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起义永垂青史护国功绩光照千秋_谭茂森文存

云南起义永垂青史　护国功绩光照千秋_谭茂森文存

1915年12月至1916年6月期间，爆发于云南，扩展至全国的旨在维护中华民国，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讨袁运动，迄今已经整整80周年了。

以云南起义为开端，以护国讨袁为目的的护国运动，是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之后，中国资产阶级各派联合发动和领导的又一次革命运动。它基本上捍卫了辛亥革命的成果，维护了中华民国的体制——尽管未能改变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但是，孙中山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把它称为“第三次革命”。辛亥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推翻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朝和延续了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华民国。而护国运动的伟大历史功绩，在于它推翻了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复辟封建的洪宪帝制，不仅挽救了革命，而且发展了革命，使得中国社会的发展避免了一次历史的大倒退。正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1]。护国运动乃是中国民主革命胜利的奠基石之一，“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2]。

第一，云南护国起义是一次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爱国的、民主的革命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不久，曾为前清内阁总理大臣的袁世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利用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采取又打又拉的反革命两手策略，爬上了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攫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建立起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最残暴、最黑暗的北洋军阀反动统治。袁世凯上台不久，就原形毕露，背弃其“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3]的诺言，疯狂推行对外卖国、妥协、投降，对内独裁、专制、镇压的反动政策，先后屠杀革命党人，制造宋教仁案，镇压二次革命，解散临时国会，废弃临时约法，接受“二十一条”等等。其后更加逆历史潮流而动，大开历史的倒车，公开背叛民国，复辟封建帝制，妄图建立袁家天下的洪宪王朝，要把刚刚获得某些民主自由权利的国家和人民重新推入封建专制独裁的万丈深渊。(www.guayunfan.com)面对着革命的夭折、历史的倒退、国家的危亡、民族的灾难，以伟大的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最先举起了反对袁世凯叛国称帝和维护民主共和的旗帜，团结一切反袁的阶层和社会力量，开展了轰轰烈烈的讨袁斗争。孙中山尖锐地指出：“袁贼苦吾民国久矣！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也。”决心“爰率义旅，誓殄元凶，再奠新邦，期与吾国民更始”[4]。从而揭示了护国讨袁的正确方向。黄兴也明确表示：“袁世凯所行的暴政，犹甚于专制君主。”“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5]唐继尧则密函孙中山，表示：“我公撑天一挂，领袖群伦。窃盼登高一呼，俾群山之皆应；执言仗义，重九鼎以何殊。……总期早除袁逆之大憝，复我民族之自由。切盼锡以南针，俾有遵守，翘瞻伟画，无任殷拳。”[6]曾对袁世凯有过幻想的梁启超也反戈一击，痛斥：“袁氏诚不失为一大人物，然只能谓之中世史黑暗时代东方式之怪魔的人物。”认为：“中国祸乱种子，全由袁氏所播。袁氏多统治一日，则祸乱之程度加深一日。”“盖国中任举一极恶之人，其恶却不能有加于袁氏。”[7]为了国家人民，非去袁氏不可，在护国讨袁的光辉旗帜之下，资产阶级各个派别摒弃前嫌，摒除歧见，走到一起，携手合作，紧密团结，共赴国难，积极发动、领导和参与了声势浩大的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

云南各族人民、三迤健儿，在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诸位将军具体领导之下，组成护国三军，分别开赴川南、滇东南等地，英勇抗击袁世凯的嫡系北洋军及其走卒龙济光的粤军。为了“永除帝制，确保共和”[8]，护国各军不顾“以一敌十”的悬殊力量，坚决果断地进行了讨袁战争，以革命的暴力反对反革命的暴力，并战而胜之。这充分体现了当时尚处于革命阶段的中国资产阶级所具有的爱国性、民主性和革命性。外国舆论也曾高度评价了中国的护国战争，把它比喻为被列宁称为具有“极伟大的、世界历史性的、进步的和革命的意义”[9]的美国南北战争，即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美国报纸载文认为：“吾美人试观彼中国此次之革命，颇似吾国谋统一之南北战争。盖袁世凯治中国数年以来，使人心涣散，南北分裂矣。幸有此次之战争，南军得胜，今则南北又统一矣，裂而复合矣。”[10]

