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吾师文典先生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忆吾师文典先生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傅来苏

（昆明三中教师，1954年云大中文系毕业）

一、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

刘文典先生，海内外知名学者。点勘群籍，成果斐然。久为专家学者所推崇。(www.guayunfan.com)我就读云南大学中文系四年间（1950—1954），每逢先生开设的课程或讲座，必趋而聆听，一则慕名，二为求知，故虽愚鲁，终有点滴受益。现将记忆所及写出，以表对先生之敬意与缅怀。

先生在讲授《庄子·齐物论》时，对于文中“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一句，讲授中经过引经据典的考订，断然删去文中“自喻适志与”五字。先生认为，从上下文的文气、文理来看，颇欠通达，可能是传抄有误，当为衍文。今查阅《庄子补正》中此句之注，确为衍文。书中注疏条：“典案（即文典考订），‘自喻适志与’五学隔断文义。‘与’字同‘与欤’。详其语意，似是后入羼入正文。《艺文类聚》虫豸部，《太平御览》945引并无此五字，397引有，盖唐代犹有无此五字之本。”以此足证，先生治学，恰如其言：“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

又如讲授《庄子·养生主》时，对文中个别文句的训诂，亦有别解。如“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一句，先生即认为，“所见无非牛者”句中似乎落了一个“死”字，即应为“所见无非死牛者”。而“未尝见全牛也”句中的“全”似应为“生”，其依据有二：（1）《吕氏春秋·精通篇》：“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2）《论衡·订鬼篇》：“宋之庖丁学解牛，三年不见生牛，所见皆死牛也。”是以在《庄子补正》中案曰：“无非下脱‘死’字。‘全’为‘生’字之误。”先生之说，有理有据，亦非杜撰臆说。当否，有待学者专家考订；但诚如先生所言：“一字异同，必求诂。”（笔者注：“”，同“确”。诂，训古言也。）作为后学晚辈的我，以为“全”与“生”，仅一笔之差，且字形近似，也可能后人传抄笔误。愚见浅陋，无知妄说，难免见笑于大方之家。

《庄子·养生主》中“顺应自然，反对人为”的思想是比较突出的。如篇首“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先生讲授时，对庄子的“一切应当听其自然”的观点加以阐述后，又提出了“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的看法。当时，先生讲的是一句拉丁文，而我侍立先生座侧，因不懂拉丁文，无法为先生板书，当即请教先生，才知道那句拉丁文的意思是“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故而印象极为深刻。（附：1952年后，先生因体弱气虚，上课时常叫学生侍立其侧，为其板书一些引文或资料，我即为其中之一。）

刘文典与中文系1954届毕业生合影

的确，生命是有限的，而“知”是没有极限的。如果只是“顺乎自然”，难免会陷入安于现实、随俗委顺的境地。但先生在讲授中，却别开生面，又引申出“艺术的生命是永恒的”这一哲理，令我终生难忘。

二、教案在脑中

新中国成立后，云大为了加强教学领导，提高教学质量，曾对授课的先生们提出要求，建议他们写出教学计划及简明的教案。而刘文典先生讲课时多用一块棉布包着教材，登上讲台入座后，拿出教材随即开讲，并未见到教学提纲之类的笔记本。

一次，我们在听了先生的课后，想弥补一下听课笔记中的不足，就大胆地向先生请教，想看看先生的“教案”。先生明白了我们的心意后，莞尔一笑，用手指着脑袋说：“教案在脑中。”乍一听可能会认为这是一句遁词，甚至会误解为是与学校要求相悖的调侃，实则不然。

先生治学极为严谨，这早已为章太炎、胡适、陈寅恪等学者所推崇。陈寅恪在《庄子补正·序》中说：“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其著书之例，虽能确证其有所脱，然无书本可依者，则不之补，虽能确证其有所误，然不详其所以致误之由者，亦不之正。”

