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怀念刘文典伯伯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深切怀念刘文典伯伯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张有京

（云南民族大学教授，1972年云大政治系毕业）

我国著名国学大师、云南大学一级教授刘文典老伯伯，不幸于1958年7月驾鹤西归，现已57载。随着光阴消逝，我们这代老云大人子女的父辈已作古。如今，我们已是步入七八十岁的老人。所幸在我们这代人中，我与文典老伯伯的次子刘平章大哥仍保持着亲密往来。在我二人相聚时，多爱回顾父辈及我们生活在这美丽、温馨的校园时所经历的点点滴滴往事。我们曾有过忧伤，也有过欢乐。相对平章大哥，我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

在文典老伯伯仙逝57年之际，我得知云南大学将出版怀念文典老伯伯的文集。这无疑给云大的光荣校史增添了宝贵的一页。我现将亲身经历的有关文典老伯伯的点滴不为人知的往事作为文，以告慰他老人家在天之灵，也为我大学时代母校的校史记载做微薄奉献，以报答母校对我的培育之恩。(www.guayunfan.com)父亲初访刘文典师

1948年上学期末，钱穆先生辞去云南大学文史系教职返回江南大学办学。对于一位大师的离去，云大校长熊庆来先生深为惋惜。钱先生即向校长举荐其弟子——我的父亲张德光。在先后收到恩师来信和熊校长聘书后，父亲即向兰州大学校长辛树帜先生说明辞职原委。辛校长和曾任兰大教务长的父亲的胞兄张德粹，对父亲从师命的选择给予赞赏。父亲即办好离职手续，举家迁往云南。

我家到达昆明，与父亲同为钱穆先生弟子的文史系副教授李埏伯伯，将父亲一家接到校内晚翠园，让出不久前学校分给他的那套住房让父亲安下家。父亲落脚云大后，旋即在李埏伯伯陪同下拜访了熊校长和文法学院院长方国瑜伯伯，并按钱穆师在信中吩咐的专程拜访了刘文典老伯伯。那天，父亲回到家面带喜色地对我母亲说：“兆芹，我今天特地拜访了刘文典先生，刘先生是国内声望很高的大学者。我在北大和西南联大读书时，同学们一提到文典师均如雷贯耳无不佩服。我请他今后在学问上多给指教。文典先生热情接待了我，还客气地说：‘哦！你就是钱先生的弟子德光，很好，很好，钱先生离开云大时已在我面前提到过你。今后在学问上有不懂的地方可随时来问我，有什么见解也可常来谈。对好学上进的年轻教师我是从不拒绝的。’新到一所学校能结识到一位大师实在难得。”作为书香之家子弟，父亲能新结识到一位学术大师，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那年文典老伯伯57岁，父亲年方35。

教授大院威望极高的长者

位于云大校园西南角的晚翠园，是校内景色最幽美的，也是全校最大的教授居住大院。那里居住着刘文典、何衍、方国瑜、潘清华、杨桂宫、张德光、彭士元、李为衡、朱锡侯、王森堂、周叔怀、徐竞平（音）等12户教授、副教授，还有一位美籍女教师（大院的孩子们叫她“老洋咪”）。

在大院东南角清一色土木结构的老式瓦房的衬托下，一幢三大开间的灰色砖木结构的新式瓦房格外耀眼。它给人的第一印象是，此屋的主人在校里的声望与地位很不一般。此屋便是校长熊庆来先生拨专款为刘文典大师所建。

