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雅先生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叔雅先生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吴进仁　口述[1]

（云南大学教授，1949年云大中文系毕业）

在我的一生中，最难忘怀并且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无疑就是刘文典（字叔雅）先生了。20世纪40年代，我在云南大学文史系读书，曾师从叔雅先生学习《说文解字》，毕业留校后又同在文史系教书，直至先生去世，相交十余年。回首往昔，先生的音容笑貌宛然于心。

刘文典在会泽院为云南大学学生授课

初识叔雅先生

第一次见叔雅先生是通过罗庸先生介绍的。1945年，我考入云大文史系。那时，罗庸先生在云大讲授“中国文学史”。罗庸先生是西南联大的教授，熊庆来校长请他来云大兼课。我听罗先生的课，课后也常请教一些问题，谈得很好。罗庸先生民国九年（1920年）从北大毕业，是黄侃的学生，也曾听过刘师培、章太炎等先生的课，比叔雅先生要晚些，他对叔雅先生的文章很推崇。他听说我是安徽人，就说：“现在做文学的有一个你的大同乡，你应该去见见他。”他说的这个人就是刘文典先生。刘先生是安徽合肥人，我是安徽桐城人。其实，我早就听说过叔雅先生。在中学读书时听国文老师说过叔雅先生是文学大家，尤以做骈文最为出名，但那时我只知道这个名字，并不知道他是什么地方的人。我就跟罗先生说，我知道刘先生是做骈文的，但我不会做骈文。罗先生鼓励我说，不怕的，你是学生嘛。他还说，刘先生不仅骈文做得好，也做《说文解字》，学问做得好。叫我一定要去拜望他。那时候，叔雅先生借住在青云路3号的二楼，是孙乐斋的寓所。有一天，我刚办完事，罗先生就叫我去见见他。就当时的情况而言，我是不大愿意去的，但又不好推脱，就硬着头皮去了。

一袭半旧青布长衫，寸长头发稍显凌乱，面貌清癯，肤色微黑，戴着黑色圆框眼镜，这就是叔雅先生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那时，我只有二十来岁，不免有点紧张，就说：“先生，学生来了。”可能同是安徽同乡的缘故吧，叔雅先生对我的拜访还是很高兴的，看到我有些紧张，就很随和地跟我聊起家常，什么都谈。我告诉先生，我是桐城的，日本鬼子来了，在家里待不下去了，1938年的时候就从家里逃难出来。先生又问我读过什么书，我就说读过七年私塾，学过《孟子》《左传》之类的。因为我是桐城人，那时桐城人的启蒙教育就是古文诗词，我喜欢做一点诗和古文，做的也是散文。对先生来讲，搞骈文才是文学。我的文章他并不喜欢，他说：“哎呀，你这还文学呢！”言中之意，不言自明。但他不说桐城文章不好，只说不喜欢。

后来我才听先生跟我说，这里还有一个故事。先生年轻时留学日本，曾师从章太炎先生学《说文解字》。桐城派人马通伯的一篇文章被章太炎先生看到，刘先生就说：“这个桐城文！”好像是对桐城文章很不以为然。太炎先生很不高兴，严肃地批评他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桐城文有桐城文的长处。马先生的这个文章我做不出来。”在大庭广众下被太炎先生批评，先生难过得不得了。他说，恨不得有条地缝钻进去才好。从那以后，他再也不说桐城文章不好，只说他不喜欢桐城文章。他之所以跟我说这件事，可能是因为我桐城文章也没学好，算不上桐城派人吧。

