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护国起义与各界人民声援_谭茂森文存

云南护国起义与各界人民声援_谭茂森文存

1915年12月爆发于云南，发展至全国的护国起义，迄今已经过去80多年了。云南护国起义以推翻袁世凯的封建帝制，维护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制为宗旨和目的。以云南军队为主体的护国军以少胜多，以弱敌强，以一隅抗全国，以地方抗中央，经过短短半年的浴血奋战，终于打倒了北洋军阀的头子袁世凯，推翻了复辟封建的洪宪帝制，维护了辛亥革命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正所谓：“辛亥首义，民国建立；护国讨袁，共和再现！”[1]云南护国起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也是云南近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云南护国起义取得伟大胜利的根本原因之一，是全国各族人民以及海外广大爱国侨胞热烈响应和坚决声援的结果。而作为护国首义之区的云南，在其斗争过程之中，各族各界人民更是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忍受了最大的牺牲，从而也做出了最大的贡献，立下了最大的功绩。兹据有关史实，对以云南各族人民为首的全国人民以及海外侨胞对起义的声援做一研究和探讨，以纪念起义，缅怀前贤，鼓舞今人，启迪后人，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护国军高举义旗　齐拥护万众欢腾

云南起义，护国讨袁，这是一场正义的革命战争，也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在整个斗争过程中，曾取得辛亥重九起义胜利的、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万众欢腾，热情支持，表现出了极大的革命主动性和积极性。

早在起义爆发之前，云南爱国军民反对袁氏帝制自为、毁弃民国的革命情绪，就如波涛汹涌，锐不可当。“无论是军队里，或城市乡村，都呈现一片反袁呼声。”[2]他们纷纷表示，几千年来的专制皇帝都打倒了，怎能还让袁世凯当皇帝呢？绝不容许袁世凯再开历史的倒车！(www.guayunfan.com)蔡锷、李烈钧等反袁志士辗转到达昆明以后，云南省军、政、商、学、绅等各界代表数百人，曾在滇军第一师司令部驻地集会，热烈欢迎，“集一时之盛”。云南军、政代表与蔡锷、李烈钧等经过紧急磋商，决定抓住时机，立即起兵讨袁。与会人士还在朱红色纸笺上“特书格言六句：一、开诚布公；二、和衷共济；三、不争权利；四、不避艰险；五、誓死报国；六、保障人权。使触目惊心，各铭座右”[3]。一致表示：不灭国贼，誓不罢休！

1915年12月25日，经过紧锣密鼓、计出万全的紧张准备之后，云南终于正式宣布独立，开始护国讨袁起义。这一惊天动地的举措大大地激发了云南各族军民的爱国热忱，鼓舞了他们捍卫民主共和、推翻袁氏帝制的决心和勇气。云南大地一片欢腾，各族军民互相激励。省垣昆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誓师大会，各界代表庄严宣誓：坚决拥护起义，一致讨伐袁逆，不获全胜，决不收兵！会后举行了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以壮大反袁起义的声势。昆明城厢，各家各户，遍插国旗，广贴新联。其联有“眼看金马腾空日，坐待黄龙痛饮时”，“立马华山推翻帝制，挥戈燕地重建共和”等等。昆明全城，盛况空前，犹如欢度盛大节日一般，庆祝云南宣布护国起义。时人记载：“当教场誓师那一天，昆明全体人民，不约而同，结队成群，在街上游行……呼声动地，经久不息。”护国军将士们对此深有感触地说：“今天誓师回来，在街上看见群众愤慨的呼声，壮盛的气象，觉得我们这一举是值得的，是应当做的。”[4]

1916年元旦，昆明各族各界人民又举行了拥护共和纪念大会。全城人民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坚决拥护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领导人民起义讨袁，同声谴责袁世凯叛国称帝的滔天罪行。在这一天，省城大街小巷、商店铺户张灯结彩，悬挂国旗，男女老少无不扬眉吐气，同庆中华民国成立纪念日。护国主将蔡锷曾经高兴地称赞云南民众说：“宣布独立后（二十五六日），人民更为安适。日来举办护国纪念会，人气敌忾，有如火如荼之观。滇人侠勇好义，于此可窥见一斑。”[5]