先生治学如此，讲课呢，是否随兴而发、漫无边际、肆意乱弹琴呢？校方希望授课有教案，理所当然，无可厚非。那么，先生是否备课了昵？“教案”是否真的在“脑中”？

约在1951年，先生讲授《庄子·养生主》时，将文中“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句中的“全牛”考订为“生牛”。当时心中颇为新奇，因为此文我在读高小时家父就曾教读过，对文中“目无全牛”一语印象极为深刻。此时对先生的考订顿生疑窦，但也不敢贸然质疑。因我此时正站在讲台上替先生板书一些资料，就趁机看了看先生放在讲桌上的书本，只见先生在书本的天头（即书页上端的空白处）上用蝇头小楷作了许多眉批注释，批注之字工整清晰，其间还有外语呢！下课时，我替先生收拾书本，看到此书为《庄子补正》，作者“刘文典”。课后，我和同学们谈及此事，人人赞叹先生的巨著《庄子补正》早已享誉中外，且有“活庄子”的美誉，但先生仍继续勘校训诂，足见其治学之严谨。先生对自己讲授的课题，的确已融之于心，化之于脑矣。

先生讲课，既注重疑难字句的考订，却又不囿于烦琐的训诂，既点拨文章的精要，牵一发而动全身，又能旁征博引，信而有征，高屋建瓴，汪洋恣肆。先生的课，令人耳目一新，视野大开，学法大进，这对我在大学毕业后40余年的教学生涯中的治学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先生讲课虽无“教案”，但并未胡言妄语，离题万里。

“教案在脑中”，似有疏狂之嫌，间有微词，亦不足为奇耳。然先生在讲课之前早已胸中有本，因而讲课时左右逢源，舒卷自如，“教案在脑中”，此言不虚。

三、拨开烟雾睹真容

先生晚年治学杜甫，曾开设“杜诗”“温李诗”（即温飞卿、李商隐的诗）等专题讲座。先生虽体弱气虚，但登上讲台入座后，一进入课题即饱含深情，神采奕奕，正本清源，言而有据，阐幽发微，旁征博引。有时浅吟低唱，有时慷慨悲歌。忽如神龙邀游天宇，忽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异彩纷呈，令人应接不暇。我们这群学子，由于根基浅薄，只好屏气凝神，洗耳恭听。为了更好地领悟先生讲授的内容，常常参读一些有关书籍，如冯至的《杜甫传》。先生发现后，亦未置可否，只是打了一个含蓄而风趣的比喻：“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的真容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要看清神佛，必须拨开烟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这个比喻生动贴切，耐人寻味，至今难忘。不论是读书治学或教书讲课，参阅他人的著述，以为参佐，未始不可。但如满纸“某专家说”“某学者云”，舍本逐末，以桃代李，雾里看花，多任己意，则似属欠妥。先生尝言：“前人校释是书（指《庄子》），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庄子补正》，一字异同，必求诂。若古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转引自张德光《庄子补正·跋》）

拨开烟雾睹真容，言之有理。

四、外文注古籍

1999年秋，在云南大学出版社和安徽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刘文典全集》（共四卷）首发式上，云大历史系耄耋之年的李埏教授讲述了他亲历的一件事，称颂文典先生治学之严谨。他说，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曾向文典先生借阅过一本有关大唐三藏法师取经（书名记不清了）的书，这本书的印刷并不精美，纸质也不太好，但在阅读中发现该书的天头、地脚（即书页的上下空白处）和两侧空白处，文典先生均用朱笔作了批注。令人惊诧的是，除中文外，还用日文、梵文、波斯文、英文等文字加以注疏。其知识之渊博，治学之严谨，令人叹为观止。据李埏教授说，此书已璧还，但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已无法找到，至今下落不明，深感遗憾。

刘文典为云南大学文艺丛书作的序

先生这种用外文注疏我国古籍的情况，我也曾亲眼见识过。先生在讲授《庄子·养生主》时，对文中“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的阐释，先生曾用一句拉丁文作为注释，这里就不赘述了。

摘自《春城晚报》1997年1月12日、2001年3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