事实上，叔雅先生的古文功底是很深厚的，尤其是先秦文学。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问我：“《孟子》你能背吗？”我说：“能背。”我记性很好，《孟子》只有三万字，现在还能背诵很多。后来又说起《左传》，《左传》有十八万字，是大书，我当时大约可以背十万字的样子。他就让我背给他听，我背了一大段。他说你背书很快，就一口气背下去了。他又提了几个地方，我运气好，都能背。先生很高兴，觉得很不错，我说我只会背，不懂什么意思，因为我们那个私塾先生只要求我们会背、会默写，但是不要求弄懂。一开始我还奇怪，先生是做骈文的，怎么那么熟悉《左传》呢？后来才知道，他是刘师培的学生，他也称刘师培为本师。刘师培一家七代都是搞春秋史学研究的，刘师培本来希望他能接着搞下去，但他后来要教书又要搞校勘，就没能接上，但先生对《左传》还是很熟的。接着，他跟我谈文学，谈骈文。先生真正的学问是骈文。他认为学骈文主要就是学习《昭明文选》。他说：“为什么要叫骈文啊？你看王勃的《滕王阁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每个字都一一对应，平仄押韵，这就是骈文。”先生还打比方说，骈文就像一条链子，一个环扣着一个环，铿锵作响。他叹息说：“现在做骈文的没有人了，你要是喜欢，你就接上。”我说：“我不会做骈文，我接不上。”因为桐城派主张学习《左传》《史记》等古文，写文章追求语言雅洁、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古文，后来做的也是散文，而骈文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崇尚华丽的辞藻和修饰。对我来说，就是会背一些文章，根本不晓得怎么去做骈文，我坚决说不行，他就没法子了。后来，我想把骈文补上，就去买关于骈文的书，但是年纪大了，补不上了。现在想起来，很惭愧啊，辜负了先生的一番苦心。就这样，我和刘先生开始了一段长达十余年亦师亦友的师生情。

亦师亦友刘文典

跟叔雅先生学习，让我终身受益的就是他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勤恳务实的治学精神。我刚跟他的时候，哪里知道要做学问啊，觉得能做点文言文就行了。他就说：“你不能这样想，要好好做做学问。念书呢，你就要认得字，认字就不能不念《说文解字》。”那时候，对我来讲，《说文解字》《尔雅》都是天书一样，根本看不懂，更不知道该从哪儿学起。他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没有小学功底，不可能直接读懂。这样，你去抄《说文解字》。”我就去买了一本《说文解字》，是大徐本（《说文解字》最为通行的版本，徐铉校订，世称“大徐本”）的，很厚的四本，上面有篆文。这个篆文不好写，我又怕写得不像，我就想了个办法，拿纸拓在上面描。就这样写了一个星期，拿给先生看。他说：“你写得倒是很认真的。”但事实上我抄了也看不懂，就不太想抄了。他就跟我说：“《说文解字》有大徐本、小徐本（南唐徐锴的《说文解字系传》，小徐本是第一种《说文解字》注本，世称‘小徐本’），你拿大徐本和小徐本两个对着抄，问题不就体现出来了嘛。”并且告诉我大徐本有哪些版本，小徐本有哪些版本。我就又找到小徐本，什么版本我记不得了。就这样，我就两个本子对着抄，抄抄这个，再看看那个，发现大徐本、小徐本有些地方是矛盾的，有时同一个字的说法不一样，而且字的排列次序也不一样，于是就发现了很多问题。我就带着这些问题去请教叔雅先生。“这两个字是怎么回事，哪个对啊？”他就告诉我哪个是对的，都有哪些根据，并跟我谈他的心得。就这样，我发现叔雅先生《说文解字》的功夫很深。有些问题就这样解决了，有些问题他也没能解决，就让我记下来。接着他又让我看段注《说文解字》，并与大徐本、小徐本对照着看，慢慢解决发现的问题。我发现我看得越多，问题也是越来越多，越来越看不懂了。就这样，《说文解字》算是入门了。可惜后来我没接着搞《说文解字》，现在看到黄侃先生的《说文解字》的著作，就想到叔雅先生。说起《说文解字》，还有一个故事。我毕业后留校任教，教音韵学。现在，“注释”的“注”一般都写“氵”字旁，我也这么写。先生说：“如果别人写这个‘注’字的话可以，你写这个‘注’字就不对。”我就问为什么，他说：“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里说过的，要写‘盰’这个字，你写那个‘注’就不合适。”

先生不仅对《说文解字》很有研究，对于音韵学、训诂学也很有研究。据他说，这些都是早年跟刘师培学的。我到北京大学进修语言学时，北大找了很多人在学校开语言学课。王力先生教汉语史也讲音韵学，还有周祖谟先生，几门课我都选了，后来听说季羡林懂梵文，我本来也想去听，但是没听成，时间上和其他课程冲突了。我插进去听课时，我的音韵学基础最差，听课之后，很多知识弄不懂，我就请同学给我讲，这样搞了两年，就马马虎虎懂一点了。