护国军整队离昆出征，奔赴前线鏖战之时，“各界均悬旗欢送，沿途高唱万岁，声震山谷。其军容之盛况，实为从来所未有”[6]。绅商各界和青年学生，成千上万，齐集街头，热烈欢送滇省健儿。“许多女学生还送毛巾给出征官兵。在行军途中，群众纷纷向部队送茶送水。”[7]一派热烈拥军、军民一家的动人景象。

云南人民不仅带头拥军，还向各省发出号召，要求举国一致，共同讨袁。云南省商务总会率先向各省商界发出函电说：“吾滇全省商民，无不馨香顶祝，协力赞助；期早成大功，庶几刷新政治，浃洽商情，共建民国。”衷心希望各省“与滇省一致进行……铲除帝制，还我民国，维持商务，又安民生”。[8]一场护国讨袁风暴在云南高原迅速掀起，真正是：“一旦举义旗，举国同欢庆。”

二、士农工商乐捐助　三迤健儿从军忙

云南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地瘠民贫，财政入不敷出。护国军兴，耗资巨大。为了赢得护国战争的胜利，必须千方百计筹集军费。于是云南都督府采取各种措施，开源节流，尽力增加财政收入，坚决紧缩各项开支，以保证战争前线的紧急需要。省内各界，士农工商，也出于爱国大义，争相慷慨解囊，积极捐资助饷，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感人的事例。

云南都督府为了筹集足够的护国军费，专门成立了筹饷局，任命李烈钧为局长，李烈钧率队出征后，由黄德润继任。筹饷局刚一成立，即向省内外、国内外发出号召，申明大义，请其捐助，以募军费。省垣昆明则委托富滇银行代为募集。号召一发，社会各界纷起响应，各个阶层、各行各业，如士绅、富商、学生、军人、医生、教师、艺术家等，莫不各尽其力，为国捐资，短短几天，即筹得款项2万余元。筹饷局举办第二次捐款时，各银行、商号等，更是慨捐巨资，支援前线。如殖边银行捐1000元，中光大和捐2000元，曹宝聚捐1000元，东顺祥捐1000元，富商周小云捐2500元等。广大民众“缴纳捐款时，争先恐后，早晨一开门，就拥挤的来交，至晚不止”。特别是各界女同胞，“把簪环首饰用来抵交的很多，都是自动自愿，并没有勉强叫她们出钱”[9]。真是爱国之情，巾帼不让须眉！云南农村更以贫困著称于世，广大农民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常常食难果腹，衣难蔽体，往年完粮纳税甚属迟缓，且多不能按数缴纳。