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试水”_王憨山的事迹
我从湘江的支流而来，穿过急流与险滩，叩问巴峡的归期，万山重重，飞流直湍。
时间进入了1987年，在各方的动员下，王憨山想去长沙“试水”。
也就是说，先拿一批画去省文联，请专家们看看，如果行，他就到长沙举办一次画展。
看来，六十三岁的王憨山在打有准备之仗。(www.guayunfan.com)他并非天生有此本事，只是失败的例子太多，他不得不步步为营。
他不再是那个年轻气盛的青年学子，经历了无数磨难之后，他终于明白：路只能一步步走。
王憨山决定过了1987年春节就前往长沙，拿画去让省城的行家看看，听听别人的意见。
王憨山的这个春节过得特别忙碌，他什么地方也不去，什么客也不见，一个人躲在房子里作准备。这个时候不是画画了，而是挑画了。
从1980年退休到1986年底，他已经画了整整六年了啊。
他画了多少画呢？
足有一个人高，有草图，有正稿。
六年，对于他来说，留下的一捆一捆的草稿与成品，如果没人欣赏，就是一捆捆废纸。
他从数以千计的画作中，一张一张地挑，凡是有半点犹豫的，就换。
蹲在地上帮着挑画的长子雪樵也累得直不起腰来。
王憨山说：“再给我一张一张地铺开。”
雪樵问：“还要看一遍？”
王憨山说：“选出的这些再过一遍细，宁缺勿滥。”
雪樵问：“我休息一下抽支烟行吗？”
王憨山说：“那你就蹲到一边去抽，别烧了我的画。”
王雪樵再来挑画时，王憨山道：“洗了手没有？”
王雪樵说：“洗了。”
王憨山每次翻动画作时，都要先洗手，可见，在他心目中，这些画都是他的宝贝。
1987年，春节刚过。雪，正渐渐融化；风，还夹着寒意。在双峰至长沙的班车上，售票员对着一位穿着臃肿棉袄的老汉说：“你这个麻袋不能放在自己身边，一个人一个座位，快，放到车顶去。”
那不要他的命吗？万一弄脏了呢？弄坏了呢？弄丢了呢？王憨山只一句话：“行个方便吧！”
售票员说：“你的麻袋要紧还是别人坐要紧呢？快快快，车子就要开了。”
王憨山生怕对方来抢他的麻袋似的，说：“我人站着，麻袋放在座位上行吗？”
哟，这倒是一个好主意。
主意是好，就是售票员太难以理解了。要是那一麻袋装的都是票子，你也用不着来坐班车，要不是一袋票子，难道麻袋的屁股比人的屁股还重要？售票员百思不解，笑了一下，说：“只要您能站这么远，那就随您吧。”
春节本来人就多，那个时代，没有其他的交通工具，县委书记才有一辆吉普，班车的拥挤就可想而知了。
这位时年六十三岁的老人就这样一直站到湘潭，以当时的路况和车速，等于站了三个小时。直到车过易家湾才有几个座位空出来。王憨山才屁股落座。
这便是后来广为流传的“麻袋装画”。
这种“新闻”是别人想制造也制造不来的。现在的明星，天天想制造新闻，但他们没有一个可以制造这种新闻。
王憨山此时已入拙境，人生厚重的境界，似乎是一个没有悬念的结尾。
到了长沙，王憨山就去“拜码头”。第一个“码头”就是省文联。省文联虽说不是一个衙门，但要见到有地位有名气的人也非易事。亲帮亲邻帮邻，先找老乡——省美协副秘书长黄定初。
黄定初听完王憨山的来意，很热情地说：“哟，您来得正好，省里正要搞个首届老年人艺术作品展，美协王秘书长主抓这个事，我们现在就去找他。”
王金星秘书长住在省文联机关里，他见到王憨山这身打扮，扛着个这么大的麻袋，已是惊奇，再听完黄定初的介绍，还没看画就大为感动，说：“老同志有这么高的热情，不简单不简单。”
画，就这样一幅一幅从麻袋里掏出，摆在桌上、地上、沙发上，大家一起来观看。
王黄二人大为惊呼，像发现什么宝贝似的。兴奋得四处打电话，约了一班人前来欣赏：
杨福音，时供职于湖南省画院，现居广州，著名画家。
何山，时任湖南美术出版社《画家》杂志主编。
莫应丰，时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著名作家，以一部《将军吟》红遍当时文坛，并获茅盾文学奖。
陈白一，时任湖南省文联副主席、画院院长，著名画家。
这些人来了，当时是一番什么样的景象？
当事人何山在《画家》杂志发表的《王憨山作品选》“前言”中这样描述：
一群西装革履、穿着入时的画家，围着一位满身尘土、好像刚从泥土里扒出来的农村老人。老人身边放着用草绳捆扎着的麻布口袋。
经主人介绍，我们握了手，这种最简单的表示，老人似乎很不自在，他憨厚的笑容、粗糙的手，完全是一副进城走亲戚的老农模样。
主人帮他解开麻袋，取出一幅幅画轴，顿时，使我们大吃一惊。“好画！”大家异口同声，回头再看看这位老人，我们倒有点不自在了。
