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华掠走“刘文典藏书”追踪记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日本侵华掠走“刘文典藏书”追踪记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刘平章

先父刘文典是中国近现代著名国学大师。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五四时期积极参加《新青年》工作。之后，逐渐潜心专注学术研究，历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教授。

先父学贯中西，尤精校勘、考据之学。鉴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需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工作期间，先父就十分重视古籍图书、资料的收集工作，特别对历代有价值的善本、珍本和孤本情有独钟，只要见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想方设法买下，抗战前已收藏近千册各种古籍图书、抄本。

“七七事变”，北平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多所高校南迁，先父因故未能随校及时离开。日寇通过他人多次劝说先父到伪北大任教，均被断然拒绝，日寇盛怒之下，数次派宪兵到住宅搜查、威胁。面对日寇软硬兼施的淫威，先父大义凛然，不为所动，保持了中华民族的气节与尊严。因此，先父被日寇监视，北平无法继续待下去了。在友人的相助下，先父只身一人，借道天津，秘密乘船南下，经香港、越南来到云南昆明，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离开北平时，因局势所迫，未能随身携带珍贵藏书。(www.guayunfan.com)1938年初，先慈携余带上先父再三嘱咐的四籍藏书及行李，仍取道天津，途经香港登岸换船。香港大学的马鉴教授（先父的学生）见先慈一人又带孩子（余当时仅四岁）又带十分沉重的书籍和行李，从香港到云南的路途更是十分艰辛劳累，且又不甚安全，建议将藏书暂存香港。当时香港是英国属地，日军战火一时烧不到，藏书相对是安全的。先慈思考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位教授的建议，即将藏书存放于香港大学。

先慈携余到达云南，见到先父，告知藏书暂存香港，先父十分失望，连连说道：“宁可不要行李，怎么也要把书带来，无书如何工作？”但想到国难当头，事已至此，奈何不得，只好作罢。先父心里却时时惦记着存放在香港的藏书。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占领香港，香港遭到了疯狂的掠夺。先父得知香港沦陷，无法了解藏书的安全，忧心如焚，更加惦记藏书的安危。抗战胜利后，先父立即致信马鉴教授，询问藏书情况。马教授回信告知：“香港沦陷，藏书已被日寇掠走，下落不明。”得知半辈子的心血——十分钟爱的“宝典”被劫，先父心痛不已，只能仰天长叹！

1946年，先父突然接到国民政府教育部转来盟军总部一份通知（此通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称在日本发现一批刘文典藏书，可以办理有关手续索回。国民政府教育部也致电云南大学转先父，称日本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放有被日本劫去的我国图书，其中有先父的藏书。被劫藏书有了线索，有了可以索回的可能，先父喜出望外，逢人便说：半生心血没有白费！

按照盟军总部的规定和中华民国驻日本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下简称“赔偿接收委员会”）的要求，先父于1947年7月4日填报了《财产损失报告单》，又于同年11月18日呈报了抗战时期个人损失书面报告，报请教育部转呈盟军总部，后因国内战事连绵，导致此次索回中辍。

1949年，海峡两岸关系隔绝，寻觅藏书之事一搁竟达数十年。1958年7月，先父弥留之际还再三叮嘱要继续寻访藏书下落。在他有生之年，未能找回视如珍宝的藏书，成为他难以瞑目的憾事。为继续追寻先父的宝典，数十年来，余不敢有丝毫懈怠和疏虞，锲而不舍，历尽艰辛，查阅了浩繁的相关档案、文献、资料，上网查询有关信息……可谓是心力费尽。经过友人的大力协助和余的不懈努力，先父藏书的下落慢慢浮出水面。

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里查到赔偿接收委员会1949年3月1日致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第0613号电报，称：“……关于查办刘文典教授被劫书籍一案……原系在港被劫……申请归还后于本年2月24日接收，当即交与本会签收计刘文典君之书籍646册分装三箱……业经妥觅储藏室存放，候有便船来日时，拟即交由该船运沪……”此电报清楚证明日寇劫掠的先父藏书646册已归还，由赔偿接收委员会签收。

2005年，在“新浪网”读书频道上，载有南京医科大学医政学院孟国祥教授所著《大劫难》一书中的“战时图书典籍之损失”一章，文中写道：“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646册分装3箱……”赔偿接收委员会的电报与孟国祥先生的著文均已表明被劫书籍归还数量均是646册，且又证实藏书已从日本运回。至于运至何处就不得而知。几年前，余看到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辑的《历史学研究》2004年第7期上，日本著名学者、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丸裕一教授著文《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文章写道：“与此同时，对各国图书馆遭到的掠夺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其结果……昆明云南大学的刘文典教授于1939年夏，曾委托香港大学的马鉴、陈寅恪教授代保管的图书在沦陷后的香港也已去向不明。”接着又写道：“从日本向中华民国返还的工作中，就我所知发生了变化是在1949年上半年，即当年2月24日接收的前面提到过的岭南大学藏书和刘文典教授的旧藏书籍计1300余册，最初预定在神户装载在‘海辽轮’上运往上海，但因被暂时延期，结果在当年8月岭南大学的藏书，才用‘增利轮’运到台湾去了，已经觉察到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相继地把故宫的宝物和贵重书籍运到台湾……”这篇文章也说明先父藏书日本已归还，虽未直接说明运往何处，但“国民政府相继地把故宫的宝物和贵重书籍运到台湾”一说，先父这批藏书运往台湾就不言而喻了。

