狷介狂人刘文典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狷介狂人刘文典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李　森

（云南大学教授，1988年云大中文系毕业）

在五四时代成长起来的那批知识分子中，刘文典先生的“狷”和“狂”是出了名的。诚然，刘先生的“狷狂”，既是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秉性的任意抒发，又得益于五四精神的熏陶。也就是说，一方面是先天的，另一方面是后天的。二者的影响都非常重要。试想，秉性“圆通”、斤斤计较、胆小如鼠的好好先生，能有“狷狂”的洒脱之举吗？摇头。只有一种情况例外，那就是此公突然疯了。又想，任何时代，如果没有人把追求精神自由当作追求崇高的人性，能有“狷狂”者自觉的“狷狂”之举吗？亦摇头。一般来说，精神不自由的人，即使因秉性使然，常有“狷狂”的言行，事后，也要疼痛地忍受自责和他责的压力。自觉的“狷狂”与不自觉的“狷狂”毕竟不同。因为在阴暗的、封闭的、极权压制的精神领域里，“狷狂”肯定被看作为人处世的一种可怕的缺点，似乎只有“圆通”才是一个民族优良的品德。

现在，让我来数一数“狷狂”之人的缺点和“圆通”人士们的优良品德。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观的术语来表达，“狷狂”者的缺点主要表现在：骄傲自满、招摇过市、刚直不阿、出言不逊、固执己见、顾盼自雄、脱离群众、标新立异、狂奴故态、鹤立鸡群等方面；“圆通”人士们的优良品德主要表现在：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克己复礼、玲珑剔透、珠圆玉润、左右逢源、匿影藏行、慈眉善目、虚怀若谷、韬光养晦等方面。刘文典先生正是有“狷狂”的缺点，而无“圆通”品德的人。他为自己的“狷狂”付出过代价，所以，我们这些“圆通”人士，决不能染上“狷狂”的脾气，免得在世道上误入歧途，吃亏上当。(www.guayunfan.com)下面，我要从国粹中的“相面术”说起，来绘一绘刘文典先生的“狷狂”相，以此说明刘先生的“狷”与“狂”的天生秉性。1935年7月的《清华暑期周刊》登的一篇《教授印象记》这样刻画他：“是一位憔悴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头罩上寸把长的黑发，消瘦的脸孔安着一对没有精神的眼睛，两颧高耸，双颊深陷；长头高举兮如望空之孤鹤；肌肤瘦黄兮似僻谷之老衲……状貌如此，声音呢？天啊！不听时犹可，一听时真叫我连打几个冷噤。既尖锐兮又无力，初如饥鼠兮终类寒猿……”（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7页）刘文典先生的这副“麻衣相”使我想起了另一位狷介人物梁漱溟。这两位倔强的书生，一位顶撞过蒋委员长，一位顶撞过毛主席。

梁先生的事这里不说，只说刘先生顶撞蒋委员长。在刘文典担任安徽大学校长期间，蒋介石到学校视察，这位刘校长不但不称蒋为“主席”，反而对蒋某人说：“你是总司令，就应该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蒋介石骂他“老封建”，他骂蒋介石“新军阀”。结果蒋介石命安徽省党部把他关了起来，后因此事引起全国哗然，经陈立夫斡旋，蔡元培力保，梅贻琦等声援营救以及安徽各界示威请愿，交了保才被释放。可见，刘先生是一点“圆通学”知识也没有的那种书生。

刘先生顶撞蒋介石，说明他的“狷”，他的不通世故，他的“圆通学”知识的浅陋。而他在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任教时，打击老实巴交的大作家沈从文先生，却可说明他的“狂”。有一次，他公开在课堂上说：“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沈从文只该拿四块钱。”又有一次跑空袭警报，他看到沈从文也在跑，便转身说：“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存下一代希望，可是该死的，你干吗跑啊！”（许渊冲《追忆逝水年华》）这两则逸闻，今天昆明的大学里仍广为流传。不过，这里要说明的是，我们对刘先生的这般狂言不必太认真，许渊冲先生借此认为刘文典看不起作家，我看不至于如此。大凡狂人的狂言，主要不是为了“陈述”的需要而说的。使用狂言，对某种公众认同的人或事进行戏耍或解构，往往只是为了“言说”的快感。即使温柔敦厚的沈从文不存在，刘先生这样的“狷狂”之人，也会找到另一个调侃的对象来戏谑、消解一番的。沈从文先生深知这一点，所以沈先生并没有跟刘先生理论，再说人家是前辈嘛。现在两位先生都过世了，通观两人各自的成就，沈先生似乎要大于刘先生。就才智而言，不好说谁高谁低，只因沈从文十分勤奋，刘文典则比较懒散而已。

