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刘文典先生之缘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我与刘文典先生之缘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张　传

（云南大学图书馆原副馆长）

1985年的一天，当时我还担任着云大图书馆副馆长职务，下班时和老馆员曾以厚同志走在一起，他手里拿着一个装满废旧纸张的箩筐，正要送到图书馆前面至公堂西侧的垃圾坑倒掉焚烧，这些废纸是他清理他的办公桌抽屉时清理出来的。我和他一道走出门，随便看了看他手里的纸箩筐，见到是一些陈旧废纸和油印材料，其中有一份竟然是“《我的初步检查》刘文典”。我眼睛一亮，对老曾说：“这份材料丢掉太可惜了，我要拿回家去看看。”老曾嘿嘿一笑，就径直往垃圾坑那边走了。

回家以后，我仔细阅读了“检查”全文，感慨很多：我在想，碰到曾以厚去倒废纸，伸手把它抓了过来，这种千载难逢的机遇，可能是与刘先生的一种缘分。假如我不遇到老曾，假如遇到了不伸手抓来看看，刘先生在那猛烈如火的煎熬中被迫写下的这些泣血文字，将石沉大海，永无踪迹。这种可能是绝对的。(www.guayunfan.com)在云南大学，“运动”接连不断，个人的检查、交代、检讨我见过的太多了，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过李广田校长亲自刻印的“申诉”，寸树声副校长的“检查”，方国瑜教授的“交代”。这些都是他们在那灾难年代的呕心沥血之作，当年我也是写不完的检查、交代。看了他们写的觉得是司空见惯，看后也只是暗自长叹，没留下他们的只言片语，现在看来实在是一件令人非常遗憾的事。

那么，1985年我为什么会对刘先生的这份“检查”这么重视、“情有独钟”呢？因为我对刘先生一直是很崇敬的。在这里，得先说说我早年认识刘先生的点滴记忆。我在云大工作生活至今已60多年，1944年10月到云大，当时我只有14岁，小学毕业。我生长于云南弥渡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为保长要抓我去当兵，爹妈心疼我年幼，让我逃到昆明，得到一位亲戚介绍，进入云大总务处，在文书组当了一名校工。当年云大工人生活之艰苦，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一是没有住处，晚上用一张草席铺在办公室地上就是睡觉的床了，伙食也十分粗劣，难以下咽。当年大学教授有的多靠典当衣物度日，工人生活就可想而知了。虽然生活艰苦，但有一个难得的好处是晚上我可以在办公室明亮的电灯下学习，这比起在农村时在一盏小菜油灯下看书好了不知多少倍。于是就慢慢安下心来，白天做工，晚上自学。当时云大的工人，一到晚上，有的聚在一起打牌赌钱，有的上街胡混，像我这样晚上看书学习的人不多。我爱看书学习是从小养成的，这与我的祖父的教育分不开。祖父张辑臣是前清秀才，我在家的时候每天晚上他都要把我叫到他住的房间，让我在小火塘边的一盏菜油灯下读书。读的是《幼学琼林》、“四书”等，背熟以后，听他逐句讲解。70多岁的祖父已双目失明，碰到我不认得的字，我只能用手指在他掌心上写，他就告诉我这是什么字。小孩子天性贪玩，我也不例外。我的一个堂弟，只比我小8天，晚上都能出门去玩耍，他很自由。我们没有分家，同吃一锅饭，我不明白祖父为什么对他可以放任不管，对我则管得这么严，心里很是不平衡。有一个晚上，我鼓起勇气问祖父：为什么每天晚上都不放过我，让我来读书，让兄弟去玩呢？祖父耐心地对我说：“你年幼，很多事你不知道，我们家就这几间房子，田地又那么微薄，你弟兄多，将来分家，你伯父和你父亲各家一半，他家是独子，生活不成问题，可以过得去，你弟兄多怎样谋生？那么小点田地，吃饭都是问题。所以在我活着的时候，能教你多少算多少，你多读点书，将来会有用的。”老人的几句话，让我恍然大悟，永远铭刻在心。他的用心是何等良苦啊！他的深远用意，在我那个年龄，哪能想得到呢？从此，我不再把读书学习当成是一种负担。到云大以后，更深切感到像我这样的人，没有文化，哪有立足之地？

我在云大总务处文书组工作，接触的是一些有文化的人，经常听到他们谈论某某教授是留学哪国的博士，某某是哪国的硕士，谈到刘文典时说他懂几国语言、学问如何了得。刘先生当年是大教授、大学者，声名远扬。我年纪小，地位低，文化更低，没有见过刘先生，听到这些传言，心中自然而然地萌发了一种对刘先生朦胧的景仰，但对刘先生的高风亮节、宏博的学术造诣等，却是一无所知，就是现在，也可以说是知之甚少。

对我来说，刘文典先生是一位高山仰止式的人物，虽然我在云大工作，但接触毕竟不多，有关刘先生的逸闻，记得起的也只是点点滴滴。

其一，1945年是“七七事变”抗战八周年，晚上云大学生请刘先生在泽清堂演讲。我听说刘先生在泽清堂讲“卢沟桥事变”，就跑去听了。到了泽清堂，看见里面已经挤满了学生，我就站在窗子外面听。只见刘先生身着灰色长衫，体貌清瘦，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坐在讲台上演讲。记得他说：“七七事变”发生地卢沟桥，战前他去过，是一座很有名的石拱桥，有清乾隆帝题写的“卢沟晓月”石碑，桥上有雕刻精美的各种形态的大小石狮数百个，其数量之多，没有人能数得清。先生讲了一个多小时，讲完后，满堂热烈的掌声。当时我一个15岁的半大孩子，是抱着一种好奇心去的，他讲的其他内容，什么也没有记住，印象深刻的就这么一点点。新中国成立后，我因公多次出差去北京，每一次都想到卢沟桥去数一数那里的石狮子，印证一下刘先生说的“没有人能数得清”这句话，但终因没有时间未去成。后来我查字典，得知卢沟桥上有精刻石狮485个，这么多的石狮，谁能数得清啊！先生当年讲的一点不夸张。