日本归还的藏书究竟在哪里？经过多年的努力，根据查找到的有关证据，可以断定：先父的这批藏书就在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逐步解冻，为余继续追寻藏书提供了条件和方便。2008年余得到一条有关这批藏书的重要信息：台北科技大学郑丽玲副教授于2006年1月1日，在该校出版的图书馆馆讯第11期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台北科技大学所藏‘日本归还书籍’介绍”的文章。从文章题目看，介绍的就是台北科技大学收藏的“日本归还书籍”。文章写道：“这批书是中日战争期间，中国各省沦陷区公私立图书馆之藏书，战后‘行政院’设置管理委员会接收部分日本归还之物资，这批书是其中一部分。”文章继续写道：“1952年6月12日点交当时台北工专（按：台北工专即台北科技大学前身）图书馆保管收藏，除了各公私立图书馆之外，还有一部分是合肥刘文典所有，总计一万零一百册。”郑丽玲副教授的这篇文章从题目到内容清楚无误地回答了先父被日寇劫掠去的珍贵藏书在台北科技大学。细读郑副教授文章令余欣喜若狂。两代人近七十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眉目。

为了解先父藏书如今的保存、管理等方面的情况，余于2009年3月1日致函台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和郑丽玲副教授。在此期间，一直十分关心先父藏书的安徽《新安晚报》首席记者、国内第一位为先父撰写个人传记的章玉政先生，以为先父撰写个人传记为由，分别用电子邮件致函台北科技大学图书馆宋馆长和郑副教授，询问这批藏书保管收藏情况。宋馆长和郑副教授对章玉政先生的询问缄默不言，不予回复。2009年4月13日李祖添校长给余复函，对先父的藏书只字未提，避而不谈，更没回答余所询问藏书现状，只称“经查询本校图书馆现有典藏书刊，与刘文典先生相关书目，罗列如附清单”。李校长所列书目皆是先父的著作，如《淮南鸿烈集解》《三余札记》等11册。回函对台北科技大学保存、管理的日本归还的先父的珍贵藏书只字未提，不禁使余大失所望。虽然台北科技大学没有回复先父藏书的现状，余作为先父的后人并没有从此不再追寻，仍一直在进一步密切关注这批藏书的下落。

近两年来，余与安徽大学、云南大学两校着手先父的《刘文典全集》的再版工作，将尚未辑入原来全集的著述纳入再版全集。现保存在台北科技大学的先父藏书中有不少先父亲笔圈点、校批的古籍和手稿，这些内容将是再版全集十分珍贵和不可或缺的极为宝贵的资料。若能将这批藏书中的有关内容纳入其中，必将使全集更加丰富、完善。这将是造福子孙后代的一大幸事。因此，继续追寻先父这批藏书的下落，就显得更有必要。

最近，先父被劫藏书的下落又有重大突破——在台北科技大学“95年度第2学期第6次行政会议记录”第23页“图书馆”一项第五条有这样一段记录：“本馆日治时期特藏计划的馆藏书籍，有民初国学大师刘文典亲笔圈点批校的藏书，现在进行数位化评估，并与相关单位（‘中研院’傅斯年图书馆）探寻合作修复、推广与应用的可能。”这段会议记录白纸黑字，再明白不过地表明台北科技大学存“有民初国学大师刘文典亲笔圈点批校的藏书”。由此，完全可以断定：先父的被劫藏书日本归还后就存在台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是亲自出席这次行政会议的学校主要领导，对先父这批藏书就在该校图书馆保存这一事实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联想两年前，即2009年3月1日在致李祖添校长的信中，恳请“介绍贵校保存先父书籍之概况”，没有明确指明介绍日本归还先父被劫藏书在台北科技大学保存、管理的情况，以至于回函只介绍先父著作，没有介绍先父藏书的保存情况。为此，余深以为憾！

数十年来，余历尽艰辛，费尽心力，苦苦寻觅先父被劫藏书，就是为了秉承先父遗愿。即早在20世纪30年代，先父在致安徽省图书馆长陈东原先生的信中称：“弟在北平近二十年，所得修金，半以购书……现与内子商定，在弟生存时，既须作教书之参考，又赖此销忧养生。一旦先犬马，填沟壑，定当以其较难得者，曾详加订正者捐赠贵馆……”先父的爱国之情跃然纸上。先父辞世后，先慈遵照其遗嘱已将绝大部分珍藏捐赠安徽省博物馆。2009年安徽大学八十周年校庆，余又将所剩珍藏捐赠安徽大学。七十年前被劫的这批珍贵藏书，理当遵循先父遗愿，仍将要奉献给国家和人民，以实现先父七十多年前的愿望。

