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国学大师刘文典之死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张有京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1972年云大政治系毕业）

我的父亲张德光生前曾任云南大学党委常委、副教务长、历史系主任，中国民主同盟云南省委常委，是当年云南大学历次政治运动的经历者和见证者。从他的日记、笔记、书信等私人记录中（后文引文未注明出处者均出自当日日记），可以看出一向清高孤傲、独来独往的刘文典先生，在1957年、1958年仍我行我素，出言不计后果，最终因悲愤与绝望，含冤病故于1958年的“交心运动”。

刘文典先生为古籍校勘学一代泰斗，原北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其为人光明磊落、特立独行、不畏权贵。先生早年留学日本时加入同盟会，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也做过《新青年》编辑部英文编辑和翻译。1928年任安徽大学校长时，蒋介石刚执掌政权不久，想提高自己的声望，多次表示要到安徽大学视察，但刘拒绝其到校“训话”。后来，蒋虽如愿以偿，可视察时校园到处冷冷清清，没有所希望的那种隆重而热烈的欢迎场面。因为刘文典认为，大学不是衙门，不需要向权贵献媚。1962年3月10日冯友兰致张德光的信曾提到1928年安徽大学闹学潮，蒋介石曾到校指责刘文典先生：“蒋怒说‘你革命不革命’，刘先生亦怒说‘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时候，还不知道你在哪里’，蒋把先生囚起来。刘先生在狱中说‘我若为祢正平（祢衡），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崇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此为刘先生亲告我者。”出于先生在国内外学术界的巨大影响，1956年他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时，曾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亲切过问先生的学术研究近况。然而，这么个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为何会含冤病故于1958年呢？(www.guayunfan.com)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1952年，为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清除反动思想在学校的影响，高校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思想改造运动。云南大学中文系教师学习组对刘文典先生的“封建权威思想”进行了过激批评帮助，甚至将刘文典先生写的两首古体诗无限上纲为“反动诗”。刘文典先生为此大为不快。直到1954年1月24日先生在与历史系主任张德光交谈时，还气愤地说：“不要把我当中文系的人了，中文系的课我不高兴开了，我在25号辅导学生（历史系）是为了历史系，中文系的学生要来我当然不能拒绝，是云大的嘛！云大人来我都不拒绝。”张德光评论“此老火气大，中文系对他团结不够，至少是尊敬不够”。继思想改造运动后，云南大学开展了两次激烈的政治运动，即1957年的“反右斗争”和1958年的“交心运动”，后者对刘文典先生冲击特别严重。

如1957年7月23日，有人在批判会上交代其“罪行”时说道：“刘文典说在云大不骂刘文典不是进步，学校离心力大，外出学习的人都不愿回来。学校再过几年不堪设想，读几年书再说。”“反右斗争”后期，刘文典先生被校党委内定为“中右”。

1958年高校又开展了“向党交心和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运动”。为了表达向党“交心”的忠诚老实，当时的云大校党委以“大跃进精神”发动群众在全校开展写大字报和个人交心竞赛，并发动学生给教师提意见，这给教师特别是那些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教师带来极大政治压力。在沉重的思想压力下，个别教师被迫又给自己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做自我检查和接受群众批评。时为校党委常委、校长的李广田教授，对党委过“左”的做法曾表示反感，看到不少知名老教授，特别是他平日敬重的刘文典先生被定为全校重点批判的对象，也爱莫能助。有时也难免迸发出不平的怒气，一天他生气地问张德光：“德光你们怎么这么随风倒呀？中央都宣布过知识分子大多数已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你们几个怎么又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张德光无言以对。（张德光：《忆李广田同志》，《云南日报》1979年1月25日）

在这场“运动”中，党员教授均受到冲击，那些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视为“有问题”的老教师更是在劫难逃。如中文系著名老教授张若名因脱党的“历史污点”在“交心运动”中成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张若名，1920年与周恩来、李富春等留法勤工俭学，加入旅法中国少年共产党，任支部执行委员。后因故申请退党，并严格履行了周恩来提出的用生命保守党的机密的要求，潜心在法国学习，获法国文学博士。见《云南大学志》第十卷。）她在多次“交心”会上被认为“态度不老实，对党不忠减”，未交代出她“脱党”的真实思想，在过不了批判关的沉重思想压力下，最后一次“交心”会上，已是心力交瘁的她痛苦地不得不违心编造出其骇人听闻的“反动思想”，以示对党“忠诚老实”。因不堪承受过火批判，张若名教授于6月18日跳校园东侧的八大河冤死。