但是护国战争开始后，各地农民都能深明大义，“共知救国难”，尽量节衣缩食，捐款捐粮，“输粮纳税，异常踊跃”，以实际行动支援前线。曾有记载：“四乡人民赞助讨袁，复公共捐款五十余万。”[10]慈善机构“省垣赤十字会”，亦曾增办军事慈善事业，其唐会长毅然垫款3000余元，采购各种物品，馈赠护国军官兵，以励士气。后因经费不济，“特仿商会办法，出售彩票一万张，每张售银一元，发交省内外商铺，代为分售”[11]。省垣如此，各地亦然。如昭通士绅夏文照等，发起成立赤十字分会，“专以救护受伤军士为宗旨，躬历战地，履行职务”[12]。留守后方的广大将士，为了声援自己的弟兄和战友，也“慨捐薪俸，见义勇为”。如滇军步兵第18团的官佐士兵，捐俸3百余元，购买调羹、手套、毛巾、各种蜜食、金钱牌纸烟等，分赠各受伤官兵，“虽略表激忱，然对于同胞之谊，固极其深切云”[13]。地方各级医院的广大医护工作者除了精心治疗和救护伤病官兵外，也积极捐赠，慰劳伤员。东寺街陆军医院郭松谿、王兆熊等医官不分昼夜，义务工作。南城脚宏济医院谭信、倪允怀等医官不仅尽心尽职，且还捐送“需用药物多品，滇人同深钦感”。其他医院职工也纷纷捐银购买各种营养品，滋补伤员。各界负责人等，常到各家医院探视伤员，“捐赠鸡蛋、牛奶、银钱、火腿、糕饼、毛巾等滋养补品和生活日用品”。戏剧界人士则发挥其所长，举行义演，募集资金，支援起义。京剧团体群舞、云华等茶园分别义演3日，全部票房收入均捐作军饷。滇剧团体荣华、云仙等茶园人士亦各义演3天，“将午、夜台收得票资一概呈交警厅，补助军饷”[14]。爱国人士刘廷芳急公好义，“情愿变卖家产，招募壮丁，报效国家，共诛逆贼”[15]。此种毁家纡难、国而忘家的高贵品质，实是感人至深，尤值得称道。昆明陆军讲武学校的教官、学员、职事、工役等虽暂不能驰骋疆场杀敌报国，但也“发其爱国热忱，集合全校第一、二、三各队员生，捐资议购物品，酬劳我爱国军人”[16]。并且在校努力学习，刻苦训练，随时准备奔赴前线效命疆场。其他各校学生本靠父兄生活，经济尚未自立，但也积零成整，上交学校，转作军饷。尤可敬者，昆明劝学所所属各小学师生员工虽然薪金微薄，生活十分清苦，但本“捐资不在多寡，爱国不甘人后”之精神，互为鼓励，争相捐赠。如“省会四区模范小学管教员暨全体学生，开会捐资，亦欲步商会之芳躅矣”。各学校“小学生，自家庭所得果饵费，日不过十余钱，然皆能节之省之，捐输以成此劳军之盛举，所谓见义勇为，当仁不让者菲耶！”这种发自幼小心灵的爱国真情为时论所赞曰：“可敬哉，小学界！”[17]