为了了却先父与余两代人数十年来苦苦追寻藏书的夙愿，一睹先父这批藏书如今保存、管理的现状，同时，为给先父全集再版提供不可或缺的资料，余于2011年7月30日再次致函台北科技大学李祖添校长，十分明确地提出“拟于近期赴台前来贵校探访这批藏书，同时面抒对贵校六十余年来精心保护、管理这批藏书的诚挚、感激之情”。余衷心希望能尽早赴台，实现亲睹先父宝典的宿愿。

信函发出以后，余天天盼望回音。一月过去不见复函，两月过去还不见回信，焦灼之心令余惴惴不安。到10月中旬仍然杳无音讯。在百般无奈之下，于10月16日第三次提笔致信祖添校长，再次表明追寻先父藏书之决心以及对待这批宝典的态度。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了祖添校长10月26日的回信。从寥寥二十七个字的短信中，得知他已退休，对余的再三请求，祖添校长告知“有关事情请接洽新任校长办理”。余从网上得知姚立德教授接任台北科技大学第十三任校长。于是，于11月6日致信姚校长立德先生。信中明确指出先父藏书就存放在台北科技大学，请求了解藏书保护、管理之现状，并提出近期赴台亲睹藏书之请求。

就在信函发出不到半月，余收到立德校长的第一封充满诚挚、关爱的回信。信中明确无误地告知先父被劫藏书现存台北科技大学，且妥善保存在设备先进的校图书馆特藏室内，更令人高兴的是随信寄来特藏室和先父藏书的十一幅照片。余仔细拜读来信，看着一幅幅照片，心情万分激动。立德校长的回音，使余几十年悬浮之心终于落下。立德校长真无愧是一代师表的典范，他的诚信、宽宏、直率、大度和雷厉风行的作风，使余不禁感激涕零。余随即于11月28日第二次致函立德校长，很快又收到立德校长的回信，对余等赴台亲睹藏书表示欢迎。

为了尽快赴台亲睹先父藏书，2012年初便开始着手赴台的准备工作。由于昆明赴台湾尚不能自由通行，要到台湾只能以旅游形式进行，经过两个多月的准备，余等一行三十二人组团赴台。3月19日抵台，20日余与夫人、三弟、四弟等四人放弃在台北旅游观光的机会，专程到台北科技大学拜访立德校长。由于立德校长公务缠身，全权委托林副校长启瑞先生出面接待。林副校长听了余介绍寻觅藏书的经过，很受感动。余对台北科技大学六十年来精心保护、管理先父藏书表示最衷心的感谢！在他的安排下，余等四人到校图书馆的特藏室亲览这批丢失数十载的珍贵宝典。手捧这一册册先父视如生命的藏书，余等不禁热泪盈眶，百感交集，心潮涌动。先父在天之灵若有感悟，定会含笑九泉，终可瞑目了！

由于余等是随旅游团队赴台，在台北的时间仅有两天，时间十分仓促。20日在校工作一天，经过紧张的清理，在置于书架上的旧版图书中清理出了二百余册有先父印章或有先父手迹的藏书。26日余等再次到校拜会林副校长，再一次感谢学校数十载为这批藏书所付出努力。希望校方对这批藏书进一步清理、修复、编目，并提出了再次赴台的请求——先父藏书尚有大部分还未清出，且先父全集还需在这批藏书中搜集有关资料。林副校长指出，这批藏书是“国宝”，学校非常重视，拟于下半年在校举办一次刘文典藏书展览，对余等再赴台北科技大学的请求表示欢迎。

刘文典藏书追踪示意图

光阴荏苒，自从日寇在香港劫掠先父藏书至今已整整七十一年了，两代人含辛茹苦追寻数十载，如今，藏书下落终于大白天下，七十年的悬案终于可以了结了。

余已近耄耋之年。本应颐养天年，尽享晚年天伦之乐，但先父的临终重托，令余不敢丝毫懈怠。经过多年的努力，“苍天不负有心人”，先父藏书终有下落，七十年劫案终可了结，真是平生一大幸事！

由于第一次赴台时间仓促，未能将藏书完全清理，有待二次赴台全面进行清理、编目，以及在藏书中搜集先父笔圈点、批校的珍贵资料，以期编入《刘文典全集》增订本内，不使全集再有遗憾。为此，平章将再次赴台北科技大学进行工作，以便使沉睡数十年的藏书发挥它的更大作用，体现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数十年的追寻过程中，要特别感谢云南大学刘兴育教授、安徽《新安晚报》首席记者章玉政先生、安徽大学诸伟奇教授、江苏文艺出版社张昌华副总编辑、南京医科大学孟国祥教授等对余的鼎力支持与帮助；同时，还要感谢台北科技大学给予的支持与帮助。

2012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