我从北大进修回来后，主要给学生开“音韵学”“古代汉语”这些课程。有时我跟先生谈音韵，先生喜欢的音韵是上古音，上古音是和《说文解字》有关的。比如说“家”字，我们现在读“jiɑ”，但是顾炎武、江有诰等考证认为应该读“ɡu”，认为古代是没有麻部的。先生对此有些不同的看法，他说：“这个‘家’古音应该读‘ɡɑ’，古牙切。［ɑ］属上古音鱼部，‘家’字在《广韵》里属‘麻’，韵［ɑ］。你看小孩子一出世，一哭不是‘ɡu ɡu ɡu的声音，而是‘wɑ wɑ wɑ’，喊爸爸不是喊‘ɡuɡu’而是‘bɑbɑ’‘dɑdɑ’和‘diɑdiɑ’，妈妈也是‘mɑmɑ’，都是［ɑ］音，小孩子讲话就是古音。”汪荣宝《论歌戈虞模古读考》中也说：“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ɑ］音，不读［o］音，魏晋以下，凡鱼虞模之字变皆读［ɑ］音，不读［u］音或［ü］音也。”也客观上证明了这一点。

先生的外文很好，我一开始只是听说过他在清华的时候翻译了很多西方著作，真正见到是上他课的时候。有一次，听他讲“慈恩法师传”的课，教室就在云大泽清堂对面的一个小平房，那是我第一次听“慈恩法师传”，当时我坐在第一排，一看黑板上面写了一大堆文字，全是英文、德文，还有梵文，学生都认不得，根本没法抄。我就把他放在讲台上的书拿过来看，发现空白处做了很多外文批注，那些字全是蝇头小楷，密密麻麻写在边上。这本书李埏先生也看过。

先生不但国学精深，还懂多种外文，这让我们很佩服。我们就问他有没有什么“丸药”啊？（“丸药”就是简便方法。）他说：“哪里有什么‘丸药’，要是有的话，我早就给平章（刘平章，先生次子）吃了。没有灵丹妙药，就是吃苦，要下苦功，要背，要抄，熟能生巧，最笨的方法也是最好的方法。”学生有点不理解，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方法不告诉我们啊？”先生就跟我们讲他那时读书是怎么个苦法。那时候，他父亲到上海做生意，给他买了一本书，就用油纸包起来，揣在怀里，千里迢迢带回来。先生说：“一想起这个事情就觉得不好好读书，就对不起老父亲。”并告诉我们：“读书没有什么捷径，就是吃苦。”这席话，让我终身受益。我认为先生是很会教书的，关键是你要理解他，他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不干就不能怪先生了。我今年都八十多岁了，还在搞音韵学研究，还在学，没有其他，下苦功罢了。

叔雅先生讲课很有意思，听课者众多。在云大，他还开“杜甫诗研究”“温李诗”等课程。其实，先生不怎么做诗，没怎么下功夫，就那么几首。他喜欢诗人温庭筠、李商隐，他喜欢唐诗，不喜欢宋诗。我喜欢苏东坡的诗，就背苏东坡的诗给他听，他不喜欢。他说，苏东坡的诗跟杜甫的诗没法比。杜甫的诗每个字读下来就像一连串的炸弹落地一样，念起来地都震了似的；苏东坡的诗读下来就像天女散花一样，看起来很美，但力气不大。杜甫的诗非常深沉，要是不深入进去就没办法体会，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意境。他告诉我们，念诗不能只看它的语词好不好，还要看它能不能够入味。他说，从内容来看，杜甫和白居易都是同情人民痛苦的诗人，但杜甫是杜甫，白居易是白居易，风格是不同的，这个要自己去体会。有次我陪他出去买香烟，遇到一些清华、北大的老学生，他很高兴。为了方便他们来听课，他就把“温李诗”的课调到星期六的下午。到了周六，北大、清华的老学生就来了，还有其他系的一些学生，很多人来听课，他讲得很高兴，兴之所至，浅吟低唱，陶然其中。学生都觉得他讲得很好。刘先生讲诗的时候就是这样边讲边吟。我到现在还会吟诗。