文典老伯伯是大院里威望极高的长者。在校内有一定影响的方国瑜伯伯早年就读北大时也曾是文典老伯伯的学生，他与时为教务长的何衍伯伯很尊重文典老伯伯，居住在大院的其他先生们更是敬他老人家三分。文典老伯伯生活很有规律，他深居简出，除上课、上书店和看戏外，一般足不出户，在家潜心做学问。大院里的先生们熟知他老的这一生活规律，每年除逢大年初一登门作礼节性拜年外，一般无事不登三宝殿。1953年的大年初一，学校在致公堂前面的平台上摆上几排火腿椅，作为举办老教师春节团拜会场所。到会者及其家属都得到一份礼品——一个鲜红的大橘子，一包用土纸包好的杂糖，这是到场孩子们最高兴不过的。这天早上，不轻易出门的文典老伯伯乐悠悠地到场了。李副校长笑着迎上去请他在前排中间就座。广田伯伯致简短迎新贺词，代表学校向先生们拜年后，即请文典老伯伯讲几句。他老人家面带喜色地起身，双手互握于胸前，谦恭地施以拱手礼，向在座各位先生拜年和回礼。会场沉浸在一片和谐的喜气中。

刘文典与夫人张秋华

衣着简朴的长者

我的童年记忆中，大学的先生们一般很注重衣着仪表，以示自身的学者地位。居住在晚翠园大院的先生们上课一般西装革履，足登皮鞋或身着浆洗板扎的中山装，手提公文包，仪表堂堂地步出大院。而文典老伯伯则不重衣着打扮，也不大修边幅，一年四季身着蓝色长衫，足登黑色白底布鞋。他虽显得有点瘦骨嶙峋，但衣着合体整洁，鼻梁上架着一副民国年间流行的黑框眼镜，不失一派民国老学者风度。上课时，他喜好用一块蓝布方方整整地包好讲稿，夹在左腋下，右手捧一个小瓷壶，一步一个脚印，悠悠地步出大院。

新中国成立之初，居住在大院的先生们为迎接新社会、新生活的到来，在衣着打扮上与时俱进，大多将西服、领带压于箱底，身着“解放服”或“列宁装”。而文典老伯伯衣着如故，依旧保持着民国老学者的风度。

孩子们心中的老爷爷

在多数人眼中，文典老伯伯是位性情孤傲、生活刻板的老学者。殊不知，在孩子们面前，他是一个慈祥可爱、喜爱小孩子、热爱生活的老爷爷。他喜欢带着大院中的10多个小一点的孩子在自家小院子里玩耍，给孩子们分发糖果、饼干。当孩子们表演节目时，他站在一旁会心地笑着，听小孩子们唱歌，看着他们跳舞，看大点的孩子们表演自编自排的小戏剧。看到孩子们活泼的小样子时，他会笑得合不拢嘴。

在大院一群可爱的小姑娘中，有个显得胖墩墩的小姑娘，她白里透红的小圆脸蛋上长着两个小酒窝，笑起来格外迷人。刘文典老伯伯特别喜欢她，收她为干女儿。这个小姑娘住在与晚翠园后院一墙之隔的澄农村（云大医学院所在大院），是秦瓒先生的小女儿秦晓昆（音）。我的小妹西文和秦晓昆等四五个小姑娘喜欢结伴到文典老伯伯家小院的石桌上——这是大院外仅有的一张石桌——玩“摆咕嘟曼曼”（过家家），她们像院中一群欢快的小鸟，一边叽叽喳喳地唱着跳着，一边学着大人买菜、煮饭、炒菜的样儿乱哄哄地忙乱着。听到孩子们欢快的笑声，文典老伯伯必放下手中书卷，乐呵呵地陪孩子们玩一会儿。此时他会吩咐家中保姆端出糕点和削好的水果给孩子们当做饭的原料。此刻，孩子们高兴地跳起来拍着小手连声说“谢谢刘爷爷”，整个“做饭”流程完毕，她们自然邀请文典老伯伯与她们“共享”。

