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雅先生的故事

重拾起尚未忘却的记忆——受叔雅师耳提面命的零星回忆_刘文典先生的故事

张文勋

（云南大学教授，1952年云大中文系毕业）

一、我和叔雅先生的师生情缘

云南大学时期的刘文典

1948年秋，我考进云南大学文史系，当时该系已分为文和史两组，我报的是文组，即后来的中文系。在新生入学的欢迎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刘文典教授。按当时学校的惯例，各系在迎新会上，都要邀请系里的知名教授来和新生见面，在会泽院楼下会场的墙上，早已有对这些教授先生们的书面介绍，所以，新同学们都怀着一种尊敬和好奇的心情，注意入场的每位先生。刘文典先生清瘦的身影第一次映入我的眼帘，他在掌声中向同学们微笑着招手致意，我感到肃然起敬。但是说实在的，当时我对叔雅先生的学问究竟是什么，还不甚了了，只知其名而不知其实；直到后来师从先生学习的过程中，才逐渐有些体悟。入学后不久，还来不及认真去听先生的课程，就被组织派遣到云南起义部队工作，到1950年暑期才返校复学，随同新入学的一年级学生就读。从此以后和先生接触就多了，先是听过先生的“温李诗”“文选学”等课程。毕业后留系工作，1956年从北大进修回来，曾任系秘书，因工作关系，平时与先生接触较多。又和系里的几位青年教师，在学校为先生专设的“杜甫研究室”听先生给我们开的“小灶”，讲授内容较广泛，有文选学、校勘学，也讲“杜诗”、治学方法等。当时，我已经是教师并且在研究古代文论，所以对先生所讲基本都可以接受，获益良多。如《昭明文选》《十三经注疏》等许多书，都是那时候买的，我接受先生的教益和治学方法的影响，不仅限于课堂的传授，更多的还是在课外和先生的交谈中。我经常到先生家中问安、请教，大冷天则在先生家和先生围炉谈天，向先生请教有关典籍目录，听先生讲学术先辈们的治学趣闻。尤其是听先生讲他校《庄子》的实例，例如“庖丁解牛”中关于“生牛”“死牛”和“全牛”的考证等类，使我敬佩不已，从中体悟到读书做学问的苦乐。随着和先生的日益亲近，得知先生二十七岁就以他校勘的力作《淮南鸿烈集解》的出版享誉学林。我已近而立之年，学术上还没有什么建树，与先生相比，甚感汗颜，所以下决心发奋努力，争取在自己选定的学科领域中有所成就。

关于叔雅先生在学术上的成就，我自知只能望其项背而不能深解，但对其治学精神和渊博的学识，是由衷仰慕，所以也就不揣冒昧，应中国历史研究的《民国人物传》编辑之约，撰写了《刘文典传》，后又在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人物》上发表了《刘文典传略》，这些都是根据史实写成的人物传记，而不是道听途说的文人趣事。人物传记等都是要言之有据的，但叔雅师的言行举止、生活细节，则多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有许多已淡忘了，也有许多影像仍鲜活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篇文章中所写的这些零星回忆，虽然不成系统，但都是我的亲身经历。可以这样说，在我笔下出现的叔雅先生，就是我心目中真实的叔雅先生。他的音容宛在，言犹在耳；他的一些真知灼见，还在我的脑子里闪光。

