壤。他也了解，我国的河北、山西、蒙古、四川、云南等省区，铁矿的蕴藏量十分丰富，对此，他认为：“因发展中国实业之结果，需铁孔亟”，故应积极开采铁矿，大力发展钢铁工业。尤需指出的是，孙中山深知钢铁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处的重要地位，他主张铁矿之开采，必须由国家经营和垄断。他曾说：“为国家谋公共利益计，开采铁矿之权，当属之国家。”[22]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

煤矿是为“乌金”，人类对它的开采和使用起源很早。孙中山十分强调煤在国家经济生活和人民日常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道：“煤为文明民族之必需品，为近代工业之主要物，故其采取之目的，不徒纯为利益计，而在供给人类之用。”作为一位忧国忧民的“平民总统”，孙中山尤其关怀煤矿工人的疾苦，他认为：“当为矿工增加工资，又其次当使煤价低落，便利人民，而后各种工业易于发展也。”[23]孙中山这种关心民瘼、体察民情的民本精神是十分可贵的。我国有着十分丰富的煤矿资源，开采历史也非常悠久。洋务运动中创办的开平煤矿，其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均较显著。但是比起欧美发达国家，我国采煤业中，资金缺乏，设备陈旧，技术落后，多系土洋结合，甚至是土法开采，因此煤的开采少，产量低。诚如孙中山所说，美国煤的年产量约为6亿吨，若中国广用新法开采，则按人口平均计算，当4倍于美国。因此，中国应该大力发展采煤业。关于石油、铜矿等的开采，矿山机械厂、冶炼厂等的设立，孙中山也做了专门的论述。如石油，他预言：“中国将来汽车盛行之时，煤气之需用，或增至千倍。”甚至提出，将来石油、天然气之运输，“皆宜用油管办法”。至于铜矿，开采于“云南北角之昭通者（作者按：云南铜矿主要产于以昭通为政治、经济中心的滇东北地区，故孙中山有此说）经已数世纪之久矣。中国向来通用之钱币，几乎全赖云南铜矿以制造之”。随着实业之发展，“用铜之途又增至百倍”，故须实行大规模的机器开采。至于“特种矿”，如“云南个旧之锡矿，黑龙江之漠河金矿，新疆之和田玉矿，皆用人力采取”。而将来应使用机器开采，并由政府经营，此“是为最经济之办法”。[24]

孙中山在着重论述重工业、采掘业、交通运输业的同时，对于关系民生甚巨的轻工业、农业等也给予了相当的重视。在第五计划中专门述及食品、服装、住宅、行动、印刷等轻工、民用工业，也即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切身问题。仅以住宅工程为例，孙中山认为：“居室为文明一因子，人类由是所得之快乐，较之衣食更多。”中国有四万万人，每年需屋一百万套，因此“雇主”甚众，若采薄利多销原则，住宅必会“建筑愈多，价值愈廉”。特别应该“为群众预备廉价居室”。[25]在这里，孙中山早在八十年前就制订的住宅工程计划，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要为住房特困户、工薪阶层、中低收入者家庭建设更多的“安居工程”，简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出身农家的孙中山特别关注和重视中国的农业问题和广大农民的生活。他在青年时代所写的《农功》《上李鸿章书》中，均对中国的农业及农民生活有着独到的见解，这已见前述。三民主义纲领中则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试图解决千百年来所存在的土地问题。《实业计划》中，更进一步强调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他指出：“中国为农业国，其人数过半皆为食物生产之工作。”我国虽然土地面积辽阔，农业人口众多，但是农业生产力却十分低下，广大农民的处境十分困难。为了改造农业，发展生产，提高产量，改善农民的生活，他认为，首要者之一，在于搞好农业立法，“须有自由农业法以保护、奖励农民，使其获得己力之结果”。[26]用法律保护农业劳动者和农业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以鼓励其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农业立法，以法治农的主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孙中山强烈的法制思想。