云南起义，护国讨袁，兵力对比敌众我寡。为了抗击强敌，确保起义成功，护国军政府决定招兵买马，扩充武装，这一措施深受各族青年的积极响应。无论是在校学生、在乡子弟，还是退伍军警、闲散人员，甚至社会绅耆省外学子，都纷纷要求参军参战，挥戈杀敌。一时之间，全省各地掀起一股从军热潮。志愿队、将校队、警察部队、义勇、乡团、商团等军事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相继出现。在都督府的领导下，扩军计划顺利完成，迅速组成护国三军，开赴前线迎战敌人。

在从军热潮中，也出现了许多感人肺腑的事迹。陆军讲武学校所办的志愿队原定只收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但是“三迤各属学生，闻风兴起，不惮数百里程途，跋涉来省，以入伍从军为荣”[18]。其中有联名投效者，有个人报名者，甚至有的教员辞去职务，报名入伍，以得充一兵为荣者。为了满足广大青年从军报国的强烈愿望，讲武学校特呈准都督府：“拟开续班，以宏造就。”当学校招收志愿队第二班学员而举行考试时，“三迤人士，云沓鳞集，争来与试，有数千人之多”。[19]考取者引以为荣，落选者深以为恨。尽管学校一再添招续班，但因考生众多，学校难以容纳，遂不得不宣布暂时停止招考，决定毕业一班，开招一班。讲武学校如此，普通学校亦然。在校学生纷纷要求投笔从戎，上阵杀敌。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的学生自动组织了“讨袁学生队”，除了学习文化知识之外，还积极进行军事训练，时刻准备奔赴前线与敌厮杀。他们并上书都督唐继尧，痛斥“袁世凯鬼蜮为性，豺狼居心，始而终身总统，继而世袭总统，今则悍然废共和为帝政”。慨然表示：“生等所以日夜踟躇不安，群情愤激，而有讨袁学生队之组织也。……生等为此，实欲稍尽国民之责任耳。”[20]云南高等警察学校全体学生坚决要求编入战斗部队，以便直接上阵，与敌开战，结果被编为出征预备队，随时准备开赴前线。各县各州的乡镇青年，或赴省投军，或就地入伍，争先恐后，踊跃异常。省里所派出的招兵人员，每到一地，均有应征青年前来报名入伍，三五成群，络绎不绝。如牟定县，有“小学生、农业（学校）学生杨文林等十三人，因鉴于当兵之荣，当即投效入伍，随同上省”。时论赞道：“吁！吾滇人之踊跃从戎如此，直抵虏穴，共诛独夫，亦易事也！”[21]又如顺宁县（今凤庆）志士叶湘石，曾致电都督府，表示“拟就近召集义勇乡团一营，躬赴前敌，为国效死”[22]。有的文职官员甚至要求弃文习武，准备上阵杀敌。云南县（今祥云）前知事、编修刘启丰，“感时事之变迁，谓当此弱肉强食时代，非尚武不足以图生存，神奸叛国，亦非武力不足以廓清廊庙”[23]。于是，断然“挂印”，辞去原任，加入炮兵军士队，从戎习武，备卫民国。许多旅居省外的滇籍青年及外省籍人士也积极奔走相约，联袂来滇投军。如滇籍旅鄂陆军中学学生赵锡等闻知家乡举事，遂束装返梓，赶回云南，具禀军府，要求入伍，被誉为“爱国爱乡之杰土”。浙江省高子伯先生等20余人，“皆时之名流硕彦”，为了报效祖国，怀着一腔热血，不辞劳苦，长途跋涉，来到边陲，共襄义举。都督唐继尧对其忠勇深受感动，格外“隆以上宾之仪，特开礼贤馆，以延纳之。风虎云龙，壮我金碧”。[24]

由于广大青年、学生及各阶层人士的踊跃参军，都督府的扩军计划得以迅速实现，护国军力大为增加。结果，全省步兵由原来的8个团增加为28个团，加上炮兵、骑兵、警卫军等，共达36个团，总兵力增加两倍以上，从而有力地保证了护国战争的胜利进行。

三、舆论宣传鼓干劲　护国演说开新篇

护国战争打响以后，为了配合前方的军事斗争，在后方的各界人士也积极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其中之一就是加强舆论宣传工作。通过这一活动，淋漓尽致地揭露袁世凯叛国称帝的滔天罪行，深刻阐明护国起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力图以爱国、革命的思想宣传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以便建立护国起义的巩固的根据地。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护国演说社”的成立及其宣传活动。

护国起义爆发不久，为了加强舆论宣传，1916年2月，作为护国运动的领导者、组织者和发动者的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进步党的有关要员，即在昆明组织成立了护国演说社。该社以国民党人李增为主要负责人，以进步党云南事务所所址为社址，人员设置则有主任、书记、演说员等。其活动经费部分由都督府拨款补助，部分由社会募捐而得。活动方式主要是街头宣传、集会讲演等。组织系统拟以昆明为总社，各县各埠则设分社。护国演说社的《简章》载明：“本社以声明大义，发扬民气，辅助本省政府扫除帝制，拥护共和为宗旨。”以“德望素著，通达事理者”为演说员。[25]通过内容丰富、语言生动、形式活泼、为民众所喜闻乐见的街头讲演，向广大人民宣传护国起义的重大意义，以唤起民众，声援起义，达到护国胜利的目的。