其二，1945年12月1日，昆明发生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等高校学生罢课，抗议国民党当局的暴行。云大校长熊庆来迫于上面的压力，不得不请刘文典帮他写《劝学生复课书》《再劝学生复课书》等文章。我觉得熊校长请他写这样的文章，他是很为难的，但为了报答熊校长的知遇之恩，他也不得不勉为其难了。这两篇文章以熊庆来的名义，由云大印刷散发，我仅仅记得文章开头的一两句：第一篇的开头是“慨自抗战军兴以来，生灵涂炭、废舍为墟”……第二篇的开头是“弦歌中辍，已逾半月”……两篇文章都比较长，中心意思是学生任何时候都要以读书为重，不能长期罢课，问题还是要谈判解决。文书组的一些先生看后说，这肯定是出自刘文典的手笔。到了1952年“思想改造运动”时，刘先生说过《劝学生复课书》是他为熊庆来作的。

其三，个性倔强的刘文典，之所以能够听从熊庆来的安排写这样的“奉命作文”，有一个重要的缘由——熊庆来对他有知遇之恩。近年发现的史料，更证明了这点。1943年8月，离开西南联大的刘文典独自在边陲小镇磨黑教书，正是他困窘之时，熊庆来寄来了邀请函。这封信全文如下：

叔雅先生史席：

久违道范，仰止良殷，弟忝长云大以来，时思于此，养成浓厚之学术空气，以求促进西南文化，乃努力经年，尚少效果，每以为憾。尝思欲于学术之讲求，开一新风气，必赖大师。有大师而未能久，则影响亦必不深。贤者怀抱绝学，倘能在此初立基础之学府，作一较长时间之讲授，则必于西南文化上成光灿之一页。用敢恳切借重，敦聘台端任本校文史系龙氏讲座教授，月致薪俸六百元，研究补助费三百六十元，又讲座津贴一千元，教部米贴及生活补助费照加。素识贤者以荷负国家文化教育为职志，务祈俯鉴诚意，惠然应允，幸甚，幸甚。附上聘书一份，至希察存。何日命驾来昆，并请赐示，以便欢迎。专此布达，敬请道祺。

弟熊庆来

八月二十一日

其四，1948年1月，熊庆来在学校经费短缺、物价暴涨、办学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让云大出版组用石印为刘先生出版了他的专著《说苑評补》一书，熊庆来亲笔题写书名。这是国立云南大学丛书之一。我得知出书的消息后，就到出版组买了一本，珍藏至今，已整整六十个年头了。

熊庆来聘刘文典为云南大学教授的函

《说苑評补》一书，为西汉刘向所撰，原为二十卷，到北宋时仅存五篇。北宋曾巩序云：“……崇文总目云，今存者五篇，余皆亡，臣从士大夫间得之者十有五篇，与旧为二十篇。”本书内分君道、臣术、建本、立节等二十卷，分类纂辑先秦至汉史事，杂以议论，阐明兴衰成败、修齐治平的儒家政治思想、伦理观念。此书历经两千多年的传抄、翻刻，加之蠹蛀等原因，文字出现错讹、缺失，举不胜举，校补这样一本十五六万字的古籍巨著，只有当你阅读本书时，才能感受到其任务是何等艰巨。无人能够知道刘先生在这部著作中耗费了多少心血，但我们能知道刘先生在这部巨著中，他对祖国的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奉献，将是不朽的。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8月，我从四川大学西南高校行干班结业返校，从秘书科调到图书馆做管理员。我与昆明从前有名的富商王炽的侄子王俊图管理参考室。这个参考室设在学校大门对面的老幼儿园，现在的“翠湖1923”。图书馆在参考室专门为刘先生设了一间研究室，搬去一些古籍，主要是“二十四史”，请刘先生为“二十四史”断句标点。并且，为刘先生专门买来朱砂、朱笔供其批点之用。刘先生因为教学工作很忙，只记得他断断续续来过不多几次，没有固定的时间，他批点了哪几部史书，我没有见过。因为忙于自己的业务，来去都只和他打个招呼而已。

云南大学图书馆收藏的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

与刘先生的一次接触是1954年的一天上午，图书馆请他给全体人员讲“版本目录学常识”课，地点是在会泽院二楼东边的古籍书库。他不带任何讲稿，讲了“典”字和“册”字的由来及字形的变化发展，约一小时。他说：“以后有时间再给大家讲讲。”但以后再也没有见他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与刘先生的亲密接触。我们也能理解，先生要上课，搞他的科研，参加社会活动，加上连年不断的各种“运动”，他哪里还有时间来呢？

1958年7月，听说刘先生已经去世了。虽然与先生在一个学校，但他什么时候去世，我竟然一点消息都不知道，而是过了好几天，听别人说起才知道。

1985年，当我得到刘先生这份“检查”时，离先生过世已近28个年头，这就是我与刘先生的缘分吧！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