第二，云南护国起义充分体现了云南各族人民的革命首创精神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地处边陲的云南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云南边疆各族人民是整个中华民族重要的一员。他们有着反抗外族侵略、反抗本国封建统治的光荣传统，历史上曾发动过多次革命斗争。尤其近代以来，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云南曾发生过历时18年之久的杜文秀回民起义、李文学彝族反清大起义，极大地震撼了清王朝在云南的统治基础；中法战争时期，云南各族军民同仇敌忾，英勇地抗击法军，给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云南沦为英、法两国的“势力范围”之后，各族人民为了争取独立和保卫祖国的神圣边疆，长期坚持不懈地开展了反对英、法侵略者的斗争；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广大爱国军民胜利地发动了昆明重九起义、滇西腾越起义和滇南临安起义，以血与肉的武装斗争，彻底摧毁了清王朝在云南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封建专制统治，在云南历史上建立起了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云南的光复，为辛亥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15年，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罪恶活动公开以后，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无不义愤填膺，恨不得灭袁氏而朝食。滇军中广大爱国官兵更是忍无可忍，多次策划起兵讨袁，“群下三五组集，已无日不在秘密筹议运动之中”。他们纷纷表示：誓与袁世凯不共戴天，决定“先解决滇局，以耸人听”[11]。军政要员多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老同盟会员、国民党员、中华革命党员、欧事研究会成员、进步党员，以及无党无派爱国人士。会议对云南起兵讨袁的各项事宜进行了充分讨论和周密部署。云南反袁空气之紧张，远甚过于辛亥反清之前夜，整个三迤大地，犹如一只即将爆炸的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护国战争爆发以后，以各族人民的优秀儿女编组成的云南护国军，成为全国讨袁武装力量的主力和中坚。他们激战川南，英勇杀敌，击败了十倍于己的北洋军主力；他们进军两广，全歼龙济光逆军，使得南方独立各省连成一片，并先后建立了反袁联合政权都司令部和军务院；他们平叛滇南，一鼓荡平龙济光余党，巩固了护国的根据地和大后方云南，有力地支援了前方战事。云南护国军的主体即是原来的滇军。滇军经过革命党人的严格训练，经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洗礼，军政素质优良，革命士气旺盛，战略战术熟悉，组织纪律严明，战斗力很强。行军时，跋山涉水，如履平地；作战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素有“滇军之雄，冠于全国”，“滇军之精锐雄武，为当时之第一流军队”[12]的赞誉。云南护国军的将领多受过孙中山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又多系留学日本的士官生出身，因而有着为革命而献身的高贵品质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被称为“中国士官三杰”“护国三杰”之一的护国主将、第一军总司令蔡锷，起义前曾发誓：“失败就战死，绝对不亡命；成功就下野，绝不争地盘。”[13]决心不成功即成仁。在川南激战中，蔡锷不顾身染沉疴，亲临前线指挥，出没于枪林弹雨之中，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并最终为护国讨袁大业献出了年轻而宝贵的生命。孙中山曾将其比喻为东汉大将班超、马援，颂其“平生慷恨班都护，万里间关马伏波”[14]。时人亦赞其“食少事繁，有类于武乡；盛年赍志，遂同于公瑾”。比之为三国时的诸葛亮、周瑜。[15]第一军总参谋长罗佩金，出师前曾以手枪自誓云：“胜而进，打死袁；败而退，即自戕！”抱定必胜的信念，下定宁死的决心，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之英雄气概。身为云南都督兼第三军总司令的唐继尧，庄严宣誓：“本都督服役民国，坐镇滇疆，痛国家之将沉，恨独夫之不翦。爰举义旅，恭行天罚。……誓清中原。”[16]他在起义前，密邀蔡锷、李烈钧等诸志士至滇，共商讨袁大计，起义后，一面精心筹划，绥靖地方，稳固云南；一面调兵遣将，筹款解粮，支援前线，为护国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时人曾云：“继尧生平功绩甚多，而以护国为首。盖是时帝制之议，风靡全国，继尧不以滇举义，袁氏即真，国将不国。护国之师，恢复民主，共和始固，国际（对中国）亦大改观，知中国尚有人也。”[17]确为公允之论。第一军所属第六支队支队长朱德，在川南战斗中以一团之兵力抗击北洋军四个旅，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危急关头，坚守阵地，浴血奋战。“朱德的部队，以善打夜战和白刃战出名。”“一连激战了四十五个日日夜夜，毫无间歇。”“也就在这一战里，朱德赢得了勇猛善战、忠贞不渝的声誉。”[18]护国军各级官佐，上至军总司令，下至低级弁目，皆能亲临前线，指挥战斗，身先士卒，上阵杀敌。因此广大士兵，无不感奋力战，冒死前进。其勇敢精神和顽强斗志，直可惊天地、泣鬼神。护国战争乃是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典型战例，其所以能取得胜利，主要是全国爱国军民英勇奋战的结果，而云南护国军当归首功。正如时论所云：“滇军……人人均极勇武，深信能克尽其职，此次义举。必能达其目的。”“若此次义军皆能如云南义军之才力精神，则民国之希望，未可限量也。”[19]