1954年冬，学校在今天一二一大街云大附中地址上建起了教授、讲师居住大院——云大新村。教授住甲室，讲师住乙室。看到大院新建起一排排红色小洋房，随父母迁居于此的孩子们那个高兴劲就不用提了。1955年，从晚翠园搬迁过来的孩子们与大院另几个孩子搞了个小联欢演出，原居住在晚翠园的孩子们此时必不会忘记邀请文典老伯伯。那天，平日不重修边幅的文典老伯伯特地到学校理发室打理了一番，身着九成新的蓝色长衫，提着盛好糖果的小布袋，乐滋滋地融入孩子们欢乐的氛围中。

刘伯伯的长子成章青年时代在积极参加“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中因病英年早逝，次子平章就读于昆明声望最大、管理极严的天祥中学。这是一所寄宿学校，平章只有周末回家一天。平日二老在家必冷清。我想，早年失子之痛、爱子之切或许是文典老伯伯喜爱孩子们的缘由之一吧。

心地善良，宽以待人

1954年末，我家与文典老伯伯家从晚翠园搬迁到云大新村。他家住甲室2幢3号，我家住甲室3幢5号，两家之间前后院相对，间距不过20余米。那时，平章大哥在成都工学院读书，只有二老相依相扶在家。家里请了个叫汪太太的保姆。汪太太是民国末年一汪姓落魄小官员之妻，其夫亡后，由一位亲戚介绍到文典老伯伯家做保姆。毕竟以前为人太太，做保姆后，只能干点打理日常家务的琐事，诸如杀鸡宰鹅、爬高上梯、做出可口的饭菜自然力不从心。但刘伯母从不为难其。讲到汪太太，我得先夸夸刘伯母。

刘伯母张秋华，是早年毕业于安徽师范的知识女性。她与文典老伯伯成亲后，终生守护在丈夫跟前，精心照顾着文典老伯伯的生活，做好文典老伯伯教书、做学问的后勤保障。如平章大哥对我所说：“老弟，你要知道，如果没有我母亲精心照料父亲的生活，我父亲一生不可以出那么多的学术成果。”刘伯母同刘伯伯一样，衣着简朴，长年穿着一身整洁大方的棉布衣服，冬天外穿一件黑色的丝棉袄。从其穿着打扮看，简直无法想象她是一位大教授的夫人。家中保姆没有能力让刘伯伯吃上可口的家乡菜，所以清晨汪太太手提放着一杆小秤的菜篮（旧时昆明的家庭主妇有带秤到菜市场复称的习惯），陪同刘伯母到附近的府甬道小菜市场购买当天的新鲜蔬菜，回到家后刘伯母亲手为刘伯伯烧出可口的徽式菜。每当家中有杀鸡宰鹅、爬高上梯之活时，刘伯母只好叫我过去帮忙。那时我已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在自家小院杀鸡、栽花、种菜不算什么。刘伯母每次来都客气地说：“小弟，请你过来帮汪太太杀鸡好吗？”见刘伯母对小孩子那样客气，我母亲十分不安地说：“刘师母，对小孩子别那样客气，千万不能说‘请’，这是孩子应该做的。你老人家有哪样要做让汪太太过来叫就行了。”学校统一在甲室客厅装了一个圆圆的大吊灯，每到刘伯母家要换灯泡或清洗灯罩时，此活都是由我来做。每次我来换灯泡或清洗灯罩，文典老伯伯都会笑眯眯地从西屋书房出来招呼汪太太扶稳木椅上的方凳。看到我的脚着地后，刘伯伯便夸奖我：“呵！小弟真能干，长大了能帮老伯伯做事了！”这一夸，比童年时期分享到刘伯伯发给我们的糖果不知甜多少倍。

文典老伯伯、老伯母有着豁达大度、平等待人的海量和菩萨般包容之心，因此能与一位能力有限的保姆长年和谐共处于一个屋檐下。在旧社会，称一个保姆为“太太”，在校园里，哪怕在社会上，只有汪太太得此待遇了。