护国演说社的演说词现存者凡12篇，每篇都内容广泛，言简意赅，说理透彻，论证有力，字字充满激情，句句动人心弦，旨在号召民众行动起来，推倒帝制，维护民国。如第一篇，题为《滇军举义讨袁，为国民前途造大幸福》，词文开宗明义，指出护国起义的目的和意义是：“不止为云南一省造成将来的大幸福，是要为全国四万万人造将来的大幸福呢！”[26]第五篇《拥护共和即所以保全中国》说道：“此次云南之起义，是拥护共和，亦即是保存中国。保存中国，非大家拥护共和不可。拥护共和，舍将这袁逆推倒又有何法？”[27]这样，就把云南一省的起义和推倒袁逆、拥护共和、保存中国等全国的大事紧密联系起来。第三篇明确指出护国战争必胜的三个道理，即第一，“袁世凯是个反叛共和国的贼子”，全国人民决不容他“做什么皇帝”，护国军一到，“便要合起来杀他”；第二，“袁世凯所用的人尽是那鬼鬼祟祟的坏人”，护国军一出，“所有全国的英雄豪杰都来里面帮助我们”；第三，“袁世凯为人狠毒，合他的人，哪一点他不满意，他就下毒手了”，而“我们这护国军与各处共和军，都是一心一意的同出死力，要把这中华民国永远保守住了，不准这袁世凯胆大妄为的”[28]。有此三条理由，护国战争是必胜无疑的。第四篇《袁世凯必要灭亡之征验》，更具先见之明，洞若观火。该文尖锐地指出：袁世凯民心丧尽，必将灭亡。其内部“心腹都远弃他，外面全国的英雄豪杰都联合起来，个个想推倒他”。所以袁逆“不惟皇帝做不成，连他的老命都难保了。比如一棵大树，心也腐了，皮也破了，又加无数斧子砍着，就是根深干劲，焉有不倒之理？……这是兄弟的老实话。列位请想，是不是呢？”[29]通俗的语言、形象的比喻，却道出了深刻的道理、历史的规律！读来令人拍案叫绝，听来使人击节叹赏。由于护国战争的节节胜利，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对此，演说社第十一篇演说词及时提醒人们，务必再接再厉，乘胜前进，彻底“推倒袁世凯”，而不要受骗上当。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国民的责任，才能够尽到；中华民国的根本，才能够永保；我们将来的幸福，才能够得享呢！”末了，演说发出响亮的号召：“同胞，同胞，努力，努力！”[30]到了袁世凯气数已尽，命丧黄泉之时，演说社及时编写了第十二篇演说词：《袁世凯该死》。词文一针见血地指出：“古人有言：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而帝制自为、自我作孽的袁世凯，“觉世界人类的恶性，无一种不会合在他的一身了”。这些恶性主要包括贪、诈、凶、狠。袁世凯篡权四年来，因其恶性，直搞得天怒人怨，而“做人做到天怒人怨的时候，真是罪大恶极，不遭天诛，必为人杀”。词文斩钉截铁地指出了袁世凯的必然下场：“古人有言：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贪诈凶狠、恶贯满盈、为全国人民所不齿的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袁世凯，在举国一致的愤怒声讨声中可耻地死去，完全是罪该万死，死有余辜！

作为护国战争的第二条战线，以护国演说社为代表的政治思想宣传工作，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打击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护国战争的各个进程，推动了护国战争的向前发展，从一个方面保证了护国战争的最后胜利，同时谱写了一段云南人民空前觉醒的新篇章。

四、海外赤子思报国　大江南北同响应

海外广大侨胞与留学生同为炎黄子孙，素有热爱祖国的优良传统。他们身居异域，心向祖国，始终与祖国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袁世凯毁弃民国、复辟帝制的滔天大罪，同样激起海外侨胞和留学生的无比愤慨。在护国讨袁斗争中，他们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贫富、不分男女老幼，纷纷行动起来，对于袁世凯的逆天大罪，或集会声讨，或通电谴责，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积极投入护国讨袁斗争的行列之中，充分表现了广大侨胞和留学生的拳拳报国心、深深赤子情。

早在护国起义爆发之前，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海外各支部，就在广大侨胞中积极开展了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的思想宣传，开展了组织动员和筹集款项等工作，以为武装讨袁进行准备，甚至已派员回国开始了局部武装讨袁的斗争。在其影响之下，广大侨胞和留学生的反袁情绪日益高涨。美洲致公堂总会唐琼昌会长就曾致书美国总统威尔逊，要求其“主持公道，助保民国，切勿承认袁氏帝制”[31]。留日学生联合会也做出反对袁氏帝制的决议，认为帝政问题内摇国本，外起干涉，蠹国殃民，必酿大祸。因此，全体留日学生表示坚决反对。革命党人则成立了筹饷局，向侨胞广泛募集讨袁经费。广大侨胞出于爱国之情，也纷纷解囊，慷慨捐助。如马来亚霹雳地区的区慎刚、梁遷南等，每人捐款均在10万元以上之巨。越南西贡（今胡志明市）地区的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等，也各捐款数万元之多。