第三，云南护国起义再次证明了广大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伟大创造者和真正主人。

云南起义和整个护国战争，自始至终都得到云南各族人民、全国爱国军民和广大爱国侨胞的坚决支持和有力声援。1915年12月25日，云南敢为天下先，在全国率先宣布独立讨袁，强有力地激发了云南广大军民的爱国热情，鼓舞了他们捍卫民主共和、推翻袁氏帝制的决心和勇气，滇省军民群情激昂，高原大地一片沸腾。省城昆明先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拥护共和纪念会和示威游行，愤怒声讨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滔天罪行，一致拥护蔡锷、唐继尧、李烈钧诸将军领导人民护国讨袁的壮举。是时，全城大街小巷，商店铺户，遍悬国旗，粘贴新联，其联有云：“眼看金马腾空日，生待黄龙痛饮时”，“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挥戈燕地，重建共和”等。人心之相向，气氛之热烈，犹如蔡锷所言：“宣布独立后……人气敌忾，有如火如荼之观。滇人侠勇好义，于此可窥见一斑。”[20]护国军从昆明出师，开赴前线时，各界均悬旗欢送，沿途高唱万岁，绅商各界和青年学生数千人聚集在状元楼等地，夹道欢送，许多女学生还纷纷送毛巾等物给出征官兵。

为了筹集护国军费，云南都督府专门成立了筹饷局，筹款启事一发，各界群起响应，纷纷解囊捐助，支持护国大业。如殖边银行捐银一千元，商号光大和二千元，曹宝聚一千元，东顺祥一千元等。妇女们甚至把簪环首饰拿来捐赠。云南农村，素称贫瘠，广大农民，生活贫困，但均深明大义，“共知救国难”，尽量节衣缩食，捐款捐物，“输粮纳税，异常踊跃”，“四乡人民赞助讨袁，复公共捐款五十余万。”[21]学校师生，教师者，本就生活清贫，学生者，本靠父兄为生，但也积少成多，尽力捐资助饷。尤可敬者，昆明劝学所所属各小学学生，年小志大，不甘人后，“自家庭所得果饵费，日不过十余钱，然皆能节之省之，捐输以成此劳军之盛举，所谓见义勇为，当仁不让者菲耶！”这种发自幼小心灵的爱国真情，时论曾赞曰：“可敬哉，小学界！”[22]