呕心沥血，为国育才

文典老伯伯治学与育人极为严谨，他鄙视那些华而不实、追逐名利的读书人，对那些好学上进的青年学生在学业上关怀备至。同时，对那些勤奋踏实做学问的中青年教师给予热心扶助。他一生为国家和民族培育了大批人才，以我所熟悉的云大中文系几位与我父亲往来较多的老先生为例，可窥一斑而知全豹。

云大中文系故教授张为骐先生早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文典老伯伯，是文典老伯伯的嫡传弟子。1946年抗战胜利复员，云大所聘原南下教师纷纷北上返校，造成学校师资不足，文典老伯伯向熊庆来校长推荐张为骐先生到云大中文系任教授之职。张为骐先生到系后除教古典文学外，还助师从事科研。文典老伯伯逝前曾计划由其二位弟子——张为骐、吴进仁助他完成一本校勘学和《文心雕龙》两本专著。

张为骐先生爱到我父亲书房谈论学术。1962年，父亲在作《庄子补正》跋时，张为骐先生似乎突发灵感，对《庄子补正》中“目无全牛”之考有所疑惑。一天他到父亲书房查阅有关资料，对此父亲在日记中记有“张为骐先生来家录唐宋晋文、诗文所引‘目无全牛’句，以证叔雅先生‘目无全牛’之解顿觉未安”。（《张德光日记》，1962年4月6日）张为骐先生自觉得未领会好恩师之著而深感不安。

张为骐先生是位敢说敢当、知恩图报的老先生。新中国成立后，其因为其师刘文典先生在运动中被批判鸣不平而被诬为“刘文典在中文系小宗派圈子成员”。1958年“交心运动”中，文典老伯伯被诬为“反动学术权威”而受到批判，张为骐先生也脱不了干系。在一次批判张为骐的会上，文典老伯伯被迫以自我批判口气发言：“我与张为骐有共同语言，我也看过佛经（张先生对佛学有所研究，信仰佛教），我同你是同病相怜、同病相识。”（《张德光日记》，1958年4月10日）1958年7月，文典老伯伯病故，张为骐先生悲愤难抑。直到多年后的1962年，他到父亲书房谈庄子，突然怒不可遏地骂道：“×××因个人嫌怨，‘交心运动’中把刘文典交出的诗注解为反动诗，一棍子打死。把人整死了还不罢休，居然支持×××盗窃叔雅先生遗著杜诗研究。真是丧心病狂，伤天害理……”（《张德光日记》，1962年6月29日）

云大中文系故教授吴进仁先生，是抗战时从安徽流落到昆明的一位贫寒中学生。其于1946年考入云大中文系，经罗庸先生介绍结识了文典师。文典老伯伯对这位立志发奋读书的小老乡很是赞赏，在生活与学业上多予扶持。1949年“九九整肃”，吴进仁先生被疑为共产党，被宪兵抓去囚入大牢。文典先生冒险到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将其保出。1949年吴进仁先生毕业，因成绩优秀，经文典师推荐留系任教。1951年刘师母又介绍“高才谢女”与吴进仁先生为妻。婚庆那天，文典师作七律四首以示祝贺，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天上吴刚得意初，高才谢女擅诗书。

清光三五团鬫夜，玉润珠圆月不如。

吴进仁先生毕业留系，恩师将他扶上讲台成为一名优秀教师，1953年晋升为讲师。一位毕业任教仅3年的青年教师，在当年职称晋升极严格的背景下升为讲师实为少见。

我父亲是吴进仁先生“先秦思想史”的任课教师，因此吴先生毕业留系后也多到我家走动，向父亲问学。吴进仁先生是位性格较内向，在生活上不善与人打交道，默默随其文典师做学问的厚道人。1958年“交心运动”中，文典老伯伯受到极大冲击，吴进仁只得把痛苦压在心中。有天晚上，批判文典老伯伯，散会时文典老伯伯虚弱地躺在椅上，吴进仁默默地搀扶着恩师，以至最后将恩师背回家。他尊敬、关爱文典师的例子太多，仅此一例就足以表明吴进仁先生尊师的高尚品德。