护国起义爆发以后，起义领导人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等，曾联名致电海外各侨胞领袖，热切希望各地侨胞“慨助义金，共襄盛举”，“重整河山，复巩共和之大局”。[32]留欧中国国民党总事务所也布告世界各国，痛斥袁世凯“解散我国会，摧残我自治，钳制我言论，禁止我集会，惨杀我民党”的弥天大罪。表示对于护国讨袁，“凡我留美、留澳、留日、留欧各同胞，无不赞同，相助为理”。呼吁广大侨胞对于“为国流血之爱国健儿，予以赞助”[33]。留日中国学生总会也发表《对外宣言书》，热烈欢呼护国起义。书中写道：“今者维持共和之军，应国民之要求，首义于云、贵、川、广，名正言顺，士气发扬，吾人确信必能于短小之期间内得全国之响应，推翻袁氏之恶政府，而建设真正之民主立宪制。”《对外宣言书》尤其指出，护国起义“直接为吾国盛衰之所分，间接为世界休戚之所系”[34]。从而把首义于云南的护国讨袁大业与中国的兴亡和世界的前途紧密联系起来！云南留日学生总会则发布了《通告全国父老兄弟书》，彻底揭露袁世凯残害忠良、破坏民主、出卖国家和横征暴敛等四大罪行，号召“凡我各省同胞，海外志士，允宜闻风兴起，力为前驱……擒袁氏以奠神京，杀一人而安天下，毋泥于省界，毋惑于党争，毋诱于金钱，毋怵于武力”[35]，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敌。随着护国战争的向前发展，留日学生总会又通电各省，希其乘胜“迫袁解职，置之典刑。愿除恶而务尽，勿滋蔓以难图”[36]。在护国军的沉重打击之下，袁世凯被迫撤销帝制，要求停战议和。对此，全国人民一致反对。留日学生沈鹏等也曾致电滇、黔、桂、粤等起义诸省的都督、总司令等，坚决表示：“万望诸公，速提义师，大张挞伐，毋信袁贼之议和，毋误奸党之调停，坚持到底，始终一致。”争取护国讨袁斗争的彻底胜利。[37]这些宣传和主张，甚得广大侨胞和留学生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

在护国起义前后及起义的整个过程之中，广大侨胞不仅从政治上、道义上积极声援起义，而且还从财力上、物力上给予起义以极大的支持。当时主要报刊曾大量登载了有关侨胞积极捐资、助饷助械的重大新闻。仅是《滇声报》一家，所载有关侨胞慷慨捐助的新闻标题即有：《巨款源源而来》《华侨踊跃捐饷记》《民军又得巨饷》《大批军械将抵滇》《英、荷两属华侨集款恭请北伐电》等。其文有如：南洋华侨“近闻云南举义，深表赞同，已允助军饷二百余万元，不日即可由香港汇滇接济，以后尚源源而来也”等。据报道，仅汇到东京的华侨捐款即有170多万元之巨。护国起义不到十天，护国主将蔡锷致护国军师梁启超函中即说道：“近得侨商之接济二十万，尚有三十万可克日汇滇。”[38]侨胞爱国捐资之热情，于此可见一斑。捐款的侨胞之中，既有富商大贾，也有贫苦百姓。如农夫阮文通，“热心人也，知欲竟杀贼之功，非挤济款项不可，特卖猪一只，慨捐银十元”[39]。工人黄开兆，“每有思怀祖国之危亡，五内共愤，救旆无方。奈因工程太淡，囊橐无余，故因力不从心，无如左支右绌，只得和银十盾，羞不敢云救国之资。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只是尽吾国民之一分子而已”[40]。工人廖鸿英，“栖身工界，入息本微，然自闻义师兴起以来，即节衣缩食，拟稍尽国民丝毫之义务，已积有和银十盾，备捐军饷”[41]。金额虽属寥寥，无济大事，但其爱国之心，令人钦佩不已。更可敬者，不少侨胞毅然决然，漂洋过海，返回祖国，参军参战，为了推翻袁氏帝制，维护中华民国，决心以身许国，马革裹尸。如华侨武装组织“讨龙军敢死队”活跃于广东，四处打击袁氏爪牙广东将军龙济光的势力。美洲华侨组织的“敢死先锋队”和“飞机大队”，拥有500多名战斗队员和3架作战飞机，他们积极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军所属的东北军，在山东地区开展讨袁斗争。南洋各地的华侨回国参战的也为数不少。