云南起义，以一隅抗全国，寡难敌众。为了打败强敌，都督府决定招募兵员，扩充武装。此举深得民心，一时之间，兴起一股从军热潮。无论是社会青年，在校学生，或是在乡子弟，退伍军警，甚至社会绅耆，省外人士等，都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杀敌报国。云南陆军讲武学校组织志愿队，原定招收部分中学学生。但是，“三迤人士，云沓鳞集，争来与试，有数千人之多”[23]，惟因校舍有限，后来，只得暂缓招生。军校如此，普通学校亦然。省立一中学生为了准备从军杀贼，报效国家，自动组织了“讨袁学生队”，一面坚持学习文化，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并上书军政府，痛斥“袁世凯鬼蜮为性，豺狼居心，始而终身总统，继而世袭总统，今则悍然废共和为帝政”。表示“生等……而有讨袁学生队之组织也，实欲稍尽国民责任也耳”[24]。有些地方行政官员，亦弃政从军，急欲挥戈杀敌。如云南县（今祥云）知事刘启丰，“感时事之变迁，谓当此弱肉强食时代，非尚武不足以图生存；神奸叛国，亦非武力不足以廓清廊庙。”嘶然挂印，辞去知事一职，加入炮兵队，“自受军事教育后，文弱气息全消，精神焕发，颇有赳赳之气概”[25]。不少外省人士，也以云南起义为己任，不顾山高路远，长途跋涉，相率来滇，共襄义举。如浙江高子伯先生等二十余人，“皆一时之名流硕彦”，自浙至滇，参与讨袁，都督唐继尧深受感动，“隆以上宾之仪，特开礼贤馆以延纳之。风虎云龙，壮我金碧”[26]。由于各界民众，特别广大青年踊跃从军，军政府扩军计划得以迅速完成，全省军队由原来的8个团增加到36个团，总兵力增加两倍以上，有力地保证了护国战争的胜利。时论赞道：“吁！吾滇人之踊跃从戎如此，直抵虎穴，共诛独夫，亦易事也！”[27]

云南起义和护国战争还得到了广大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积极支持和有力声援。广大侨胞和留学生同为炎黄子孙，他们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袁世凯毁弃民国、复辟帝制，成了众矢之的。海外赤子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男女，或集会声讨，或致电谴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积极参加讨袁斗争，充分显示了广大侨胞的拳拳报国心，深深赤子情。云南起义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就在广大侨胞中积极开展思想宣传、组织发动和筹款工作，以为讨袁准备。美洲致公堂总会唐琼昌会长曾致书美国总统威尔逊，请其“主持公道，助保民国，切勿承认袁氏帝制”[28]。留日学生联合会做出反袁决议，认为帝政问题，内摇国本，外起干涉，蠹国殃民，必酿大祸，对此，留日学生坚决反对。革命党人还成立筹饷局，积极募集讨袁军款。广大侨胞慷慨解囊，捐资助饷。如霹雳地区（属马来亚）区慎刚等每人捐资10万元，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李卓峰等各捐万元以上。