先生讲课不喜欢照本宣科，常常是结合自己的研究心得，旁征博引，对学生进行循循诱导。有一次给大家讲李商隐的诗，他讲到“石乱知泉咽，苔荒任径斜”这两句时，说：“你们看看这两句，再看看王维‘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这两句，虽然描写的场景近似，但是用词却各有不同，王维用词是不是要好一些。所以，作诗对于字词的使用是很有讲究的。你们看《红楼梦》中林黛玉给香菱讲诗那一段，林黛玉讲‘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两句，香菱就觉得烟怎么是直的？落日本来就是圆的，这‘直’字用得有些无理，‘圆’字也有点俗。后来，体会得深了，学得不错了，香菱就跟林黛玉说：‘诗的好处，有口里说不出来的意思，想去却是逼真的。有似乎无理的，想去竟是有理有情的。’”先生是要让大家明白：学诗，不但要懂得意思，还要体验和揣摩诗的意境。

先生讲课也不是没有问题。他讲课没有计划性，往往是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李埏先生说这点他跟陈寅恪先生很像。陈先生上课就说：“别人讲过的我不讲，以前我讲过的我也不讲，我就讲我现在的。”就比如说讲《庄子》，一般来说可能就是讲庄子是什么地方的人，《庄子》有哪几种版本。叔雅先生不这么讲，他认为给大学生讲这些没什么价值，课下自己就可以去查。所以，庄子是什么样的人他不说，他一上来就说哪一条他认为怎么样，就讲他的研究心得。所以听他课的一些学生就有意见，因为他没计划，哪天讲什么不知道，没办法预习功课。

刘文典与古籍校勘

我在北大进修的时候，曾听周祖谟这些老先生说，叔雅先生在北京大学任教那段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高。这一时期，先生最大的成就无疑就是《淮南鸿烈集解》。

1917年，先生经陈独秀介绍进入北京大学教书。那时北京大学人才很多，尤其是国学方面，辜鸿铭在北大，刘师培、黄侃也在北大，都是些了不起的人。先生在北大讲授《文选》和“先秦诸子”，但没什么专著。这个时候他还在《新青年》搞英文翻译，但在当时的北大，翻译算不上厚重的学问。当时他学问虽好，课也讲得不错，但得不到同事认可，夹在里面很尴尬。一个二十多岁的洋学生，就算你是刘师培、章太炎的学生又怎么样，光老师好不行，你自己要搞出点名堂来。先生跟我说他刚进北大时，还是个毛头小子，才二十多岁，同事中的那些人都是什么人啊，像辜鸿铭，脾气很古怪，拖个辫子，不像个样子。有人就跟蔡元培先生反映，蔡先生就说：“其他的不管，只要听他讲课就行了。”那时，辜鸿铭有一个大烟袋，他年纪大，刘先生是给他点过洋火的。辜先生就问他是教什么的，他说教汉文。辜先生就说：“你看看你！”意思是说你一个毛头小子还能教汉文，那是高深得很的，像我只能教些英语的文章。由此可见，要在北大有立足之地，难度可想而知。而辜鸿铭的奚落也让先生下决心做出点成就来。

此前搞的有《三余札记》，是讲《文选》、“先秦诸子”时备课的讲稿和读书笔记，一条一条的不成书，这个不行。所以，先生就决定下苦功搞出点成果，认认真真地校好一部书。经过比较，他选定“先秦诸子”作为校勘的主攻方向，而且一出手就是比较难弄的《淮南子》，所以叔雅先生真正搞起古籍校勘是从《淮南子》开始的。他找了傅增湘先生帮助搞《淮南子》，为什么找傅增湘先生呢？这里有一个缘故，叔雅先生念书有个特点，就是很讲究版本，这是受刘师培、章太炎先生治学的影响。“只要刘叔雅教授看的书都是好版本，不是好版本他不看。”钱穆先生如是说。事实如此，即使在生活很困难的情况下，只要发现好版本的书，哪怕借钱，他都要买到手。我看过他手中收藏的方苞的手稿，有四个夹子，就是通过傅增湘先生介绍花了200块大洋买的。傅增湘先生是著名的藏书家，也是版本学家，藏书很多，而且版本也好。先生说：“没有傅先生不行，因为好多版本找不到。”傅先生借书给他看，并且把《淮南子》的好多种版本都找来了，《永乐大典》原本都给他看过，还有王念孙的手稿他也看过。所以他对傅先生很感激，说傅先生是他的版本学老师。他还爱抄笔记，搞校勘更是亲历亲为，抄了很多东西，像《文选》《太平御览》《治要》《道藏》等书中凡引及《淮南子》原文或许（许慎）、高（高诱）旧注者，一字一句，都一一抄录。有人说先生是道家，其实不然，他是杂家。先生博览群书，并融会贯通应用于治学。