为了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极其重要一翼的农业近代化，孙中山提出了一系列颇有见地的主张。如丈量土地，农田普查，建立专业的农、牧、林生产区，移民垦荒，开发边疆，设立农庄，机器耕作，科学种田，等等。他认为：“农地测量，为政府应尽之第一要务。”各省荒地，应该根据土壤、气候、水利等条件，宜农则农，宜牧则牧，宜林则林，要因地制宜，勿强求一律。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广人稀的边远省区，则由政府出资，收买土地，而由内地大量移民前往该区域，组成农庄，开发生产。初时，农庄所需资金、种子、农具、房舍等先由国家供给。待农庄生产有所发展后，“依实在所费本钱，现款取偿，或分年摊还”。孙中山还特别指出：移民实边，开发边疆，应行“战时工场制度”，对于“每一移民，应施以训练，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经营其个人局部之事业”[27]。“战时工场”“民主政治”“个人事业”等，很显然，孙中山所设计的农庄制度，既有中国古代传统的“军屯”的痕迹，又有现代“兵团农场”及“家庭农场”的色彩，是极富特色的。

孙中山农业近代化的思想内容，除了人们赖以生存的须臾不可离弃的粮食作物外，还包括主要的经济作物，如茶叶、蚕丝、大豆等。这些农产品是中国对外贸易中传统的出口品，在国际市场上不仅久享盛誉，而且颇具竞争实力，孙中山对此曾经给予特别的关注。他说过：茶叶是“最合卫生、最优美之人类饮料”，中国曾为以茶叶供给全世界之唯一国家，因此号为“产茶之母国”。[28]蚕丝为中国所发明，纪元前数千年已用为服装原料，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世界蚕丝唯一的出口国。“以黄豆代肉类，是中国人之发明，中国人、日本人用为主要食料，即历数千年。”[29]然而，近代以来，由于外国、西方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方式的改革，中国这些传统的对外贸易的出口商品，日益受到印度、日本、意大利、法国等国同类产品激烈的竞争和挑战。对此，孙中山提出了积极的、切实可行的对策，主要者如：裁除和降低“猛于虎”的厘金和出口税，在经济作物产区设立相应的新式工场，以先进的机器生产代替落后的手工生产，以降低产品的成本，提高产品的质量，从而增强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等等。

在对外经济贸易中，孙中山还有一个极富远见、极其重要的，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主张，即对外输出资金，在海外“设立工场”的设想，而这是多年以来被人们所遗忘、所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孙中山不仅竭力强调中国要努力扩大商品出口，大力开拓海外商品市场，而且他也初步考虑到中国要开展对外投资，积极开拓海外投资场所。他在论及大豆出口时明确写道：“吾意国际发展计划中，当以黄豆所制之肉乳油酪输入欧美，于诸国大城市设立黄豆制品工场，以较廉美之蛋白质食料，供给西方人民。”并且预言：“其结果可使价值较廉，出品亦较佳矣。”[30]在这里，尽管孙中山提到的只是“黄豆制品工场”，但是这一在海外投资设厂的思想却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根据不平等的《南京条约》所规定的开埠通商及“自由贸易”的原则，外国商品潮水般涌入中国，形成了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的局面。甲午战争以后，又根据《马关条约》所规定的在华投资“设厂制造”的特权，列强各国纷纷对华进行政治贷款，开发矿山，修筑铁路，增办银行，遍设工厂等，以对华输出资本，加紧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孙中山遍历欧美，谙熟西方各国发达的奥秘之一——对外输出资本。因此他要仿效欧美之法，不仅对外“输出”商品，也要对外“输出”资金，在外“设立工场”。当然，孙中山在外“设立工场”这一思想的性质和目的，与列强各国对外输出资本，剥削各国人民的实质有着根本的区别。作为以救国救民、为国为民为己任的伟大的爱国者孙中山，强烈主张“节制资本”，防止两极分化，他的对外“设场”的目的，他本人已说得很清楚：在于以优质的食料“供给西方人民”。从而把所赚取的外汇用为实现中国的“实业计划”的资金。孙中山关于以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的有限资金，用以投资于拥有“大城市”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设想，充分反映了他在“国际发展计划”中高瞻远瞩的战略思想和对外开放的全球意识！

孙中山关于发展实业，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思想，作为其整个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极为鲜明的特点。