广大侨胞和海外留学生，他们以其崇高的爱国热情和巨大的牺牲精神，为护国起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共赴国难的高度的革命英雄气概。

云南护国起义爆发之后，南北各省先后纷纷响应。1915年12月25日云南独立后，时隔仅一个月，即1916年1月27日，与云南紧邻的贵州也宣布独立讨袁，组成贵州护国军，分别出兵川东南和湘西，与云南护国军紧密配合，并肩战斗，共同对袁世凯的北洋军作战。3月15日，云南又一紧邻省广西宣布独立讨袁，组成广西护国军，分别进军广东和湘南，与滇、黔护国军战略配合，遥相呼应。4月6日，袁世凯的心腹大将、广东将军龙济光在护国军、讨龙军大兵压境，四面楚歌声中也被迫宣布独立。至5月底，又有浙江、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独立讨袁，声援云南护国起义。

1916年5月1日，先是独立后的广西、广东两省在广东肇庆成立了“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以统辖两广讨袁军务。5月8日，此前已独立的各省又在都司令部的基础之上成立了“护国军军务院”，以为与北方袁世凯北洋政府相对峙的南方临时统一政府。军务院推举首义之区的云南都督唐继尧为抚军长，推举独立各省的都督、总司令等如云南的蔡锷、李烈钧，贵州的刘显世，广西的陆荣廷，广东的龙济光等为抚军。军务院曾发表宣言、通电和布告等，重申护国讨袁的决心和意义。其宣言称：今袁世凯“谋叛罪之成立，现已昭然”。“本军政府督率大军，务将该犯围捕”，定要依法弹劾，依法审判。[42]表示了与袁世凯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原则立场。军务院的成立，使得“滇、黔、桂、粤联军西南，声震全国”，“使袁世凯知西南不可屈焉”。壮大了护国讨袁的声势，推动了护国战争的发展，加速了袁氏洪宪王朝的灭亡。

正当护国战争蓬勃发展、节节胜利之际，护国运动的精神领袖孙中山再次发表《讨袁宣言》，坚决表示：“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43]进一步为护国讨袁斗争指明了方向。在孙中山和军务院的号召下，全国人民的反袁斗争犹如长江后浪推前浪，更加迅猛发展。由云南点燃的护国讨袁的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燃遍了大江南北，燃遍了长城内外。至1916年5月底，即云南举义不到半年，全国宣布独立讨袁的省份已增至19个之多，占全国的三分之二左右。甚至原来支持袁世凯复辟称帝的北洋军阀的头面人物和帝国主义列强也因慑于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而一改初衷，对帝制变为冷淡。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自日本返回上海。5月1日，云南都督府驻沪代表为孙中山举行了热烈隆重的欢迎大会。会上，孙中山对云南护国起义给予了极为崇高的评价。他说道：“袁世凯本系帝制余孽，一脑子的帝王思想。”“霹雳一声，云南起义，其目标之正确，信心之坚强，士气之昂扬，作战之英勇，以及民心之振奋，响应之迅速，与黄花岗之役、辛亥武昌之役，可谓先后辉映，毫无轩轾。充分表露中华民族之正气，中华革命党之精神，不惟使筹安丑类，胆战心惊，即袁世凯，亦何异天夺其魄！”孙中山并表示：“兄弟回国后，当令革命各军，严密注意，并与护国军通力合作。”同时，孙中山还鼓励“云南诸君子，望能再接再厉，努力奋斗，达成吾人之最后目的”。[44]云南各族人民和全国人民遵循孙中山的谆谆教导，通过浴血奋战和生死搏斗，继续把护国起义的斗争推向前进。