云南起义爆发后，唐继尧、蔡锷、李烈钧等曾联袂发表《致华侨劝捐公启》，启云：“天降鞠凶，元首谋逆，施利诱威迫之手段，逞盗窃神器之狡心。”继尧等为宗国安危计，“现集滇中子弟，编为护国三军……将与中原豪杰，会剪蚩尤，重光八表”。“惟是首义区域，军用繁多，负担特重，非广呼将伯，厚给饷糈，无以收士饱马腾之效，而鼓披坚执锐之心。素审侨胞高义干云，热忱复国，知危必救，见义勇为。尚冀同心提挈，毅力扶持，慨助义金，共襄盛举。”[29]留欧国民党总事务所、留日中国学生总会、云南留日学生会等也纷纷发表讨袁檄文和募捐启事，指出云南起义“直接为吾国盛衰之所分，间接为世界休戚之所系”。号召广大侨胞和留学生积极参与和支持护国讨袁斗争。广大侨胞闻讯之后，爱国热情高涨，纷纷行动起来，不仅从政治上、道义上，而且从财力上、物力上给护国起义以极大支持。对此，当时报刊曾予大量报道。其标题有《巨款源源而来》《华侨踊跃捐饷记》《大批军械将抵滇》等。其文如：南洋华侨“近闻云南举义，深表赞同，已允助军饷二百余万元，不日即可由香港汇滇接济，以后尚源源而来也”等。起义不久，蔡锷致梁启超函中即提到：“近得侨胞商之接济二十万，尚有三十万可克日汇滇。”[30]捐款者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贫苦百姓。有旅越侨农夫阮文通，“热心人也，知欲竞杀贼之功，非接济款项不可，特卖猪一只，慨捐银十元”[31]。工人黄开兆，“每有思怀祖国之危亡，五内共愤，救旆无方。奈因工程太淡，囊橐无余，故因力不从心。无如左支右绌，只得和银十盾，羞不敢云救国之资，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是尽吾国民之一分子而已”[32]。侨胞们还组织了讨袁武装，回国直接参战。如侨胞组织的“讨龙（济光）军”活动于广东。美洲华侨组织的敢死先锋队及其飞机大队，拥有500多名战斗人员和3架飞机，参加了山东的讨袁斗争。南洋侨胞回国参战的也很多。广大侨胞，虽然身居异域，但心向祖国，他们为了护国战争的胜利同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总之，云南护国起义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和光荣，也是云南各族人民的骄傲和光荣，是云南人民对祖国的巨大贡献，是云南近代最为伟大的历史事件。起义胜利后，北京政府曾致电云南以表祝贺，电云：“溯自一人称帝，万众皆暗。赖滇省诸将士仗义誓师，竭诚为国，蹈海拒帝秦之说，运筹定兴汉之谋。秉钺一呼，援手是应，晨鸡鸣而天下白，春雷震而万物苏。举国风众，群英云集，遂以挽狂澜于既倒，支危厦于将倾。旭日重光，神州再造，丰功伟业，震古铄金。”[33]这里把云南起义比喻为“晨鸡鸣”“春雷震”，应该是对云南起义公正而客观的评价。早在护国战争进行期间，即1916年4月底，孙中山自海外归国，回到上海时，即在云南都督府驻沪代表为其举行的热烈的欢迎宴会上发表演说称：“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场，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孙中山并鼓励“云南诸君子，望能再接再厉，努力奋斗，达成吾人之最后目的”[34]。云南各族人民未负孙中山的殷切希望，经过艰苦奋战，流血牺牲，终于取得了护国讨袁战争的胜利，在中国近代革命斗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原载《昆明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8卷第2期］

【注释】

[1]谢本书、冯祖贻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徐泰来主编：《中国近代史记》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31页。

[3]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人文月刊社1936年版，第22页。

[4]孙中山：《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载《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108页。

[5]黄兴：《致萱野长知书》，载《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83页。

[6]李宗黄：《云南首义身历记》，载《台湾传记文学》第14卷第3期。

[7]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

[8]唐继尧等：《“有电”》，见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历史档案》1981年第4期。

[9]列宁：《给美国工人的信》，载《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93页。

[10]《护国历史资料选辑》，民革云南省委编印，1985年，第117页。

[11]李曰垓：《客问》，载《永昌府文征·文录》第26卷。

[12]文公直：《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太平洋书店1930年版，第371页。

[13]《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14]孙中山：《挽联》，载《蔡松坡先生遗集》，邵阳亚东印书馆1943年版，第34页。

[15]民革云南省委编：《护国历史资料选辑》，云南图片社1985年版，第165页。

[16]《中华民国云南都督誓师文》，转引自谢本书、冯祖贻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7]《护国历史资料选辑》，民革云南省委编印，1985年。

[18]［美］艾·史沫特莱：《伟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时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33～134页。

[19]《护国历史资料选辑》，民革云南省委编印，1985年，第115页。

[20]蔡锷：《致梁启超函》，载《松坡军中遗墨》，松坡学会1926年印。

[21]谢本书、冯祖贻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4页。

[22]昆明《义声报》，1916年5月23日。

[23]昆明《义声报》，1916年3月25日。

[24]昆明《滇声报》，1916年1月1日。

[25]昆明《义声报》，1916年5月19日。

[26]昆明《义声报》，1916年2月29日。

[27]昆明《滇声报》，1916年4月12日。

[28]昆明《义声报》，1916年4月4日。

[29]昆明《义声报》，1916年2月12日。

[30]《护国历史资料选辑》，民革云南省委编印，1985年，第97～106页。

[31]昆明《义声报》，1916年3月28日。

[32]昆明《义声报》，1916年5月19日。

[33]谢本书、冯祖贻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64页。

[34]和榆昆辑：《关于云南首义护国的两篇演说辞》，载《云南文史丛刊》199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