陈白一先生后来在画展“序言”中写道：
……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高大、憨厚、朴实、诚恳，和他的名字一样，人如其名，多少带些痴气、憨气，不会巧言令色，只会憨笑实干，确是一个忠厚老实还带点蛮气的“宝古佬”。观其画，画如其人，憨厚、天真、朴实无华、自然不琢、落落大方，大方中还显大气，可谓有个性、有特色的花鸟画家。
让我们回到现场。大家看了画，十分兴奋，就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起来。
杨福音说：“我看不是光参加首届老年艺术节的问题，应该搞个个人展览，这个事，我可以帮助来操办。”
莫应丰说：“展标就我来写，‘序言’呢，陈主席来写最合适。”
陈白一说：“行，行，我写。”
后来有人总结：这是一帮多么慷慨相助的好人啊。没有门户之争，没有功利之心。他们为乡下涌现了这么一位老农画家而兴奋。
其实，这只是一个原因。还有另一个原因。
这个原因比较复杂，下面我们来读一段历史资料：
八十年代初，随着“伤痕美术”、“生活流”、“唯美风”、“乡土写实绘画”的出现，有关“现实主义”的真实性问题、有关艺术本体（形式美和抽象美）的问题以及艺术家主体（表现自我）的问题等都被提了出来，而对于这些在30年中被高度意识形态化的诸多理论问题都需要重新思考和认真清理。
八十年代中期，随着'85美术运动的出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则成为问题的焦点，批评家思考的重心也由艺术自身的问题转向文化问题。
1985年7月，《江苏画刊》第七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中国画专业研究生李小山的文章《当代中国画之我见》，直截了当地指出当代中国画存在的严重危机，并对不少当代著名的中国画家给予了尖锐批评。10月，《中国美术报》以“中国画已经到了穷途末日的时候”为题摘要转载，在中国画坛引起一场持久而激烈的争论。一篇批评文章在画界引起这样大的震荡还是前所未有的，也是“文本批评”在其产生的效应方面迄今为止也未能超过的一次“批评案例”或曰“批评事件”。特别是在中国画界形成的冲击波，几乎是“灾难性”的。因为“穷途末日”论、“保留画种”说无异于宣判一个画种的“死刑”。更为关键的还在于，这一“危机论”不只涉及一个画种，更涉及对民族文化和传统艺术所取的态度。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冲击面前，这显然是一个更为敏感的话题。不管当时遭到多少人的反对，现在可以证明，李小山对中国画坛的这一“强刺激”无疑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这段纯学术化的文字，读起来也许不知头尾，有点费劲。简单一点翻译就是：
王憨山遇上时代了，走运了，正碰上了。
这似乎有点迷信色彩，但不管迷信不迷信，现在绝大多数人相信，不过是怕背上“封建思想”的恶名，统一有意识地换成了一个时髦用词——机遇。
机遇就是运气，运气就是机遇。你别以为换了个词性质就变了。
那时，“文革”结束后的美术界从苏醒走向多元，直到1985年，出现了两派。
“西方现代”与“中国传统”成了对立的焦点。
王憨山这种画，属于“中国传统”，而且更进了一步，是对传统文化的光大与写照，所以，湖南美术界不禁眼前一亮。
终于找到你了。
你终于送上门来了。
太好了，一切OK！
同时，这个时代的美术没有成为经济利益的标志。人们为艺术而艺术着。人们只为艺术而欢呼，不太重视画作的所谓“经济价值”。
直到九十年代，一位大陆有名的画家去到香港办画展。别人问他的画多少钱一幅，产生这样一段经典的对话：
画家：你愿意出多少？
对方：二千，如何？
这位画家嘴上吞吞吐吐地：行……吧。心里乐翻了天，二千，真是个好价钱。有点意想不到。
结果人家让他更加意想不到：确实给了二千元一幅，且给的是美元。
大陆的画家们，除了那些极顶级的人物，绝大多数人的画，只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市场。
只有当艺术品完全市场化了之后，艺术与艺术家才会变得鱼龙混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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