凡是“狷狂”的人，属于自觉、清醒一类的，多半在某方面都有过人之处，也就是有自己的绝活。刘文典的绝活大概应首推《庄子补正》和《淮南鸿烈集解》。尤其是《庄子补正》，得到了陈寅恪序中如是评价：“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另外，刘文典之“狷狂”恐怕还与他以五四“老人”自居有关。毫无疑问，刘文典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是出过很大—把力的。

刘文典，原名文骢，字叔雅，安徽合肥人。少时就读于教会学校，打下了良好的英语基础。1906年，就读于安徽公学，为该校革命组织的干部。1907年加入同盟会。1909年赴日本留学，并从事革命活动。在这期间，师从近代革命家、国学大师章太炎，受其影响。民国后回到上海，任《民立报》编辑，发表文章，播扬民主。1913年“二次革命”，积极从事反袁活动。后又赴日本。1914年，参加了“中华革命党”，追随孙中山并任孙中山的秘书。1916年回国，在《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发表文章，成为了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和新文化运动骨干。另外的人物主要有高一涵、易白沙、高语罕、潘赞化、谢无量等。1916年9月以后，《新青年》的作者群，从以安徽同仁为主扩大开来，新加入的主要有李大钊、吴稚晖、胡适、刘半农、马君武、苏曼殊、杨昌济、陶孟和等人。1917年，刘文典入北京大学，任理科教员兼文科教员。由于陈独秀被聘为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也迁到了北大。大家知道，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中心，一是《新青年》，一是北京大学。刘文典参加了这一文化运动的全过程，这是完全有理由骄傲的。也许，这就是他后来敢于顶撞蒋中正（更重要的是他做过“国父”孙中山的秘书），敢于臧否时贤的心理基础。

不过我们千万不要认为狷狂与尖酸刻薄是一回事，真正的狷狂之士，内心世界都是人道主义的。在蒙自时，—天，刘先生到城外散步，遇到一个汉子在打老婆。先生见他打得太狠，就上前去质问那汉子为什么要如此这般凶狠。那汉子气势汹汹地答道：“你管不着！”刘先生一再劝阻不行，—气之下，甩了那汉子一个耳光。汉子估量他是个有来头的人，夹着尾巴跑了。谁知他的老婆反倒怒火中烧，拉着刘先生吵闹，还满口脏话、恶语伤人。刘先生被弄得狼狈不堪，只有摇头叹息走开。叔雅先生是1938年通过友人和英国大使馆的帮助，才离开日军占领下的北平来到云南的。先生任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教授五年，1943年因三条理由被系主任闻一多解聘（婉称“缓聘”）。这三条理由是：一，为普洱磨黑的张姓土司之母撰写墓志；二，抽鸦片烟；三，请假过期（被张姓土司请到普洱磨黑去，住了四个月）仍不返校。于是，刘文典便被云南大学中文系聘为教授，一直到1958年去世。

刘文典被西南联大解聘，其实都是因为那该死的鸦片。当时由于通货膨胀，教授们的生活难以为继，而刘先生又断不掉鸦片，所以才有磨黑之行。刘先生染上鸦片，是因为中年丧子的悲痛。1931年，他的儿子刘成章参加抗日学生运动，因体弱多病染上风寒而死去，他人就劝他抽鸦片化解悲伤。另外，他为土司政客写写墓志之类，实际上也是为了挣点稿费来养家糊口。他是那种只会钻研学问而对生活琐事缺乏能力的人，往往到了无米下锅时，才去找米。那时，李鸿章有个叫李广平的孙子在昆明。李广平与先生是同乡，又有瓜葛之亲，二人很是投契。有时刘先生断炊，便书写纸条一张。只四字“刷锅以待”，叫人送给李广平。李广平得字条，便速送钱来救急。