二、诗是什么

叔雅先生第一次在课堂上给学生讲“温李诗”，我怀着兴奋而又好奇的心情准备听先生的高论。只见先生穿着半旧的长衫，端着一把小茶壶，慢步走进教室，登上讲台，坐在一把火腿椅子上，微笑着和同学们打招呼，没有讲话，只顾喝茶。教室内安静了一会儿，先生才开始讲课，但没有直奔主题，而是问大家：“诗是什么？”稍停又说：“什么叫作诗？”众皆愕然，一时不能答对。先生笑着说：“诗者，观世音菩萨是也。”大家觉得茫然，困惑不解，请问其详。先生才慢慢解释道：“‘观世’就是要观世观物，要观察社会，观察事物，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体验生活。这是最主要的，像杜甫就是阅世很深的诗人。‘音’就是说诗歌要有音乐美，我们中国用汉字写诗，要讲平仄，讲押韵，所谓调声协律，就是要有音乐之美。所谓‘菩萨’是佛家语，就是‘觉有情’的意思，写诗要对诗有特殊的悟性和情感，没有真情实感是写不好诗的。这三者是诗的三要素，缺一不可。”经先生这样一解释，大家才恍然大悟。这样去解释诗，比西方诗学中的许多定义都全面而精辟。后来随着学诗的深入，我本人结合了严沧浪“以禅喻诗”的理论，对佛学也有了一定的认识，才进一步感到借用“观世音菩萨”作为诗的定义，的确是一种“妙悟天开”的“慧解”。菩萨本是梵文的音译，意译有好几种，或曰“大道心众生”，或曰“觉有情”“大觉有情”，总之，它包含有“智慧”“觉悟”“有情”等意思，借用“觉有情”之意，更符合诗的本质特征。

三、汉字声韵在诗歌中的妙用

我国的古体诗，特别是格律诗，十分强调调声协律、平仄押韵，这和汉字的音韵声律分不开，所以，叔雅先生在讲授“杜诗”“温李诗”时，对诗的格律音韵十分重视，发表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他在《杜甫年谱·序》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他说：“至若双声叠韵，属对精工，侔色揣称，铸词英伟。宫徵靡曼，骋八音协畅之奇；云锦缤纷，极五色相宣之妙。是犹词人之余事，壮夫所不为，非公绝诣也。”虽然说“非公绝诣”，但是实际上先生对杜诗的音律之美已是十分赞赏了。所以，先生在平时的教学中，对诗歌音律之美津津乐道，情有独钟。他曾说，汉字四声在诗中的变化，可以获得音乐美的效果，诗句中之所以有平仄相间，押韵有平仄的变化，就是因为汉字四声（平、上、去、入）可以表达不同的感情。或舒缓，或低沉，或凄厉，或高昂，都可以借助四声的变化和双声叠韵之美，表现出诗中的情绪基调。所以先生在讲诗作时，总是先把全诗吟唱一遍，他用安徽桐城的腔调吟唱的诗词，果然与众不同，别具一格，虽然学生们听不懂诗的内容，但也可以从先生的吟唱音调中感受到一种特殊的情调和韵味。先生吟唱完毕，就对学生说：“你们听不懂词句的内容没关系，但你们从声调上一定可以感受到诗的感情基调。”说真的，学生们也说不上来先生说的对还是不对，总感到有点玄乎。但一旦开讲诗句，随着对诗的思想内容的理解，再按先生讲的四声变化和双声叠韵的音乐性去体会，就可进一步感受全诗的感情色彩。例如温飞卿的《织锦词》，开篇就是“丁东细漏侵琼瑟，影转高梧月初出”两句，先生认为诗一开始就以入声字“瑟”和“出”起韵，而“丁东”既是双声，又是叠韵，“初出”也是双声。接下去全诗多有双声叠韵，而入声韵则最能表现织锦女在深夜的孤寂凄清和凄切伤感的感情。又如对于毛泽东词中“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之句，先生也赞不绝口，吟唱再三。他认为这首词是对曹操《观沧海》的推陈出新，不仅意境美，而且具有音韵之美，尤其“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二句，更是出神入化，意蕴全新，音调也很美。