1916年6月6日，在护国军的猛烈打击和举国一致的愤怒声讨声中，窃国大盗、独夫民贼、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袁世凯终于恋恋不舍地抛弃了皇冠和龙座，命归黄泉，结束了其可耻可恶的一生！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是一切反动派的必然规律。“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做了几个月的皇帝就死了。”[45]袁世凯之死，标志着以维护中华民国、讨伐袁氏帝制为目的的护国起义取得了伟大胜利。

云南护国起义发轫于边疆一隅，继而发展为全国性的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成为当时影响全国大局的时代中心，它基本上完成了“永除帝制，确保共和”的历史使命，它是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云南各族人民无上的光荣和骄傲！今天，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云南各族人民、边疆优秀儿女在不可逆转的改革开放大潮中，必将取得更加辉煌的胜利。

（原载云南大学历史系编《史学论丛》第七辑，云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注释】

[1]转引自谢本书、冯祖贻等编著《护国运动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页。

[2]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页。

[3]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邓氏玉石斋1937年刻印本，第41～42页。

[4]由云龙：《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5]蔡锷：《致梁启超函》，载《松坡军中遗墨》，松坡学会1926年印。

[6]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邓氏玉石斋1937年刻印本，第67页。

[7]杨如轩：《我知道的云南护国起义经过》，载《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云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1页。

[8]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邓氏玉石斋1937年刻印本，第18～19页。

[9]由云龙：《护国史稿》，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4期。

[10]邓之诚：《护国军纪实》，邓氏玉石斋1937年刻印本，第24页。

[11]《赤十字会发售彩票》，载《义声报》，1916年3月31日。

[12]《昭通发起赤十字会》，载《滇声报》，1916年3月29日。

[13]《不愧同胞》，载《滇声报》，1916年5月5日。

[14]《云仙园演戏助饷》，载《滇声报》，1916年2月7日。

[15]《急公好义》，载《义声报》，1916年3月24日。

[16]《请看讲武学校学生之爱国热》，载《滇声报》，1916年4月28日。

[17]《可敬哉，小学界！》，载《义声报》，1916年5月23日。

[18]《从军何惮跋涉苦》，载《滇声报》，1916年2月21日。

[19]《志愿队投考人才之盛》，载《义声报》，1916年3月25日。

[20]参见《滇声报》，1916年1月1日。

[21]《个个健儿喜从军》，载《滇声报》，1916年4月12日。

[22]《叶湘石编集义勇乡团》，载《义声报》，1916年2月9日。

[23]《投笔从戎，壮志堪嘉》，载《义声报》，1916年5月19日。

[24]《云龙风虎》，载《义声报》，1916年2月29日。

[25]《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1页。

[26]《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3页。

[27]《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3页。

[28]《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08～709页。

[29]《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11页。

[30]《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4页。

[31]《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0页。

[32]《致华侨劝捐公启》，载《义声报》，1916年2月12日。

[33]《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48～949页。

[34]《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5～956页。

[35]《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59～960页。

[36]《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页。

[37]《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60～961页。

[38]《护国历史资料选辑》，民革云南省委编印，1985年，第3页。

[39]见《义声报》，1916年3月28日。

[40]见《义声报》，1916年5月19日。

[41]见《义声报》，1916年5月19日。

[42]《护国文献》下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71页。

[43]《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13页。

[44]和榆昆辑：《关于云南首义护国的两篇演说辞》，载《云南文史丛刊》1995年第2期。

[45]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载《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