费时一年多，终成《淮南鸿烈集解》，他就请胡适用文言文给他做一篇序。胡适不同意。那时，胡适正倡导白话文，很久不用文言文了。后来他俩就商议：可以用标点，但是必须用文言文。于是胡适破例给他用文言文做了序，并给了很高的赞誉。因为胡适很多年不做文言文了，所以他觉得很珍贵，就把这个原稿一直留着，带到云南来了。我看过这原稿，白底红线条的毛边纸，胡适的字写得还是很不错的。先生跟我讲：“这个书出来了，我就有点小名气了。”确实，从此叔雅先生在国学界崭露头角，树立了名声。就连国学大师梁启超对叔雅先生的《淮南鸿烈集解》也是赞誉有加。至今为止，《淮南子》研究也没有能够超越先生《淮南鸿烈集解》的。

说起来，为了搞《淮南鸿烈集解》，先生是下了苦功的，吃了很多的苦。他不只一次慨叹说：“搞这个太苦了，如果我再这样搞的话，我现在就死了。”他还跟我说过一句玩笑话：“跟你师母分开了，住在那样的房子里，太苦了，没办法，不干又不行。”他给我看过照片，那个房子是一个格子门，不大。这边是刘师母带着平章住一个房间，那边用木板隔了一间给他做学问。为了校勘《淮南子》，他晚上要睡着想，一想到一个问题，马上就起来，这样搞了一年多才完成。一想到这书，刘师母就说：“搞这个书，很可怜的。别人只知道这个书搞得不错，不知道多辛苦，病了好几次。”

说到搞《庄子补正》，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当时日本人搞《庄子》，先生说：“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要搞《庄子》，好好搞。”费十数年之功，终成十卷《庄子补正》之作。很多北大的老学生说，如果叔雅先生留在北大不到清华去的话，他的学问还可以往上走。他到清华后，在学术上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在云大任教时，他曾和我说在云南应该搞少数民族语言研究。遗憾之情，溢于言表。

吴进仁保存的《杜甫年谱》稿本（1）

我以为叔雅先生之所以古籍校勘搞得好，主要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先生小学功底很深。因为做校勘，音韵、文字、训诂就都来了。先生早年跟刘师培学习《文选》《说文解字》，也学了一些音韵、文字、训诂的学问。后来到日本以后，跟章太炎先生学习《说文解字》。章先生的音韵研究是上古的，而先生研究的也是先秦两汉的，有很深的基础。通过跟章先生学习顾炎武的《音学五书》、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这些是小学的基本书籍，先生积累了深厚的小学功底。第二，先生运用王念孙的那一套方法以及吸收国外的一些知识来指导古籍校勘。先生最佩服的就是王念孙、王引之父子，说他们才是真正的校勘家。王氏父子继承汉儒实事求是的学风，打破门户的界限，讲求有本之学，注重佐证。先生曾跟我开玩笑说，如果能挑到王念孙一根刺，就请我吃一顿饭。可知先生对王念孙严谨治学之风的敬佩，先生在校勘中受他们的影响最大。在校勘古籍时，先生对书中文字讹谬、句读错乱、音训异同一一加以考辨，特别注重资料的收集和证据的罗列，不拘一家之言，在平时阅读中看到有用的知识就摘抄下来，加以佐证。“无信不征，孤证不立”，是先生校勘的治学准则。第三，先生读书特别注重版本。版本的好坏对于校勘很重要，先生跟我说俞平伯先生的祖父俞樾先生在校勘时不太注意版本的问题，结果校了半天，费了很多时间，好的版本找到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字是不需要校对的。确实是这样，我留校后，方国瑜先生让我搞《韵略易通》，我花了好几年时间，云大没有好版本，要到北大去才行，北大有好几种版本。没有好版本就无法做出来，所以先生很佩服傅增湘先生。先生也有很多藏书，有很多好本子，后来都被日本人搞去了。先生转到清华教书后，还在北大兼课，一方面可以多挣点钱，另一方面是北大书多，在北大教书才可以借书看。