张文勋为刘平章藏宣纸书叠题的词

四、生命短暂，艺术永恒

叔雅先生对“艺术永恒”的理论看来是深信不疑的。有一次在讲到曹丕的《典论·论文》时，他十分赞赏曹丕说的“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人生短暂的感慨，是我国古代诗歌中常见的主题，有一次在课堂上讲到曹植的诗句“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箜篌引》）时，先生闭目吟诵，感叹不已，他深信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唯有文章（包括文艺在内）才是永恒的，可以传万世。所以，他特引了西方一位哲人的名言——“生命短暂，艺术永恒”作为他的理论依据。叔雅先生的英语、日语都很好，他在黑板上用粉笔随手写出这两句话的英语原文，虽然我的英语基础差，但是还可以把先生写的英文抄下来，记得那两句英语原文好像是“Short Life，Long Arts”。这是西方文艺理论中的一种流行的观点，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是文艺理论界盛行讲文艺的阶级性、党性的年代，这种观点被认为是唯心主义的理论。但叔雅先生还是十分欣赏这些观点，在课堂上直言不讳，讲了他的见解，学生们对此不置可否，就我而言，对这种理论也是十分欣赏的。

五、对陆机《文赋》的解读

叔雅先生曾给我们这些年轻教师开“小灶”，专题讲授过陆机的《文赋》，这对我来说是一次难得的机遇。因为那时我刚从北大文艺理论进修班学习回来，回云大后，我对我的专业方向做了较大的调整，由现代文学理论方向转到中国古代文论方向。就我的专业学习和研究来说，叔雅先生给我们讲授《文赋》，真是及时雨，因为《文赋》是我研究汉魏六朝文论的重点内容之一。我去听先生讲《文赋》，自然就会很认真，而且用我新买的李善《文选》为底本，在书上记了许多叔雅先生讲课的重要见解，包括对一些文字词语的考证。可以说，随先生听课之后，我才算是基本上读懂了《文赋》。

我听叔雅先生讲《文赋》，除了在文字疏通方面获益很多外，在理论的解释上也得到很多启发。首先，我印象最深的是开篇小序中的“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两句，先生对此做了深入解释，先生说这两句话就是《文赋》的基本思想。我根据先生的启示，把这两句话概括成陆机对创作过程的认识，列为一个公式：物意文。这就是说，文学创作过程是从物到意到文的过程，反过来说，文必须逮意，意必须称物，这才是好作品。其次，先生讲到“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时，旁征博引，从四声之美讲到诗的艺术性和音乐性的关系。对此我得到的启悟更多，对我后来的诗学研究和我的诗词创作实践，都有指导意义。先生在他的《杜甫年谱·序》中说的“云锦缤纷，极五色相宣之妙”，也就是对陆机的“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的理论的引申。再次，先生对《文赋》中的“应感之会，通塞之纪”一段的讲解也非常精彩。所谓“应感”“通塞”，就是讲创作过程中灵感来与不来的种种表现，其中描写到创作灵感阻塞，苦思苦想的种种状态时，有很多形容词，如“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等等。当时，先生并未套用“灵感”二字，但我脑中却很快出现“灵感”的概念，觉得这就是对“灵感”有无的生动描写。先生在讲“思轧轧其若抽”时，做了一点文字的考证：“轧”字或作“乙”，《文选》五臣注本作“轧轧”，李善注本作“乙乙”，注曰：“乙音轧”（读如亚），“乙”字是象形字，形容鸭子伸长脖子抽气难以发出声音的样子，“乙乙”读如“轧轧”，为音难出之貌。我听了先生的解释，觉得很有趣，形容灵感不来，苦思苦想，文思难出时的情景，倒也十分生动。后来，我也没有做进一步考证，就这样过去了，但每每说到陆机的“应感”说，就想起先生对“乙乙”的解释，这给我留下了鲜明、深刻的印象。