首先，推翻封建主义制度，建立民主共和政权，是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根本条件。

孙中山还在青年时代就在其早期著作《农功》篇中提出了“以农为经，以商为纬”，“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器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的经济立国的主张。[31]继而又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作为“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32]的四项改革措施。但是，“上书”犹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根本原因就在于政权掌握在反动的封建统治者手中。从此，对清政府的幻想已经破灭的孙中山得出了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要想达到“文明之幸福”，必先经过“文明之痛苦”[33]。即必先采取“铁血”的革命手段，彻底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的“共和”政权，然后才能建设繁荣富强的新中国。他认为，在清政府的统治下，造成中国“工艺不发达，商业不振兴，所用货物，多仰给国外……以致利权外溢”。农业则“恒守古法，不思变通，垦荒不力，水利不修，遂致劳多而获少，民食日艰”[34]。结果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经济落后，民生凋敝，广大民众陷于水深火热的悲惨境地。而要根本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首要之途就在于争取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把政权转移到人民手中，以建立一个贤良的政府。如他所说：“不完全打倒目前极其腐败的统治而建立一个贤良政府……那么，实现任何改进就完全是不可能的。”[35]为了建立一个贤良政府，孙中山从他投身于革命的第一天起，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地把推翻旧政府、建立新政府的政治革命放在斗争的第一位，因为只有“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36]，才能为实现中国的经济近代化创造必要的条件，开辟广阔的前景。

其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积极发展实业，以求富民强国，是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主要内容。

富国强兵，富民强国，这是我国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两千多年以来，多少政治家、思想家所孜孜以求的最高理想。孙中山素怀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救国建国、振兴中华的大志。他认为只有人民生活富裕，丰衣足食，国家才能兴旺发达，繁荣昌盛。因此，他在强调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始终把他称之为社会革命，也即发展实业、改善民生的任务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他说：“要解决民生问题，一定要发达资本，振兴实业。”[37]也即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经济近代化。孙中山关注中国的经济建设、实业发展的思想是由来已久的。他自幼生长在古老封建的中国与新兴资本主义的外国最早发生接触和碰撞的广东沿海地区，少年时代即去过英国统治下的香港和美国的夏威夷，亲眼目睹了封建主义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及资本主义外国的富裕和先进，这不能不在他少年的心灵里留下深深的痕迹。他早期涉及经济的两篇文稿，即《致郑藻如书》和《农功》篇就是在1891年前后写成的。所以后来他曾说：“某留心经济之学，十有余年矣。”而且，自那以后，无论是在他所制定的新、旧三民主义的纲领、《建国方略》及众多的著作、讲演中，实业问题一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孙中山在强调实业问题的同时，还正确地处理了政治和经济、革命和建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重要关系。他曾说过：推翻清政府只是“革命的破坏”，随之而来的即是“革命的建设”，两项任务，“必相辅而行，犹人之两足，鸟之双翼也”，缺一不可。而且，“革命之事，破坏难，建设尤难”[38]。武昌起义爆发不久，孙中山闻讯后自海外赶回祖国途中，当即满怀信心地表示：“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竞点，为新中国开一新局面。”[39]南京临时政府刚一成立，就设有实业部，并令各省设实业司，以促进农工商矿等实业的发展。孙中山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后，即创立了中华铁路总公司、中华实业银行等组织，并自任会长、总董事长等职，准备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国家的实业建设中去。

再次，既坚持自力更生原则，又坚持对外开放方针，这是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正确道路。

孙中山无论是对待革命事业，还是对待建设事业，都是首先立足于国内，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就在《实业计划》的“自序”中，他就开宗明义地写道：“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此后中国存亡之关键，则在此实业发展之一事也。”[40]发展实业，建设中国，必须权操诸我，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为了实现中国经济的近代化，面对各种巨大的困难，孙中山首先看到的是中国自身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他说过：“中国天然财源极富”；“中国为世界最多人口之国”；“中国人经受数世纪之压迫，现已醒觉，将起而随世界之进步，现已在行程中矣”。[41]在这里，孙中山既看到了物的作用，更看到了人的作用，这是十分可贵的。作为一位真诚的、坚定的爱国者，孙中山即使是在呼吁外国给予中国援助时，也一再告诫国人：“拯救中国完完全全是我们自己的责任。”[42]