吴进仁保存的《杜甫年谱》稿本（2）

吴进仁保存的《杜甫年谱》稿本（3）

李埏先生曾说：“先生不是音韵学家，不是文字学家，也不是训诂学家，但他是校勘家。”我也认为他很够格。

古籍校勘的成就，让先生在国学研究上获得了盛名。我看到现在的报道冠以先生“国宝”“国学大师”这样的称呼，现在人们动不动就说什么“国宝”“国学大师”的，我觉得这样很不好。不需说，叔雅先生国学功底深厚，学问也做得好，他对自身的学术成就也很骄傲，但他并不以“国学大师”自居。说到“国宝”这个称呼，我记得这样一件事情。在1958年的时候，学生写大字报，上面有一幅漫画，画了一个垃圾箱，下面写着刘先生的名字，旁边一个年轻人，就是我了，从垃圾箱中捡出东西，一边捡一边说：“这是宝贝。”我还和先生引为笑谈，没听谁说他是“国宝”。我也不知道有“国学大师”这个称呼。如果让我说，我只知道他是个名教授，就是这样。

刘文典往来琐记

刘文典和陈寅恪

要说叔雅先生佩服的人，肯定是陈寅恪了。陈寅恪也是先生交往比较多的人，他曾说当代他最佩服的人只有陈寅恪一个。我看到报纸说刘先生曾讲过“陈寅恪拿400块，我只能拿40块……”这样的话。我不晓得这个事情，我只记得他跟我说起陈寅恪的时候，将陈寅恪比作大拇指，而以小指头自比，可见先生对陈寅恪的佩服。

叔雅先生是1929年从北京大学转入清华大学的。到清华后不久，由于朱自清休假去美国，就安排叔雅先生代理中文系系主任一职。用先生自己的话讲就是：“他们让我当个小官。”也是当这个“小官”，让先生做了一件终身得意的事情，就是请陈寅恪先生到中文系教书。当时陈寅恪先生在历史系教课，有次考试，先生请陈寅恪先生代为出题，陈先生出了个题目——“梦游清华园记”，还有两个对子，其中一个就是传为佳话的“孙行者”了。此后，叔雅先生就请陈寅恪先生到中文系兼课，叔雅先生对此很是得意，在开会的时候就说：“你们没有本事把陈寅恪请来，只有我有这个本事。他给我的面子才来给学生教元白刘诗研究。”能把陈寅恪请到中文系教书，被先生看作平生快事。

后来，陈寅恪先生在清华致力于佛经翻译并给学生开“佛经翻译”等相关课程。刘先生也曾想做这方面的研究，还曾到北京香山碧云寺翻阅过佛经。刘先生虽然通晓英、德、日等语言，但是他的梵文不是很好，所以就没有搞成。陈寅恪先生不仅国学学问如渊似海，而且通晓英、日、法、德等西方语言，还通晓满、藏、突厥、西夏、梵文等语言，尤为精通梵文和巴利文。所以先生对陈寅恪佩服得很，说他不仅懂得中国道理，而且他的外文尤其好。先生也跟我说一个人起码要会两门外语。

刘先生的《庄子补正》一书完成之后，不肯轻易誉人的陈寅恪先生为此书作序，并将年迈生病的老父亲请出来为此书题写书名。不久，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陈三立老先生愤而绝食，不幸忧愤而终，“庄子补正”这几个字成了陈三立的绝笔。

刘文典和冯友兰

我第一次见冯友兰先生是在叔雅先生的寓所。因为冯友兰先生跟叔雅先生的关系很不错，对先生的文章也很推崇，所以冯先生就请叔雅先生为他的母亲写墓志铭。我看过这篇文章，当时先生做这个文章很费心思，有时候一天只写一两句。有一天，冯友兰和冯景兰兄弟二人来了，还提了一些东西作为谢礼，是在孙家，我在场，天达师叔也就是叔雅先生的六弟也在。那天，天达师叔穿的是西服，但是上身只穿了一件背心，先生就让他把上衣穿起来，说这样很不礼貌。冯友兰和冯景兰很感激叔雅先生。冯友兰说现在文学就是叔雅了。先生很高兴。两个人谈得也很投机，叔雅先生是搞《庄子》校勘的，冯先生也搞《庄子》研究，但是两人研究的角度不一样，叔雅先生搞校勘研究，哪个字错了都有很多道理，冯先生则从哲学的角度做研究。我记得二人谈《庄子》的一些问题。叔雅先生说：“‘昔者庄周梦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中‘自喻适志与’这五个字隔断文义，仔细阅读语意，应该是后人考证《庄子》时插入正文中的。”又说：“庖丁解牛中‘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全’字应为‘生’字的误写。”叔雅先生举了很多证据，冯先生很是折服。如今，台湾陈鼓应教授所著《庄子今注今释》也证明先生的考据是有道理的。