吴进仁先生毕业留系，作为文典师的科研助手，一直跟随文典师做科研，这使他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打下了深厚基础。文典伯伯逝世后，向来说话行事谨小慎微的吴进仁先生在经历多次“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冒险将恩师遗作《杜甫年谱》保存下来，其功不可没。在云大党委副书记张昌山教授关心和过问下，该书终于在201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大中文系故教授陈红映是国内著名的《庄子》研究专家。1956年，作为云大招收的第一位研究生，他师从刘文典先生，在先秦诸子百家尤其庄子的研究方面受益很深。极为不幸的是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风华正茂、学业蒸蒸日上的陈红映先生被划为“右派分子”，被遣送到农场劳改20余年。1979年，陈红映先生终得平反返回母校云大中文系任教。

陈红映先生重返讲台，以先秦文学、庄子研究为主业。作为一位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学者，他同读书年代一样，做学问严谨、谦虚。为挽回失去的20余年光阴，他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勤奋读书与研究。陈红映先生返校后，云大研究先秦思想的前辈中我父亲幸存，因此陈红映先生曾多次到家向父亲请教或共同探讨问题。1982年中央古籍整理会后，父亲担任《道藏》中《庄子》的整理任务，适逢陈红映先生拟申报“华南真经口义”，陈先生诚恳地请父亲领衔申报。项目审批通过，刚着手进行，父亲病重住院至1986年病故。陈红映先生以其才华独自完成了该专著写作。

父亲很赞赏陈红映先生，他曾对我说：“陈红映是个做学问的人。对《庄子》研究功底深。只可惜被打成‘右派’下到农场20多年，浪费了做学问的大好时光，不然，早就出研究成果了。”父亲又说：“不过他比较其他‘右派’学生又幸运多了，毕竟在读书期间打下了好功底，返校几年就担当了教学与研究重任，实为人才难得。”

我与陈红映先生于2012年6月最后一次相见，应平章大哥相邀，与张文勋、陈红映两老先生和云大刘兴育教授，在翠湖相聚共议文典老伯伯资料收集之事。那天，陈红映先生再次回忆了当年文典师对他的培育之恩。不幸的是陈红映先生于次年3月5日，带着他后半生研究《庄子》的丰硕成果与世长辞。

云大中文系张文勋教授1948年考入云大中文系，师从刘文典先生。1953年毕业留系任教，又继续选听了文典师的“杜甫研究”，跟着文典师作《杜甫年谱》的科研课题。先生凭学生年代打下的扎实专业基础和勤奋，如今学术硕果累累，被人们誉为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

张文勋先生就读云大中文系时曾听过我父亲的课，毕业留系后与我父亲交往较多，相处融洽。父亲晚年曾对我说：“张文勋是个扎扎实实做学问的人，算是云大年轻教师中出类拔萃的。曾作为青年教师代表进入校学术委员会。”当年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基本由老系主任、老教授担任。

作为当代著名学者，张文勋先生继承和发扬了我中华民族尊敬师长的传统美德。从学生年代到走上教育岗位，他与文典师共处11年之久。遗憾的是在这11年宝贵时光中，经历了多次政治运动。在文典师受到冲击、批判时，有些老先生为自保，也有的为表示立场坚定，使用过激的人身攻击性的话语批判文典师，而张文勋先生对文典师的敬重依然如故。文典师仙逝后，如今在云大最了解文典老伯伯的就算张文勋先生了。他为学校收集整理刘文典大师在云大的历史事迹，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

文典老伯伯关心中青年教师，我深有感受。我的父亲张德光（1913—1986）1948年从兰州大学到云大文史系任教，经钱穆师介绍结识了文典师。文典师对这位国学基础深厚，知书达理，勤于问学，文质彬彬的书香子弟怀有好感。父亲在先秦诸子研究，特别在古文字校勘上曾得到文典师的精心指导。