六、《文选》与《文心雕龙》

叔雅先生开了一门课，叫“文选学”，但讲的内容并不是对《文选》的综合研究，而是选讲了《文选》中的一些作品，除前面我谈到的陆机《文赋》之外，还有木玄虚的《海赋》、曹植的《洛神赋》、江淹的《恨赋》和《别赋》等，因时隔已久，又无笔记，所以先生讲的内容记不清了。只记得先生说过，《文选》这部书在唐代早已是一部士人科举的必读书，所以杜甫诗中也有“熟精文选理”的句子，民间也流行着“文选烂，秀才半”的说法，意思大概就是说，把《文选》读得烂熟，秀才就到手一半了。难怪唐代的李善注本流行一时，后来到开元年间又有五臣注本（五臣即吕延济、刘良、张铣、吕向、李周翰）。可见《文选》这部书的影响有多大。先生在讲《文选》时，经常提及刘勰的《文心雕龙》，他说这两部书是姊妹篇，读《文心雕龙》就必须读《文选》。叔雅先生的这些话，我可是听进去了，因为我当时正准备开“古代文论”课，《文心雕龙》是我研究的重点，我还给“文学理论专业”和“文学史专业”的同学开过《文心雕龙》专题研究选修课。我按先生的要求买了《昭明文选》，果然，为我研究《文心雕龙》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首先，昭明太子肖统署名的《文选·序》，是我国齐梁时期一篇十分重要的文学理论论文，这篇论文与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许多理论观点是一致的，可见《文心雕龙》是时代的产物，是六朝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而刘勰也是昭明太子所器重和亲近的文人，他们的文学见解近似，绝不是偶然的。其次，《文选》中的文体分类和《文心雕龙》的文体分类大同小异。《文心雕龙》中涉及的文体名目大约有三十四类，而《文选》中则为三十八类，而且多数名称相同。《文心雕龙》分析问题时举例的作品，也多见于《文选》之中。所以，叔雅先生主张把《文心雕龙》和《文选》作为姊妹篇来研究是很正确的。

七、先生说“校勘”

叔雅先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而校勘学是他成果最多、成就最高的。关于校勘的著作，他先后出版了《淮南鸿烈集解》《庄子补正》《说苑評补》等，他还有一项宏大的计划，拟完成一部《群书校补》，惜尚未有多少进展，先生就于1958年去世了。我虽未听先生系统地讲过校勘学，但他在讲其他课程以及和学生言谈中，多涉及与校勘学有关的一些知识。校勘古籍，涉及文字、音韵、训诂多方面的学问。“一字之微，征及万卷”，这是先生常给学生讲的一句话。在校勘古书时，考证一个字的正误，往往要查阅许多典籍资料，引经据典，以辨真伪；所谓“征及万卷”，就是要查证许多书籍，有许多证据，才能判断其正误。先生常说，读古书，做学问，有三大忌：一是望文生义，二是似是而非，三是凭空臆断。做校勘尤忌此三者。古代典籍在其转抄、转刻过程中，常有错简、衍文、漏字、错字发生，校勘就是要把这些错漏校正。纠正一个错字，或订正一段文字，都需要找到实证材料，望文生义或凭空臆断是绝对不行的。校勘有一条规矩，就是：“孤证不能立论，两证方可立论，三证方能做结论。”我听了先生的这些教诲，觉得从事校勘工作的确不那么容易，但这种精神，不但校勘学之必须，就是对读书做学问，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后来，我读到已故云大教授张德光先生写的《庄子补正·跋》，这是一篇写得非常好的跋文，文字典雅，论述精到，其中有一段文字说：先生常言“前人校释是书，多凭空臆断，好逞新奇，或有所得，亦茫昧无据。今为补正，一字异同，必求确论。若无是训，则案而不断，弗敢妄生议论，惧杜撰臆说，贻误后学而灾梨枣也”。德光先生记的这段话，和我前面记的叔雅先生的言论，内容是一致的。可见这是叔雅师一贯的治学精神，这种精神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八、鼓励学生身边不离字典