再看看刘文典先生的遭遇又如何呢？一生以狂傲放纵的独特文人风骨处世的刘文典先生，同往常一样绝不能容忍他人对其人格的侮辱。当“交心”转入“大破资产阶级法权”时，刘对师生贴他的大字报和会上的批评一概加以冷嘲热讽，因此成为“交心运动”的核心人物，被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交全校师生集中火力进行揭发批判。

为攻下刘文典这一“顽固堡垒”，学校多次在中文系和历史系教师及学生代表以及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等批判会上，对先生的“反动权威思想”展开猛烈批判。4月4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联合整风会上，首先由张德光转达了校党委的意图，安排刘文典先生在会上做检查。刘文典先生的检查要点无外乎以下三点：一是给自己戴上一顶空无内容的“个人主义帽子”。“我是极端个人主义。初烧时我认为自己是个大财主，仓库里东西很多，再烧就感到烧空了，空虚得很。”二是批评自己有迷信思想。“我与张为骐（中文系教授，刘文典的学生，对刘文典先生十分崇敬）有共同语言，我也看佛经，我说信仰自由是宪法规定的，抬出宪法来就不对了。”三是“我不自杀，你们批不死我”。“我悲观厌世，但我不自杀。我就一种自杀法，吹烟慢慢自杀。”（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前有吸鸦片烟的嗜好，并得到云南省主席龙云特许）先生的检查显然“避重就轻”，表露出对其批判漫不经心。

4月20日，在校内各民主党派整风会上，再次由文、史两系教师联合揭批刘文典先生。众所周知，高校民主党派成员由高级知识分子组成，其中老教师比例占大多数，历次运动中多数人或轻或重均受到冲击。出于自我保护的需要，在揭批刘文典先生时，他们中一些人用词之激烈前所未有。5月2日，“上午党支部研究教改工作，本周与中文系配合两次批评刘文典。下午文史两系教师及中文系学生代表听刘文典自我检查”。刘文典先生在经历无数次会议批判后，似乎已是身心疲惫，一反常态，首次在当天会上违心低头“认错”，甚至人云亦云被迫承认那些莫须有的“罪名”。

“堡垒”攻克下来了，刘文典的生命随之也走到了尽头。1958年7月14日深夜，先生在家突感头痛，不一会儿昏迷不省人事，云大校医及昆明医学院附属医院专家及时赶到，诊断先生系脑出血，抢救无效，于7月15日下午5时过世。张德光在当天日记中记道：“杨副校长通知与刘尧民研究刘文典后事。刘太太坚持不火化，要装棺运回安徽去。”一代国学大师忽然逝去，在当时“左”的政治环境中，头几天云大党委也不知道怎么处理为恰当。既没有发讣告，也没做追悼会安排。直到全国政协接先生夫人张秋华女士电报后，给云南大学发来唁电，对先生逝世表示慰问（先生为全国政协委员），云大才急忙和省政协、省九三学社云南分社筹委会（先生为筹委会委员）共同协商，于7月23日由三家联合在云大大礼堂为先生举办追悼会。追悼会自始至终简单冷清，能容纳数千人的大礼堂，到会者仅100多人。

1962年8月24日，张德光与周新民（民盟元老）在昆明白鱼口疗养院散步时，周新民谈道：“你知道刘文典在云大的情况吗？交心运动对他批判过火，那么大年纪，而且又有病也不照顾一下……其实刘文典这个人很有风格，在安徽时蒋介石拍桌子骂他，他也拍桌子，这就很难得……”刘文典先生之独子刘平章先生与本文作者可称世交兄弟，一次平章先生悲愤地对我说：“老弟，父亲去世我从重庆工学院（先生为该院教师）赶回来办理父亲丧事才知，在4月份一次批判会后父亲在回家路上吐了几口血，吴进仁（中文系教师，先生的得意弟子）陪父亲到医院检查，确诊患肺癌晚期。父亲再三叮嘱吴进仁不要告诉学校，也不要告诉母亲和我。我不知父亲当时是怎么想的，如他把病情告诉学校完全可住院治疗，也可暂时回避对他的无情批判。一向刚强固执的父亲，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时为什么拒绝治病呢？又为什么平生第一次违心忍辱地做自我批判呢？我想，父亲已饱尝政治斗争的无情和人性的冷漠，已对自己的政治生命不再抱任何希望。当一个老人的命运走到如此可悲的境地，面对那些是是非非的批判及人格的侮辱不免心灰意冷，否则他绝不会在检查中忍辱自侮，也不会在病危之际讳疾忌医并向学校和家人隐瞒病情。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精神上受到无情打击必会引发脑出血……”

1946年11月刘文典一家与弟子陶光在大观楼

摘自《炎黄春秋》2013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