在1953年院系调整中，父亲任历史系主任。经院系调整被撤销的政治、社会、经济三系的老教师多转到历史系，使历史系成为师资力量最雄厚的一个系。但各人专业特长各有所异，为有效提高历史系的教学质量，有的课还需请刘文典先生开。文典老伯伯对这位新上任的中年系主任给予了关心支持，每次父亲请他到历史系上课或给学生、教师开讲座，他老人家都乐意承担。

1956年初，教育部首次下达了高校晋升教授的标准，5月份云大启动了教授评审，参评人需向评委会提交一篇论文。此时，正逢校党委决定发展父亲入党。派出4位党员分别同父亲谈话后，要向组织写思想汇报。要写入党申请，加上要落实教育部关于文科教学改革要求，系上要理顺的事较多。父亲决定先把个人申等先放一边。李广田副校长和文典老伯伯对父亲职称申等很关心。“李副校长嘱一定要拿出申等论文”（《张德光日记》，1956年5月31日），文典老伯伯也动员父亲不要放弃。父亲最终加班加点完成论文写作，向评委会提交了《启蒙学者戴东原的唯物论哲学》。在评委会上文典老伯伯对该篇论文学术价值给予高评价（1959年12月6日，上海《文汇报》学术研究专栏对该篇论文的学术价值做了简介和好评），同意父亲晋任教授。其他评委也赞同文典先生的评价，使父亲高票通过。1956年7月在学校工资改革评委会上，关于肖承宪教授的评议，我父亲写道：“肖承宪认为刘文典等对我的论文评价高，在云大教授中也少有此成绩，应排在三级。”（《张德光日记》，1956年8月17日）父亲逝世后，李埏伯伯也同我说：“1956评教授，刘文典先生对你父亲的论文评价高，你父亲比我多出2票。”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典老伯伯多受冲击、批判，但父亲始终认为他老人家的问题仍属于党对高级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政策的范围内解决的问题。对文典老伯伯这样云大唯一的，也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师级高级知识分子，把他推到敌对面无疑是我国教育的一大损失。故而父亲不论在“运动”前后或“运动”中都能正确对待文典老伯伯，不论工作与个人学问所需均一如既往地与文典老伯伯保持往来。1958年，文典老伯伯在“交心运动”中含冤病故，父亲不仅参与了文典老伯伯的后事安排，还参加了为他老人家举办的冷清的悼念会，安排历史系办公室献了花圈。

刘文典住过的云南大学晚翠园

父亲对文典老伯伯的敬重，刘伯母和平章大哥深有感触。文典老伯伯仙逝后，在当时沉闷的政治气氛下，刘伯母只得选择回故乡合肥安度晚年。她老临离昆前曾到家与父亲告别。刘伯母返故乡后，父亲也曾附信问安，刘伯母也写信嘱次子平章大哥到家探望过我父亲。1962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准备再版重印文典老伯伯遗作《庄子补正》，请父亲为该遗著再版作跋。平章大哥再次到我家看望身心备受折磨的父亲。平章大哥曾对我道：“老弟，我母亲回合肥后日子很不好过，她一直挂着父亲遗著《杜甫年谱》无法出版。1965年我回老家探望母亲，她老人家心情沉重地说：‘云大现在只有张先生还关心我们，你把父亲的《杜甫年谱》带去昆明，请张先生帮忙整理出版，也许还有一线希望。’我回到昆明到你家说明来意后，你父亲很爽快地说：‘师母的嘱托我定想法办到。’”此时正当父亲主持学校教务处工作，只能利用有限的闲余时间做此事。不幸此整理工作开展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历史系造反派“小将”抄家时将此遗作和父亲一生的学术文稿全抄走、毁弃。如前文所述，不幸中的万幸是吴进仁先生还保存有一份《杜甫年谱》底稿，并在云大党委副书记张昌山教授关心过问下于2013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