刘文典和陶光

陶光在清华时就是先生的弟子，曾在重庆南开中学教书，后又辗转来到云大。我跟陶光先生不是很熟悉，在我印象中，陶光的字写得不错，云大出版的石印本《庄子补正》就是他题的书名。先生还曾让他给平章写了几个字，我记得是《诗经》中的两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就写在冯友兰先生送的那个本子上。陶光的诗作得可以，词曲也不错，能唱昆曲，也会吹笛子。陶光爱看戏，经常邀约先生一起看滇戏。但是先生不许我去看，他说：“他是学生，不要拉他去看戏。”先生认为学生应该做些正经事情，看戏之类的事情不要做。之后，陶光喜欢上了滇戏演员耐梅（张竹音），但是陶光的叔叔不同意。不久，他们就结婚了，是在昆明商务酒店，我陪刘先生去参加婚礼。结婚后，他在云大待不下去了，就到了昆明师院。先生很惋惜地说：“我没办法，你跑到师院去了，我没有理说了，我不说了。”

陶光曾跟随先生搞校勘，但是陶光的小学功夫不太深。记得陶光先生校勘《列子》，就讲这个说、那个说，先生批评过，我听到的。先生批评他说：“校勘就是校勘，不要东拉西扯的，拿证据出来。”先生讲，“才子是才子，学者是学者”，学者就要拿证据，就像法官办案要凭证据，把证据摆得齐齐的，你不承认也不行。

陶光先生去了师院，但没住在师院，而是住在翠湖旁边杨希闵的房子里。杨希闵是滇军将领，这个房子现在已经拆掉了，有个四合院，陶光住在一楼，生活过得很拮据。耐梅感叹说：“原来教授这么穷啊！”所以耐梅就卖行头补贴家用，从这点看耐梅还是重情之人。

陶光是先生的得意门生。先生为什么喜欢陶光呢？我认为有两点吧。其一，陶光与成章（刘成章，先生长子，1931年因参与反日游行患病早逝）同年，看到陶光，先生就会想到成章。因为先生对成章寄予厚望，对他要求很严格。罗师母（罗庸夫人）跟我说过：“他对成章很严厉，连新衣服都不给他穿。对平章就没有这样，成章死后他想通了。”成章的去世给先生的打击很大，可能是爱屋及乌吧，所以对陶光要求也很严。其二，陶光先生的词曲很好，好像是跟俞平伯学习过，他喜欢滇戏，先生也喜欢看戏，他们就经常一起去看戏。

刘文典和沈从文

我也曾看到一些诸如“跑警报”“评教授”这样的文章，说刘先生对沈从文先生如何如何，很是不堪。说起先生和沈从文的纠葛，不仅是今天传得沸沸扬扬，其实早在我上学的时候，先生就跟我说过这事，觉得很不可思议，怎么会有这种传闻出现呢？我不知道这些传闻的真实性如何。关于先生和沈从文，我记得先生跟我说过一件事。那时，我经常到先生家里请教学问，他也会跟我说一些日常琐事。他曾跟我说，他请沈从文夫妇吃过一次饭，并说沈从文的夫人和师母有点关系。沈从文的夫人叫张兆和，而刘师母叫张秋华，同是安徽合肥人，又同是姓张，好像在辈分上有些关系。虽然，当时一些像叔雅先生这样搞国学研究的教授将古籍、考据和国学视为学术生命，对新文学和作家并不是很接受，但我认为以先生的为人，他虽对新文学不是很感兴趣，但他不至于对一个晚辈如此苛求。

2011年4月27日

【注释】

[1]本文由吴进仁先生口述，张昌山、张志军、刘兴育、刘平章、姚铁军等同志访谈整理。2010年5月12日、22日及其前后数次，在云南大学东二院吴进仁先生寓所作访谈，访谈录经吴先生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