孙中山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原则的同时，也积极主张对外开放、学习西方的方针。他认为，中国长期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已造成了中国社会思想的保守，经济的落后。对于封建统治者的愚昧无知、夜郎自大，他表示深恶痛绝。他写道：“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他猛烈抨击闭关锁国的政策乃是一种“荒岛孤人之思想”。[43]这种思想已对中国社会的进步造成了严重的恶果。孙中山清醒地看到：西方“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纾，百年锐于千载”。中国既已落后，就应改弦更张，一改闭关主义为开关主义，睁开双眼，打开国门，学习西方，并且迎头赶上和超过西方。

那么，如何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呢？孙中山认为，最主要的是“取法乎上”，学习西方最先进的东西。孙中山独具慧眼，准确地看到了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主要困难即是建设资金非常缺乏，科技人才严重不足。因此，他非常重视外国资金的引进和外国人才的聘用。他认为：“只待外资之吸集，外人之熟练而有组织才具者之雇佣，宏大计划之建设，然后能举。”[44]同时，他也强调要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等。他曾经不止一次充满信心和满怀希望地写道：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举国一致，而欢迎列国之雄厚资本，博大规模，宿学人才，精练技术，为我筹划，为我组织，为我经营，为我训练，则十年之内，我国之大事业必能林立于国中。我实业之人才，亦同时并起。十年之后，则外资可以陆续偿还，人才可以陆续成就，则我可以独立经营矣”。“夫以中国之地位，中国之富源，处今日之时会，倘吾国人民能举国一致，欢迎外资，欢迎外才，以发展我之生产事业，则十年之内，吾实业之发达，必能并驾欧美矣。”[45]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经过二十多年的艰苦探索和周密考察之后，精心写成的一部传世杰作，是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最全面、最系统、最完整、最科学的实现中国经济近代化的纲领。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此前洪仁的《资政新篇》、康有为的《大同书》等。它既充满着孙中山的智慧和心血，也饱含着孙中山的赤诚和热情。它是孙中山经济建设思想的集中体现，也是孙中山毕生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尽管由于历史的曲折、时代的局限，孙中山的实业发展计划当年未能得以完全实现，但是它却一直鼓舞、激励着后来的人们，去努力完成，努力实现。应该说，我们今天所进行的“四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其思想渊源之一正是来自孙中山的经济近代化思想。

为了纪念孙中山，为了祖国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我们必须重视、重新学习孙中山思想，以把孙中山奋斗终生而未竟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为把我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原载民革云南省委编《〈建国方略〉思想研究》，1996年12月）

【注释】

[1]《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6页。

[2]《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187页。

[3]《建国方略·民权初步》，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41～342页。

[4]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43页。

[5]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21页。

[6]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载《戊戌变法》（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3页。

[7]《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5页。

[8]孙中山：《致郑藻如书》，手抄本。

[9]《上李鸿章书》，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

[10]以上所引均见《上李鸿章书》，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15页。

[11]《同盟会宣言》，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12]《同盟会宣言》，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页。

[13]《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5页。

[14]《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

[15]《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页。

[16]《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9～190页。

[17]《建国方略·孙文学说》，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167。

[18]《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4、208、241页。

[19]邵德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法律出版社1979年版，第226页。

[20]以上所引均见《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60～261页。

[21]《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

[22]《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0页。

[23]《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1页。

[24]《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32～333页。

[25]《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5页。

[26]《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19页。

[27]《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01页。

[28]《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页。

[29]《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1页。

[30]《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22页。

[31]刘兴华：《孙中山思想论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0页。

[32]《上李鸿章书》，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页。

[33]转引自［日］宫崎寅藏《三十三年落花梦》，上海合作出版社1933年版。

[34]《上李鸿章书》，载《孙中山选》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页。

[35]《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载《中国哲学史资料选集》近代之部，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23页。

[36]《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3页。

[37]《三民主义·民生主义》，载《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02页。

[38]《建国方略·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53页。

[39]《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47页。

[40]《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6页。

[41]《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88、335页。

[42]《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4页。

[43]转引自张磊《孙中山思想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5页。

[44]《建国方略·实业计划》，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91页。

[45]《建国方略·心理建设》，载《孙中山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66～1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