在云南大学做教授的十多年中，刘先生仍然抽他的鸦片。关于他的各种逸闻、传说也留下了不少。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狷狂”气质并未因此而有些改变。有一次上课，他的声音比较小，后边的学生听不清楚，有一学生站起来报告：“先生能不能再大声一点？”刘文典抬头看一眼教室，问道：“今天到了多少人？”答曰：“三十多人。”刘文典说：“我上课，教室里从来不许超过三十人！今天不讲了！”说完拔腿拂袖而去。这突然之举，使学生摸不着头脑。

要知道，并不是所有学生都明白，名士风度是很难讲得清道理的。当然，刘叔雅的这次超出常态的举动，在我看来并非他想玩名士风度。过去他讲课时听者如云的场合很多，他都是非常高兴的。我觉得那个时候，他的内心中埋藏着巨大的痛苦，没有诉说的人，也没有诉说的自由，更重要的是，他的思想自由受到了束缚。他也像他所尊崇的陈寅恪一样，以为只要是“国学大师”“五四遗老”，不论在什么时代都可以高枕无忧的。在那个知识分子面临着抉择的年头，胡适之并没有忘记他。适之帮他找好了美国的去处，并给他一家三口办好了签证，但被他拒绝了。当年日本人占领北平时，他来不及逃离，周作人动员他任伪职被他拒绝。为此，日本人骚扰他，给他施加压力，他也坚决不当汉奸。也许他想过的：我刘文典跟日本人都敢过几招，更何况中国自己人！他还曾经批评周作人说，“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

1944年3月30日《云南日报》刊载的刘文典文章

其实先生错了，他没有想到还有一种情况是，让你有招而无法过招，有“羽毛”亦无法爱惜。某次“政治运动”，有的学生出来批判他，说在课堂上受他的毒害很深。学生控诉道：听刘先生讲柳永词句“杨柳岸，晓风残月”，如何如何高妙，害得他常常跑到翠湖边的柳树下去陶醉，耽误了建设，耽误了生产，真该死！刘先生听说后，非常悲伤。他万万没有想到，在“政治运动”中，他的严肃认真的一面同样被一些学生给消解掉了。

20世纪50年代，课堂成了他发牢骚的场所。有时，上两节课，他要发一节课的牢骚，可见他的心情是非常不愉快的。据他的学生——庄子专家陈红映先生回忆，有一次刘文典写一首发牢骚的诗来念给学生听，陈先生记下了那点睛的两句：“而今不卖长门赋，却向街头写洛神。”“长门赋”，即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汉武帝时，陈皇后失宠退居长门宫，愁闷悲思，听说司马相如工文章，便奉黄金百斤，令他作解愁之辞。司马相如为她作了《长门赋》，汉武帝读后十分感伤，便重新亲幸陈皇后。“洛神”，即指三国时曹植所作《洛神赋》，传说曹植与其兄魏文帝曹丕争袁绍儿媳甄氏不遂，非常悲伤，途经洛水时便作《洛神赋》。刘文典不信此说，他根据《洛神赋》序中“古人有言，斯水之神，名曰宓妃。感宋玉对楚王神女之事，遂作斯赋”诸语，认为《洛神赋》乃是曹植的“离骚”。屈原的《离骚》，有“牢骚”之说。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认为：“系假托洛神寄寓对君主的思慕，反映衷情不能相通的苦闷。”明白了两个典故，便不难理解刘文典诗句所表达的苦闷心情了。他有一首七律，前两联写道：“宋玉悲秋亦我师，伤心又吊屈原词。娥眉漫结平生恨，文藻空存异代思。”刘文典的诗写得不多，但我读其诗，亦惊其诗才。

据说，刘文典去世时，某个像“圣人”一样的大人物本来想送他一个花圈，但听汇报得知，这位“狷狂”的教授在“解放”后的“狷”和“狂”并不比“解放”前逊色，故改变了主意，不送了。五四干将、国学大师（传说他认为全国有两个半庄子，庄子本人算一个，他算一个，其余的人加起来算半个）、“狷介”狂人刘文典，死后为他的“狷狂”付出的代价是，没有得到“圣人”的一个花圈，得到的好处是，人们不断传诵着他的故事。他的故事不知能否使一两位“圆通”人士感到羞耻，反正我是已经感到了羞耻的。

摘自《云南政协报》2005年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