我读大学四年级时，有一次到叔雅先生家请教学习方面的问题，闲谈中听先生讲到一件事。听说有一位叫徐国琼的同学，衣服口袋里常装着一本《新华字典》，有的同学取笑他，说那是小学生用的字典，你带在身边干什么？言外之意就是说你是大学生了，还装一本小学生用的小字典，难道不觉得害羞吗？叔雅先生听到此事，他说：“这个大学生才是一个真正想读书的好学生，像他这样的学生就不会把‘荀子’读成‘笋子’了。”原来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小故事，先生在上课时，有一位同学把“荀子”读成“笋子”，这样的错别字出自一位大学生之口，足以说明其读书不认真。叔雅先生常说：“读古书先要过文字关，千万不可主观猜测，似是而非。不懂的字一定要去查字典，或者请教老师，养成查字典的习惯，这是读古书的入门功夫。”先生的这些教诲，我是听进去了，这也和我从事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的教学和研究有关。我给学生上课，虽然也很认真备课，尤其是对引用的古文，不懂的字，遍查字典也要弄个明白才敢在课堂上讲，但是仍然有过失误，有些字乍一看认为已经知道了，其实并没有真懂，似是而非，经过细心查阅工具书才弄明白。所以，我非常重视购置辞典一类工具书，诸如《辞源》《康熙字典》《说文解字》《联绵词典》等，都是我案头必备的书，甚至我读小学时的一本《王云五四角号码小辞典》也已伴随我七八十年了，到如今还是我手边一本常用的小字典。也许有人会觉得好笑，但我还是在实心实意地用这本小辞典。为什么呢？因为我老了，记忆力差，过去识得的很多字往往一时想不起来。再则因我对简化汉字和繁体字的转换比较生疏，而且我写文言文、碑文之类文章多用繁体字，所以有些字常常想不起来，或简繁混用。而这本小辞典是繁体字，顺手查字，十分方便。我说这些似乎已离题了，但读书养成一种爱查字典的习惯，尽可能做到不放过一个自己不认识的字，或者是似曾相识而拿不准的字，即时查字典，尽量避免读错别字，这应该看作是一种读书应具有的基本功。

九、叔雅先生酷爱滇戏

叔雅先生业余时间的雅好，在来云南前我不了解，据说先生也爱看京戏，自从随西南联大来到云南之后，滇戏似乎成了他的主要爱好。这是由于他原来就爱看京戏，或者是来滇后生活环境的影响？我也没有想过。但先生在昆明生活的岁月里，和夫人经常到滇戏院和有滇戏名角清唱的茶馆去听滇戏的故事，我已早有所闻。再加上我年轻时也酷爱滇戏，会操琴，也会唱些段子，所以对叔雅先生爱滇戏的雅好也比较关注。我早就听说先生和滇戏的著名老演员多有交往，譬如抗战期间在昆明滇戏舞台上已走红的名角——栗成之、张子谦、彭国珍、碧金玉等，先生和他们都很熟悉，也是他们的特殊戏迷。从先生《赠栗成之》《送彭郎》《寿张子谦老艺人》等诗中，就可以见其大概。据说，先生和夫人看戏，都是订好座位，包好人力车，而且每一场戏都只是看上半场，到下半场时，包好的人力车准时来接。同时，就是云大校长办公室的一位老工友准时来接场看戏，这位工友年纪较大，成了叔雅先生的好朋友，经常得好戏看。这已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事了。有一次在课堂上，先生突然讲起滇戏来，他说：“滇戏历史较早，但从它的形成来说，是从省外的戏剧传来演变而成的。我最欣赏滇戏腔调中的丝弦腔，音调优美，抑扬高下，细如抽丝，连绵不绝。”他说，这种腔调来源于秦腔。我对先生的说法非常感兴趣，我年轻时在农村学唱滇戏并操琴，知道滇戏有“胡琴”“襄阳”“丝弦”三种基本唱腔，经先生提示，才知来源于秦腔；我操琴时，也特别喜爱“丝弦”。但这都是几十年前的事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已不再操琴，正所谓“此调不弹久矣”，但戏还是喜欢听的。至于说到和先生交好的那些著名滇戏演员，他们的戏我多半都看过，如栗成之、碧金玉、万象贞等等。记得我在北大学习的时候，叔雅先生到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我专程到他的住所北京饭店看望他，正碰到滇戏著名演员彭国珍（记得其艺名叫状元红，可能记不确实）也在场，其称先生为老师，十分亲切。又有一次，在先生家碰到著名京剧演员关肃霜，其给先生送来一条活鲜鱼，也称先生为老师，也十分亲切。文艺界的名家和学术界的学者互相慕名，称学术前辈为师，这也是常有的事，也可以说是文坛雅事吧！

张文勋为文典学馆题字

十、《淮南鸿烈集解》校点本跋

1998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我和殷光熹教授共同点校的《淮南鸿烈集解》，这是叔雅先生青年时代的成名作。我们在点校中，增补了叔雅先生于1946年又亲自批点校勘的二十多条文字，这部《淮南鸿烈集解》当可算是目前最完整的善本。著名学者李学勤教授在《为祖国学术界争光吐气》一文中，认为《刘文典全集》中“所收《淮南鸿烈集解》，系据作者手批本重校，胜过通行的标点本”。我在点校本末写了一篇跋，特收集在这里以纟食读者：

先师叔雅先生尝谓余曰：古籍汗漫，流传千载，转抄之讹误，刊刻之错简者，时或有之。如不加以校勘考证，则句读难通，文义失真，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故校雠之学兴焉！然校雠之学，涉猎甚广，需博览古今，旁通经史，通晓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多学问。纠一字之差，正一句之误，往往穷年累月，呕心沥血，旁征博引，方得确证。亦有毕生求证，竟无所获而宁可存疑者，何耶？盖考证之术，无巧可取，尤忌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即有证也，亦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师训凿凿，记忆犹新，其治学谨严如此，诚乃学界之楷模也。余不敏，未敢专攻校勘之学，然从中悟得学问之道，亦受益匪浅。

《淮南鸿烈集解》乃叔雅先生青年时代之成名作，胡适先生虽倡导白话文，然为本书作序时，破例用文言文，亦可见其对叔雅先生校勘专著之器重。《淮南鸿烈集解》出版后，十年间三次印行，享誉学林。然叔雅先生并不以此为满足，对《淮南子》校勘继续不断，新成果相继问世，先后见于《三余札记》《宣南杂志》等。一九四六年，又将《淮南鸿烈集解》朱笔点校一通，并眉批校勘文字二十余则。条目不多，然其学术价值，自不在文字之多寡也。叔雅先生治学严谨，向为学术界所称道，试观其补校条目之中，有补充旧校者，有出新校者，亦有自纠旧校之误者。如原校《淑贞训》中“逮至夏桀、殷纣，燔生人，辜谏者”云：

“文典谨按：‘罪’，古作鱙，传写遂误为‘辜’耳。《御览》六百四十七引，‘辜’正作‘鱙’。”

一九四六年之补校中，叔雅先生自我否定上述结论云：

“‘辜’字不误。《周礼·掌戳》可证。余据类书改之，实为大谬。《庄子·则阳》篇：‘至齐见辜人焉，推而强之，解朝服而幕之。’《周官·掌戳》：‘杀王之亲者，辜之。’郑注：‘辜之言枯也，谓磔之。’《说林》篇：‘桀辜谏者，汤使人哭之。’是桀实磔辜谏者。《淮南子》书中固屡言之也。余乃荒陋至此，真愧死矣。”

以上所论，虽仅一字校勘之误，而先生能自纠正之；不仅纠正之，且自责如是，不讳其短，坚持真理，诚乃大家风范，足为后学所师法。十年前，余有幸于云南大学图书馆得睹叔雅先生手批之《淮南鸿烈集解》善本，遂萌生编订《淮南鸿烈集解》增补本之念。后曾纳入云南省教委古籍整理规划，并与巴蜀书社商定出版意向性协议。后虽见中华书局点校本出版，余仍不辍整理、校点工作。拟参照中华书局点校本再点校一遍，并将叔雅先生最后校勘文字一并补入，当可成为《淮南鸿烈集解》之最全善本。因杂务干扰，工作时断时续。年初，应刘平章君之请，决定于年内完成此项工作，特邀殷光熹教授校点一遍，并董理全部资料作为附录。至此，叔雅先生之《淮南鸿烈集解》可称完璧传世也。多年夙愿，今日方了，乐何如之！谨陈原委，跋于卷末。

2015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